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期，上海地下党与战斗在华中的新四军始终密切关系，相互支援，相互依托。新四军的英勇抗日业绩极大地鼓舞了上海人民的抗日斗志，华中根据地有力地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和骨干力量上海地下党和人民也以巨大的热情千方百计从各方面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目标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以刘晓为书记的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地下党），坚决贯彻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白区代表会议确定的正确路线，努力纠正和肃清白区城市工作中“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在上海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组织上海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并根据中央指示，利用上海经济、文化等方面比较发达的优势条件，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给予了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援。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情节个特点。
　　一、上海人民在人力方面的支援
　　在八年抗战中，上海地下党通过各种渠道个方式，向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输送了迫切需要的人员和专业人才大约有21000余人。

　　最早一批参加新四军的是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100多位同志。1938年1月，他们带了20多辆汽车，在共产党员叶进明、乐时鸣、王公道和忻元锡的率领下，先后到达南昌参加了新四军，江苏省委立即把救护队组织情况、党组织关系一并转往新四军。叶进明等救护队同志参加新四军，受到项英副军长等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并要求他们利用带来的20多辆汽车，利用红十字会名义，投入运输工作。他们紧张而艰辛把各地的红军游击队解送到了安徽歙县岩寺地区集中，接着又开展了兵站和战地工业服务社工作。当年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赞扬说：“上海煤业救护队参加新四军参加抗战，对新四军建军初期之后方勤务有极大贡献。”

　　上海地下党根据新四军希望上海输送更多人员去皖南的要求，立即选派一批党员到慈联会设立的难民收容所工作，并成立了难民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难委），下设党支部和一个加强上层公开工作的党团。汤镛、周克先先后担任难委书记，党团书记是朱启銮。各党支部对难民加强了抗日教育和阶级教育，激发难民同胞的抗日热情和阶级觉悟，从中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动员和组织了一批爱国、政治素质好的青年积极分子和党员，分两批到皖南参加新四军，计1200多人（内有党员80多人）。

　　1938年8月第一批输送人数有700人，其中有党员40余人。上海地下党确定公开的口号是：“生产自救，移民开荒”。通过中国佛学会主任秘书、慈联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赵朴初在上层奔走推动，得到了多方面的赞助和支持，在难委领导人汤镛、朱启銮等率领下，由慈联会包租的英商太古公司的新北京轮送到浙江温州，再由温州新四军办事处编队后到达军部所在地迳县云岭。紧接着1938年底，在难委领导人朱启銮带领下，组织了第二批人员约300人去皖南参加新四军。1939年，难委以后又动员了第三批约300人。由党外人士裴苏达带领下到了新四军军部。难委以后又动员组织了多批人员到江南各游击区去参加抗日斗争，由上海地下党动员组织的难民参加新四军的总人数约有3000人左右，受到了中共中央表扬。中央认为：“能在日寇保卫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上海地下党成功的壮举。”

　　上海地下党还通过组织上海慰问团等形式去支援新四军。上海慰问团前后分两批，有六七十位同志留在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其中一部分是骨干力量。江苏省委于1938年10月组织了第一批“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去皖南，由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顾执中和职业界救亡协会的党团书记王纪华担任正副团长，团员有妇女界、小教界等代表共9人，慰问结束后，团员姚惠滋等以及随团同行的陈洁留下来参加了新四军，其余返回上海。慰问团返沪后，新四军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给上海妇女界交了感谢函。

　　1939年2月，江苏省委又组织了第二批慰问团，团长吴大琨是上海地方协会代表，副团长扬帆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代表、戏剧队队长。代表团六七十人，团内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扬帆，支委是王元化和杨弃。慰问团完成慰问任务后，除吴大琨、王元化回上海汇报工作外，其他人员全部留下参加了新四军工作，扬帆在新四军军部先后担任项英秘书、新四军军法处处长、华中局敌工部部长等职务。

　　上海地下党除了组织两次慰问团外，还组织过“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职协上海战时服务团”和“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宣传团”等到上海前线工作，其中有36人也参加了新四军。其中包括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金敏玉、李亚芬等12人，战时服务团的沈西蒙、沈幸之等8人，歌咏协会宣传团的何时德、孟波等12人，也都是骨干力量。

