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斗争在上海城郊的浦东支队电台
来  源:    《新四军研究》第一辑                日  期:    2008-05
  

  1942年夏,新四军军部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增辟沪杭甬三角地区为新的战略基地的指示,委派谭启龙、何克希去浙东工作,谭启龙任浙东区党委书记,何克希任军事部长。责成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苏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支持该一战略基地的建立。指示“一师应先抽调一个中下级干部随谭启龙前往”,“粟裕认为要首先解决浙东交通问题,以便干部往来”。决定“谭启龙电台与新四军军部、一师电台建立联络”,提出“浦东地区可另设置电台”……

  新四军一师三科遵示选调师部无线电中队第二台报务主任颜飞率数人去浙东创建电台通信。便衣隐蔽,秘密前往,电台机器设备一概不带,只规定以新四军军歌歌谱作为通信业务电报密码,采取不同时段加密法,沟通密码电报通信。

  粟裕司令员,对派往浙东的干部十分重视,亲自把关,分别接见谈话。颜飞是皖南军部培养的老报务员,政治素质与业务技术均优,具有多年电台工作经验。当他应召进见粟司令时,拟派往浙东担任领导职务的刘亨云、张文碧已在座。粟司令对颜飞说“你的情况,李景瑞科长已经给我说过,你年纪虽轻,已是个老通信了。这很好!能独立完成任务。”粟裕稍顿,目光注视了一下在座人员接着说:“你们这次去,远离苏中根据地,环境恶劣,任务艰巨,斗争完全是一个新的情形。你们不仅要有完成任务的勇气与信心,更要有智谋,把事情想得复杂一些,困难想得多一些、大一些。政治要坚定,要经得住任何环境的考验,甚至要有牺牲的思想准备。”接着,粟司令对大家阐述了东南地区的斗争形势,分析了敌伪和国民党方面的动向,介绍了我党在当地的武装斗争情况,指出“浙东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中央重视的新的战略基地。我们要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就在这块土地上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贡献”。末了,粟司令把颜飞向刘、张介绍说:“小颜同志跟你们到浙东去,负责通信工作,今后,苏中和浙东,就靠电台联系了,浦东也要设置电台。你们要多关心与支持他的工作,小颜是第一批去浙东的电台人员,今后我们还会陆续派电台干部去。”

  以后,王光、冯凌等报务人员经过苏中地区相继到达浙东,充实电台通信力量。后来,他俩先后携带电台被派往浦东工作。

  (一)

  1942年9月,我党坚持浦东抗日斗争的部队分批南渡钱塘江,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在最后一批部队到达浙东一个星期后,浙东区党委决定由朱亚民率领11人的精悍武工队,杀回浦东,坚持武装斗争。

  1944年春,朱亚民武工队经过一年多极为艰险的斗争,已发展壮大为100余人的队伍,正式授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浦东支队,朱为司令员。部队迫切需要与上级机关建立密切的通信联络,中共浙东区党委决定派出一部电台,由老报务工作者王光担任台长,去浦东支队。

