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临夏州经济社会特别是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为了解决全州人民的吃饭问题，临夏州委一班人深入农村认真调查研究，结合实际在全州实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的改革探索，对于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起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实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的背景

　　临夏州委出台包工包产和大包干到户的政策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遵循了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1958年以来，临夏州由于受到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和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粮食产量大幅减产。1959年粮食总产比1958年的2.456亿公斤减产14.6%；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9.9%；1961年，因部分地区受春雪、夏旱、秋涝等灾害，粮食总产锐减为1.098亿公斤，又比1960年减少34%，比1958年减少77.7%。粮食急剧减产，农民生活极度贫困，但粮食工作上的瞎指挥、浮夸风继续蔓延，层层加码征购任务，层层搞机动粮。1959至1960年，省上分配征购任务9250万公斤，州加机动粮750万公斤，1959年实际征购9486.5万公斤，占总产量的45.2%；1960年征购5396.5万公斤，占总产量的32.4%；1961年征购3553万公斤，占总产量的32.4%。三年中每个农民年均负担征购粮77.6公斤，比1957年增加13.3公斤。1961年农村人均留粮仅47.3公斤。1959年6月,临夏州部分地区原粮供应就已经由12两下降到3-4两,有的甚至1-2两。

　　粮食问题首次提到州委议事日程的是1960年1月13日召开的州委全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人反映和政县（合并广河县、康乐县之后的名称,当时全州行政区划为一市二县）由于粮食问题而引起的浮肿病、人畜死亡等严重问题。州委遂于1月18日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和政县粮食问题，并派沈遐熙、马永祥、郭丕昌去和政帮助开展工作。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州委领导带着问题，深入基层，深入生产一线认真调查研究，于1960年3月25日发出《关于做好1960年“三包”工作的通知》，“三包”就是包产、包工、包投资。“三包”对农业生产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没有及时兑现超产部分的奖励，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1960年10月，根据省委的指示，州委发出《关于开展小秋收的紧急指示》，提出以“低标准、瓜菜代”的应急办法，开展以“三代（代食、代副食、代畜食）、“六野”（野粮、野菜、野果、野肉、野油、野药）为中心的小秋收运动，这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农村严重缺粮的问题。1961年元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五个省的慰问团到临夏州慰问，送来了急需的救灾款和红糖、红枣、棉布、棉花等物资，缓解了部分灾民生活缺粮、缺衣、缺燃料的状况。

　　二、解散公共食堂

　　随着灾情的加重，全州农村缺粮的情况也在不断加重，全州到1961年因饿、因病等原因死亡的人口达到6.5万多人，占1958年底全州农村人口的7.9%。人员外流现象也非常严重，东乡县外流人口达到5287人，和政县外流人口达到3716人，浮肿病患者达到2442人，耕畜的非正常死亡情况也十分严重。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饥荒，州委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农村公共食堂上。在认真调查研究、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州委向省委通过简报方式呈报了《关于公共食堂所有制、分配等问题的调查情况》，反映了群众都不愿在食堂吃饭的情况。当时的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到临夏市新集公社调研，在一个食堂内询问愿不愿在食堂吃饭时，除一个人表示愿意外，其余的人都表示不愿意，这个表示愿意的人竟是食堂管理员的老婆。1961年5月13日，在州委召开的州、市两级党员干部大会上，汪锋正式宣布解散食堂，在全省率先解散了食堂，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欢迎。

　　三、推出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改革措施

　　连续三年的农业欠收，加上人为的铺张浪费，使全州缺粮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州委在1962年6月给省委的电报中称州内“粮食安排十分紧张，病情严重、人口外流、死亡现象不断增加，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如何有效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农业生产发展探索出更好的路子，成为当时全州各级党组织的头等大事。

　　此时，严重的旱灾导致夏粮减产已成定局，连续几年在生活、口粮上维持“低水平、瓜菜代”的群众对集体经济的不满和怨恨也进一步加深，社员出勤率很低，田间管理也很差，长期以往形成了恶性循环。针对这个情况，在领导层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认为，仅仅扩大小自由也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州委一班人按照列宁“退一步，进两步”的思想，决定在农村进行改革，推出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的改革措施。州委分别于6月16日、21日和7月30日，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接连发出了《关于建立今年夏收秩序的紧急措施》、《关于今后恢复农业生产时期的临时紧急措施的意见》和《关于今后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等三个紧急通知，要求全州各级党政组织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

　　一是在条件好的地方，仍维持生产队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形式，继续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决不能动摇。

　　二是实行包工包产到组的生产队，教育群众仍坚持生产队核算，如群众不同意集体核算时，可在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原则下，实行包工包产到户的办法。

　　三是生产基础破坏很大，群众情绪低落，困难特别严重或者大多数群众坚决要求包干到户的地区，可实行大包干到户的办法。

　　州委同时指出，不论采取哪种办法，都应有利于当前生产，巩固集体经济，教育广大社员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根据州委的通知，到8月上旬，全州8621个生产队中，有7080个生产队实行了“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82.2%。这个速度是惊人的，说明这个政策受到了各族干部群众的拥护。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在7月25日至8月24日召开的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明确批评了“包产到户”。

　　9月中旬，甘肃省委派出省委副书记张鹏图到临夏来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认为临夏州委在领导农村工作中迷失了方向。州委于是向省委写出了《关于临夏地区“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问题的检查报告》，承认州委犯了错误，分析查找了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并对如何纠“错”提出了初步计划。

　　10月5日，中共甘肃省委将临夏州委的《检查报告》呈报西北局，并报中央和主席。省委认为，所谓“包工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所谓“大包干到户”，实际上就是“分田到户”，两者都是把农民从集体主义道路引导到单干的道路上，因而这种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是方向性的错误，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

　　10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批转《甘肃省委关于临夏回族自治州推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的检查报告》。西北局认为，临夏回族自治州70%以上的生产队在短时期内迅速解体，这是西北全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这是自治州党委有组织有领导地推行所谓“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的结果。这个错误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对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把困难看得过分严重，以致在政治上发生了动摇，怀疑“三面红旗”，离开了我党坚决领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这条根本路线，因而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就这样，在临夏州推行的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措施刚推开不久就夭折了，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比较长，纠正单干的工作到1962年底才基本完成。就是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农民群众自主地收获了夏田和秋田，减少了浪费和贪污等损失粮食的环节和因素，尽管粮食因灾减产，但农民个人的口粮却增加了，这次改革拯救了成千上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受灾群众，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四、临夏州实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改革探索的启示

　　一是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临夏州实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改革探索的实践说明，临夏州党的组织和广大干部能够敢于如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敢于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敢于在实践中探索创新。

　　二是能够坚持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临夏州委一班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冒着如此大的政治风险，能够做到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干人民之所盼，研究探索恢复生产、共渡灾荒的改革措施，以实际行动进一步维护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关系。

　　三是努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临夏州六十年代初在全州范围内实行的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改革探索，实际上是一次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大胆实践，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有效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五、这次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对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贡献

　　一是为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尽管这次改革在实施不久即遭受到错误批判而夭折，但其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却深深地植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广泛而深入的群众基础。

　　二是为农村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正是由于临夏州的这次实践和尝试，同其他省份一些地方进行的探索一样，共同为三中全会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