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①

　　毛泽东这一论断，是建立在确凿事实基础上的科学判断，也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历史结论。

　　粟裕在在淮海战役中的功绩，概括地说，是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九条。

　　一、在战略转折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发展战略进攻、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战略构想，形成了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

　　淮海战役的战略决策，要从1948年粟裕的两次“斗胆直陈”说起。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以后，粟裕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探索解放战争的发展规律，逐步形成了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构想。他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咯战术的变化，解放军打歼灭战将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在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在原有政治优势的基础上，又取得了战略优势地位，但是在数量上和技术上仍然处于劣势。国民党军队仍然可以依恃其数量上技术上的优势，在局部地区组织战役进攻。因而中原战场出现反复拉锯的僵持局面。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关键，是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l947年12月上旬，他准备把这一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在作战和建军两方面采取措施以争取数量上和技术上的优势，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由于他的构想和建议不仅关系战略全局，而且与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的避免打大仗的意图不同，所以在电报起草好以后，又经过40余天的慎重考虑，并通过平汉战役的实践证明集中兵力打大仗是可行的，方才于1948年1月22日发出，并使用了“斗胆直陈”的措词。（全文见《粟裕文选》第二卷第432页，第434页）这就是著名的“子养电”。

　　粟裕当时不知道，中共中央在1947年12月的杨家沟会议上已经作出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决定从中原战场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部队，以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1948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要他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电报强调指出：“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二十个旅回防江南。”至于渡江的时机、地点和方法，提出三个方案，认为各有利弊，要粟裕“熟筹见复”。（全文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71页-第272页）

　　粟裕认为，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扭转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问题是：从战争全局和中原实际来看，究竟是分兵渡江南进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他认为，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其他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敌我态势来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是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企图，特别是调动不了国民党在中原战场上的四个主力军，同时又会分散和减弱我军在中原战场的兵力。权衡两案利弊得失，粟裕认为，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更有利于迅速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进而夺取全国胜利。

　　1948年4月18日，粟裕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提出，“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以吸引五军北援而歼灭之。尔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伯承]邓[小平]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仗”。（《粟裕文选》第二卷第461页）

　　粟裕的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8年4月底到5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他的建议，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59页）“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周恩来传》第721页）

　　1948年6月16日至7月6日，粟裕组织指挥的豫东战役，不仅创造了一个战役歼敌9万余人的空前战绩，更重要的是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并推动全国战局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发展。实践证明，在中原黄淮地区确有大量歼敌的必要和条件，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决策是正确的。因此，豫东战役以后第7天，1948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再次调整原定战略部署，指示：“粟兵团应在现地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21页）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8页）

　　二、指挥揭开战略决战序幕的济南战役，及时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主持制定切合实际的淮海战役部署。

　　豫东战役以后，粟裕对解放战争规律的探索又前进一步，形成了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他认为，解放军的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粟裕谈淮海战役》，《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他认为，豫东战役的胜利，实现了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的转折，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推动战局向战略决战方向发展，无论是正在酝酿的济南方向作战，还是未来的徐州方向作战，都要同南线战略决战联系起来考虑。因此，当中共中央提出拟令华野许世友、谭震林兵团迅速攻克济南，以保证豫东参战部队休整，然后配合华野主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的时候，粟裕建议华野全军首先休整一个月，然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他认为，“只要济南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转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属极大可能”。（《粟裕文选》第二卷第524页）1948年8月23日，又提出：“两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开展。”粟裕后来说，“当时就是想以这一作战行动为下一个作战和渡江创造条件”。（《粟裕文选》第二卷第540页、第726页）

　　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过程中，集结在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三个兵团17万余人，在华野阻援打援部队阵地前面徘徊，不敢北上与华野交战。粟裕认为，这说明敌人是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我军打大规模的仗，也说明我军对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有利条件正在逐渐成熟。因此，当攻济作战仍在激烈进行但已胜券在握的时候，就于9月24日7时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粟裕文选》第二卷第571页）中共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于9月25日19时复电，同意粟裕的建议：“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9页）