  上海乃敌伪最重要的大都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敌伪视浦东支队为心腹大患,誓欲剪灭而后快。王光电台到达浦东,敌情依然十分严重,整个浦东笼罩着敌伪清乡的恐怖气氛,无数无辜群众被关被杀。清乡区内据点林立、检问所遍设,四周围竹篱笆严密封锁。小股敌伪频频出动,伪装我武工队,日夜搜索。汉奸、特务、密探四出侦察,夜间住宿村庄,冒充我工作人员探听消息,妄图侦得我军行踪一举聚歼。人民群众对敌伪恨之入骨,却畏惧其残忍,不敢接纳我军住宿,我部队衣着伙食困难,供给极度艰苦。王光电台跟随部队,日伏夜动,袭击敌人时打了就跑,不遇敌情也要频频转移,一夜换两三个驻地,斗争形势极度险恶。笨重的机器设备,高架的发射天线,隆隆的马达声响,报务员、译电员、摇机运输员等十余个非战斗人员极易暴露目标,一旦突遭敌伪袭击时,电台就处在很被动的局面中。一次深夜在南汇地区,敌密探侦知我驻地,日寇迅速调集数百人的兵力,分五路合击,企图围歼浦东支队。当我哨兵发觉时来不及报告,立即鸣枪示警,浦东支队以一部兵力佯动突围,主力集中火力,向敌兵力薄弱方向,勇猛杀出。敌发觉我主力突围,立即尾追攻击。深夜是小型电台联络远方电台的最佳时段,王光正在机上与军部电台联络,全神贯注于抄收电报,四周枪声大作,他浑然不知,摇机运输员是个老战士立即报告,王光摘下耳机,听到密集的枪声逼近,他立即命令紧急撤收电台。全台人员按照分工,收拾机器、马达,跟随部队突围。王光一人断后撤收高架天线,边撤边收绕,长长的天线象风筝线一样蜿蜒在王光身后,由于撤退动作迟缓,电台与突围部队拉开了距离。此时,敌人蜂拥冲杀过来,子弹的呼啸声嗖嗖地掠过电台人员身旁,情况万分危急,追赶部队已不可能。王光见一侧小河两岸,芦苇茂密,阴影下有一浅坝,他指挥电台人员迅速涉过浅坝,就地隐蔽潜伏在河边高高的芦苇丛中幸未被发现,当敌追赶我主力过后,电台人员迅速向另一方向撤退。这是一次多么惊险的考验呀。此后,王光对电台采取了一系列改进。将发信机电源由马达供电改为干电池供电,把马达精简掉,将收发报机器由肩挑改为背负,增加机动能力。所有人员的行李背包,减轻重量。浦东支队领导为电台派出武装警卫,确保电台安全。还为王光配置担架,使其在行军途中得以休息,保证驻军时能上机工作。经过一番整顿,电台行动轻松自如。以后在朱家店伏击战中,部队在前沿设伏,电台在阵地后照常工作。此役,消灭日寇90余人,电台丝毫没有连累部队行动。

  王光电台,在复杂险峻的敌情环境里,坚持斗争,不断完成一个个通信任务。

  (二)

  1944年秋,浦东支队发展到300余人,打了好几个胜仗,尤其是朱家店战斗,的确把敌人打痛了,敌人更加丧心病狂地报复,实行梳篦拉网式扫荡、清剿,浦东支队的战斗环境更显紧张,主力撤到清乡区外短期整训,侍机往里打,王光电台随少数部队坚持原地斗争,战斗更加频繁,在南汇储家店阻击战转移途中,电台损坏,经王光认真检修,收发报机故障被一一排除,开机听到浙东纵队电台、军部电台正在紧急呼叫,有特急报要发,却反复回答无效,王光一时有些茫然,经过冷静思考,认为主要是干电池电压不足,发信机输出在近端有微弱信号,远距离就听不到信号了,他把希望寄托在上海地下党代购的电池能早日送来。

  上海地下党组织,对浦东支队电台需要的干电池,十分重视,作为支援浦东支队抗日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早有布置。由共产党员康泰演交代在南京路先施公司工作的爱国青年艾平去完成。

  艾平的民族意识很强,痛恨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目睹中国人民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心中很是痛苦,他积极参与抗日活动,并一心想参加新四军走上战场杀敌报国。他在上海先施公司当练习生,即学徒工。先施公司是上海著名的四大公司之一,经营范围很广,艾平有机会接触到电池买卖。他接受购买干电池的任务后,不负党组织的期望与信任,联络了几个可靠的师兄弟,以经商贩买为名,购得大无畏小元电池一百打。由于敌伪视干电池为军用品,严禁运出上海市区,这一百打大无畏干电池躺在地下党组织的秘密仓库里已经好长时间了。这次浦东支队电台缺乏电池紧急求援,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过精心策划,确定了一个周密输送电池方案。原先施公司职员徐黎,两年前参加新四军,最近从苏中军区抗大毕业分配去浦东支队任职,他途经上海,艾平早有参加新四军的愿望,经康泰演同意随师兄徐黎去浦东支队。

