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是位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的好党员、好干部，大家都说他“人缘”好。在家里他来往的客人最多，在医院里探望他的友人最多，在工作岗位上找他接谈的基层干部最多。在他的朋友当中，有负责同志，有一般的工作同志，甚至还有普通的工人、服务员等。来找他的人，有的是北京的，有的是外地来的，无论是否有所求，他都一视同仁，亲自接待，认真倾听客人的意见，了解下面的情况，回答客人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对客人合理的要求，他总是多方设法给予帮助；对不合理的要求，则加以分析，讲明道理，说服对方，耐心地帮助同志们解决思想问题。谁都说他爱管“闲事”。他有一个大纸夹，就专门存放这一类的“要求”。哪怕是在他自己被迫害时期，他都不忘帮助别人，不放弃管“闲事”。

　　记得那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父亲还只拿三十元生活费，在“造反派”眼里还是个受“管制分子”，当得知一位老战友只身病在三门峡市，不摘掉“右派”帽子就回不了家时，他为了抢救这位老战友，冒着政治风险，到处写信，到处求援，想方设法，在一些已经重新工作的老战友们的帮助下，为这位病重的老同志争取摘了右派帽子，让他能够回到北京治病。随后，为了这位伯伯的治疗，父亲又去挤公共汽车，四处奔忙。这样的事，又何止这一件呢？

　　比如，政协机关有一位理发员同志，在“文革”中被错误处理，遣送回农村，生活很困难。“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来北京找到父亲。那时父亲正患重病，半个月中连开了三刀。但在他脑子稍许清醒一些时，依然不忘对来看望他的有关负责同志提出这事，终于使这位老师傅得以平反，回到了原工作岗位。从此，这位老师傅非要义务为父亲理发，就是在父亲病重住院期间也不间断，谁也阻拦不住。父亲临终之前，他还到医院为父亲理了最后一次发。

　　我父亲不仅热情对待同志，对左邻右舍也是一样。我们家在北京那条胡同里住了将近三十年。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他“张爷爷”。他对邻居们的一些困难，总是尽力帮助解决。有一次，有位管公用电话的退休老工人想为儿子买一辆摩托车，在门口碰见父亲，只提了一句，父亲二话没说，当即把我小妹夫弄到的一张摩托车票送给了这位老工人。父亲去世后，胡同里不少老工人、群防站的医生都对我们说：“张老真是一个好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多好的人啊！他活着能干多少好事啊！”

　　我们的父亲为人正直，关心同志，爱护同志，敢于直言，特别是敢于为那些受冤枉的人和事鸣不平。同时也敢于批评一些同志的错误。不少同志生活有困难，也爱找他。他曾帮助很多同志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解决其生活困难。他对那些一时受了委屈的同志，不是疏远他们，更不会落井下石，而是更加关心和爱护他们。有一位伯伯受批判后，由于心情苦闷，一人在街头散步，父亲正好坐汽车路过，看见后马上下车去安慰他。还有一位伯伯受批判后，父亲还专程去看望他。父亲敢于为一些不平的人和事鸣不平，甚至在自己受到“四人帮”的迫害时，也是这样。有位叔叔，因战争年代直接领导他的同志已经牺牲，使他某个阶段的历史经历无法得到证明，被冤枉了二十多年。当这位叔叔因偶然原因来到我家，向父亲提及此事时，父亲不顾自己当时的艰难处境，挺身而出，为这位叔叔写证明材料，使他的冤案得以澄清。父亲在弥留之际，还为一位老中医平反的事，口述了自己的意见，叫人做出记录，向有关单位作了反映。以致在他过早地去世后，还有叔叔在受了委屈后，一直在讲：要是老张活着就好了。在他的心目中，父亲是会为他仗义执言的。不过，父亲并不是一个无原则的“老好人”。对错误的人和事，他从不迁就，敢于批评。有这样几位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错误，也整过父亲，“四人帮”垮台后，他们找到父亲，要求父亲为他们说几句公平话。父亲严肃批评了这几位同志的错误。他的批评是严肃、坦率的，态度是诚恳的，胸怀是宽大的，这使那几位同志深受感动。父亲还将他们的要求向上级作了反映，叫人心服口服。父亲确实是个宽厚的长者。

　　父亲生前关心青年，爱护青年，因此，他不仅有不少老年朋友，中年朋友，还有不少青年朋友。有不少青年人愿意找他谈心，谈他们的想法。父亲总是对他们的正确方面给予支持和鼓励，对错误的则进行耐心教育，坦率的批评。而且还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父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那样热爱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他对我们兄弟姐妹经常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我弟弟在农村插队时有个朋友，他父亲去世后，他妈妈要他去美国同她团聚。在他临行前，当时只拿很少一点生活费的父亲，仍然挤出一点钱请这位青年来家吃饭。他说：“现在没人管这类事，我就要做工作。”妈妈亲自下厨做饭菜。席间，父亲一再鼓励这个青年要好好学习，出国后，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要对得起祖国，不要做有损于祖国的事。这个青年是第一次接触到像父亲这样的高级干部，他目睹父亲在如此困难的境况中，还不忘为党工作的情景，很是感动。父亲总对我们说，第一代华侨像孙中山先生那样，前仆后继地回国闹革命；第二代华侨回国搞“实业救国”；第三代华侨抛弃国外的优裕生活，回国建设祖国。他们都遇到很多困难和挫折，可他们并不气馁，想的是要使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祖国振兴、富强起来。即便有些加入外国籍的人，也积极热心地把先进科学技术介绍、传送回中国，也是想要使中国早日富强起来，不再受外强的欺侮。

　　父亲的生活很俭朴，在家庭中也从不搞特殊。吃饭时，母亲考虑到他身体不好，另给他做一小份可口的菜，他也要与大家共同享用，坚决不吃独食。他只有一套是比较像样的衣服是用来参加重要活动和出席会议的“礼服”。其他多是旧衣服，真是破了又补，补了又穿。有时妈妈实在看不过去，为添一件新衣服，两人总要闹点小“别扭”。可是，另一方面，爸爸又特别大方，不是接济一些有困难的朋友，就是去帮助一些孤儿们。外地有些人送他一些东西，他总坚持要付款。我们子女谁也不敢任意收别人送的礼物。他的理论是：他们大多是低工资者，我怎能白吃他们呢？如果是用公家的钱买东西，我收了，那不是害了他们吗？经常出现的这样一些额外的开销，弄得每月工资都不够花。家中有了一些付了钱的“礼物”，他又到处送人，妈妈对此也毫无办法，我们对他这样的花钱也都习以为常了。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用他的一生教我们如何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父亲逝世已经近30年，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已经不大出门的叔叔、阿姨们，拖着年迈体弱的身体前来参加我父亲的纪念活动；看到父亲生前战友、同事的后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看到父亲生前经常念及但却没有给予特殊照顾的家乡父老乡亲及亲戚们；看到父亲生前与友人们共同建立的诗社如今得到发展壮大；我们深受感动！这说明我们父亲的人格魅力依然在存在。

　　在此，我代表我母亲以及我们全家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