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于1933年11月，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区人民创建的。这块红色根据地的开创，和全国各个根据地的创建一样，有着许多共同的发展规律，即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坚持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创建过程中，陕甘边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披荆斩棘，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坚持从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不平凡的成功之路，创造出不少有特色的鲜活的具体经验，凸显了自身特点和独到之处，创建、巩固、发展、壮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西北的一面红旗。南梁政府——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也创造了新的鲜明的特色，不仅在当时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就是在今天看来仍发人深省，值得继续探索、研究和借鉴。归纳起来，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失败中崛起

　　陕甘边区属于西北地区，大革命时，就接受了革命的熏陶。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共产党员受党的委派，纷纷来到了西北。他们像革命的火种，在西北地区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兵运等各项革命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星火燎原燃西北的局面。

　　选择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饱含着血的教训。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终南山，因孤军作战，在敌军重兵“围剿”下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党经过千辛万苦创建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部队，被“左”倾机会主义的忠实执行者所断送，给陕甘边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敌人的重重“围剿”下，1933年8月，渭北革命根据地陷落。10月，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在敌人的“围剿”下失守。由于陕甘边正宁县寺村塬一带游击根据地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连续丧失，陕甘边已经没有一块革命根据地可供红军立足，斗争形势十分残酷。在反“围剿”斗争中，无数革命战士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革命却仍然接连遭到失败，血的教训引起了人们深刻的反思。陕甘边区党组织认真总结了渭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正宁县寺村塬一带游击根据地和照金革命根据地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充分肯定这些根据地开辟与存在的重大意义和历史作用的同时，指出了这些革命根据地有的离敌人太近，有的地方太小，没有回旋的余地等不足之处，这些也是造成失败的客观原因。从而充分认识到开辟革命根据地，开创红色政权，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更重要的是不能脱离实际，必须要面对现实。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选择最有利我生存、发展、壮大的地方，最有利于消灭敌人的地方创建革命根据地，南梁就是这样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一是具有地理优势。在陕西和甘肃两省的边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山脉，统称桥山。南梁地处桥山中段，这里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有利于屯兵养马，集聚革命力量。山大沟深，森林连绵数百里，有险可依。是积粮屯兵的理想之地，回旋余地很大，有利于机动作战，开展游击战争。二是具有政治优势。从政治上看，当时这里是一个陕西省和甘肃省都鞭长莫及的地方，敌人统治难度比较大，是敌人统治力量的薄弱环节。这十分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由于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劳动人民饱受压迫和剥削，有着极其强烈的土地要求和革命愿望，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基础。这些客观条件正是革命军队和红色政权得以生存的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功创建，从危急中挽救了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在经受了生死存亡的重大考验后，陕甘边区的党组织和红军从失败中走出来，重新在西北地区崛起。他们面临着千难万险，不怕失败，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在事关革命何去何从的危急关头，他们当机立断，选择以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并非是失败之后，仓促慌张的抉择，而是经过长期实践，深思熟虑的结果。早在1930年秋天，陕甘边红军的创始人刘志丹就来到南梁，深入考察这里的经济、政治及群众生活状况。陕甘边的第一支游击队就诞生在南梁地区，又被称为“南梁游击队”。1931年10月，晋西游击队也辗转来到南梁地区，与南梁游击队在南梁附近的林锦庙胜利会师。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组建，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1933年6月起，红军南下失败，惨遭重创，在根据地相继陷落的危急情况下，在分析了南梁地区的实情后，陕甘边的党和红军统一思想，增强开创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信心，加快了创建步伐。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史称包家寨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三个重大决定：一是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四十二师；二是向陇东南梁进军，在陕甘边界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三是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区。这三项重大决定很快得到落实。11月7日，在葫芦河川的莲花寺召开全体军人大会，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师政委，刘志丹任师参谋长，黄子文任师政治部主任。红二十六军起死回生，转危为安，重振旗鼓，成功开辟并巩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使陕甘边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失败乃成功之母”，在失败和挫折面前，人们变得聪明起来。陕甘边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区，被称为是“狡兔三窟”之策。这一决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三路游击区，并相应地组建了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县为中心，向南发展，强世清任总指挥，魏武任政委；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杨琪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向北发展，张明吾任总指挥，黄子祥任政委。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开展活动，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进出各游击区，帮助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实践证明，这一英明决策使红军和游击队有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有效地发挥了牵制、打击敌人的作用。“狡兔三窟”的决策，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重要特色之一。一是用足了独特优势。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创建根据地的实践，充分利用南梁离敌人统治中心距离较远，敌人鞭长莫及，以及这里地势易守难攻的优势，化解各种不利因素，从而改变了原来在力量对比上红军处于劣势的状况。二是正确的战略定位。红二十六军的恢复和建立，陕甘边拥有了正规的红军，但是当时的环境还是打游击的环境，陕甘边区党组织从实际出发，采取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作战的办法，形成三个游击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赢得了主动权，打开了新局面。三是灵活的战略战术。由于战略定位的正确，南边的敌人被第三路游击队“别着腿”，到不了南梁第二路游击区，北边的敌人被第一路游击队挡着道，红军主力可以随时到每一路游击区，自由地打击敌人，“将”敌人的军了。在战略战术上，红军和游击队不打消耗战，不死守一地，在运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这就是红军化被动为主动，有力地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创新的战略战术。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特色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有许多工作要做。如选择根据地的地址，建立革命军队，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红色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等等。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全方位地蓬蓬勃勃地开展了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基本形成了五大特色。