  隔天,地下党交通员朱印天,约艾平在法国公园即今复兴公园见面,朱印天告诉艾平,在广东路旅馆集合去浦东,朱本人化装成汪伪淞沪警备司令部少校军官,另一位地下党员化装成朱印天的副官,让艾平化装为朱的勤务兵,三人相偕同行。次日,艾平按时赶到旅馆,见朱印天与“副官”一身戎装,头发光亮,带着白手套,扮演得十分惟肖,真假难辨,朱给艾平一套上等兵服装及一个手提皮包,交代了一路上注意事项。三人从十六铺码头过黄浦江,到达浦东东昌路码头,离码头不远处,马路边停靠着一辆黑色福特轿车,朱示意大家上车,司机轰隆隆地发动引擎,向南汇方向驶去。朱印天小声告诉大家,前面过清乡封锁卡时,大家要小心,见我脸色行事。不多久,前面出现一条长长的竹篱笆,延绵不断。公路上设置着鹿砦、栅门,这就进入所谓的清乡区了。

  车子开到栅栏前,哨卡伪军中有一人将头伸进车内,见是两个长官,正迟疑间,我们的“副官”不失时机地将派司(通行证)夹带两块光洋(银元)递过去,伪军接过光洋,连派司都没看一看就放行了。快近中午时,车到了南汇县城,朱印天带着“副官”下了车,大摇大摆向县府所在地走去,只留艾平与司机在车上,继续往前开,在河边一个小码头处停下,不远处,一只乌篷船径直向小码头靠拢来、停稳,似有等待,黑轿车司机向四周环视了一下,见并无可疑之处,马上要艾平一起将轿车后车盖里两只笨重竹箱取出,抬到乌篷船舱,然后将事先准备好的杂物棉絮掩盖上,等待开船。不一会,朱印天俩人赶回船上来,同来的还有两个伪军官,一个少校,一个上尉,两人要搭船到南汇的大团,四人一踏上甲板,船工立即抽起跳板开船,他们四人并无寒暄,立即围坐在一起打麻将,艾平在一旁上烟倒茶,削水果递点心,俨然是一个熟练的勤务兵。船过重重哨卡到大团镇,朱印天把两个伪军官送上岸,道了再会。打牌时间不长,两个伪军官的“手气”实在太好,着实在牌桌上发了一笔小财,眉开眼笑扬长而去。

  船过大团镇,驶入一个小河汊,东转西拐,在一个较宽的河面处泊下了,只见一只小舢板靠过来,朱印天趋前与舢板上的人小声嘀咕,然后招呼大家把船舱里的杂物翻开,把舱内两只大竹箱搬上舢板后各自上路。

  艾平参军以后,被分配在浦东支队一中队。一天,他去电台放哨,见电台队长王光正在用火烙铁焊接干电池,旁边还放着盛放干电池的竹箱。趋前一看,立即悟到,这正是他会同师兄弟躲过敌人耳目、冒着生命危险购买到的大无畏牌干电池,又同朱印天一路坎坷从上海运来浦东支队。如今已送到电台,顿时心中泛起无限欣慰。王光发现艾平对电池很专注,就说:“你别小看这几节不起眼的干电池,它来的太不容易了。护送电池来的朱印天返回上海时被日本鬼子抓去了,下落不明。”多么沉重的代价,两人都心情伤感,话也对不下去了。

