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希同志是四川省峨嵋县人，1929年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抗战初期，我就知道克希同志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任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副司令员、江南抗日义勇军指挥部副总指挥等职。在宁沪铁路东段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整编抗日武装，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卓有成效地开展广泛深入的抗日游击战争。这段时间，我但任苏皖特委和苏皖区党委书记，我们的驻地相距不远，但因处于敌后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始终没有机会见面。

　　我第一次见到克希同志，是1942年7月在浙江东部的慈溪。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皖南事变后华中地区的新形势，调整了新四军的战略部署，多次指示新四军和华中局，要求增派干部开展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的游击战争，创立敌后游击根据地，“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有大发展前途），可划为第八师区域。”（1941年4月30日《毛泽东等关于发展从淞沪到福州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致刘少奇、陈毅、饶漱石电》）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先后派我和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等一些干部到这一地区工作。我们见面后，与当地我党领导的武装和党组织会合，共同担负起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浙东抗日武装的重要任务。并根据华中局指示，组成浙东区党委，我任书记，何克希、张文碧、顾德欢、杨思一等同志先后任委员，统一领导浙东地方和部队的党组织。不久。我们根据华中局坚持“灰色隐蔽”的指示，将党所领导的部队改编为“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克希同志化名何静任司令；连柏生同志任副司令；我化名胡志萍，对内是政委，对外称“胡秘书”。1943年底，这支部队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克希同志任司令员，我任政委，刘亨云同志任参谋长，张文碧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和克希同志在浙东这块土地上朝夕相处三年多，彼此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克希同志和我们浙东区党委、浙东纵队其他同志一起，为开辟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浙东游击纵队，打击日伪顽军，做出了贡献，使浙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19个根据地之一。

　　克希同志到浙东后，积极做当地国民党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工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浙东地处沪杭甬三角地带，这里的主要城镇和交通线为日伪军占据，国民党部队和一些地方武装也控制一些地盘，我军处于日伪顽包围之中。要想在这个环境中立足，不同周围武装搞好关系，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是不可能的。浙东区党委坚决贯彻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克希同志有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区党委决定由他和连柏生同志担负这项工作。他们主动同各支武装联系，宣传抗日政策，建立了统战关系。我军刚到浙东三北（指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地区）不久，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艾庆璋部纠合当地顽军向我军进攻。克希同志经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争取了当地国民党部队顾小汀、魏显庭、孙运达等部保持中立，我军得以集中优势兵力，打击艾庆璋部，取得了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我军挺进四明山后，克希同志负责做田岫山和张俊升两支武装的工作。田、张原系国民党杂牌军暂编第30师88团和89团团长，因受国民党嫡系部队排挤，师长被杀，被迫从天台逃到四明山区，田占据四明山西南要地下管，张占据曹娥江畔重镇章家埠，成为当地颇有实力的武装力量。区党委认为，如果能争取他们与我军合作抗日，对我军在浙东的巩固和发展关系重大。为此，决定由克希同志亲自给他们写信，派人联系，晓以我军政策，同他们初步建立了关系。在争取田岫山部的工作中，克希同志曾两次亲赴田部驻地同田会面，田也到我军驻地同何会谈，双方关系一度不错。1942年初冬我们得悉田岫山决定率部去宁波投降日军，克希同志提出要亲自去劝阻他们：区党委研究，认为田岫山反复无常，阴险毒辣，恐怕有危险，不同意他去。克希同志此时考虑的是争取田部的大事，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执意要去。这种无畏无惧的气慨，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深深地感动了区党委的同志们，大家共同为克希同志做了极其充分的准备，派侦察参谋带警卫人员陪同前往，以防不测。克希同志赶到田部驻地三七市，向田岫山晓以大义，劝其不要投降日寇。此举使田深受感动，承认共产党部队是抗日的好队伍，何司令为人真诚坦荡，同意与我军保持联系。这次行动虽未能达到目的，但迫使他们同意不出扰百姓，否则我军将予以痛击。1943年4月田岫山在周巷率部反正，我们派部队掩护田部渡过姚江，并划下管、丁宅街一带给他，田很感激。当月，克希同志亲自到下管做田岫山的工作，应田的要求，我们派黄源等同志到田部做政治教育工作。1945年3月11日，克希同志又冒着风险去谢公岭与田岫山、张俊升会晤，达成了协议。后来，当田岫山又投敌，袭击我军，祸害人民时，我军发起讨田战役，将其全部消灭，田岫山也在解放后被地方政府捕获，押回梁弄镇压，群众拍手称快。张俊升同田岫山不同，他为人正直，有文化。经过克希同志多次推心置腹地做工作，加上我们先后派去的王文祥、金子明等领导干部的极力争取，以及在张部我党的秘密党员的努力促成，张俊升于1945年7月毅然率部起义，参加我军，被改编为浙东纵队第2旅。张俊升任纵队副司令兼2旅旅长，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克希同志非常重视做当地知名人士的统战工作。我们初到浙东，实行“灰色隐蔽”时，区党委决定统战工作由克希和连柏生同志出面。成立浙东纵队后，这项工作便由大家一起出面做。克希同志学识渊博，善于交际，有做这方面工作的丰富经验。每到一地，他都同当地政府和各界知名人士广交朋友，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号召各界从民族的利益出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卫家乡。在三北地区，克希同志亲自做过当地知名人士叶志康、朱祖燮、虞家芝、虞在璋等的工作，争取他们对我军抗日的支持。在四明山地区，我们听说姚南左溪乡乡长朱祥甫先生是当地有声望的人，沦陷后不肯出任伪职，有民族气节。克希同志便去拜访他，同他商量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等事宜。经过克希同志多次做工作，朱先生深受感动，在他管辖的区域内积极为我们抗日服务，暗中替我们隐蔽伤员，筹措粮款物资，允许我们在其辖区开设印刷厂、被服厂等。他还积极支持儿子朱之光同志组织抗日自卫队，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我军北撤后，朱之光同志成为我军坚持四明山武装斗争的领导骨干。克希同志还做过邵子炳、李志标、李纪佑、黄尚达等开明人士和工商业者的工作，打消了他们对我军的误解和疑虑，纷纷向我们靠拢，并联络他们众多的社会关系为我们工作。这些人士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建设的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

