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9年3月27日，是我的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我父亲去世40周年的纪念日。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特此写下这篇文章，以纪念我的父亲，并表达对父亲深深的怀念之情。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历经磨难、几经坎坷的一生。

　　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我的父亲-向明，原名巨同璞。在白色恐怖的革命年代，由于地下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曾多次改名，最后一次改名为“向明”。

　　父亲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932年，他曾担任过青岛市沧口区委宣传委员、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在白色恐怖的艰难岁月里，他曾多次领导过学生运动、纱厂工人罢工，同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地英勇斗争。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狱中曾多次领导绝食斗争，表现出一位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

　　1937年，父亲出狱后，立即找到党组织，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中。1938年-1945年，他曾历任同蒲正太铁路工委山西省委代表、豫东特委中原局党代表、豫卾边区党委书记、豫皖苏区新四军六支队二总队政委、豫皖苏区党委民运部长兼书记、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苏中四地委党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苏中区党委委员、苏北区党委组织部长、苏北盐阜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新四军三师八旅政委、苏北区党委组织部长等职务。他转战大江南北，出生入死，为创建、巩固、发展苏中和苏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曾历任鲁中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华东第三野战军八纵队政委、胶东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他指挥并参加了鲁南战役、沙土集战役、泰蒙战役、莱芜战役及孟良崮等战役并参加了陇海路两侧的阻击战。他带领部队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多次进攻，为山东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做出了贡献。

　　1949年-1954年，父亲历任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第一任市委书记、山东省政府副主席、山东分局第二副书记、代理书记等职务。他领导并参与了接管青岛的准备工作以及进驻青岛后的经济恢复工作。他领导全省人民维持治安秩序、镇压反革命、恢复发展经济、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农村互助合作、开展城市民主改革、抗美援朝等各项工作，为建国初期山东的经济恢复及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许多与父亲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都反映：“向明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劳任怨，忘我工作，经常带病坚持工作”。他们回忆父亲时，都深情地说，向明干起工作来拼命，不分昼夜，废寝忘食，经常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很少12点之前睡觉。他虽患有严重的胃病，但遇到开会，从不离开会场，喝碗稀饭了事。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干革命就应该有点忘我精神”。 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李济民同志回忆说，“亲眼看见他忍受着胃病的痛苦，用手压着心窝，顾不上吃饭，带病坚持工作”。同志们都说，“向明同志心里，只有工作，唯独没有他自己！”。

　　由于年轻时坐过监狱，年老时又有过受批判、遭游斗的遭遇，致使父亲患有血压高、动脉硬化、肝炎、眼疾等多种疾病。1969年，父亲已是年迈花甲的老人，而且患有多种疾病。但他仍不甘示弱，在干校的农田里，和小伙子们比着干，独自承担了从井里打水，将水桶用推车远道推到田间里的繁重体力劳动（一车水约四、五百斤重，供大家生活用）。一天，由于人老眼花，没能刹得住车，致使车翻了，人摔倒在深埋在地里的水缸中。年轻人摔一跤都够呛，更何况是体弱多病的老人呢。人们把他送到医院后，医生诊断为半身不遂，需要住院治疗。但他却说：“战士轻伤不下火线”（当时他除了参加劳动，每天还要接受群众的批斗），他只住了几天医院，就瞒着医生，自己写了个假出院证明，拄着拐杖，靠着坚强的毅力，一瘸一拐地乘长途汽车返回了干校。走到干校门口时，再次摔倒，被人送到医院。不久，便含冤去世。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他的一生可以称得上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历经磨难坎坷的一生

　　父亲一生为解放中国的革命事业出生入死，历经磨难。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敌人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酷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但，这些都没有能使他屈服。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胁利诱，他面不改色，坚贞不屈，没有出卖同志，没有泄露党的机密，表现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崇高的革命气节。在国民党监狱坐了四年监狱，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地摧残，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后，父亲才被释放。

　　1954年父亲被错误地认定“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1955年又被错误地认定组织了“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  集团”，受到了长达八年与世隔绝的隔离审查。

　　1962年年底，经山东省委报中央批准，撤消了1955年所作的“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的错误结论。

　　1966年-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戴上“叛徒”、“走资派”、“反革命”的帽子，在社会上遭到大会小会批斗，做喷气式批斗，戴高帽子游斗、被吊起来鞭打、关牛棚、假活埋等等，受尽了种种羞辱和折磨。当时，他已经是风烛晚年、体弱多病的老人了，再也经不起这么折磨了，但“四人帮”却不放过他，使他再一次身心受到了严重地摧残。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父亲于1969年12月含冤去世。