　　另外，上海地下党还通过举办培训班和讲座，培养了一批报务人员和革命青年参加新四军。

　　根据新四军对通讯技术方面人才的急需要求，江苏省委通过慈联会教育组在慈联职业中学和神州职业中学各办了一期无线电收发培训班，学员结业后，有近百人奔赴新四军军部和“江抗”部队，投入了各条机要战线工作。同时还开办了上海社会科学讲习班，开设现代知识讲习班三期，学院800多人，其中有一部分青年奔赴皖南、苏北、苏南、浙东等地参加新四军，光向“江抗”就输送了七八十人之多。上海地下党还通过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举办了十所报童学校，在党的教育和安排下，还有不少报童分批到苏南地区参加新四军和抗日工作。

　　上海地下党还根据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发展急需各种技术和医务人才的要求，动员组织了印刷、印钞、医务人员去新四军和根据地工作。

　　1938年春，新四军军部决定在泾县小河口建立印刷厂；江苏省委就调遣了毛纪法、杨秉超、周玉寒、罗春仙、罗志成等到新四军印刷所为业务管理员和技术管理骨干，还动员了忘民一等10多位印刷人才去参加创办印刷所的工作。初创时期，印刷所的三位所长叶进明、忻元锡、陈昌吉都是从上海去的干部。除了军部印刷所，以后华中根据地又陆续开办的江南社印刷厂、茅台印刷厂、《江淮日报》印刷厂、《苏中报》印刷厂、盐阜印刷厂、韬奋印刷厂、大众书店印刷厂、三师印刷厂、一师政治部印刷厂、苏北指挥部印刷厂、《群众日报》印刷厂等，上海地下党都输送了一大批印刷人才。光江南印刷厂，江苏省委派出上海印联党团成员、理事、印刷技术人员吴以常等30多人去帮助筹建和发展。送上海去苏北印刷厂的夏荣发是浇铸铜模的高手，他不但技术好，而且待人诚恳，深得全厂职工敬重。

　　随着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新四军在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江淮印钞厂、盐阜印钞厂、淮北印钞厂、大江银行印钞厂、黄陂印钞厂、黄岗印钞厂、江汉印钞厂、惠农银行印钞厂、江南印钞厂、华中印钞厂等，都得到了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援。如皖江大江银行印钞厂创办时，上海地下党动员了一位印钞技术高明的过雪川去帮助大江银行发展印钞工作，过雪川在上海招聘了十一道工种的技术工人约65人，由于过雪川作出了突出贡献，不久担任了大江银行印钞厂厂长。上海支援江淮印钞厂也有刘溥庆、郑耀袒、林天国等几十人。

　　在支援新四军医务工作方面，上海地下党也作出了极大努力，1938年新四军成立军医处和1941年成立卫生部的前后，上海输送了一大批医师、护士、药剂师和化验员等人才。

　　1937年秋，叶挺在赴武汉途径上海时，特邀医学界博士沈其震同行，并委托他筹建新四军医务处，沈其震挑选了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吴之理、郑乃光、章央芬、戎和卿和沈阳盛京医科大学毕业的王聿光、齐仲恒、宫乃泉、崔义田等作为骨干力量，再由上海地下党陆续动员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宝隆、仁济、同仁、广仁、宏德、仁德等医院，华美、华洋等药房以及其他方面的医药人才张惠新等七八十人，到新四军工作，发展后方医院，卫生院分校和医务训练班等。光上海仁济医院护士左英经过华中医学院学习后调到医务训练处任教员。上海地下党还动员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工作的生理学家沈霁春到淮南新四军卫生部工作，后来在新四军军医大学生理学教授。

　　上海地下党输送人员还有一个重要渠道，是通过新四军军部在上海的工作机构上海办事处，主任杨文斌，下面干部都由江苏省委配备。从1940年底到1942年底的两年中，通过江苏省委特设的动员工作委员会，在各条系统进行组织动员，由上海办事处经手送往苏北根据地的人员，估计总数接近2000人，其中直接参军人员约70%左右。上海办事处还组织从“皖南事变”突围、大后方和苏南等地撤到上海的人员，迅速安全地转移到苏北根据地。办事处还护送了多位国际友人从上海到苏北盐城军部，如奥地利医生罗生特个波兰作家希伯及其夫人。1942年，根据中央为了更好地保存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干部的有关指示，江苏省委约200名干部撤退到淮南根据地，参加学习整风和工作，也是由办事处安全护送的。

　　上海人民参加新四军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江苏省委领导组织上海和临近地区的抗日武装编入新四军。