　　克希同志既能指挥部队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是个文武双全的指挥员。我们挺进浙东后的很多战役、战斗，都是我们集体制订方案，分工组织指挥的。克希同志参与组织指挥了浙东我军数次打击日伪军的“清乡”、“扫荡”和三次反顽自卫战争，给日伪顽军以沉重的打击，解放了大片国土，使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四明、三北、会稽、浦东地区连成一片，拥有400多万人口，我军发展到1万多人。1945年10月初，浙东我军奉命北撤，区党委研究决定，我率领一部先渡杭州湾，经浦东北撒；克希同志率2旅和5支队经海盐县澉浦北撤。途经澉浦，遭到国民党军7个团的围攻。在敌众我寡、周围部队无法及时增援的情况下，克希同志临危不惧，果断指挥部队作战，向敌人占据的扇子山、隐马山阵地反复冲击。经过十六七个小时的激战，我军攻占了这两个高地，粉碎了敌人的包围。利用夜幕的掩护顺利突围。这次战斗，由于克希同志果断正确的指挥，使我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数天后。我们在青浦观音堂胜利会合。

　　克希同志重视部队的训练和教育，努力提高部队的整体素质。浙东纵队的基础，是上海党领导的连柏生部和朱人俊、吕炳奎领导的一部分反正伪军。到浙东以后，又会合了当地我党领导的武装，争取了一些伪、顽军部队，吸收了一些浙东青年参军，并无我军老部队作骨干，所以开始时，部队战斗力不强，思想比较乱。为改造这支部队，新四军军部调进大批军事和政工干部加强领导；同时，部队政治机关制订了一些规章制度。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阶级教育、纪律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克希同志非常重视这项工作，经常给部队作报告，弘扬我军的优良传统，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教育部队，号召大家团结一致，严守纪律，爱护群众，苦练杀敌本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梁弄大练兵时，克希同志亲自下连队，与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采取官教兵、兵教官、能者为师的方法训练部队，使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明显提高。经过不断教育和训练，浙东纵队成为一支思想作风过硬，群众纪律严明，能打硬仗的好队伍。

　　克希同志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志们一道工作。他知识面广，文化水平高，在浙东领导成员中，具有高中学历的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中的知识分子。但他从不因此而放弃学习，放松思想和世界观的改造，注意防止思想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怍怪，学习工农干部的优点和长处，同工农干部打成一片。1942年8月，我和克希等同志初到浙东，研究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名称时，我们有不同意见。克希同志主张早一点公开新四军的番号，大刀阔斧地干，不用国民党的名义。我和区党委的其他同志则认为现在为时过早，应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坚持“灰色隐蔽”的方针，不要过早地暴露自己，用“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的名义开展工作为好。我们把这个分歧报告了新四军军部，陈毅同志得悉后，立即给克希同志发电报做工作，支持我们的做法。克希同志后来给陈毅同志复电，不再坚持原来的观点，并积极投身于三北游击司令部的组建工作。在前方战斗中，我们也有不同看法。但经过相互交换意见，克希同志服从集体的决定，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因此，我们领导成员之间结成了一个亲密的团结战斗的领导集体，从而保证了组织上赋予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抗战胜利后，浙东部队北撤，改编为新四军第1纵队第3旅和新四军独立旅，我任第l纵队副政委，克希同志任3旅政委，后任1纵副司令员。在解放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肩战斗，转战苏鲁豫，先后率部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鲁西南等战役。他还率部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

　　建国后，克希同志的工作多次变动，先后担任过三野特种兵纵队政委、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南京军事学院装甲系主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助理等职，为祖国的装甲兵和核工业建设做出了贡献。“文革”前夕，他回到浙江任省政协副主席。这以后不久，我在山东被造反派关押、批斗、抄家，孩子四处投亲靠友“避难”，有的到了杭州，找到克希同志，他们全家不怕受牵连，给予力所能及的保护和照顾，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文革”中期。我又回到浙江，任省委第一书记，我和克希同志又在一起工作了。当时，浙江局势受“四人帮”操纵，造反派活动猖獗，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有一次，省委在杭州饭店小礼堂召开会议，遭到造反派的冲击，我被强行架走。克希同志当时在场，他看到造反派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特别愤慨，冲向主席台，痛斥造反派冲击党的会议，绑架省委第一书记的非法行径，并不顾年高体弱，拄着手杖追赶。还强烈要求马上发电报，把这一事件报告党中央和毛主席。这充分体现了克希同志高度的党性原则和爱憎分明的高尚情操。

　　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是四川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克希同志是全国政协委员，分别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我们欢聚一起。他还是那样热情奔放，乐观健谈。他希望我再到浙江去看看，我则邀请他回老家去走走。还应浙江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的要求，我们和顾德欢同志共同回忆了浙东区党委的组成人员名单等等。可谁能想到，我回到成都不到一星期，便传来了克希同志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的噩耗……

　　克希同志真的走了，走得那样急促，那样突然。他带着我们40多年经过战火和磨难考验的革命友谊，带着正直坦荡、热情奔放、平易近人、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走了。今天，我们怀念克希同志，要学习他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要为建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奋斗。

　　谭启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