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已经39年，母亲去世也已18年，虽然我总想在梦中与他们相见，却总是不能如愿，但在人生的旅途中，他们时时都在我身边。

　　父亲吴立准是湖北省黄安县紫云区箭厂河乡人（黄安县后改称红安县，紫云区后划归河南新县），生于1903年正月29日。论农历，我与他同一天过生日。父亲从小生活很苦，五岁没了父亲，七、八岁就给地主放牛，15岁母亲去世，他遭遇了第一次家破人亡。此后，他和他的两个哥哥一起给地主当长工，到了冬天地里没活，则连长工也当不成，日子异常艰难。我小时候曾听他说过，当长工一年的工钱只够买一件粗布单衣的料。冬天没有鞋穿，冷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找牛刚拉出的粪，把脚埋到牛粪里取暖。后来他学篾匠，苦熬着，一直到1927年1月在吴焕先、吴先筹宣传鼓动下参加了红枪会组织，当年参加了黄麻起义，占领了黄安县城。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红军。1930年6月起先后任鄂豫皖边区特委会和鄂豫皖省委会事务科长。1932年，在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中，他随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由黄安转至长冲打游击。1932年底，敌人的疯狂“清剿”使人民群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很多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父亲的第一个女儿被敌人抓到后当场摔死，妻子被敌人抓去卖到河南光山县，后历经千难万苦逃回来又被敌人抓住杀死，父亲又一次家破人亡。

　　三年游击战争中，父亲先后任黄安三区一乡便衣队队长、黄安三区区委书记、罗陂孝九路游击师队长等，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依靠人民的支持，坚守了红色根据地。抗日战争开始后父亲先后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军需股股长、第四支队留守处处长和新四军第二师供给部军实科科长。抗战初期，父亲与他红军时期的战友郑春兰结婚后有了一个儿子取名“书安”，郑妈妈因产子得病发高烧，无条件医治，只得硬扛着，最后不得已跳到池塘里降温而丧生。失去母亲的小书安跟着父亲长到三岁，终因环境恶劣而夭折，这是父亲的第三次家破人亡。

　　父亲解放战争时期及解放初期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供给部军实科科长，华东军区后勤部被装处处长等职，后因病重、年纪大而离职休养。

　　母亲李先英是四川省巴中县福星乡人，因家贫，自小当童养媳，受尽了苦。她原以为自己属羊，应该出生于1919年，可解放后她回老家探亲，她的姑妈说她属兔，她就算是1915年出生的了。1933年，母亲和她的哥哥李永周都参加了红军，母亲在红四方面军总工厂当工人，后参加长征，三次过草地，多次受伤，1936年由康克清、周绍田介绍入党。到延安后，曾在抗大学习，先后任延安妇女学习商店出纳、曲子县妇女部长、蟠龙中心区妇联主任。1939年秋来到新四军，先后在舒城动委会、江北指挥部、汊涧合作社任干事、科员、副主任等，后来则主要做党支部工作，1955年根据组织决定复员，后来又根据组织决定回到部队。

　　母亲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受到很大伤害，她的儿子出生在延安，和当时出生的孩子一样，也被送到老乡家抚养，后来找不着了；第二个孩子是女孩，出生不久便夭折了。

　　我既是父母的长女，也分别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他们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有了我，自然格外珍惜，赋予我格外多的爱，这种爱延伸到他们的战友身上，愈益发扬、扩大。我和我同时代生长在革命部队的孩子一样，被作为革命的希望和未来，受到众多指战员和老乡们的关心、爱护，这种爱温暖着我们的心，使我们心中充满了阳光；这种爱像清泉，荡涤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保持了简单与纯真。

　　我对父母的了解是随着岁月的增长而日益加深的。从父母的战友那里我了解了父母的为人，从我和弟妹们的成长，所经历的人生起伏，到如今，我自己成为了外祖母，我才明白父母为了我们姐弟花费了多少心血，才懂得我们的父母是多么好的人。