　　1938年春，江苏省委成立了以沙文汉、林枫为正副书记的外县工作委员会，并先后派遣张英、唐宁愚、陈伟达、全中民、韩念龙、何克希等干部去江南江北，加强对上海外围地区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组建和领导。上海地下党员大批工人、职员、学生和难民青年奔赴嘉定、青浦、川沙、奉贤、常熟、江阴、无锡等市郊，苏南农村参加敌后游记战争。江南游击队组建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这支部队在1939年和叶飞率领的新四军六团一起西撤，编入新四军。1944年4月，江苏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在江南又组建了2000人左右的游击队（简称“新江抗”），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上海又有1000人左右的抗日青年参加了“新江抗”游击队。不久，新江抗奉命改编为谭震林领导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江苏省委还把上海浦东、浦西党领导的游击队，分批转入浙东，1944年11月，上海浦东、浦西游击队正式命名为新四军浙东游记纵队，部队迅速壮大到三千余人。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崇明抗日游记总队，1940年后转移到苏中，发展了南通、启东、海门等地区游击队，不久也正式编入新四军一师三旅。

　　二、上海人民在财力、物力方面的支援

　　新四军在初创时期，除了人才奇缺外，物质匮乏和财力困难更显突出，后来随着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壮大和发展，军用、民用物资和建设工厂的机器设备，更需上海帮助和解决。江苏省委发挥上海大城市的优势，发动和组织上海人民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支援了大量筹款、布匹衣服、印刷印钞设备、医药用品和军需器材等。

　　1938年初，新四军急需棉衣和药品，上海地下党通过职业界等组织，联合开展了群众捐献活动，共募得龙头细布七千匹、胶鞋四万多双，其中大部分转运到皖南新四军。接着，上海人民又开展了献金活动和征募寒衣等活动，上海学委完成征募10万件棉背心任务，工商界捐献的金额有178500余元。据《上海工运简报》刊载，上海参加捐献的人数超过十万，捐献金额达92万元。永安公司职工还组织义演劝募活动，共募得捐款一百多万元，还有大量物品，其中一部分救济了难民，大部分通过香港转给了新四军。1939年下半年，上海职员、共产党员茅丽瑛领导职业妇女俱乐部，为劝募10万套棉衣举办了“物品慈善义卖会”得到了职业界各团体社会人士的支持。茅丽瑛这次义卖活动，惨遭日伪特务杀害，英勇牺牲。上海当时有11个剧团参加了义演，慈善公演的全部收入也支援了新四军。

　　上海人民除了完成捐献任务外，还在物资上帮助华中根据地建立个发展印刷、印钞事业。1938年夏，新四军军部决定要筹建铝印印刷所，上海地下党帮助筹集的印刷机器设备有：2部四开机，3部圆盘机和铸字机、切纸机、打眼机各一部，以及油墨、纸张等原材料，使新四军的《抗敌报》顺利出版。在上海人民支援下，在军部的小河口附近还建立了皂烛厂、纱布厂、军鞋厂等。1940年，上海地下党又协助苏常太根据地在上海采购到脚踏车圆盘印刷机和铝字等，筹建了水上印刷厂，使铝印的《大众报》和读者见面。接着新四军各师纷纷要求上海支援印刷设备，江苏省委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帮助江淮印刷厂、大众书店印刷厂、《苏难报》印刷厂、浙东纵队政治部印刷厂、淮南印刷厂等在上海采购到一批印刷设备。

　　1942年后，华中根据地经济斗争需要，纷纷建立自己的印钞厂，包括江淮印钞厂、淮南印钞厂、盐阜印钞厂、大江印钞厂、江南印钞厂和1945年上半年合并组建的华中印钞厂，许多印刷设备的采购，上海人民都协助解决。如江淮印钞厂通过上海地下党共购买到七八部印刷必需的凹版和凸版印刷机、切纸机和印钞机、纸张、油墨等，印钞用的版子，也是由上海雕刻师刘培青秘密刻好送去的。

　　随着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壮大和发展，军工生产成了新四军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方面，但各师的军工生产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很多设备和材料都需要上海支援。如一师苏中地区军工生产，1939年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在上海加工完成了200门八二炮炮座。采购到了无缝钢管450公尺、一吨半铸钢、4台6尺、5台4迟的车床和铝条、钢丝、纱布、螺丝、硫酸、砂轮等重要物资。一师还在上海建立了秘密兵站，采购到大量无线电器材，仅电台就有37部。另外，苏南根据地兵工厂、皖中根据地兵工厂、淮南根据地兵工厂、三师兵工厂等，也都通过上海地下党采购到了车床、无缝钢管、钢材、柴油发电机、废电影胶卷、水银、硫酸、电讯器材等，军工生产的设备和原料。

