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分析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抗战思想演变的过程及其局限性；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抗战思想的影响，克服其抗战思想局限性，使其抗战思想趋于成熟，并最终推动其走上抗战道路。

　　【关键词】：蒋介石国民党；抗战思想；西安事变；局限性；

　　一、西安事变前蒋介石的抗战思想及其局限性

　　国民党蒋介石的八年抗战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是十分重要的阶段，国民党军队为抗战的胜利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蒋介石的抗战思想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也是有一个思想演变过程的，今年是西安事变发生71周年，本文试图就西安事变的发生对蒋介石的抗战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做些分析。

　　1、西安事变前蒋介石的抗战思想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导致东北三省大片领土不断沦陷，使蒋介石遭到国内舆论的一致谴责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强烈冲击，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国土的沦陷和抗日救亡浪潮的冲击，对国民党的对日态度产生了某些微妙的触动，尤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上层已“不敢言不战”[1]。尽管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对日抗战的态度一直比较被动，但蒋介石还是发表了一些抗日言论。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第二天，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电文内容表明蒋介石已经初步改变了其不抵抗政策，并提出了“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对日方针，指出：“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忘，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2]。当日军于1933年初发动热河战役，在华北地区展开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时，蒋介石公开表示了抵抗日军进攻的决心：“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这样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3]。并连续致电热河前线的张学良：“时至今日，吾等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惟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4]。

　　华北事变使国民党对日本无止境的侵略欲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逐步认识到寄希望于欧美列强不现实，中日战争将不可避免，因此，为避免造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其抵抗侵略的意识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这充分体现在1935年前后蒋介石发表《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全国总动员的要义》等文章中。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发表的对外关系演词。蒋介石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同时，又说“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国家与民族之厉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可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5]。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即在“决不放弃和平”之外，又表示了“至非牺牲不可时，自必决然牺牲”的态度，较“不抵抗主义”是一大进步。

　　2、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抗战思想的局限性

　　从上面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受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影响，蒋介石的抗战思想逐步增强。但是，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的抗日思想必定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首先、始终忌惮日军，过于强调中日实力差距。长期以来，蒋介石认为中国是个弱国，在民族精神、国力、军力、经济力各方面皆不如日本。这是他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蒋介石断言中华民族精神已丧失殆尽，国民麻木不仁，“中国丧失立国之本，民族之魂”，中国现在之所以这样衰弱，“完全是因为我们的立国精神死了，是因为我们的民族精神丧失得一丝不留”[6]。他认为中国军队在军事训练、作战精神、组织能力，特别是在武器装备上都落后于日本。蒋介石还认为，中国经济落后，根本不具备与日本帝国主义抗衡的实力。作为当时中国政府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对国情的认识，应该说基本符合事实。但是蒋介石的悲观只建立在政府和军队上，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及人民群众所蕴含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巨大精神力量。蒋介石没有也不可能看到中国国情的这一本质，视敌人如神物，视自己为草芥，这就决定了他在抗日问题上的动摇和畏怯。

　　其次、蒋介石的抗战思想始终为其反共思想所支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策的基本思想简单地说就是“安内”为主，“攘外”为次；对内“戡乱”第一，对外“御侮”第二。“安内”的内涵尽管复杂多变，当其重点无意是针对共产党的，而军事剿共又是其主导性的内容。因此，“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主要就是“攘外必先剿共”。至于“攘外”，虽然他的具体对日政策先后不断变化，但妥协退让的基调却贯彻始终。所以说他表面上以“攘外”为号召，结果却扎扎实实地落实在“安内”上。其抗战思想始终为反共思想所支配，这也为他以后在抗战中摇摆不定埋下了伏笔。

　　第三、蒋介石的抗战思想过于强调外援，迷信国际社会的干涉。这一点在九一八事变后体现的淋漓尽致，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22日召开的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去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判断”[7]。对日确定了“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决不屈服”的政策，其实这一整体政策是以依赖国联仲裁为核心的。甚至到了后来日军准备进攻锦州之时，蒋介石仍然幻想依赖国联和美国的力量挡住日军的攻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依赖国联仲裁的结果是什么？正如冯玉祥所说：“日本操了满盘的胜利，中国受了无穷的损失”[8]。

　　第四、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国家最高领袖，但他的抗战思想仍然存在传统的军阀思维。蒋介石的老巢是南京，因此他对日军在东北、华北的行动抱着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希望通过日军来消除异己的军阀，他始终视杨虎城、张学良的军队为杂牌军，其如意算盘无非是通过张、杨来抵抗日军的侵略，最后趁其力量遭到严重削弱之时一举消灭；但是当日军进攻自己地盘时，危及国民党政府统治时，蒋介石的抗战思想才明显表现出来。

　　二、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抗战思想的影响

　　不可否认，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经具有抗战思想并开始着手准备抗日，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才促成了蒋介石把全国性的对日抗战推到实质性准备阶段。