　　粟裕指挥的济南战役只用8天8夜就攻克济南城，全歼守军10万余人（包括起义者两万余人），并且在打援战场上不战而胜，实现了中共中央所设想的最好结果，最重要的是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促使中共中央对原来的战略部署作了进一步调整。济南战役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用五年左右时间，建军500万，歼敌500个正规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济南战役以后，中共中央考虑到从豫东战役到济南战役、辽沈战役的实践经验以及全国战局的发展，改变了对战争进程的估计。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由于四个月内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英勇作战的结果，而特别是南线的睢杞战役（即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北线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战役（即辽沈战役）的结果”。“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18页-第219页）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继辽沈战役之后，连续发起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加快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三、在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由战略配合发展为战役协同的关键时刻，主动提出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的建议，协助中共中央军委顺利解决了淮海战役的统一指挥问题。

　　在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徐蚌会战）筹划过程中，交战双方统帅部都面临着一个关系战役胜败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战役的统一指挥问题。

　　1948年10月下旬，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四个纵队先后攻克郑州、开封，奉中共中央军委指令进至徐州以西的萧县地区。粟裕分析战场态势，领会中共中央意图，认为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将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协同作战，淮海战役的规模也比原来设想的要大，必须建立统一的指挥体制，才能统一指导思想，协调作战行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两大野战军的整体威力。于是，他在1948年10月31日给中共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毅]军长、邓[小平]政委统一指挥“。（《粟裕文选》第二卷第609页）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1日17时半复电：”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陈毅、邓小平于11月2日午时复电：”本次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信工具太弱，故请军委于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就这样，淮海战役的统一指挥问题，在不到3天时间内就顺利解决了。

　　1948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淮海战役已经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和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指挥员均已聚集淮海战场的实际情况，又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筹领导淮海前线的作战和支前工作。

　　按照惯例，在一次战役中，几支部队联合作战，一般是主要方向上的指挥员指挥次要方向上的指挥员，先打响的部队指挥员指挥后打响的部队指挥员，兵员多的指挥员指挥兵员少的指挥员。初期参加淮海战役的部队，有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15个纵队和暂归粟裕指挥的中野第十一纵队共16个纵队，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在中共中央军委尚未作出由谁统一指挥的决定之前，粟裕主动提出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对于顺利解决南线决战的指挥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再次表现了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

　　反观国民党统帅部，早在10月下旬就着手解决徐蚌会战的指挥问题。他们认为，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不能胜任，提出由白崇禧担任国防部蚌埠指挥所主任，统一指挥中原战事。白崇禧先是同意，后又拒绝，此事告吹。直到11月10日，即淮海战役发起4天以后，蒋介石改令杜聿明到徐州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实际负责徐蚌会战指挥。先后用了近20天时间，才勉强解决了徐蚌会战的统一指挥问题。对比中共中央顺利作出淮海战役统一指挥的决定，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大兴感慨，说：”这对国民党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四、准确判断辽沈战役结束以后的战略态势以及国民党当局可能采取的对策，建议将淮海战役及时转变为南线战略决战，对于中共中央军委确定”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起了关键作用。

　　淮海战役发起以后，粟裕观察分析全国战略态势，认为南线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那时，辽沈战役已于11月2日结束，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也取得了优势。粟裕说：”现在东北全境已经解放，解放战争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仗怎么打，怎样能更快地给蒋介石以决定性的打击。“（《一代名将》第38页）1948年11月8日，他和张震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分析全国战略态势，估计蒋介石可能采取两种方针：”第一，以现在江北之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及华南防御。第二，立即放弃徐蚌、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认为如果解放区对战争还能作较大支持，则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种方针更为有利。因此建议：”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消灭之（或歼孙[元良]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浦蚌铁道，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运。“（《粟裕文选》第二卷第618页-第619页）这就是著名的”齐辰电“。

　　11月9日，粟裕又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刘峙有以徐州为中心与我决战模样“，正在调整部署，”实为歼敌良机“。

　　中共中央军委采纳粟裕的建议，毅然作出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的决策。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电指示：”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84页）后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又把这一决策概括为”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67页）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能动地驾驭战局、力争主动、迫敌就范的战略方针。