  王光收到电池以后,抓紧焊接直至深夜,终于焊成两组90伏电压的组合电池,接上发信机一调试,真管劲,发信机输出电表指示摆动到位,自测信号良好。他呼叫浙东纵队电台,对方不回答,多次反复呼叫,对方仍不理,改为呼叫军部电台,也拒绝联络。王光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报务工作者,熟悉我军空中电信斗争的一般规律,对方不回答的原因,可能错误判断浦东支队出事了,难怪失去联络后不久,整个无线电网内,所有联络对象的呼号、频率、联络规定全改换了,他立即草拟了一份业务电报,对准浙东纵队电台收信频率,先用英语,告诉对方这一段失去联络的原因,接着连续冒发业务电报。反复多次后,他想,如今只能等待了。次日,对方终于同意沟通联络,发来了新的呼号、频率、联络规定,王光如释重负,立即与所有联络对象恢复联络,一个多月双方积压的电报也全部连续收发完毕。

  (三)

  进入1945年,淞沪地区的抗日斗争,又有了新的发展,浦东支队粉碎了敌伪的三期清乡,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编为三个大队,战斗力空前提高,改称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中共华中局派陈伟达任政委,朱亚民为司令,主力部队奉命进军浦西,首战消灭向我进攻的反共军殷丹天,迅速建立起以观音堂为中心的浦西游击根据地。浦东地区留参谋长张席珍与工委书记金子明坚持斗争,王光电台随淞沪支队领导机关进入浦西,浦东与浦西的联系,只能由机要交通及专人送递。由于淞沪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日寇穷途末路,垂死挣扎,对上海郊区控制极严,在黄浦江上日夜巡逻,严密封锁两岸过往,不断突击我联络通道渡口,造成我浦江两岸部队指挥协同、联络困难,浦东的国民党顽固派部队趁火打劫,利用我主力西渡,加紧磨擦,与日伪狼狈为奸,欲联合行动,向我进攻。张席珍与金子明获悉后,拟采取先发制人给予打击,取得主动,有许多事迫切要与浦西联系、报告,没有电台联络,交通渡口又全被封死,只能派人秘密经过上海市区去浦西送信。金子明想起新近从浙东调来的会计朱餐月,家在上海市区,其兄弟姐妹均在新四军部队,政治上可靠,头脑机灵,又熟悉支队机关及电台人员,15岁的小姑娘,不易引起敌伪注意,是个合适的人选。金子明亲自向她交代任务,特别指出,途中必须防止敌伪特务跟踪。

  第二天一早,朱餐月穿着蜡染的大胸襟土布短衫裤,足踏布鞋,化装成浦东农村学生模样,从汇南乘小乌篷船经周浦换乘小火车进入上海,在周浦火车站候车时,她一时兴起,买了一份报纸阅读,却招来不速之徒的恶意的目光,朱餐月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乡下小姑娘是不会买报纸看的。上车后,可疑之人紧盯不舍,跟进同一车厢,离几排处落坐,不断窥视。她立即警惕起来,盘算着如何摆脱。车到上海,摆渡过江,本想趁渡船靠码头瞬间冲上岸去,甩脱尾巴,不料码头上伪警吆喝着行人出示身份证,逐个搜身,有的乘客被拉到一旁反复盘查,朱餐月神情自若,手持学生证坦然出口,一个伪女警,只在她身上摸了一下,侥幸地通过盘查,出码头跳上黄包车,汇入那潮水般的车流人流中,前行数百米,瞥见歹徒仍在搜索,他已失去目标了。

  经过长途奔波到达观音堂,观音堂是个小集镇,相传有一观音小庙而得名,不过百户人家,从镇的这头一眼可以望到那头,店铺零落,行人稀少,民生凋敝,眼前仍是一派遭受敌伪长期蹂躏洗掠过的景象。她漫步寻找接头地点,逐一审视,蓦地瞥见金子明书记交代的那个豆腐店,店堂内正坐着一男一女在聊天,当朱餐月上前接头时,那男工慌忙往里去。交换暗号后,女工带着往后室走,这里门面不大,却有三进之深,来到后堂房,室内空无一人,几条长板凳围着一张方桌,桌上残笔破纸,似有人在此聚会。此时,侧门里先走出一个青年,侧背驳壳枪,接着又走出七八个年轻人,个个荷枪实弹,惊异的视线一齐落在朱餐月身上,空气瞬间凝固,朱心中忐忑,以为找错地方了,正疑惑间,女工向青年作了介绍,青年解释疑有敌情而分散隐蔽,朱餐月说明有信交陈政委、朱司令,这时天色已晚,外面下起雨,侦察员带路前往淞沪支队领导机关。黎明时分,朦胧的曙光里,朱餐月看到远处高架有电台天线,心想,目的地就要到了,虽然满身泥水,可心中却有一丝喜悦。穿过哨位,进入一处院落,秘书鲍季良接待了朱餐月,收下了密信。

