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张执一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我们北京新四军研究会隆重集会，纪念这位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为湖北省党组织建设，为新四军五师发展壮大，领导上海地下党组织斗争，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宗教工作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张执一同志。

　　张执一同志15岁加入共青团，17岁转为中共党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环境中，磨练成一个具有坚强党性的，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服从党组织的分派，不讲任何代价，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党组织让他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斗争，他就把学校当做了宿舍；党组织让他在上海做争取文化界人士及帮会的工作，他结交了许多文化界和帮会头目朋友，支持我党工作；党组织让他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他立即带领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开辟战场；党组织让他潜入敌人的心脏——国统区的上海做地下工作，他毫不犹豫地深入虎穴。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更是如此。从南方到北方，他先后做过政法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工商业改造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民主党派工作、人大常委会工作、全国政协工作等等。难能可贵的是，他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潜心投入，作出令人称赞的成绩。他与另一同志写的民族工作的报告，受到中央高度赞赏，被列入《毛选》第五卷；他对宗教工作的意见，被吸收进中央指导宗教工作的文件。

　　当他呕心沥血为党工作，却受到错误路线指责及不公正的对待时，他始终相信党能为他平反。他甚至在自身深陷囹圄困境时，还自觉地为党的统战事业工作，维护党的形象。当他刚刚恢复工作后，想到的是那些尚未解决问题，生活依旧拮据的同志、战友，用自己补发的工资资助他们。

　　为了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纠正错误路线造成的冤情。他与几位老战友，联名上书给中央，为在1946年中原突围中掉队的近万名战友们落实政策。

　　他从不居功自傲，尽管他当年在新四军五师，对五师的发展提出过具有历史远见的意见，但每当人们提及此事时，他总是以玩笑的口吻埋怨当年出席会议的同志在更改自己意见时，没有跟他打招呼，使他成为唯一的对立面。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从不将他曾经“导演”的，在抗战史上被列为十大典型战役之一的“侏儒山战役”，归功于他自己。但是，他的战友们没有忘记。在他逝世三周年之际，由他的老战友：任质斌、郑绍文、李人林、刘放以及马焰撰文——《创业江汉、丰绩留人间》，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湖北日报》，依然不忘提到他对这场战役“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他为我们留下的《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一文中，提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工作成绩，提到了那些为这些成绩默默无闻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但是，却惟独没有提到他自己。然而，他的同志们都知道，这些成绩几乎件件离不开他的领导与指挥。

　　张执一同志没有系统上过学，他年轻时由于闹革命，不可能安心于学习课堂知识，但是，他却是被公认为知识渊博，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人。他著有多部有关党的统战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的理论专著。他把他自己的感情以及对待事物的看法，以诗词的形式记录下来，于1982年出版了诗集——《行踪吟草》。他的文化素养，来源于社会实践，来源于他日积月累的勤奋学习。

　　他热心助人、仗义执言、勇于担当。记得在“文革”后期，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我父亲陈毅的诗集不能被出版，当他得知此况后，顶着自身仍然被“管制”的压力，对孩子们说：官不办民办。建议以油印方式在社会上传播。

　　我国著名宗教人士、诗人赵朴初同志在写给张执一同志的挽诗中评价他：“铁肩担道义，赤胆当荆棘。身处危难中，犹急人之急。”这正是张执一同志人格与精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