　　在淮海战役发起之前，蒋介石的统帅部曾经考虑”放弃徐州，守江保淮“，采取”守江必守淮“的作战方针。但是，误认为华野和中野”行动甚缓“，”企图不明“，”陈[毅]刘[伯承]是否合力尚难断定“，因而举棋不定，”守江必守淮“的计划并未付诸实施。当时辽沈战役大局已定。蒋介石担心，辽沈战败，再加徐州撤退，导致政局不稳，因而被迫采取第一种方针，将兵力集结在徐州及徐蚌段铁路沿线，作攻势防御。蒋介石为了保住第四十四军，让黄百韬兵团在新安镇等了两天，结果使黄百韬兵团陷入重围。为了救黄百韬兵团，又把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兵团集中在徐州地区，指令黄维、李延年、刘汝明等兵团北上增援。他所采取的措施，沿着粟裕”齐辰电“设想的第一种可能，一步一步地走向在徐州地区决战的道路。对于这一点，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所见略同。他们说，”在徐州附近开打，是被迫无奈的“，”未战而败局已定“。

　　关于淮海战役，史学界有”小淮海“、”大淮海“之说。一般认为，11月8日以前策划的淮海战役是”小淮海“，11月9日以后策划的淮海战役是”大淮海“。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1948年10月11日的电报，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标题定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实际上淮海战役执行的并不完全是这个作战方针，（注）而是”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

　　上述过程表明，从”子养电“到”齐辰电“，在由战略进攻发展为战略决战过程中，在由”小淮海“发展为”大淮海“的关键时节，粟裕都提出了具有关键性的建议，对中共中央军委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五、指挥全歼黄百韬兵团，截断徐州之敌南逃退路，为下一步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奠定了南线决战全胜的基础。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歼灭黄百韬兵团。黄百韬兵团下辖五个军，是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兵力最多的兵团，战斗力中等偏上。一仗消灭敌人五个军，这是一个大仗、硬仗，又是对整个战役影响很大的初战。为求初战必胜，粟裕精心运筹，果断决策，出奇制胜，大奏奇效。

　　在作战部署上，他采取声西击东的策咯，先期派出两个纵队向鲁西南进军；以9个纵队使用于运河以东，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以6个纵队加4个旅使用于运河以西以南，造成南北聚歼李弥兵团、攻略徐州的态势，隐蔽我军意图，错乱敌人部署。蒋介石的统帅部和徐州”剿总“果然中计。在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的部署”徐蚌会战“的会议上，徐州”剿总“各个兵团司令官都说自己防区当面发现共军重兵集结，判断华野部队将由鲁西南南下，而不会在徐州以东发动攻势。因而决定放弃海州、连云港，固守徐州，集结兵力于津浦路徐蚌段，作攻势防御。这一部署正好给华东野战军分割歼灭黄百韬兵团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出击时机上，粟裕根据战场态势变化，决定提前两天发起战斗。顾祝同主持的徐州会议以后，华野指挥机关很快就侦察得知蒋军动向，判断敌人有”集中兵力固守徐州及徐海段、徐蚌段，以阻我南下攻势，掩护其加强江防及江南后方部署“。11月6日又发现，驻守海州的的国民党第四十四军有西撤新安镇并归黄百韬指挥的动向，隐蔽在冯治安部的共产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发动起义上”要求更趋积极“。形势的发展表明，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宜早不宜迟。粟裕当机立断，将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提前两天，即由原定11月8日晚改为11月6日晚。11月6日戌时（19-21时），一面将作战部署上报中共中央军委、邓小平、陈毅、华东局，一面下令部队执行。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完全同意鱼戌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77页）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夺取了战场主动权，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这两天时间里，华东局和华野前委成功地组织指导了何基沣、张克侠的起义，华野主力部队迅速通过起义部队防区，切断了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通路。同时，以神速的动作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分割包围。国民党统帅部和徐州”剿总“惊叹：”未料共军行动这样迅速！“粟裕后来说：”如果再晚四小时，让黄百韬窜入徐州，那仗就不好打了。“

　　在作战方法上，粟裕采取”攻济打援“的战法，用6个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用7个纵队阻击由徐州增援之敌。在作战过程中，根据黄百韬兵团由驻守之敌变为运动之敌，又由运动之敌变为驻守之敌等实际情况，适时转换作战方式，由运动战转换为村落阵地攻坚战，用近迫作业的办法把交通壕挖到敌人阵地前沿，然后突然发起攻击，突破敌人的坚固防御阵地，全歼黄百韬兵团。而由徐州增援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虽然与黄百韬兵团炮声相闻，却不能越雷池一步。谈到淮海战役的战法，粟裕说：”在战役指挥上重视和掌握作战方式的转换以及由之引起的战术、技术上的变化，是一条重要经验。“（《粟裕谈淮海战役》，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这种战法，也是出乎敌人意料的。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场上的主将杜聿明说：”他们（指参谋总长顾祝同等人）并未料到解放军已有一半以上兵力担任阻击打援，并准备在淮海战役中实行战略决战，消灭国民党军。当然我也未料到这点。“（《淮海战役亲历记》第23页）