　　长辈们对我父母的评价只有两个字：好人。1966年初，我第一次到郑位三伯伯家，听说我来了，不常见客的郑伯伯立即从楼上下来，见到我就笑着对浦云阿姨和卫士长说：这孩子不用开介绍信，一看就知道是吴立准的女儿。郑伯伯是父亲的领导，也是父亲参加革命的领路人，还是郑春兰妈妈的堂兄。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比父亲年长的人说我父亲是好人；后来先后见到我父亲多年的老领导张云逸、宋裕和、胡弻亮、周业成伯伯，林维先、詹化雨、吴世安、汪少川、张金台、张治银、吴大胜、陈发新、吴继春、胡开彩等许多与他并肩战斗多年以及衡杰、刘吉亮等一些曾经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长辈，都对我说过我的父亲是好人。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父亲对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从不计较名利地位。抗战八年，他的很多战友的职务、级别都升了，他却因为工作干得好而没有调动，从抗战开始时的正团级到全国解放，十多年未变。他长期从事后勤工作，认真细致，廉洁奉公。抗战初期，他在新四军四支队任留守处处长，负责领款、筹款，购买军需物品，司令员高敬亭怀疑他贪污，把他叫去查问，他虽然没有上过学，但记性极好，各种款项、物资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消除了司令员的疑虑；20多年前，吴大胜叔叔曾对我说过，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次战斗中，他们一家的被褥丢尽了，父亲虽然管理着被服，但他没有拿公家的东西给他们，而是把我们自己用的被褥给了他们，父母领着我和妹妹睡在稻草里，此事，吴大胜叔叔记了一辈子；三反五反时，一贯谨慎、廉洁的父亲实在无以交待，只好把我母亲1950年生我大弟弟时接受了部下送来的一只老母鸡作为问题交待了。父母待人宽，待己严，也这样要求我们姐弟。有一位阿姨是他们的老战友，这位阿姨后来和我们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在很多人看来，这位阿姨欺负我们家。父母跟我说，这位阿姨不容易，她的丈夫在战争年代牺牲了，自己又有肝病，要理解她，关心她。1966年我们家离开南京后，父母特地嘱咐我和弟妹：出差到南京，如果时间紧，可以不去看望别的长辈，一定要去看望她。我们姐弟照父母的要求做了，那位阿姨对我们很亲切。从中，我们学会了换位思考，懂得了宽容是一种力量。对于当年高敬亭司令员查问他，差点被杀头的事，他认为那是严酷的战争环境造成的，不是高敬亭司令员的过错。他对我说高敬亭司令员对干部要求严格，对战士关心、爱护，领导红28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为掩护红军主力长征，保卫鄂豫皖边区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杀他是错误的。

　　从长辈对往事的回忆和父母对我的教育中，我理解了“好人”这两个字的丰富内涵。父母的正直、善良、宽容，对革命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自己的严格，节俭，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规范着我们的行为，使我们姐弟能以平和的心态在本不平坦的人生路上能够一路走好。我的大弟吴金陵在南京上小学时就被评为鼓楼区的第一名，入伍的第一年就被发展入党，后来因身体的原因复员到一所大学工作，靠上夜大学习了大学的课程，成为单位里的技术骨干；二弟吴润陵15岁入伍，靠自学掌握了通信、计算机技术，获得了不少科研成果，退休后在航天系统的一个公司里为科技强军作奉献，干活、解决难题都很棒；小弟吴群陵也没有机会上大学，他先当工程兵，施工挖洞是一把好手，从不偷奸耍滑，在连队总是先进，后来学开车，一头钻进汽车技术，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开车、修车都行；大妹吴新民高中时有半年因病住院，她硬是靠自学赶上了同学，补考成绩全是优良，后来上南京军区卫校，成绩还是很好，毕业后一直在部队的医院工作，服务态度、业务能力皆受好评；小妹吴秋民在部队培训学的医，学历虽然不高，水平却不低，每次技术考核都名列前茅，后来在干休所从事医务工作，深得老干部信任和好评，退休后，单位领导又根据老干部的请求，请她继续为老干部服务。

　　1953年父母因病离开工作岗位后，把精力完全转移到对子女的教育上来。我作为长女自然是受惠最多的一个。

　　我生在战争年代，靠米汤喂养，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因而小时候体弱多病。为了我的身体能够好起来，母亲不顾自己的伤病，带着我到处寻医问药。南京市有名的医院、医生，我都去看过；很多种治疗方法。我也都尝试过。工夫不负有心人，在母亲的坚持下，我从上中学到大学毕业，吃了十多年配制的中药水丸，头不痛了，体质也增强了。进入老年后，身体状况比一般同龄人还要好。

