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末，我与两个哥哥党的关系转至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局的书记是刘晓，副书记是刘长胜，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刘少文，负责军运、统战、策反工作的是张执一。我当时担任党的地下经济机构瑞明企业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是方行和邓裕民，财务主任是缪希霞（我的爱人）；刘长胜同志在该公司任董事，作为他的公开社会身份。瑞明公司、东方公司、安通运输公司等都是由张执一同志经手创办的。瑞明公司的各项工作一直是在张执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瑞明公司的资产是我们党的，为便于掩护，公开的背景是我岳父缪秋杰和我父亲何遂合办的企业。缪是国民政府盐务总局总办，我父亲是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他们的名义邀请上海金融界知名人士组成董事会。我和父母弟妹住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是一幢有围墙院子的三层西式小楼，因其僻静安全，长期是上海局高层秘密聚会的一个地点。瑞明公司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处理善后救济总署原本准备运往山东解放区的一批药品等物资，其中紧缺药品就有数百木箱之多，因内战的爆发滞留上海。根据张执一传达的指示，我们首先设法把这批物资转到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下，存在四行仓库。而后将药品中的血浆、盘尼西林、消炎片、Neostin（治黑死病特效药）打成小包，由张执一同志通过秘密通道运往解放区。其他大宗药品等物资则在市场销售，所得款项兑成黄金，转充中共上海局的经费。

　　张执一同志十分重视上层统战工作，他与上海许多上层人士保持联系。我父亲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广西同盟会创建人之一；他有心脏病，1948年“立委竞选”前，萌生了退意。张执一劝他不要退，特派我的大哥何世庸当“竞选办公室主任”，由共产党出钱，帮我父亲竞选。结果在陈立夫、刘建绪（福建省主席）支持下，竞选成功，父亲同时成为制宪国大代表。在执一同志撰写的《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写到我的父亲：“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军校，曾任西北军系统孙岳部参谋长。在蒋政府长期任立法委员，抗战初期与我党发生关系，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三个儿子是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我党地下党员。他在旧军政界的关系很多，我经常与他接触，运用他的关系开展工作。蒋军现役军人吴石，就是通过他的关系为我方工作，后被蒋帮杀害，是革命烈士。国民政府盐务总署署长缪秋杰系何遂先生好友，且系儿女亲家，何常运用缪的关系协助我们的工作。”这里讲到的吴石，是一位正直、爱国、多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战时期长期担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时任南京国防部史政局局长。他是我父亲的同乡挚友，通过我父亲的联系，他表示愿意和共产党的高层代表接触，我向张执一同志作了汇报。

　　1947年4月，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在董竹君开的锦江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吴石，父亲和我作陪。这是吴石接受我党领导的开始。此后，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我家，张执一与吴石有过多次单独会面，商定吴与张和我单线联系，以愚园路我家为联络点。我父亲素以交游广阔知名，起了自然的掩护作用。那时，吴石将军经常亲自送来重要情报，有时也以封好的信件形式，派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来。给我印象最深的，约在1949年3月初，已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风尘仆仆到俭德坊来，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我，其中有图，是国民党军队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包括沪宁、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我当时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很震动，知道这组情报分量之重，迅即面交给了张执一同志；执一同志派专人送出了。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任三野参谋长的张震将军，后来曾两次向我提及，说渡江前，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上海局下设“台湾工作委员会”，我的二哥何世平被派到台湾，先后在台北、台南、高雄等地盐务系统潜伏。张执一同志47年、48年曾到台南检查并布置他的工作。1948年夏，张执一让我找妹妹何嘉谈话，说组织上有意派她到台湾工作，征求她的意见。何嘉当时是复旦大学社会系学生，尚未入党，她表示同意。何嘉先到香港青山达德学院学习；这年末，刘晓、张执一、邓裕民、缪希霞还有我父亲都到了香港，张执一让缪希霞去找何嘉，告诉她台湾另外派人去了，她也另有任务。缪带何嘉去见了张执一，执一同志亲切地问了她的近况。就在张的寓所，由邓裕民与何嘉谈话并作介绍人，何嘉入党了。

　　1949年1月，党组织派我父亲到武汉去见白崇禧。任务是由刘晓、张执一当面向他交待的，我妹妹随行（任务是由邓裕民交代的）。他们从香港出发到达武汉，在“华中剿匪司令部”，父亲带着妹妹三次“拜访”白崇禧。白正生病，在卧室里与父亲谈话，何嘉就坐在外间客厅里等。完成任务后，父亲又到南京参加蒋政府的“国大”，父亲还主动去见“代总统”李宗仁，劝他和共产党和谈息兵（父亲与李、白有师生之谊）。父亲回到上海后，张执一特地请他在锦江饭店吃饭，我与何嘉作陪，执一同志对“何老伯”大加慰勉。

　　1949年4月，执一同志离开上海局，奉命到北京，邓裕民跟他去了。后来执一同志随四野南下华中，留在华中工作，邓裕民当了他的秘书。执一同志素来关心部下，他偶然发现邓秘书喜欢我妹妹，便写信给在上海的刘晓，请他动员何嘉到武汉去工作。何嘉选择了先学习俄文，1953年才到武汉去。她与邓裕民的婚事，是执一同志一手操办的。

　　执一同志的肩膀硬，敢承担；他的记忆力是超凡的。虽然在“文革”中备受迫害，晚年仍然顶着压力，抱病撰写了大量文章，其中也留下了地下斗争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许多事情他不说，可能永远都说不清啊！

　　执一同志离开我们二十八年了。他那高大的身躯，爽朗的笑声，他待人的真诚侠义，思维的敏捷缜密，处险不惊的大将风度，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