　　在第一阶段作战过程中，粟裕就开始为下一步作战创造条件。1948年11月7日，即在淮海战役发起一天之后，他就与华野参谋长陈士渠、副参谋长张震议论，认为不论战局如何发展，孤立徐州，截断徐州之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于是连发三电给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和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王建安，判断淮海战役发起后”有提前夺取徐州或孤立徐州，使敌不能南撤可能“，认为”目前主要关键为能否全歼黄[百韬]兵团，同时作下一步准备“，要求谭震林、王建安率领的华野部队按预定计划迅即出陇海线，建议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野部队直出津浦路徐蚌段，截断徐州之敌退路，下一步或继续歼灭黄维兵团，或歼灭蚌埠之孙元良兵团，或夺取徐州，当依实况决定。（《粟裕文选》第二卷第616页）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8日复电指出：”估计及部署均很好“。1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又连发3电，指令中野集中4个纵队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铁路，切断徐州之敌南撤通路；指令华野部队以勇猛神速手段歼灭李弥兵团，切断黄百韬兵团西撤通路。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互相配合，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超额完成了中共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不仅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5个军12万人，争取何基沣、张克侠率领的第二绥靖区部队2.3万余人起义，给增援黄百韬兵团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以沉重打击，解放了徐州以东直到海州、连云港的广大地区，并且隔断了徐州与蚌埠之间的交通，使徐州之敌处于孤立地位，给下一步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奠定了南线战略决战胜利的基础。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指出：”这是一个伟大胜利“。电报说：”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63页）

　　六、在第二阶段作战中，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一肩三副重担，除先后派出5个纵队参加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外，还担负着钳制、阻击南北两线40万敌军的任务，保障第二阶段作战胜利，并为第三阶段作战创造条件。

　　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以后，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总兵力还有6个兵团18个军50余万人，分别集中在三处：徐州地区，有徐州”剿总“和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8个军30余万人；蒙城地区，有黄维兵团4个军12万人；蚌埠地区，有李延年、刘汝明2个兵团6个军10余万人。

　　三个战场一盘棋。如何确定主要打击目标，如何处理主攻战场与钳制、阻击战场的关系，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这三部分敌人，是关系整个战役胜负的关键问题。

　　从淮海战役发起之时开始，粟裕就一直关注第二阶段作战对象的选择。在”齐辰电“中，他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下一步作战”或歼孙[元良]兵团，或歼黄维兵团“。中共中央军委判断，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以后，徐州之敌有南撤或不撤两种可能，指出：”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77页）

　　在第一阶段作战过程中，中共中央军委一度设想”第二步歼灭邱[清泉]李[弥],夺取徐州“。（《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97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如果黄维兵团出永城或宿县，”歼击黄维为上策“。那时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刚刚开始，其余各部敌军的动向尚未判明，所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需待黄[百韬]兵团歼灭以后，依邱清泉、李弥、黄维三部的情况，才能决定作战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21页）

　　当第一阶段作战临近结束的时候，南北两线战场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全歼黄百韬兵团已成定局，邱、李两兵团积极东援的情况并未出现，集结于蒙城、蚌埠地区的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兵团开始向北增援。194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在北线歼灭了黄百韬兵团，南线歼灭了李延年兵团、歼灭或驱逐了刘汝明兵团之后，”即可全力歼灭黄维，如像在碾庄歼灭黄百韬那样，获得一个伟大胜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45页）同一天，黄维兵团进至蒙城地区，向中原野战军部队发起攻击。11月19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华东野战军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以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五个纵队或三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淮海战役》第1册第175页）粟裕、陈士渠、张震于11月20日复电，”完全同意刘陈邓指示“，决定”抽出四至五个纵队，必要时还可增加三个纵队，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并建议”首先求得彻底歼灭黄维兵团为主“。（《粟裕文选》第二卷第652页）