　　当年父母对我的管教似乎有着明确的分工，母亲除管我治病外还着重“治理”我的急脾气，我出生在山区，从小缺碘，有单纯性甲状腺肿大的毛病，这自然是性子急的一个因素，要检查、治疗，另一方面还要磨性子，改变已经形成的急脾气。根据一位老中医的“处方”，母亲买了一斤青果，让我把青果核磨成粉以磨练我的性子，我觉得磨青果核没意思，提出改为绣花，母亲同意了，于是，我跟家里擅长刺绣的阿姨学了很多种刺绣针法和一般的针线活，后来又发展到毛线编织。由于这一功底，我离家上哈军工后不但自己缝缝补补不为难，帮助别人也不费劲。1963年毛主席题词号召学习雷锋，我被系里评为学雷锋先进个人。至今，在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史馆里还陈列着我的照片和事迹介绍。经过磨炼耐性，再麻烦的事，我也能耐着性子做下来。1978年，我在华北计算所参加 “远望三号”测量船上的主控计算机的联合设计，我一个人完成的工作量是其他人的三、四倍。由于当时没有绘制印制版的软件，设计印制版时，大家只能用手工画印制版图，要求一个月完成。不少人都拖了进度，有的急得擂桌子；我负责的那一部分工作量和难度都比较大，引出线格外多，我静下心来，每天工作16个小时，提前半个月利利索索完成了任务，在那里被称为“一个人顶一个方面军”，是“真正的专家”。我心里明白，没有年少时母亲对我的整治，我不会那么耐心细致地去做那些繁而又烦的逻辑设计、工程化设计以及让人头痛的印制板设计。

　　小时候，我对母亲不够佩服，也不够恭敬，嫌她唠叨。一个人有错，她数落起来对我们姐妹兄弟一个都不放过。我因为是老大，平时比较谨慎，难得“犯”在她手里，又不甘心“陪绑”，每看到她开始教训人便躲得远远的。母亲发现后多次对我说：“烈马还要从桥上过，你小心点！”这种话说多了我开始思索母亲为什么对我这样，渐渐地，我理解了母亲的唠叨和教训是对我们负责和爱的表现，是“恨铁不成钢”和“防患于未然”。此后，我不再反感母亲的训人，并且学着从别人的失误中汲取教训，使自己少走了不少弯路。成年后的一些事对我触动很深，彻底改变了我对母亲的看法。1971年的一天，我陪母亲看望既是亲戚又是母亲长征时领导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吴先恩叔叔，吴叔叔跟我们这些晚辈谈了长征的情况，特别强调了长征时女红军战士的不易，她们除了要克服自身生理上的困难，还要背负比男红军战士更多的粮食、机器、大锅等等，而在行军途中并没有前后方之分，女同志常常与男同志一样打仗。母亲在长征中头部和腿部多次受伤，能坚持下来，格外不易。文革中，谈到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母亲简洁地说，他们的所做所为是一种政治需要，违背人民的意志，长不了。1981年母亲来京治眼疾时看望了我所在单位的政委，政委在说我聪明能干后，加了一句：就是有些清高。母亲了解我其实只是不喜欢往领导跟前凑，过后告诉我：清高不是缺点。1991年初，母亲弥留之际，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常去看看我的战友。这些使我认识到母亲其实是很有文化、很有政治头脑，并且异常坚韧，十分珍视战友情谊的人。

　　我被闲置的时候，没有具体工作任务，上班总看书很累，下班后便开始了手工编织，当时只是为患肩周炎的朋友解决御寒问题，后来好多人都要，就越做越多，央视一套还作了个节目播出。为了母亲的临终遗言和弥补过去对父母尽孝的不足，也为了表达我们这些后辈对前辈的敬重、爱戴，还为了与他们子女之间的超乎血缘关系的亲情、友情，近二十年以来，我用钩针编织了数百件帽子、围巾、披肩、衣服送给那些老人和他们的后代，此外，我还曾代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的二代和哈军工北京校友会的学员给郭述申夫人许云阿姨、方毅夫人殷森阿姨、陈赓夫人傅涯阿姨和我的老师、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慈云桂院士的夫人琚书琴教授等赠送了披肩。在奥运会期间，我设计，钩织了有中国印的贝雷帽，送给了六位体操冠军姑娘，表达了普通百姓的感动，后来又钩织了很多顶，送给新四军老战士、小区里的孩子以及自己的战友、亲戚、朋友，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制作了一个小节目《吴阿姨的贝雷帽》播出。在奉献爱的同时，我收获了更多的爱，所有接受这些作品的人都表达了由衷的感谢与欣慰。陈发新阿姨生前曾特意从南京打电话告诉我：她披着我钩的披肩上街，好多人问她的披肩是在哪里买的，她说是老战友的女儿钩的；林维先叔叔的夫人陈岩阿姨生前接受了我钩的披肩，贴着脸亲我；老红军夏紫忠阿姨在电话的另一头直叫我“乖乖”，许云阿姨为我唱起了俄罗斯民歌“纺织姑娘”，傅抱石夫人罗时慧和她的儿女也都得到过我的作品，其子傅二石则当面称我“好人吴凤鸣”……

