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敬爱的张执一伯伯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有幸与大家一起共同怀念这位我党杰出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人，父母的老领导、老战友，我所熟悉所敬仰的张伯伯。

　　早在儿童时代我就认识了张伯伯，在爸爸妈妈那儿，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机智勇敢对敌斗争的故事，这些故事无疑在我幼时的成长道路上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而他那些即坚持原则铁面无私，又灵活机动富于人情；即嫉恶如仇敢于斗争，又热情豪爽乐于助人；即交友广泛肝胆相照，又诤言批评胸襟坦荡；即党务军务严谨持重，又诗情文采浪漫多才的一个个故事，则展现给我一个真正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共产党人的形象。

　　我的父亲奚望高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即在张伯伯领导的湖北战时乡村教育促进会工作。在上海仍是在张伯伯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我的母亲褚玉洁是由她的表叔杨显东送往陶铸同志创办的汤池训练班学习，之后，又在张伯伯创办，叔公杨显东任所长的“鄂北抗大”-茨河手纺织所工作，从而在张执一伯伯、王曦阿姨领导下参加革命的。我们两家保持了长达七十多年的友谊。

　　在乡促会期间，受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委托，张伯伯率领我父亲等参与了名垂史册的武汉、均县难童大转移工作。这一工作，在张伯伯的各种史料中却很少提到，我父亲生前也未提及，直到十集电视纪录片《难童》播出，以及回忆录《民族之魂》一书出版，记录了他们当年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张家子女和我才知道。本可居功却不张扬，我看到的是张伯伯他们可贵的人格魅力。

　　在乡促会期间，我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的夫人被坏人纠缠欺负。张伯伯出于对先烈的崇敬，不怕报复挺身而出，带领我父亲等人痛打了那个坏家伙，有力的保护了烈士遗孀。这就是有情有义嫉恶如仇的张伯伯。此事，张伯伯从未张扬。我也是在父亲重病陪护在侧时，在和他的闲聊中获知。

　　1941年1月湖北茨河党组织被破坏，父亲被捕。母亲因临产被拖出押解队伍。母亲迅速机智地转移走两位女党员，即躲到山上生下我的大姐奚一生。在举目无亲的恶劣环境下，是张伯伯秘密安排其母张太婆、妹妹张翠兰  、表妹苏德耀，在特务的秘密监视下，前往送饭并伺候月子。母亲后来告诉我们，那是极其危险的，张伯伯是敌人一直追捕的人，此举很可能给敌人以口实，抓捕其母和两个妹妹。张伯伯就是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爱护同志的共产党人。

　　事实上，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北，还是在解放前夕的上海，张伯伯的母亲和王曦阿姨的母亲，都帮助子女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张太婆就曾在湖北谷城开设豆腐店，作为党的地下交通站。我的父母生前常说：“老张挨整太说不过去了，他是一个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一切甚至家人的人”。解放后母亲调到北京工作，第一次见到张太婆时，老人高兴地连连说：“玉洁啊，天亮了，我们不用担惊受怕了”。可见，儿子参加革命，给母亲带来了半世惊恐。而这位被父母战友们尊称为“革命母亲”的老人始终坚定地站在儿子身后，默默地支持着他。张伯伯把自己的亲人们拖进艰苦而危险的革命活动中，是现时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但这就是那个坚定信仰执一不二的张伯伯。

　　记得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母亲带领我们在楼后开荒，种了一些湖北家乡蔬菜。每逢周末，妈妈会早起，采回蔬菜让我或我哥哥奚强生给张伯伯和其他战友家送去。张伯伯则每次都会从书柜中找出珍藏的配给他的罐头，让我们带回。在那个时期，真是弥足珍贵啊。后来听说，他由于体胖，工作累，消耗多，加上营养不良，曾经在工作岗位晕倒。这就是我见到的爱护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胜过爱自己的张伯伯。

　　很多到过张家的朋友都知道，张家庭院内有两棵柿子树。每逢秋天果熟时，张伯伯都会亲自给很多民主人士、宗教界人士、老战友送去。我们家是每年都会见到张伯伯亲自送来的。张伯伯家自然高朋满座，我的父母论资格论地位都不在其列，但张伯伯却每每亲自送来，足见他是个不势利、念旧情的人。是真正把革命斗争年代建立的同志情、战友情珍藏着的共产党人。

　　我哥哥有几次搭他的车去学校，顺便帮他搬运柿子。就曾眼见他送柿子给一些宗教界人士家、民主人士家。这就是那个在极“左”时期曾被斥责为“投降主义的统战工作，吃吃喝喝的统战工作”的统战部长“。一个未用公款而用自产水果搞统战公关的统战部长。他是真正把统战对象首先作为真诚朋友的人。难怪直到今天，党内外还有那么多人甚至他们的后代仍怀念着他。