　　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全歼黄百韬兵团，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黄维兵团向中野南坪集阵地猛烈进攻，出现了歼灭黄维兵团的有利战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先打黄维，并请华野”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24日15时复电：”完全同意先打黄维“，指示华野”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69页）粟裕、陈士渠、张震于11月24日午时、25日巳时连复两电，表示”完全拥护先集中力量歼灭黄维的作战方针“，决定大力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并作出具体部署：再抽调3个纵队，连同已交归中野指挥的王秉璋、张霖之第十一纵队，先后投入歼灭黄维作战；以3个纵队加江淮军区两个旅，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向西向北进犯；以8个纵队监视和钳制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兵团，使其不能向南向西增援。（《粟裕文选》第二卷第657页-第658页）

　　这样，第二阶段的作战方针就确定下来并开始付诸实施了。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一肩三副重担，除先后派出5个纵队参加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外，还担负着钳制、阻击南北两线敌军1个”剿总“指挥部、5个兵团约40万人的作战任务。

　　在第二阶段作战方针商讨过程中，粟裕在11月20日的电报中判断，黄百韬兵团被全歼后，徐州之敌与蚌埠、蒙城之敌有”以宿县为中心对进，以图打通津浦线联系之极大可能“，决定以8个纵队成大弧形包围徐州，监视和钳制徐州之敌，阻止其南援，以4个纵队加2个旅阻止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进，”全力保刘陈邓歼黄[维]胜利“。

　　果如粟裕所料，11月23日，黄百韬兵团被消灭，蒋介石急令刘峙、杜聿明到南京开会，决定”徐州方面以主力向符离集进攻，第六兵团及第十二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对进，一举击破共军，以打通徐蚌间交通“。这时，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早已严阵以待。北线经3天激战，由徐州南下的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仅仅前进10到15公里，到第二天就不能再越雷池一步。南线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刚刚前进到任桥地区，就受到华野部队迎头痛击。11月26日，华野部队攻克任桥以东的灵壁，威胁李、刘两兵团侧背。李延年、刘汝明眼看大事不妙，立即指挥所属部队缩回浍河以南。而由蒙城北进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则被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部队包围在双堆集地区。蒋介石的南北对进计划刚刚出笼，就宣告破产了。

　　在第二阶段作战中，徐州之敌的动向一直是粟裕最为关注的问题。他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国民党军后方已无兵力可调，放弃徐州的可能性较大。徐州之敌有固守和突围两种可能。如果敌人固守，以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为依托，将加大我军歼灭该敌的难度。相反，敌人突围对我并非不利，让他离开乌龟壳再消灭他是最好不过的。因此决定不把敌人堵死在徐州，而准备对付敌人突围。11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来电指出：”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89页）接到中共中央军委来电，粟裕进一步分析敌我态势，认为敌人有不待黄维被消灭就放弃徐州的可能，并且判断徐敌逃跑的方向有三个：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南逃；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二是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解黄维之图，集中兵力防守淮河。敌人走这一路，将要遇到我两大野战军的强力打击。但是敌人总是对自己估计过高，走这一路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敌人的阴谋得逞，战场形势将发生不利于我的重大变化，所以也是对我军威胁最大的一着。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将北线7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两侧，重点对付徐州之敌向西南逃跑，同时防备其向两淮、连云港方向逃窜。11月28日，蒋介石果然急令刘峙、杜聿明到南京密商，决定于11月30日撤出徐州，走粟裕判断的第二条道路，经永城到蒙城、阜阳地区，解黄维之图。11月30日晚上，徐州之敌刚刚撤出徐州，华野就从各种渠道侦察得知，敌人已经撤出徐州，向西南方向逃窜。粟裕立即作出追歼逃敌部署，除北线的7个纵队以外，另从南线抽调3个纵队，加上从山东调来的渤海纵队，共11个纵队，追击、截击、围歼逃敌。到12月4日，就将杜聿明率领的30万人马包围在河南省永城县陈官庄地区，并于12月6日歼灭企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大部。

　　粟裕说：”战役指挥的重心放在哪里，对能否掌握战场主动权关系极大。我从历次参加的战役指挥中体会到，每个战役都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在对战役有决定影响的环节上我们掌握了主动，打赢了敌人，从而使我军确有把握取得战役的全胜。因此，战役指挥员不仅要对整个战役有通盘的考虑，预见情况可能的发展变化，在打第一仗时就想打第二仗和第二仗的问题，而且要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战役的转折点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全力以赴，采取一切手段促使战役转折的实现。“（《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58页）他认为，整个淮海战役的转折点，是在杜聿明集团被围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被阻住，我军己能集中足够兵力全歼黄维兵团的时候。在第二阶段作战中，他全力促成这个转折的实现。