　　当时各根据地要求上海支援的物资中，比较多的是药品和医疗器材，上海人民多次进行捐助和千方百计协助采购。

　　新四军组建初期，上海人民通过两次慰问团给皖南新四军军部送去了大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材。1939年上海地下党以药联的名义在医药界开展“征药救难”的活动和宣传，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募捐到大量药品和先进11000元，这些药品和款项都支援了新四军。1940年7月，上海药联又将益友社内存放的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送给了新四军。上海地下党有一次曾帮助苏南东路地区后方医院，在上海万国药店购买了6万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共装了139箱。1941年12月，当时新四军药品奇缺，陈毅代军长派上海籍干部冯少白来上海，要他依靠上海地下党和人民，并利用亲戚朋友的社会关系，筹募捐款设法采购药品。冯少白在上海党的帮助下，只用了十几天就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获得了捐款数万元和十大箱药品个医疗器材，大大改善了新四军后方医院的物质条件。

　　三、上海人民在宣传、文化、教育方面的支援

　　在新四军和华中抗体根据地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上海发挥文化教育方面的优势，不但在宣传新四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还输送了一批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去加强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工作，帮助根据地创办大学，运送革命书记办书店，对提高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文化素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宣传新四军方面的渠道是多方面的，一种是通过江苏省委所属的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办的公开的报刊杂志进行宣传，当时的《每日译报》、《译报周刊》、《文献丛刊》、《上海周报》等刊载了不少宣传新四军义勇抗敌业绩方面的文章和报道。如斯诺夫人的《车战场上的新四军》、吴蔷的《新四军，一支异样的军队》以及《车战场新四军访问记》、《新四军的优秀伤兵医院》、《陈毅将军访问记》、《新四军到达江南，游记声势浩大》、《新四军先遣部队袭击镇江日军》、《新四军政治部的学习生活》、《新四军中的教导营与战地服务团》等。特别是在新四军成立一周年之际，出版了《新四军特辑》和《新四军小丛书》以及《战斗中的新四军》等，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新四军的组建和战斗情况，连续报道了新四军在江南的抗日战绩。

　　上海地下党宣传新四军的另一方面渠道是举办展览和讲座等，新四军初创期间，上海地下党通过煤业救护队陈昌吉等带来的新四军大批宣传品，以及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慰问团带回来的有关新四军的大批照片、图片等资料和新四军缴获的日军战利品进行展览。并组织慰问团等分别到各群众团体和各界群众作报告，宣传新四军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的义勇斗争业绩。为配合展览和宣传，还在报刊上刊登《我所知道的新四军——新四军慰问归来》、《变日军后方为前线——车战场新四军访问记》、《欢迎“上海民众慰问团”大会特写》等。还在各种讲座中大力宣传新四军。通过以上宣传，进一步激起了上海支援新四军的热情。

　　在宣传新四军方面比较集中的还表现在“皖南事变”以后，江苏省委一方面通过党内途径，分头逐级传达中央有关事变真相的文件，另一方面通过迅速赶编《皖南事变面面观》的小册子大量散发，又通过《上海周刊》转载了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发表的题为《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和《苏北光荣的战绩》等文章，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和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又进一步全面宣传了新四军在敌后英勇抗日的业绩和团结抗战的精神，使上海人民深刻地了解了新四军，更热情地支援新四军。

　　随着新四军的发展，部队和根据地干部、群众都需要大量革命的书籍，上海地下党也积极加以支援，设法把精神食粮输送到前方去，根据地下交通员的回忆，秘密地送到根据地去的有：上海地下党出版的刊物《时论丛刊》，还有《联共（布）党史》、《钢铁怎样练成的》、《大众哲学》、《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什么是帝国主义》等社会科学书籍。还有俄文《真理报》、《消息报》和中文《时代》杂志、《上海述林》以及其他文艺、《和相学》等专业书等。新四军渡江东进后，江苏省委决定把上海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三家联合去苏北盐城和苏中设立大众书店，经售马、恩、列、斯毛泽东著作、鲁迅著作、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时代》等大批抗战读物和矛盾、巴金、郭沫若等的文艺书籍，以后大众书店改名为韬奋书店，深受干群欢迎。

