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41年夏天到1943年春天，同执一同志相识并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的。

　　1941年夏天以前，我在五师十五旅政治部锄奸科工作，随部队撤退到湖北京山南山后，在新的十五旅，我先是在政治部锄奸科工作，不久，就被调到新组建的十五旅特务队，习惯上，我们称作手枪队，任指导员。特务队员有20多人，是从旅、团领导的警卫员和一些营部通讯班长中选调来的，都是共产党员。装备在当时也算是不错，一色的驳壳枪、快慢机，子弹也比较充足。当时没有队长，队长是打侏儒山时调来的，是位老红军，叫胡元臣。

　　我们当时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跟着执一同志开展新区群工工作。

　　我们集中起来没有几天，就跟执一同志和44团的一个营，来到天汉湖区，从汉川的杨树沟夜渡襄河，直插到汉阳蔡甸近郊的索河地区。在那里，我们遇见了汉阳县委书记王文斌及肖利三、肖文安父子。执一同志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也了解了当地情况，并很快找到万流一、甘学标、刘杰三等同志。当时有不少人来找他，他也托人捎信找一些人来谈话，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伪定国军第一师汪步青部队的情况，了解得很细致、深入。如对汪部的编制：有几个团？各团下属几个营、连、排？其当官的姓名、哪里人、有无亲属在我区、为人如何？其属下的武器、人员情况，其所在据点工事构筑情况等。他了解这些情况，并通过各种关系找来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士谈话，争取他们为我工作。这些工作对日后“三打侏儒山”起了很大作用。

　　在襄南期间，执一同志多数时间是只带我们手枪队跟着他活动。有时也有44团一个连或一个营跟我们一起活动。当时我还不到20岁，像这么少的人深入敌占区活动，还是第一次。所以特别小心。每到一地，我都注意察看地形、安排住所、了解住地情况、预计好发生情况时的转移路线，以保卫执一同志的安全。当时我也年轻，精力充沛，又受过保卫工作培训，警惕性较高。执一同志对我很信任。我对执一同志也特别钦佩，感到他交际很广，认识人也很多，知道的东西也多。他布置给我们的任务都很具体、细致、周到，要求也很严格。使我增强了完成任务的信心。

　　他非常注意在具体工作中锻炼我们。我记得，刚到汉阳索河地区不久，他就布置我带一、两名手枪队员到敌人据点附近，以及敌人经常出入的地方侦察情况，如遇到敌方人员过往，就相机进行抓捕，经审查盘询及宣传教育后再释放。经过多次这样的锻炼，不仅我的胆子增大了，而且也增强了我独当一面工作的能力与勇气。

　　执一同志到襄南地区，还有一个任务是为部队筹款。他除了调查了解敌情外，还要千方百计设法到敌占区，通过伪维持会、商会向资本家筹募抗日经费。这项工作起初开展得并不顺利。例如，汉阳蔡甸镇商会会长朱新元，是蔡甸最大的绸布店老板。他抗拒不办，并带威胁地对送信人说：“我没有钱，你们要钱就自己来吧！”对于这种顽固分子，只有把他抓来加以惩罚。朱新元的商店和住家在蔡甸敌据点内，并且离日寇驻地较近。于是，执一同志在布置44团一个连对蔡甸、黄陵矶、大集场分别袭击时，派我率手枪队员，由毛老幺、项羽二同志领路，借部队机枪火力封锁住敌据点出口之机，直奔朱新元家，将他拘捕回来。朱新元被关押一段时间后，乖乖地如数缴了筹款，还接受了罚款惩罚。这一行动，不单教育了朱本人，更震慑了敌占区资本家和为敌服务的人员。此后，这项工作的开展就顺利多了，为我大部队进驻襄南所需给养提供了保障；也为1945年，我在汉阳以及武汉三镇敌占区为边区发行建设公债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执一同志雄才大略，善于和敢于用人。他交友甚广，三教九流都有关系。他作那些人的工作，那些人也都听他的。我们在募集抗日经费和对敌伪工作时，向对方提出的口号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对伪军以及并非死心塌地为敌人工作的汉奸，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他善于和敢于用人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我们刚到汉阳地区不久，他先后给我们手枪队吸收了几名新成员：毛老幺、项羽、周幺、冷丹池等人，这几位参加革命之前是蔡甸、兴隆集、大集场一带汉流帮会的基层成员。在当地是所谓不怕死、敢作敢为，讲义气的“哥们”，也是敢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的人。刚开始时，我还真有些顾虑，不敢授予他们武器，只是作为外出侦察员和联络敌据点一些伪方人员时使用。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和了解后，才逐步大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一些特殊任务中，这几位同志起到了别的队员起不到的作用。如潜入武汉市区敌人电影院、戏院散发传单，筹集抗日经费等任务，他们都完成得很好。