  次日,鲍秘书向朱交了一个拍子簿(小练习本)说:“这小本子你带回去,其中第七、第八页不要写字,更不能遗失,其它页面,可任你涂写。”

  离开浦西部队,蜡染土布衣已换成士林布旗袍,朱餐月俨然是一个小学老师,仍由侦察员送回观音堂,原路返回,进入上海市区后,一种强烈的想家念头袭绕着她,由于叛徒出卖,父亲两次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严刑拷打施以电刑,逼着唤回参加新四军的5个子女,交出新四军地下组织及联络地点、人员。父亲宁死不屈,酷刑几度昏厥,肋骨被打断两根,取保在家养伤。不回家去看望,情理不容,可不经批准私自回家,军纪是决不允许的,情急之中,她选择经过南市区大南门尚文路,从马路对面,远远地驻足向家门口望了一眼,默默地祝告父亲康复,暂时了却心底的思念。旋即返回浦东部队。

  这是一段部队没有电台,依赖人力通信的艰辛经历,浙东纵队领导给予高度关注。淞沪支队主力西进浦西,留守浦东的部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浙东纵队领导机关批准成立了新的浦东支队,虽隶属淞沪支队建制,却受浙东纵队直接指挥,并决定派发一部电台,由纵队部报务员冯凌担任台长,新的浦东支队电台,直接联络浙东司令部电台,联络淞沪支队王光电台。上海近郊从此由一部电台增至两部电台,有力地改善了浙沪地区斗争的通信保障。

  (四)

  抗战胜利前后,坚持斗争在上海郊区的淞沪支队王光电台,由于部队战略地位的特别重要,一部用几块干电池供电,电信信号微弱的小型电台,成了上自新四军军部,下至大江南北的各级指挥机关电台联络关注的重点。它联络新四军军部电台、苏浙军区司令部及所属各纵队电台、苏中军区司令部及有关军分区的电台、浙东纵队司令部及所属各支队电台、浦东支队电台以及苏浙军区东进杭嘉湖部队电台等近20家。联络对象之多,来往电报报量之大,创我军无线电台联络史上空前的记录,如果没有精湛娴熟的无线电报务技术是难以胜任的。

  军部电台是主要越级联络对象,是联络重点中的重点,不仅保障军部对淞沪支队的越级指挥、情报往来,尤其要保障上海地下党活动及武装起义的大量电报来往。

  1945年春天开始,根据党中央指示,上海要组织10个支队的地下军,总数10万人,在对日最后一战中举行武装起义,内应外合,解放上海。刘长胜、张执一,从华中局、军部赶来上海,到达淞沪支队驻地,具体组织策划。参加地下军的工人和爱国群众,缺乏军事知识,更缺作战指挥经验,上海地下党委托淞沪支队在观音堂地区举办各类军事教导队,培养军事人才。由此,王光电台与军部电台联络任务越加繁重,电报报量大、报文长,千字以上者甚多。

  苏浙军区是王光电台另一个越级联络的重点联络对象。1945年2月5日,苏浙军区在长兴正式成立,执行中共中央“发展东南”的方针。苏浙军区制定了两个方案,其一是前出孝丰,控制天目山,再向浦东、浙东发展。其二是挺进莫干山,深入杭嘉湖,打通与浦东、海北的联络。不论实施那一个方案,浦东支队都有协同配合接应的任务,这是战略方向的大局,王光电台必须切实保障。8月以后,日本无条件投降,军部命令苏浙军区及苏中部队,控制京(南京)沪杭并进攻占领上海、南京杭州等三大城市,淞沪支队接应苏浙军区、苏中军区关于部队所需情报,后勤供给,任务更加繁重。王光电台与苏浙军区及其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密切沟通联络,电报紧急,从未延误一份电报。

