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眼里，父亲马兆祥非常重感情，在老战友们眼里他很乐观，跟随他多年的秘书说：“他干工作雷厉风行”。

　　文化大革命父亲“靠边站”，下放到“五七”干校，一待就是十年，1976年恢复工作，他说：“教育部干收发工作的都是大学生，按我读的书搞教育，吃不开。”平时他很在意基层干部的意见。七十年代由于电话设备陈旧、老化；有的办公楼在“文革”中变成了“筒子楼”宿舍；走廊里堆满了各类课本、教材。电话、办公用房的短缺问题反映强烈，影响到新教材的编写，关系到恢复高考、招生工作能否按期进行。

　　当务之急，马兆祥去邮电部请李一清帮忙。老战友相隔十年，再次相见，格外亲切：“老兄，有什么要我办的？”

　　“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分到教育部，电话不够用。”

　　“批给你十五部，咋样？”

　　“太少了，至少一百部。”

　　“我手里有两台新进口的设备，给你一台可以解决大问题。”

　　“好！什么时候能装上？”

　　“三个月。”

　　“老天啊，一天装不上，我就一天睡不着。”

　　于是李一清部长将教育部的电话排在首位。经工人师傅奋战十天，终于解决了教育部的通讯联络问题。

　　教育部坐落在民族宫北端，夹在大木仓与二龙路两条胡同的深处，出行极不方便，就别提搞建筑施工有多难了。

　　利用星期天到李人林家串门，正赶他与几个朋友玩麻将，在兴头上。一进门，李人林及老伴邓启群知道马兆祥不抽烟、不喝酒、不搓麻，连说：“坐、坐、泡茶。”

　　“有么事？”李人林操着浓厚的湖北乡音，直率的打了招呼，便一边摸牌，一边听，很快明白了马兆祥的来意，爽快地说：“我调一个团给你，机械化施工，不要工钱，材料费是你的。”

　　“亲兄弟明算帐，一言为定。”

　　基建工程兵24小时施工，连拆带建，军车在西单，长安街畅通无阻，两年时间，建起五栋住宅楼，缓解了教育部的燃眉之急。

　　回忆当年的基建工作，父亲首先想到李人林：“他对教育事业的关爱、支持，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才好；军民一家的老传统在李人林身上一点没有变。在拆旧房时，有人告我‘破坏文物’，文物局派人作了调查，任质斌说了公道话，‘保护大殿’。而后，对大殿进行了翻修。”

　　眼看新房子起来了，人人动心，即使分不到新房，也想有个念头，希望调个一间半间的，于是大伙儿给它起了个俏皮的名子“红眼楼”。公布住房分配方案时，针对马兆祥的住房，有人提出异议，不相信办公厅的领导会缺房子。群众中有人到家里去看，四代人共十口居住三间小屋，还是“五七”干校期间借来的，有的睡上下铺。一下子信服了。

　　教育部恢复正常办公之后，每天从各省、市来上访的络绎不绝，有的彻夜在门前等候，甚至有人手持锣鼓，举着灯笼在楼前敲打、叫骂：“蒋南翔，挂羊头卖狗肉”。

　　一天早上，有两位北京大学的领导到教育部汇报工作，因没有事先约定，被传达室值班员拒之门外，说破天也不能进。两位校领导无奈之下把工作证扔在桌上，转身走了。办公厅得知，马兆祥立即赶到北大向校长、书记当面道歉，并听取学校的意见，了解情况。校方领导很受感动。随后教育部办公厅认真总结教训，加强了信访工作，将信访接待室扩充为信访处，每天的信访件及时办理，涉及到相关部门的司局都及时派人参与，处理的井井有条，教育部的信访工作得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的肯定、重视和推广。

　　1977年，瘫痪了十年的高等学府将重新开学，北京高等院校录取的新生也陆续到京，由于“文革”期间二炮进驻在人民大学的人员、设备不能及时搬迁，二炮的士兵与学生在食堂排队买饭时，由口角争执发展到拳脚斗殴。念书的学生显然不敌当兵的，于是人大的学生迅速地串联周边院校的学生准备游行。

　　次日晨，海淀区部分院校的学生集结到人大至魏公村一线。手持小旗、高举横幅的学生由卡车开道，加上围观群众近万人，造成当年的老路塞车。父亲每天早晨提前上班，一听出了这等事，马上叫司机开车赶往人民大学。车行至魏公村，见游行队伍已整装待发。司机把车横在队伍前面，对前面的学生说：“教育部的老红军来了。”说着，接过学生的手提麦克风扶老红军上了卡车，学生们顿时安静下来。

　　马兆祥说：“我是教育部的领导干部，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派代表到教育部反映，请给我几天时间，专门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来北京是读书的，国家为了尽早开学，费了很大力气，我们要珍惜。现在要求你们马上回去！做好上课的准备。不要辜负国家对你们的希望。”

　　同学们的心被打动了，前后仅仅十多分钟，游行的学生就开始自行解散。教育部当天向中央反映意见，受到重视。军委通知二炮领导在军委办公室开会，与教育部领导共同协商解决问题。

　　有一天父亲看望蒋南翔回到家里，十分感慨地重复了蒋南翔部长的一句话：“我从事教育工作一辈子，自己的儿女却没有一个是正规大学的。”以后得知，那是父亲与蒋南翔的最后一次交谈，蒋部长带着遗憾走了。天下的父母哪一个不望子成龙，我父亲对蒋南翔不为自己的子女走后门上学，克己奉公的品格十分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