　　执一同志在敌占区活动时，能机动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他多数时间均是采用隐蔽力量，不刺激敌人，争取时间进行扎实的群众工作。当时，他的工作紧张而有序，精力相当充沛。白天、晚上都有人来找他。特别是在敌方工作的人员，为避免暴露，都是晚上来。有时，他也大张旗鼓地展示军威，造声势，振奋民心、威慑敌人。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44团一个营同我们一道活动。中午饭后，部队从驻地合贤集附近的几个村子集合起来，经合贤集、檀树坳向奓山集前进。行进的队伍拉了很长，很是壮观、威武，我们手枪队走在前面。到达奓山镇时，发现有人在组织群众欢迎。这是伪联保主任以为是伪军来了，召集群众欢迎。当知道我们是新四军后，他就溜掉了。执一同志到后，命令召集群众大会，拘捕伪联保主任左渭川。根据群众反映，此人平素鱼肉乡民，残害抗日者。因此，在群众大会上，向群众宣传了抗日主张，并宣布了他的汉奸罪行，当众镇压了。这一行动，震惊了整个汉阳南乡，即显示了我军威，又打击了敌伪势力，镇压了汉奸，振奋了人民抗日反伪的热情。

　　行动一结束，部队当晚就撤走了，待据点敌人发现时，已找不到我军踪影。

　　从1941年的夏天到1942年的“三打侏儒山”，这几次战斗我都随执一同志一起参加了战斗。

　　第一次打侏儒山，是从索河地区出发，兵分两路，一路是由天汉支队两个连袭击南河渡，起牵制作用。另一路由十五旅44团一个营由我们手枪队一个班配合，偷袭侏儒山，任务是拿掉伪团部。行动时，我们手枪队走在前面，在快接近敌人哨卡时，就假装“民哨”，并把我们的一个同志假绑着，向敌哨兵喊：我们是民哨，抓到一个新四军探子。那哨兵让我们站住，前来检查，见真捆了一个人，就放行了。这时，后续部队也上来了，把那哨兵和正在哨所里睡觉的几名哨兵都俘虏了。手枪队继续前进，很快就到达敌伪团部驻地东至山村子前的桥头，桥那头的哨兵发现部队后，询问口令，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关系搞到了伪军十天的口令，所以，顺利过了桥，并控制了哨兵，直达汪步青四弟汪波扬的团部门口。手枪队迅速进入汪波扬警卫班的室内，室内有一盏油灯还亮着，敌人都在睡觉，他们的驳壳枪和子弹带都整齐地挂在床头的墙上。同志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摘掉了枪支和弹带。这时，他们中有人醒了，惊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的同志高声警告：不许动！我们是新四军！此时，室内的敌人都已惊醒，但却不敢动。汪波扬和他老婆就住在卫队的后面，他正好起来解小溲，听到前面的嘈杂声，见是我们手枪队在那里缴他卫队的枪，连忙返回后院翻墙跑了。我们把他老婆抓了。

　　同时，44团的同志进入伪机枪连长住地，抓住敌连长，命令他集合全连，集体缴了械。天明时分，整个战斗结束。部队于上午胜利而归。

　　第二次打侏儒山，也是兵分两路。我们随执一同志在永安堡这边。这一路是副旅长兼43团团长朱立文同志率43团的一个营加一个连进攻桐山头，歼灭了敌一个连和击溃了伪新兵连。在战斗结束归途中，遭遇增援日军，朱立文在掩护撤退时不幸牺牲。另一路由旅长王海山同志率44团及43团一个营又两个连，以及天汉支队一部，向侏儒山、南河渡进攻，攻占了侏儒山将军岭，歼灭伪机炮营。

　　第三次打侏儒山，是1941年12月上旬开始，至月底战斗结束。为了配合这次战斗，执一同志曾派手枪队员毛老幺、项羽等同志潜入武汉市内的一些影院、剧院，装扮成观众，利用晚间散场混乱之际，在人群中突然高喊：新闻、新闻。并散撒传单。当人们争抢到传单，看到是新四军消灭伪军的新闻时，散发传单的人已无踪影。手枪队员甚至能趁敌不注意，把传单贴到敌寇的公布栏上。这些行动均引起武汉市敌伪的恐慌，在市区实行戒严、清查。这使那些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们心中更加恐惧，也为我们争取其中一部分人改邪归正、暗助抗日，创造了条件。

　　这次战斗，参战部队有43团、44团及天汉支队，缴获了敌兵工厂。战斗中，我跟着执一同志随战况的进展，到了周家邦、下査埠、西流河、消泗沟、九沟等原敌住地。在消泗沟停留时，得悉仍有一部分机器和成品武器被隐藏在东江脑等地区。为此，执一同志让我率手枪队帮助部队清查、追缴。我们先后去了长江边上的东江脑、大咀以及香炉山、三羊头等地。这批物资有些被敌人沉到了水下，但都被我们查获，运往天汉湖区。