  1945年9月19日夜,王光电台抄收到军部发来的一份特急电报,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急剧变化的形势,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新的战略方针,要求长江以南我军部队,全部撤向北方,淞沪支队的任务是接应浙东纵队机关、部队,跨钱塘江、越黄浦江,到浦西集中后,一起北渡长江。国民党背信弃义,对我浙东北撤部队,屡屡堵击、围攻。各路我军沉着果断、英勇反击,一一将敌击溃,冲破重重阻挠部队先后到达浦西观音堂地区。此时,中共中央电报指示决定撤消上海地下军武装起义的计划,刘长胜考虑,一旦国民党控制上海,我党活动会比日伪统治时期更困难,斗争形势更加严峻。上海地下党原有一部李白电台联络延安党中央,一部秦鸿钧电台联络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两部电台机器设备陈旧,功率小、信号弱,又受日伪严密侦缉干扰,对外联络不够顺畅。

  刘长胜计划再建一部第二线电台,他赶到淞沪支队与陈伟达面商,要求给予人员器材支援。淞沪支队电台人员机器,全由浙东纵队派发,并没有备份电台,陈伟达想到从浦东进军浦西,消灭殷丹天,曾缴获过两部电台,就让王光挑选一部电台,当王光从仓库取出检查时,发现两部电台均已遭严重破坏,不能使用。刘长胜回到上海,几经周折,购置到一部美式袖珍电台,收发报机共装在一只小皮箱内,轻便小巧,很是满意。他把电台带到淞沪支队,经电台队长王光打开检测发现,这是一部美式情报电台,电子管是新一代俗称花生管,交流整流器供电,很适合秘密工作者使用,但它是调频制电台,与我军调幅制电台不能互通。部队行动在即,又无现成的同类机器的零配件,一时无法改装。在当时艰难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要得到一部电台,建立无线电通信,困难实在太大了。经过两番努力,刘长胜的计划仍难以实现。正踌躇间,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率部队北撤到达观音堂地区,他听过汇报以后认为,上海地下党的需要,浙东纵队责无旁贷要办,此次不办,北撤以后再送来那更不可能了,他毅然决定,把淞沪支队电台交给上海地下党,淞沪支队北撤途中与纵队一道行动,可暂不使用电台,他知道电台队长王光近两年带电台在浦东、浦西两地活动,战斗精神、业务技术都表现出一个优秀干部的素质,就决定让他带机器进上海工作。刘长胜甚为满意,经与王光见面交谈,发现王光是苏北沭阳人,参军多年,政治老练,思想坚定,又是老通信,各方面条件都好,可是他听不懂上海话,苏北方言又重,不利于隐蔽埋伏,谭启龙一听,点头称是未再思索,立即命浙东纵队三科长钱刚,从纵队电台人员中挑选最合适的人才调给刘长胜,最后确定女报务员郑碧。她生于上海,原籍广东,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又适应上海商贸群体广东帮的社会环境,利于隐蔽,郑碧1942年毕业于苏中无线电训练班,政治、技术都较强,是个很合适的人选。自此,郑碧带上淞沪支队电台随刘长胜进入上海市区,先后兼任机要员、秘书等工作,她不辜负组织上的期望,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

  浦东支队电台的故事,已经过去60多年了,如今的王光已88岁高龄,依然思维敏捷,精神矍铄,每每回忆在浦东的战斗生活,心情格外兴奋激动,脸上立即泛起那种无比自豪、无比幸福的神态。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像他一样,在任何艰难险阻的环境里,不屈地奋斗直到胜利。


        设置字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