　　由于张伯伯一贯的不唯上敢直言，不盲从不屈从的性格，从”四清“始到”文革“内乱，他经历了不应有的残酷打击。在这段时期，我近距离接触并感受到了他的许多高贵品质。

　　文革初期，抄家之风席卷北京，张伯伯敏锐的预感到，自己很快会被抄家。但他做出的第一反应却是，要转移珍贵的全套马恩列斯全集，以免散失或被毁坏。于是连续两天，我和他的二女儿张江生，像搞地下工作一样，在远离张家的地方交接书籍，藏于我家。由江生姐和我大姐交接，将珍贵的线装本《毛泽东选集》藏于儿童医院我大姐的更衣柜中。不久，我父亲被揪，我家也告急了。为了书籍安全，我和江生姐又演绎了一场街头交接，然后转移它处。据后来了解，对张家的抄家极其彻底，连沙发都一一劈开，许多珍贵书籍、纪念品遗失。张伯伯如此保护这些理论书籍，是他的信仰精诚所致，也是他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表现。早在战争年代，他就学习研究理论专著，在党内第一个写出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文章。并在长期的统战工作、民族工作中写下大量很有见地很有价值的文章，有些至今仍为大学教材。他的工作曾受到毛主席的关注和表扬。这就是我眼里的”上马击狂胡，下马著文章“的传奇的张伯伯 。

　　由于被造反派残酷殴打，张伯伯内伤外伤沉重。我的叔公杨显东、叔婆汤汉清等许多他的老朋友老战友劝说他躲避一下，就这样他到我家养了一段时间伤病。叔婆汤汉清还拿来珍贵的云南白药精为他治伤。而我则有机会在侧聆听革命故事聆听人生教诲。

　　那时，青年学生以造反为荣，以批斗老师、老干部为荣。我常回来向他叙述学校和社会发生的事。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党内隐藏有那么多叛徒特务走资派，1949年胜利的应该是国民党吧？“这句话使我茅塞顿开，从此，我从不参加对老师和老干部的批斗会。

　　在那段日子里，我看到张伯伯每天伏案疾书及至深夜，赶写王阿姨陆续带来的许多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历史证明材料。我曾多次看到他拍案而起怒骂不绝，他是在为那些老同志鸣冤叫屈。他如此不顾伤痛赶写材料，是为了他们能早一天解脱。这就是爱护党的干部、爱护战友、爱护老部下，即使自己身处逆境也要仗义执言的张伯伯。

　　张伯伯的到来，还使我感受到了他们那一代革命者深深的友情，以及面临危机相互照顾共渡危局的战友情谊。

　　张伯伯来到我家的当天，妈妈就严令我们，今后不准带任何同学来家里，也不许对任何人讲。我们知道这是为了张伯伯的安全。有一次，张伯伯牙肿了必须去医院，而附近的回民医院临近他常去的伊斯兰教协会。临出门前张伯伯竟然化起妆来，他笑着说”那里认识我的人多，被“伊协”造反派发现了，我们都完蛋“。他其实是怕连累我家。于是我母亲搀着他，俨然一对老夫妻一样向医院走去。他们又回到了秘密工作时代。后来，一位湖北老战友也躲来我家，回去后在当地造反派威逼下，交待出躲在我家。父亲单位接到湖北方面来函，立即召开批斗会，勒令父亲交代窝藏过哪些叛徒特务走资派。父亲坚不吐实，并告诉妈妈”一旦被问及，决不能说出老张，我反正已经犯了窝藏罪，而且顶着叛徒罪名，一旦供出老张，他又要被扣上勾结叛徒，串联叛徒的罪名了“。现在想来，这是那个荒诞时代昏暗的天色中闪现出的党性光辉、人性光辉。

　　粉碎”四人帮“后，张伯伯终于平反重获自由，他很快就安排在前门烤鸭店宴请我们全家。我当时在山东工作，未能赴宴，但哥哥后来告诉我，桌条上工工整整的写着我的名字。已经重新身居高位的张伯伯、王阿姨竟然如此细心，没有落掉我这个小青年。而之后了解的事情更是令我们全家唏嘘不已，因为也正是那一天，张伯伯获知自己得了癌症。而听说在饭桌上他依然谈笑风生，置之度外。这使我联想到他在敌人监狱里，面对死亡毫不畏惧的英雄气概。在生活里，面对死神的通知书他也竟然如此英雄。

　　之后不久，我回到北京去看望他，这是他自文革失去自由后第一次见到我。他亲热地捧着我的双颊，久久不放。身后桌上摆满了在纸头上、烟盒上书写的诗稿，他在抢时间整理狱中诗稿。我相信，他是要将自己毕生积累的精神遗产留给党、留给人民、留给子女。

　　如今，他那本诗集《行踪吟草》，常摆在我的书桌上，每当翻开书页，扑面而来的是他爽朗的笑声，是他愤怒的呼喊。他的诗很精彩，但他的人生诗篇更精彩，这是我们后来人应该永远珍藏的无价之宝。

　　奚一生 奚康生 奚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