　　年底，为了全歼汪步青残部，我们又随执一同志进驻东至山。1942年1月，师部派13旅旅长周志坚率部，南渡襄河来协助歼灭汪步青盘踞在沔阳彭家场、王家场、余家场、何家场的残部，2月初，日军增援汪步青，我军展开了著名的“胡家台战斗”，烧死日军100余人。至此，“三打侏儒山战役”胜利结束，全歼伪军汪步青部。虽然汪步青本人漏网，但在1944年9月5日，被我汉沔支队在沔阳沙湖的下官棚生俘。

　　执一同志是先念同志批准担任“三打侏儒山”这一战役的指挥长。他为打好这一战役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发动各方力量来做好战前的各项准备。他周密细致地预计战斗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处理措施，确实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第一次打侏儒山就是很好的证明。那一仗未耗一枪一弹，取得俘获伪团部卫队、机枪连及团部军需主任、副官、连长、士兵100余人；缴获重机枪二挺、轻机枪四挺、步枪100余支、短枪10余支的胜利，部队按预定计划安全撤回。

　　整个战役结束后，武汉敌人戒严三天。从各地调来伪十一师李宝莲部、伪十二师邹平凡部及伪张启璜师。这时，我主力部队均撤出襄南。川汉沔地区敌伪据点林立，对我展开大规模清乡、扫荡，形势非常严峻。此时，执一同志仍率领我们手枪队在此坚持。就在这紧张时刻，从黄陵矶传来消息：伪保安队一个班长找到我方人员，提出愿意反正，参加新四军抗日。据调查，他同据点的日军发生矛盾，日本兵打了他两耳光，激发了他抗日感。他要求我们派人同他一道夜入据点，趁日本兵和伪保安队人员睡觉之际，把枪偷出来，再把日本人打死。他讲据点内有保安队20多人，日本兵一个小队10多人。执一同志获得这一情况后，找我和胡元臣同志研究。我们均积极请战，然而，执一同志考虑到当时正处于敌疯狂清乡扫荡之际，需防有诈。他让万流一、甘学标进一步将情况调查清楚。调查结果是，该伪班长系当地人，近日确实挨了日本人的打，根据他本人和家庭情况分析，不大可能有诈。于是，执一同志决定“冒一下险”。执一同志不让我们两人去。他吩咐选几名合适的同志去，另从当地薛丰堡、常福堡基干队（民兵）中选10人左右在外策应，得手后可以帮着背枪。经过我们周密的组织准备，在一个毛毛细雨的深夜，同志们顺利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此行获得日式九八式轻机枪一挺、三八式步枪八支、中正式步枪二十余支、手枪一支，击伤日兵一名，我无损失。

　　取得这一胜利后，执一同志率我们返回襄北天汉湖区。用这批枪支武装了一个连，后来，又增加了两个连与天汉支队整编为一个新的挺进团。团长是石永超，政委是王珊，我为团特派员。原手枪队剩下来的同志跟我一起留在挺进团特务队。整编后不久，挺进团就奉命返回襄南的川沔地区。但敌人在这一带增了兵，又加强了“清乡”，使我们部队在短短的一周内连打两仗，均有损失，不得不再次撤回襄北。但我带领特务队在那里继续坚持了近两个月的斗争，才经茅庙集地区撤回天汉湖区。我回去时，挺进团已被编入43团和44团。

　　我到湖区后，见到了执一同志。因我头疮复发，他就找来当时野战医院院长汪毅同志，交待给我治头疮，并要我做好去一次重庆的准备。

　　接着，执一同志担任军分区政委和地委书记，离开了湖区。1943年春，他捎信要我去受领新的任务。我到后，他让我和彭怀堂同志一道组建襄南挺进支队，返回襄南地区开展工作。自此，我即离开了执一同志的直接领导，重返襄南工作，一直坚持到1946年中原突围。

　　执一同志对同志关心爱护，更是有口皆碑。在襄南地区流传最广的是：他得知五师突围时因各种原因，未能随队转移的不少同志，解放后一直没有得到公正对待。本来他已于1944年底离开了五师，但仍主动找到在京的几位原五师的老同志，联名向党中央、胡耀邦同志上书，终使问题得到解决。1984年，我去参加仙桃市委召开的历届沔阳县委书记座谈会期间，当地一些曾经掉队的老同志来看我，谈及此事，均表感激之情。又如，中原突围后，有一些老同志因各种原因离开部队化装北上，途径上海时，均得到执一同志的关照和帮助。我在突围到鄂西北地区时，在战斗中负伤，不能随部队行动，也受命化装北上。途径上海时，即得到他的关心和帮助，并在他的安排下，顺利到达东北解放区。这类事情不胜枚举。回忆在襄南地区的战争年代，他对战士、对人民群众的疾苦，也是关怀备至。我于1943年重返襄南时，地方上不少群众均关切地向我打听张主任。可见广大群众对他的拥戴和崇敬。

　　今天是执一同志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作为他曾经的部属和战友，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缅怀他的人格魅力和高贵品质。他是我终生都难以忘怀的领导者，是我学习的楷模。他对革命所作出的贡献，是应该被永远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