　　我的长相、脾气像父亲更多些，平日里似乎与父亲更投缘。或许因为是长女，父亲在我身上投注了更多的关心与期望，一直把我当成一个男儿、一个兵管教，既严格又宽容，有原则性的，也有很具体的要求。父亲的这些要求不允许我含糊，在他的调教下，我渐渐养成了习惯。

　　父亲要求我坚强，不管生什么样的病，不管如何痛苦都不准哼，说哼不但不能减轻自己的痛苦，还会让别人听了难受。父亲还不准我哭，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女儿有泪也不能轻弹。上小学时因为老搬家、转学，有时课程接不上茬，一次考珠算，我不会写口诀，被老师在考卷画了个大大的“鸭蛋”，我觉得受了奇耻大辱，从学校一路哭回了家，父亲了解了情况后，问我：哭能解决问题吗？我答：不能。父亲又问：你为什么哭？我无话可答。从此，我明白哭没有用，遇到困难和挫折都要要想办法战胜自己。上大学时，就因为从来没有哭过而多次被队里的领导表扬。1997年，我在东南沿海执行任务时，腰被机器砸伤，因任务紧，又无人可以替换，我按照父母常说的“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对伤痛不予理睬，持续在野外工作了两个多月，完成任务去检查，腰椎已成压缩性骨折，后来被评为伤残军人。

　　父亲要求我令行禁止，只要他一声招呼，我必须立即响应，即使把钢笔套套上的那一点延误都不允许；他要求我办事认真，注意细节，不准偷懒，扫地要把边边角角都扫干净，拧衣服、毛巾要使劲，不能拧完了还滴水；他告诉我做事要有准备、有计划、会安排，才能做得又快又好。父亲的诸多要求使我上学时作业做得快，有更多的时间看小说、电影，做航空模型、绣花、画画、游玩，培养多方面的兴趣，参加工作后比较容易拓展知识面，做军航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规划、论证、设计时，因为我除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工程外，还知道一点雷达、通信方面的知识，领导机关的人就说我“什么都懂”，这使我明白了：你只要比别人多学一点，早学一点，你就有优势；注意细节则成功率高，考试时分数高，中学时，我的数学平均成绩多次得过满分。1961年，在南京市被保送上哈军工的50人中，我的统考总分名列第一。大学的学习任务重，压得我头痛、失眠，不能正常上课、上自习，但毕业时，我的5年考试总成绩在班里第一，以至于有些学习成绩好的男同学说，我们使劲赶也赶不上你。工作后，我仍以快手著称，不管在单位里，还是参加外单位协作；研制高频器件、计算机、雷达、多计算机控制系统，作系统工程论证、设计、鉴定，制定相关标准，甚至进行危机公关，收拾别人的残局，常常一人顶几个人，干得又快又好。

　　父亲要求我善待弟妹、善待他人，告诉我看人首先要看人的长处，才容易找到榜样，知道自己的不足。我按父亲的要求做，对人、对事不予计较，别人有求于我，我能帮就帮，帮不了，就坦然告诉人家我不行。我心中有一本“教师名册”，每到新环境或遇到新问题，都能很快找到求教的老师，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不论到哪里，遇到问题就不愁没人教，工作自然也就顺利了。在工作中，为了保证质量、进度，不论份内、分外，我都尽力去做，因此，协作单位的领导说：有吴高工在，我们就放心了；部队的官兵则称我“德高望重”。

　　父亲常对我们姐弟说：男儿、女儿都一样，不要靠父母。还说：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要懂得节俭，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不贪图虚荣，自己的东西只要有用就要爱惜；别人的东西再好也不要羡慕，更不能贪图；自己的东西如果在别人那里更能发挥作用，就要舍得放弃。这些要求使我们不为物欲所累，不趋炎附势，活得轻松、坦荡。