　　为了加强根据地文化教育建设，新四军政委刘少奇要求上海地下党协助筹办一所综合性大学，江淮大学。江苏省委研究，通过文委梅益（江淮大学组建时的党委书记）做上海文教界上层工作，动员了长期与党合作的之江大学教授韦悫任校长，组织了复旦、之江、交大、大夏等高校二三十位教授、专家、教师前往江淮大学任教，以之江大学为主的大同、大夏、沪江、东吴等大学和苏州工专的学生，以及上海地下党动员组织部分中学毕业生共100多人，也立志奔向根据地。江淮大学在江苏省委的帮助下，终于在1942年9月正式创办，校址在江淮的洪泽湖畔。学校设有教育、理工、文学等专业，后又增设英文、哲学、土木等课程。江淮大学前后共办了两期，学习后不少学生分配到新四军部队和根据地担任宣传、组织、新闻、教育、卫生、民运等各条战线工作。这是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携手办大学的一个创举。

　　另外，抗大五分校、华中建设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很多师生都来自上海。如鲁迅分院是陈毅请上海诗人许幸之到上海，招收了20多名进步青年到鲁迅分院学习，聘请叶玲、韶惟等一批文化人到鲁迅分院工作，上海去的何士德、许幸之、孟波等担任系主任和教授，鲁迅分院为各师培养了一批文工团骨干力量，鲁艺撒下的文艺种子，在华中遍地开花。

　　华中根据地文化工作的繁荣，上海作出了贡献。较早参加新四军文化工作的是上海慰问团和战地服务团、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宣传团的一些老同志。皖南事变后又有上海和其他地区的一些作家、戏剧家、音乐家、画家到苏北、苏中等根据地去工作，共有戴平方、许幸之、贺绿汀、阿英、胡考、洪藏、叶玲、张锐、王啸平等。如阿英根据上海地下党的指示，带领了全家去了根据地，他积极推动和开展了戏剧运动，包括淮剧和话剧。当时新淮剧《照减不误》，紧密配合了当时的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阿英还根据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创作了《李闯王》，由新四军八旅文工团演出，共演了三十多场，深得部队和群众的肯定与赞扬。

　　1941年，陈毅为团结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提议成立文化村，以研究探讨根据地的抗日文化工作。1942年9月，文化村在阜宁吴饭曹村成立，扬帆任文化村主持人，阿英、许幸之、贺绿汀、胡考、薛暮桥、孙治方等一批文化人都参加了文化村的活动，活跃了根据地的文化宣传工作。

　　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除了上述外，还有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上海分会在耿丽淑的主持下，按照宋庆龄关于香港总会主要支援八路军，上海分会负责支援新四军的指示，也肩负起募集钱物，同上海地下取得联系，支援新四军的重任。上海分会多次把药品、医药、手术器械、蚊帐、被服、食品和文化用品等支援新四军，并通过开展工会运动，帮助华中根据地办起了一批工业合作社，使军民都受益。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专门拜访了宋庆龄，对她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最需要的药品和物资表示深切的谢意。

　　上海地下党和人民在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中，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地下交通组织和交通战线的同志功不可没。因为护送人员和物品，特别是军需物资都是秘密进行的，交通人员不畏艰险，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出入于敌人关卡林立、岗哨密布的敌战区和根据地之间，不分昼夜地奔波于大江南北、淮河两岸、津浦路侧以及沪杭线上，为上海和新四军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援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海地下党在八年搞战中，正确地把城市工作同发动组织人民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在的工作结合起来，党中央充分肯定了上海人民的这一杰出成就。

　　注：

　　（1）朱子泉、李家骝“《新四军后勤史上生日要一页》，《大江南北》1998年第8期。

　　（2）赵朴初：《抗战初期上海的难民工作》，《党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0年第4辑。

　　（3）《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增刊（二）。

　　（4）杨帆：《抗战初期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回忆》，《党史资料丛刊》1951年第4辑。

　　（5）《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12页。

　　（6）过雪川：《长江边上的斗争》，上海新四军暨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编。《战斗在华中敌后》（二）。

　　（7）荣健生：《新四军设地上海的秘密办事处》，《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8期。

　　（8）陆志仁、谢胥浦：《上海职业界支援新四军抗战》，《抗日风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李文杰：《职业界救亡运动的片断回忆》，《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张渭清：《从虎口中运军工物资》，《上海人民与新四军》，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11）冯少白：《抗战时期四进敌占区进行侦察和策反工作》，《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

　　（12）吴强：《新四军文艺活动回忆》，《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