　　根据地的创建离不开人民军队发展壮大，武装斗争是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红军是武装斗争的主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配合红军打仗，军民团结，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陕甘边特委领导的照金根据地和渭北等地区的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陈家坡会议后，部队继续扩大，为重新组建红军打下了基础。刘志丹脱险回来后，不到一个月，红军又增加了150多人。为此敌人十分恐慌，派出重兵“围剿”。红军采取突然袭击、暗攻巧取的战术，获得了合水战斗的全胜，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和合水县革命群众的对敌斗争热情。这次战斗的胜利，对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极为重要。但是约500名红军面临1000多个装备精良的敌人，他们采取“蘑菇”战术，把1000多个敌人拖得只剩下800多人，选择有利地形，彻底打垮了敌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红军在运动中采取“避实就虚、避强打弱、敌疲我打”的战术，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拉开了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序幕。红二十六军重新创建后，全歼新堡子民团，拔掉荔园堡这个楔在南梁地区的反动据点，为南梁地区的人民除了一害。为了解决初创南梁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棉衣问题，红军飞兵攻打合水县城，又是飞兵奇袭，又是大获全胜。红军利用休整期间，大力发展游击队。在游击队英勇机智的战斗中，将南梁中心区域的民团、土匪彻底清除，使南梁根据地迅速扩展，纵横达100余里。敌人胆战心惊，不断加紧“围剿”，企图扑灭已经燃烧的熊熊烈火。红军对此作了精心准备，与游击队相互配合，在蔺家砭消灭敌人两个连后，又飞速消灭了民团，自制土炮，攻下高家寨子，骑兵团在李家梁获胜，四战皆捷。在西华池，红军利用有利地形，骑步兵配合，以少胜多，全歼敌人一个团，缴获轻重武器1000多件，俘虏敌军700多名，此役被称为西华池大捷。这些战斗的胜利，既是红军英勇奋战的成果，也是广大根据地人民积极扩红，为部队输送兵源，做好收救伤病员的工作和经济、后勤等各项保障工作的成果，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发展和巩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双管齐下，是南梁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一大特色。由于条件不成熟，革命根据地不可能马上建立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陕甘边的党组织和红军认为，开辟一块革命根据地，必须要做到军事工作和群众工作双管齐下。二者缺一不可。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支援军队；军事行动的胜利，不仅能提高军队的士气，也能提高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充分体现了双管齐下的特色。红二十六军重新恢复后进行了整编，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并马上派出刘约三、吴岱峰等军事干部，到平定川一带组织地方游击队和第二路游击指挥部。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庆阳、合水、保安、安塞游击队先后成立，1934年1月第二路游击指挥部正式成立。庆北、定边、华池等地方武装陆续建立。他们为创建和保卫南梁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师党委又做出决定，派张策为42师党委特派员，到南梁一带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建立党组织。并决定待习仲勋养好伤后，也到南梁一带开展群众工作。经过这些干部深入到农民之中，宣传革命道理，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南梁一带穷苦农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在党的领导下，首先在金岔沟成立了第一个农民联合会，接着又在白马庙川、玉皇庙川等地成立了农民联合会，并在这些地方成立了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赤卫军等组织，开展了打土豪，斗地主，分粮食、财物、牛羊的斗争。红军利用战斗空隙，以连队为单位分别到平定川、白马庙川、二将川、太白川一带，宣传政策，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充分发挥红军战斗队、工作队的作用。1933年11月25日，在小河沟四合台创建了南梁地区第一个乡村苏维埃政府。决定建立南梁后方工作委员会，领导和开展南梁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正是在双管齐下工作方针的指引下，根据地的军事力量日益壮大，群众组织迅猛增加，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蓬勃发展起来了。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一块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初建时一无所有。南梁地区虽有许多优势，但也存在着不少困难。根据地开辟后的首要任务是创建红色政权。1934年2月25日，红四十二师党委主持，在小河沟川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选举产生了根据地的临时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教等委员会。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成立了威震八方的农民联合会和赤卫军大队。对此，国民党统治者惊恐万分，于3月初纠集了8个团，兵分8路对南梁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为避敌锋芒，师长刘志丹等率领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打击敌人。敌人进入南梁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先后用铡刀杀害了农会主任白杨珍、地方干部曹思聪和红军修械所工人李青山等6人，活埋了游击队员、地方干部和群众数十人，随后又扑到保安县(今志丹县)，抄了刘志丹的家，挖了刘家祖坟，杀害了刘志丹的数名亲人。在反“围剿”斗争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率领游击队掩护群众，坚壁清野，灵活运用战术战法，奋勇杀敌。红军主力外线作战的节节胜利，加上根据地内线斗争的有力配合，迫使敌军很快退出了根据地。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政府下设粮食、财政、经济、土地、肃反等委员会，附设放足、禁烟、禁赌委员会，相继建立了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工会、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边区党政军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体现了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的精神，政府体察民情，深得民心，在经济发展上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各县也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根据地的工作得以全面开展。