　　父亲要求我们实话实说，有话直说，不准虚伪和说违心话，这虽然有时会让人不舒服，引起反感，但却能获得更多人的友谊与信任。

　　父亲对于穿衣的要求很严，从不准我穿鲜艳的衣服，所以我一辈子素面朝天，不化妆，不烫发、染发，衣服、鞋子历来都很宽松。我不知道父亲这样要求我的深意。但我觉得这样很自在，乐于按父亲的要求做。穿着部队发的那种分不出男女的布鞋很舒服，出入北京市的各大宾馆参加技术谈判、交流一类的会议轻松自如；到基层部队，则有浓重的归属感。前几年，我去早市的一个摊位买东西，询价后问了一句：能便宜点吗？摊主尚未回话，相邻摊位的摊主抢先说；你给她便宜点吧，她下岗了，没钱。乐得我赶紧说：对！下岗了，没钱，便宜点吧。作为一名军人，长期生活在男性居多的环境里，这样的穿着，让我有男儿、女儿都一样的感觉，即使在只有我一个女性的场合，也能自由自在，毫不拘束。最近看了一些养生学方面的书，才知道这样简单、舒适的穿着对身心健康大有益处，明白了这也是我身体尚好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被保送上哈军工成为一名军人，父亲特意给我讲军队铁的纪律，告诉我，在战争年代，军队的纪律是血的纪律；跟我讲保密的重要，并具体规定了写信的内容。

　　父母对孩子们更多的是民主、宽容和关心爱护。学校晚上有活动，父亲总会在上学的路上迎我；餐桌上，父母看到孩子们爱吃的菜，他们就不动筷子；我们虽然从来没有压岁钱，但买课外书、画画、做手工、看电影、旅游等等所需要的钱从来都不缺。

　　小时候，我不是个“省油的灯”。身体不好需要父母格外操心；有时候还特别有主意，很倔。1950年下半年，我转学到位于南京卫岗的华东军区干部子弟学校，因为穿了公家发的缴获的美军洋布做的衣服，被几个孩子诬陷偷衣服，加上自己的雨靴又被他们抢去，心情不好，一学期里大半时间在生病。年底，父母说要调到上海去工作，为我作了安排，要把我留在南京上学。我吓坏了，打定主意不留在南京，经过一番僵持，父母依了我。到上海后，我又死活不进那里的干部子弟学校，父母又依了我。因为我开的头，此后，我的弟妹都没有上过干部子弟学校。现在想来，当初父母对我的容忍是看我可怜，后来不送弟妹上子弟学校有可能是感觉到普通学校对孩子们的成长更有益。

　　小学五、六年级时，因为性子急，课堂上一、两个字说不清楚的问题，我宁肯站着什么都不说。班主任认为我“唯欠活泼”，罚我当班长。由于同学们都肯帮我，当班长挺轻松，却不敢淘气了，仿佛带上了紧箍咒。上中学后，班里人才济济，我当了个小队副，卸下了紧箍咒，恢复了淘气的天性，课上、课下，古今中外的小说看了不少，尤其爱看水浒，学那些英雄豪杰讲义气，当有人告诉我，我的一个好朋友背后说别人坏话时，我就学班里一些同学的做法，再也不理那位好朋友了。当时少先队辅导员正在抓班里不团结的问题，我一下子就撞到了“枪口”上。那位好朋友历来把我当成小妹妹，对我很宽容，一再给我递条子，要跟我和好，辅导员以为我们的工作好做，拿我做突破口。她没想到，我不但“讲义气”，“原则性”还很强，不管辅导员如何批评，就是不认错。为此，从来操行等级都是甲等的我在初一、初二这两个学年里都降为乙等。对我这样的行为，父母采取了宽松的态度，没有批评我。后来，一位同学指出我的问题出在对朋友的要求太高。我觉得这位同学的话点到了我的病根，也明白了父母的宽松也是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所以，给我时间等待我自己觉悟。这件事使我明白了“过犹不及”，原则性必须与灵活性相结合的道理。初中毕业时，全班57人保送了4人直升高中，我是其中之一。父母和老师的宽容对我是很好的教育，以后与人相处就懂得宽容，能和各种脾气、秉性的人友好相处了。