　　父亲去世十一年之后，伴随他近半生的沉年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

　　1980年12月17日，经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复查，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撤销了对他1954年所作的“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结论 和给予他的处分（参见中共河北省委冀发【1980】103号文件），彻底平反昭雪，推翻了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对他的一生做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

　　1981年，中共河北省委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方毅、谷牧、黄克诚、张鼎城、蔡畅、姬鹏飞、张爱萍、黄火青、季方等同志、国务院、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山东和河北两省的省委、省人大、省政协、省军区及山东临朐县委都送了花圈。宋任穷、宋时轮、张震、李一氓及山东省委书记高克亭等父亲的生前友好参加了追悼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都做了详细的报道。

　　坚强的革命意志、坚定的革命信念

　　父亲蒙受不白之冤长达二十七年之久（54年-81年），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正当他四十五岁，处于年富力强，为党工作的大好年华之际，却失去了为党工作的宝贵机会。从1954年到1969年父亲去世，整整十五年的时间里，父亲都是在接受审查、不断地遭受批判之中渡过的。为建立新中国，他出生入死，不怕牺牲，但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到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误解，失去了他视之为生命-为党工作的机会，和自己的同志不能见面，不能联系，受到误解也不能解释，还得要坚守党的组织纪律，心里有再大的委屈也不能对自己的亲人诉说，还得表现得若无其事。他心中所承受的这些痛苦是一般人所承受不了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是绝对挺不下来的。然而，他却从不悲观失望，不计较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之所以能有这种超乎常人钢铁般的坚强毅力，就是因为他对党始终忠贞不渝，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曾多次对我说过“我是穷孩子出身，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的问题一定能够解决”。

　　文化大革命中，尽管自己受批斗、遭鞭打，生命处于垂危之中，自身不保，但他却能始终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公正地为许多老同志的革命历史作证，使得一些党的老干部免遭了“四人邦”的迫害。此品行，真是难能可贵，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优秀品德。

　　助人为乐、人民的好公仆

　　父亲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他生前始终把张思德和雷锋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他对待警卫员、保姆，就像一家人一样，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他经常在生活方面资助他们，送他们衣物和生活必需品，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们回忆说，向明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对同志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宽以待人，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爱戴。向明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是有口皆碑的。他不顾自己的身体，经常带病工作。对待同志，他关心倍至。胶东有个县的县长叫王志甫，患胃穿孔，病情危急，向明得知后，立即找医生设法抢救，使他脱离了危险。另外，当他得知陈超同志和组织科长矫枫同志也患有胃病时，就把自己服用的贵重胃药送给他们。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同志们都深受感动。

　　父亲去世前，病重住院期间，当他得知一位老大爷因家里生活困难，交不起住院费时，就拿出自己仅有的积蓄，代老大爷交了住院费（而父亲当时由于历史上的错误结论，工资连降几级，除了供我们姐弟四人生活费和学费之外，已所剩无几）。父亲去世后，我去干校整理他的遗物时，许多叔叔、阿姨都泣不成声地对我说：“老向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生活困难时，他曾多次慷慨地接济过我们。现在，他不在了，我们要把钱还给你们”。我说：“这是爸爸生前的一片心意，我不能要你们的钱”。

　　父亲时常将雷锋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学习他助人为乐，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文革期间，父亲所在的“五七干校”由于离城里较远，不能及时看到当天的报纸。为了让干校的同志们能及时收听到当天的国内外新闻，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父亲就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个大半导体收音机，供大家收听。干校附近没有理发馆，父亲就花钱买了一套理发工具，免费义务为大家理发。当他看到干校里缺少桌椅板凳，就专门买了一套木工工具，为干校做了一些桌椅板凳。干校里盖房子，年老体弱的父亲也不顾自己的身体，争着上脚手架……等等。干校的叔叔阿姨对我说，类似这样感人的好事，老向默默无闻地做了很多很多。虽然背着“反革命”罪名的压力，但他仍能每天都充满革命活力，愉快地在农田里施肥、割麦子。根本看不出是一位随时接受群众批斗的人，对批斗过他的人，他从没有牢骚，也没有怨言。

　　1962年年底，父亲被解除了隔离审查。在天津等待分配工作的这段日子里，虽然仍戴着“反党联盟成员”的帽子，但他却不悲观，不沮丧，以一位革命战士火一般的热情，默默无闻地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例如：每天主动义务清扫宿舍大楼的公共楼道、擦楼梯扶手、打扫院子等等。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位老清洁工呢。他就是这样，以这种力所能及的点点滴的实际行动，实施着一位老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父亲特别珍惜解除隔离后的自由日子。他多次向组织上请求分配工作，表示，只要是革命工作，做什么都可以。由于迟迟没有分配工作，他就自己主动找工作做，他与中小学校联系，给学生们讲共产党的革命史，讲自己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斗争史，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教育他们要热爱党，永远跟党走，要努力学习，珍惜幸福生活。他把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义务，满怀革命热情地投入其中。
　　博览群书、刻苦学习