　　1948年12月上旬，淮海战场态势发生重大变化：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被华野5个纵队阻止于蚌埠以南，杜聿明集团被华野11个纵队围困在陈官庄地区，黄维兵团处于孤立无援境地。华野得到情报：杜聿明向蒋介石建议，从山西、台湾、甘肃抽调几个军到蚌埠，与李延年、刘汝明合股北援；宋希濂兵团已由武汉向浦口开进；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纬国率领战车部队到蚌埠参战。

　　粟裕分析战场态势，认为南线阻援兵力不足。万一出乱子，势将影响全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他估计，华野对杜聿明集团作战还需十天到半月时间，可以再抽出部分兵力到歼黄战场，首先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12月10日，即发电报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建议再由此间抽出一部分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对邱、李暂采大部守势，局部攻势）“。（《粟裕文选》第二卷第686页）经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话同意，华野前委决定，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渠率领第三纵队、鲁中南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一部。于当天晚上南下参战。这样，就使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兵力达到12个纵队另两个旅，在数量上也居于优势地位。战至12月15日，历时21天的第二阶段作战胜利结束，全歼黄维兵团12万人（包括起义者在内），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二个伟大胜利。

　　七、军事仗与政治仗密切结合，全歼杜章明集团，取得第三阶段

　　作战的彻底胜利。

　　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以后，粟裕认为形势已经完全明朗，杜聿明集团已成瓮中之鳖，绝对逃不脱被歼灭的命运，问题在于：从战争全局来考虑，什么时间发起总攻最为有利。

　　12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歼灭黄维兵团以后，留下杜聿明集团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以使淮海、平津两大战役互相配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362页）粟裕认为，中共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给淮海战场造成了极好机会，既可利用这段时间组织部队休整，又可乘机对敌军展开政治攻势。

　　在组织部队休整中，广泛开展立功运动、评定伤亡、溶化俘虏等活动。经过休整，华野部队兵员充实，装备改善，战术提高，士气上升，更加壮大。淮海战役开始时，华野总人数为36.9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战役结束时增长到55.1万人。增长部分，除了补充几个地方团以外，主要是补进”解放战士“。

　　对敌政治攻势更是大放异彩，促使国民党军官兵纷纷携械投诚。到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时，杜聿明集团的30万人马只剩下不足20万人，仅用4天时间就被全部消灭了。粟裕说：”敌人最后被解决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四天四夜还不到，就歼敌十多万，平均每天歼敌四五万人。如果没有政治攻势，最后解决敌人不会这样快，我军的伤亡一定还要大些，证明‘攻心为上’是正确的。“（《粟裕文选》第二卷第740页）

　　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1个”剿总“指挥部、5个兵团、22个军共55.5万人，基本上消灭了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精锐部队，解放了华东、中原广大地区，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粟裕以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著称。在淮海战役中，他把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他总结自己的经验说：”作为战区指挥员，应不断地研究、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变化，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敢于适时地把战局推向新的水平，而不能坐待条件完全成熟。从孟良崮战役到豫东战役，再到淮海战役，都使我体会到这一点。“（《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05页-第506页）

　　八、建议通盘筹划解决粮食供应等问题，为争取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

　　早在1948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提出”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时，就指出：”解决粮食问题是实行此项总方针的重要环节。“（《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267页）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以后，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和地方部队、支前民工云集豫皖苏第三分区，吃饭人数达到一百二十万人，还不包括不断增加的俘虏在内。由于战线迅速西移，部队调动频繁，加上华东、华中、中原和冀鲁豫四个根据地之间没有统一的支前机构，使粮食供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成为关系战役胜负的一个关键问题。

　　1948年12月12日，中原野战军副政委邓子恢、参谋长李达发电报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渠、张震，通报豫皖苏地区筹集粮款情况，建议组成中原、华东统一支前机构，统一计划分配。12月15日，粟裕与陈士渠、张震联名复电，并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央军委，建议召开一次包括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方面代表的联合支前会议，统筹解决粮食及其他支前问题。在这份电报中，他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起来，不仅从宏观上分析了整个战场粮食供应形势，而且从微观上精确计算和设计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精确到把毛粮和加工粮加以区分，注意到各个解放区使用的计量标准不同，每斤从13两6钱到14两4钱、16两不等。他认为，为了有力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由统一支前机构在总前委意图下通盘筹划“，在供应制度上实行五个统一：斤两统一，粮票统一，粮食折合率统一，粮弹运输能力统一调剂，新区就地借粮政策统一。（《粟裕文选》第二卷第698页-第700页）