　　首先，西安事变是一系列抗日反蒋介石行动的继续，而且达到了顶峰，这就不得不使蒋介石认真考虑，只有抗日才能避免同样事件再次发生。

　　1933年11月，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推动下，驻守在福建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鼎，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及第三党黄琪翔等反蒋介石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决裂，他们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同共产党合作，开展抗日反蒋介石运动，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福建事变虽然在蒋介石的镇压下失败了，但是“虽败犹荣”，它有力的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1936年6、7月间，爆发了两广事变。国民党系统的粤桂军阀，联合打起抗日反蒋介石的旗号，实际上以抗日为名，行反蒋之实。但蒋介石施展其分化收买的伎俩，为时不及两月，粤省空军投飞南京，粤将余汗谋弃陈济堂投蒋，两广事变以失败告终，蒋介石取得了“不战而胜”的战果。“两广事变”虽然在本质上反映着两广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与斗争，但它在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积极意义。它提出的抗日反蒋介石主张，是顺应历史潮流，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它对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有着促进作用；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它对西安事变的影响，可以说它是是“西安事变”的序曲。毛泽东指出：“今日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三耳”。

　　其次，西安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介石转向拥蒋介石抗日，并在西安事变中直接向蒋介石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西安事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但其具体方案则经历了一个调整的过程。西安事变之初即12月12至17日，中共曾一度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为和平解决事变设想了以西安为抗日的中心来领导全国的理想化方案。比如在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集中讨论西安事变，毛泽东明确指出“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9]。而且中共为了实现上述方案，指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策略：发动群众和地方实力派支持张、扬，争取南京政府的大多数转到西安方面来；尤其要指出的是这时期对蒋介石的态度，中共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周恩来17日到西安后，中共开始广泛而全面地了解了国内外各方动态，立即对有关决策进行响应的调整，主要是如何对待和处置蒋介石成为问题的关键，经过与张学良的会面，加之对各方面反映和动态的了解，中共已把对待和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与事变的和平解决联系起来了，并由除蒋介石转为保蒋介石了。而且中共直接向蒋介石表达了自己的观点，24日，中共、西安与南京三方代表谈判时，周恩来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表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地二个合适的人[10]。当晚，周恩来见蒋介石时，再次表示：“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11]。这样中共就完成了从抗日反蒋介石到拥蒋介石抗日的转变。

　　第三、苏联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对蒋介石的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担心被怀疑为西安事变的幕后支持者和策划者，更害怕南京政府因此倒向日本，不惜歪曲事实，把西安事变说成是日本人的阴谋。它们攻击张学良“兵变”与著名亲日派汪精卫有“密切关系”，“以抗日运动为投机，高举抗日旗帜，实则转使中国分裂，使起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由此出发，苏联一方面要积极争取南京政府实行“联苏抗日”政策，另一方面则赞成和平解决事变，希望中国保持团结与统一，避免陷入更大的内战和分裂之中，不利于苏联借助中国力量牵制日本。很显然，苏联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是错误的，但是它声明与西安事变无关，又站在国民党政府的立场谴责张学良，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博得了国民党政府的信任。苏联的态度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都起了很大作用。

　　第四、西安事变中，日本特别是国民党亲日派的逼杀政策，使蒋介石逐渐认识到日本才是自己的最大威胁。日本推行武力侵华政策，妄图以武力征服中国，这是其一贯政策。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担心南京政府与西安方面在容共抗日的基础上妥协，中国由此走上团结抗战之路。因此它通过支持南京政府中亲日派武力“讨伐”西安，致蒋介石于死地，造成混乱，以挑起中国内战，把中国推向内战和分裂之中，借机扩大侵略，建立起亲日政权。伴随形势的发展，蒋介石逐渐认识到日本才是最大的威胁，从而加快了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的步伐。

　　第五、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加快了与中共和谈，以解决共同抗日问题。双方终于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若干具体而又重要的问题达成了协议。蒋介石承认了陕甘宁边区，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允许设立八路军总指挥部，同意中共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立即分批释放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同意中共起草的国共合作宣言，并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抗日。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蒋介石的对内政策转变为联共抗日。

　　应该说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的抗战思想之所以发生变化，并不是他所谓的“人格保证”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所导致的结果，西安事变是推动蒋介石坚定抗战思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笔者认为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走上抗战道路的转折点。因为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就不会放弃“剿共”政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不可能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12]。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抗战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是蒋介石抗战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这对于其后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都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田益民：《西安事变述评》—为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而作（再版），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10月版。

　　[2]王维礼范广杰：《蒋介石和张学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3月版。

　　[3]李云峰：《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5]张宪文方庆秋：《蒋介石全传（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版。

　　[6]傅虹霖[美]王海晨胥波译：《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5月版。

　　[1]沈亦云：《塘沽停战协定》，台湾《传记文学》第6卷1期，第10页。

　　[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431页。

　　[3]古屋奎二主笔（日），《蒋介石秘录》翻译组译：《蒋介石秘录》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页。

　　[4]马齐彬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70页。

　　[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59页。

　　[6]先总统蒋公全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1984.638.

　　[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一），第279页。

　　[8]《冯玉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128页。

　　[9]张魁堂：《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246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337页。

　　[11]申伯纯著：《西安事变记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