　　我的父亲高小毕业后，虽然曾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但由于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只好含泪辍学。参加革命工作之后，他挤出时间，刻苦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很多老同志对此，都颇有感受。例如，李济民同志就曾说过：“向明同志爱书如命，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他的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父亲在生活上勤俭节约，舍不得花钱，而在买书方面却毫不吝啬。家里的书架上，除了大量的马、恩、列、斯及毛泽东著作、军事著作之外，还有中国通史、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西游记”等）、古诗词及现代文学作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等）、外国历史、诗歌（如普希金的诗歌）、俄罗斯文学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托尔斯泰的“苦难历程”三部曲、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屠格涅夫的著作等）、还有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著作、雨果的著作、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等

　　正因为有这些古今中外丰富的知识积累，使得他在工作中，从不依靠秘书代笔。无论是作报告，还是发表文章，经常都是亲自动手起草，不用别人代劳。报告中，经常引经据典，具有说服力。

　　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都说，向明同志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他热爱党，热爱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工作再忙，他也要苦读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张谦恒同志说，“1948年向明同志接任胶东区党委书记后，反复动员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学习任弼时同志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关于新区工作的报告“以及学习习仲勋同志的”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的报告“等文件，要求大家一定要严格执行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

　　艰苦朴素、严格教育子女

　　妈妈回忆说：“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规定每年两次以旧换新，发新衣服。但是，你爸爸每年都要为公家节约，带头不换新衣服，裤子后面和膝盖上常常打着补钉，解放后，军区规定每年给首长做一次衣服，而你爸爸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小时候，我记得，家里的所谓的“床”就是在木凳上搭块木板，也就算是床了。除了公家提供的桌椅板凳和旧衣柜之外，家里就再也没有什么家具了。父亲没给自己买过什么新衣服。平时穿的就是公家发的，穿了几十年的，洗得发白的旧制服。父亲去世时，身上穿的仍是解放初期发的旧呢子军服。记得1963年，在天津时，爸爸在家里，发明了废物利用的环保“小发明”制作。即，将看过的报纸，用水泡过，做成纸浆，再糊在容器上，待干后，取下，用作盛米、面的器皿，上面再加一个盖，既经济实用又环保。

　　1969年，爸爸去世后，我到干校取回了爸爸留下的遗物，一位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老战士所留给子女的，只有供给制时，公家发的一件旧军毯和一些简陋的生活用品，真可谓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了。

　　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都说：“向明同志生活上严于律己，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按规定，工作到夜里12点，伙房就有夜餐供应。可他常常工作到通宵，虽有严重的胃病，但就是坚持不让伙房给他做夜餐，以便让伙房的同志可以早点儿休息。向明从不收礼，拒绝接受任何馈赠的礼品，还在机关里立下了规矩。实在推不掉的礼品，就一律送给托儿所的孩子们”。

　　父亲不许我们吃饭时，碗里剩一粒饭粒，就连掉在桌上的饭粒也要我们检起来，吃掉。他常教导我们：“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农民种粮不容易，要学会节约。记得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召集开家庭会，他先引导我们对自己的缺点做自我批评，然后再鼓励我们勇于改正。为了活跃气氛，有时还让我们表演些节目。父亲常对我们说，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地主剥削、官僚买办掠夺这三条鞭子，促使他参加了革命。军阀韩复渠在山东执政时期，我们家乡遭到天灾人祸，成了“无人烟区”。一大家子几十口人都饿死了，只有父亲和二伯由于在外面参加革命，才免遭遇难。因此，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全家。父亲经常教导我们，要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长大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记得1964年，当父亲知道我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时，十分高兴。他送给我一本书-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嘱咐我一定要认真学习，将它作为自己行动的座右铭。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本书很有感情。后来，我才得知，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同志是共产党中原局的领导，在河南竹沟镇，他写下了这本对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光辉著作。而当时，父亲就在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身边工作。他对这本书曾反复认真地学习过多遍，体会很深。这本书成为他一生行动的座右铭。

　　中共河北省委在追悼父亲的悼词中指出：“向明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

　　我最亲爱的父亲离开我们，转眼已40年了。他生前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但是，他的崇高品德，他的坚强革命意志，却是留给我们子孙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他永远是我们做人的楷模。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