　　毛泽东说过：如果不考虑战争消耗，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饭穿衣，就不是战略家。粟裕不仅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办法。这份电报表明，他如何把战略家的雄才大略与科学家的严谨求实结合起来。

　　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20日复电指示：”请小平同志考虑召开一次总前委会议，讨论今后三个月的粮食供应、弹药补给、交通运输及其他有关后勤支前的工作“。”如你们认为有召开联合支前会议必要，即由你们直接召开包括华东、华中、中原、冀鲁豫四方面代表的会议，解决具体问题，并由总前委中一人主持“。邓小平决定召开联合支前会议，并指定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刘瑞龙主持。联合支前会议于12月26日至29日在徐州举行，进一步明确了各个解放区的支前任务和分工协作办法。邓小平在刘瑞龙的报告上批示：”我完全同意该会所作各项决定，请即依照执行。“（《粟裕年谱》第417页）

　　这次会议以后，各地支前工作步调一致，互相配合，顺利解决了淮海战场面临的粮食供应等问题，不仅对争取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且为战后部队休整以及渡江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淮海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存余粮两千多万公斤。（《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42页）

　　九、创造了战役上以少胜多的奇迹，超额完成了中共中央给予的作战任务，实现了将国民党军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的战略目标，为缩短战争进程、夺取全国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

　　淮海战役是决定现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战，中外战争史研究者把它称之为”蒋介石的滑铁卢“。当然，任何比喻都是不准确的。就两次战役对于拿破仑和蒋介石的命运来说，确有相似之处。滑铁卢一战，拿破仑指挥的法国军队丧失殆尽，随即宣布第二次退位，”百日拿破仑政权“覆灭。淮海一战，蒋介石赖以生存的命根子80万主力部队被消灭，接着在内外交困的政治危机中宣布”引退“，不久延续22年的蒋家王朝土崩瓦解。而就战争规模和战争指导来说，淮海战役则远远超过滑铁卢会战。滑铁卢会战，惠灵顿和布吕歇尔指挥的联军13万人对拿破仑指挥的法军7.2万人，联军歼敌7.2万人，战争规模和歼敌数量不及淮海战役的五分之一。在战争指导上，不论是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更是大大超过滑铁卢会战。中国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相比较，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都是以多胜少，惟独淮海战役是以少胜多，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斯大林听到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惊叹：”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在创造这个奇迹过程中，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粟裕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战略决策方面，粟裕提供了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促成了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并及时发展为南线决战、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等一系列建议，对于中共中央军委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进行切合实际的战争指导，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毛泽东传》谈到中共中央采纳粟裕的建议，决定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时说：”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线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对需要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来说，这可以说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典范。“（《毛泽东传》第847页-第848页）

　　在战役指挥方面，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17个纵队加一个军（包括先遣纵队和后来参战的渤海纵队、第二十五军，不包括一度归华野指挥的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以及江淮军区、豫皖苏军区、冀鲁豫军区部队，共42万人，占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参战兵力总数的70%。他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部队歼敌l个”剿总“前线指挥部、4个兵团、18个军共44.3万人（包括起义投诚的4.4万人），占淮海战役歼敌总数的80%。而他指挥的华野部队则越打越多，越战越强，由36.9万人发展到55.1万人，增长66%。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的时候，曾经赋予他用4至8个月时间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师）的任务。从那时起，到淮海战役结束，正好8个月，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62个旅（师），是中共中央提出的最高指标12个旅的5倍多，实现了把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尽可能多地消灭在长江以北的战略构想。

　　八个月来的战局发展，正如粟裕所预料的，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战略上已经取得优势的基础上，再取得数量上技术上的优势，战争形势的发展即可急转直下，并且推动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国人民革命的全国胜利即将迅速到来。

　　上述史实雄辩地证明：淮海战役第一功，粟裕当之而无愧。

　　①注：毛泽东的话，见李银桥著《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117页。

　　注：这份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版时，删去了如下内容：”淮淮战役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