　　土地革命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任务。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从实际出发，依据以往开创根据地的经验，制定土地革命政策，其主要内容有八条：一是没收地主和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留给其能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二是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耕一年；三是中心地区分土地，边远地区不分，随着苏区的扩大，边区变成中心苏区后再分配土地；四是田、青苗一起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青苗，如分田不分青苗会降低农民积极性；五是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六是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七是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八是争取和与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特色非常鲜明。第一条的内容就与众不同，他不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全部土地，只没收出租部分的土地。而且，参加劳动的地主可以分地。这在其他地区是比较少见的。由于陕甘边区地广人稀，山地基本没有人种，因此，不做分配。边缘区暂不分配土地，也就是土地分配暂缓，要等发展为中心地区，条件成熟了再分配。这些政策简洁明了，操作性强，便于落到实处。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时期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务)、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两个结合充分显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

　　统一战线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一大特色。陕甘边党组织十分注意政策和策略，对敌人不是搞一刀切，而是分化瓦解，区别不同对象，对于顽固不化的坚决予以打击，对于可以争取利用的，就争取利用。在陕甘边这片土地上，除了广大群众外，还有哥老会、民团、土匪，等等。红军作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工农民主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对民团的政策有三条：一是对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不侵犯关系，如对罗连城、何子新等；二是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赵老五、梁邦栋等；三是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其向我们靠拢。对土匪的政策也是三条：一是对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二是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如杨谋子之类也予彻底消灭；三是此外的一切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如对郭宝珊、梁占奎就是这样的。政府还制定了各种社会政策，指出，一是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多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联系。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工农民主政府则发动群众清除，不直接出面干涉。二是对哥老会、红枪会、硬肚、软缠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内这类组织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在这一点上能争取和改造他们。工农民主政府对白军俘虏政策也明确规定，对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红二十六军的排长、连长很多是从白军中来的。从以上这些政策可以看出陕甘边党的领导的政策性是很强的，而且很善于做统战工作，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政策，充分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同时也为党的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陕甘边的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当地革命实际的成功范例。南梁革命根据地成立时间较晚，他们虚心学习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提出了要走井冈山的道路，刘志丹等人组织党员和红军战士学习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断提高对中国革命、对红色政权的认识，提高自身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并以此来指导革命实践。陕甘边根据地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体，坚持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成为革命的大本营，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的。陕甘根据地的创建特色也可以归纳为艰巨性、独特性、全面性、灵活性和辐射性。艰巨性：土地革命时期，全国每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都是不容易的。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尤为突出。一是敌人的强大险恶。大革命失败后，陕甘边区的共产党人在开展兵运工作中，经历了70多次的失败，几乎没有胜绩。但他们百折不挠，信仰坚定。二是我方力量的弱小。革命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既要经受战争的考验，又遭遇党内错误思想的打击，数次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却终于在风风雨雨中顽强地壮大起来。三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的难度更大。一波三折，两易中心，革命根据地一建立，往往成为敌人袭击和“围剿”的目标。形势的险恶、任务的艰巨触目惊心。独特性：南梁地理环境是陕甘边独有的，以南梁为中心陕甘边革命地创建的独特陛，也由此而产生。南梁地区山高林密，便于打游击，但也便于土匪出没。为了防土匪，村村寨寨都设民团，民间组织也比较多，加上国民党军队等，统战对象层次多，范围广，这使南梁根据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统战工作。“狡兔三窟”的战略决策，也充分体现了南梁根据地的独特性。因为这一决策本身就是因地制宜的产物，没有桥山山脉作依托，也就无法制定这样的决策。全面性：是指南梁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群众工作等各项工作都做得比较到位。灵活性：是指军事上的随机应变，政策上的灵活机动。辐射性：是指影响力。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西北地区影响是很大的，晋西游击队、陕北游击队等都深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