　　父母的宽容表现在很多方面，他们对我的学习成绩从来没有具体要求，考第几名无所谓；初中时，我宣称不入团，将来直接入党，父母对此也无所谓，直到上高一，班里的团支部书记问我到底入不入团，我赶忙回答“入”，这才写了申请书，并被发展入团。为此，我总感觉自己的入团太被动，所以，一进哈军工就写了入党申请书，1963年4月我被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发展入党后，有好几个月没人理我，我写信问父母该怎么办，父母回信告诉我批不批，何时批都是党委的事，与我无关，让我一切照常。我按父母的要求做了，后来组织上给了我一个“入党动机端正”的评语。参加工作后遇到调级、调职，立功，受奖一类的事，我依然照此办理。有一年，绝大多数人都调级了，我当时处在成果多、奖项高、级别低的当口，和几位工作能力、工作态度都很好而不找领导提要求的同志一起被列入另册而没有调级，我不予理会，照常做自己该做的事。政治部主任听到群众反映强烈，就找我谈心。我告诉他，我是为国家而工作的，不是为他们哪个人干的，所以，不在乎他们对我怎么样。我曾有两次可以因课题成果立二等功的机会，当时所里还没有人立过二等功，所以，所长说“摆不平”，一位副所长说：你有三等功，还是高工，我还什么都没有呐。我一想“可也是”，这出头的椽子不能当。

　　高中毕业时，父母对于我所学专业选择也是颇费心思的。母亲听说学化学危险，不让我考化学专业，我虽然也不喜欢化学，但看母亲那么认真地反对，不懂事的我就故意逗她说我要学化学；父亲则认为我身体不好，建议我学医或师范，我觉得自己性子急，身体又弱，不适合当老师和医生，提出学军事工程，既当兵又攻军事科学尖端，即使生病对工作影响也不大，自己可以掌握进度，走在前面，也可以事后追赶。父母觉得我的主意不错，很支持，鼓励我说“好男要当兵，好女也要当兵”。母亲还亲自到南京军区政治部，打听到了哈军工派到南京各重点中心选拔学员的郭队长的住处，我和给我通报消息的刘小林一起找到郭队长，提出了上哈军工的要求。郭队长到我们就读的非重点中学—南京四女中考察了我们的情况，后来，我们顺利成为哈军工学员。

　　父母的遗传使我手巧，手的劳作又养护了身体的器官；在父母精心营造的宽松环境里，我无忧无虑地学习，轻松愉快地在玩中积累知识；父母的民主、宽容，使我在容易产生逆反心理的年龄充分感受了父母的理解与尊重，这种理解与尊重使我自觉、自信、自强；父母的管教，使我有了立足社会做人的基本素质，懂得了正面思维，低调做人，积极面对人生的道理，学会了勤快、注意细节的做事方法，使我能在忙中找到闲暇，调整自己的身心；父母教我善意地待人处事，使我有了平和的心态，在亲情、友情的环绕中享受人生；父母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影响着我，使我爱山、爱水、爱花草，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当兵离开父母，以至父母双双离世以后，我仍然感到父母就在我的身边，他们的目光依然在注视着我，他们的言行像一面镜子，时时警示着我。遇到重大工程，需要我挺身而出时，我仿佛听见父母说：孩子，国家需要你了，赶快干吧，被人称为“能抓住机会”，在航天工程、军事指挥自动化工程、空中交通管制工程中尽力，所参加的课题项目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一等及军队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在奖项较多，有些名气，被领导机关“特请”参与一些国家重大项目评审、鉴定时，因为“你干得越多别人越恨你”而被闲置，我又仿佛听见父母在说：孩子，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不要计较别人对你的态度，抓紧时间学习吧。于是我埋头做学问，用少先队员的“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和“时刻准备着”规范自己。别人不愿写或写不了的标准，我写；野外工作辛苦、难度大，我干：别人收拾不了的工程，我收拾。父母献身国防的教导让我不怕困难，不怕失败，轻松上阵反倒容易成功。曾有人说我是“被浪费的人才”，我从父母那一辈人的经历中明白了任何社会都难免有人才的浪费，难免有冤、假、错案，有他们所经历的事件作比较，自己的那点沟沟坎坎实在算不了什么。只要自己不浪费自己，自己不和自己过不去，就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你。多年来，我按着这个路子走下来，心甘情愿地当一颗垫底的石子感觉还挺好。

　　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小时候同学们说我是“上帝的宠儿”，功成名就的刘小林多次对我说：我羡慕你。有父母这本书相伴，幸福如影相随，如果有来生，我愿意还当他们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