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中地区有一句谚语：“毛主席持家家家兴旺，粟将军打仗仗仗胜利。”粟司令指挥打仗，有明显的特点：用心用脑领会上级的作战意图，全心投入，勤于思考，善于决断，能征善战，愈战愈奇，尤以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闻名中外；联系国内和当地的军事、经济、政治、社情多元的综观全局，打了许多在我军战史上大放异彩的巧仗、恶仗、大仗；亲自到作战前沿，熟悉地形地貌，了解民情，事无巨细，做到审时度势，深思熟虑，机断专行，出奇制胜。为了夺取战局的全胜，他把各种不利因素想得周到些，争取以最小的牺牲去换取最大的胜利，他常常在作战地图前思考很长时间，有时甚至几天几夜，直至腹中成案。

　　粟司令被人民群众称为“战神”、“常胜将军”。他的一生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战役，缔造了许许多多的典范战例，创造了许许多多新的战法，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

　　今年8月10日是粟司令百年诞辰。粟司令的军事思想和崇高品德，尤其是他的人格魅力，至今仍深深地烙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里。

　　一、粟裕的军事智慧

　　三次抗日先先遣战，铸就了粟裕成为青年游击战术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国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共中央曾多次发出指示、通知、命令，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曾三次组织抗日先遣队北上，粟裕都亲率出征，并发动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军。

　　粟裕第一次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中央命令红七军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粟裕任参谋长，奉命向闽、浙、皖、赣等省挺进，宣传党的主张，坚持游击战争。这支部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先后进行了樟湖坂、福州、桃源、罗源、宁德、庆元、清湖、大陈、分水、旌德、谭家桥等30多次战斗，歼灭和击溃敌军万余人，一度震惊了四省的敌人，并在皖南创建苏维埃根据地，在浙闽边建立了战略支撑点，为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4年11月初，这支部队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组成红十军团。这种把游击部队集中起来，企图打大仗的左倾错误做法，其后果，正如朱老总在评论红十军团的教训时所指出的：“不编不跨，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打不成。”为此，粟裕提出部队要避免被动，必须迅速实现两个“转变”：由正规军转变为游击队，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这一思想在1935年4月怀玉山红十军团主力失利后又一次得到印证。

　　红军抗日游击队历时六个月，征战近三千公里，他以自己的军事天才和智慧，使这支部队避免了很多失误，为革命保留了一批骨干，为游击战争理论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此期间，他走一路，思考一路，总结一路，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建议和战略措施。不幸的是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绝大部分意见没有被采纳。

　　1935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在浙南三年游击战期间，他总结了先遣队失利的教训，适时实行了“两个转变”，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创造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退的方针”，即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主力部队则快速跳出包围圈，跃进到敌人的后方去，吸引、调动、打击敌人，开辟和建立新的根据地。在“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相统一”的指导思想下，粉碎了敌人多次“进剿”、“围剿”。这套新经验有：游击战术的六条原则，游击战袭击的三类主要对象，作战的的五条要领，行动的八条方式等。这些新的经验是在最艰苦、最险恶、作战最频繁的游击战中总结出来的，它保障了红军在浙南这一重要战略支撑点的稳固。

　　从北上抗日先遣队到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标志着粟裕成长为人民军队的军事家、战术家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粟裕第二次率领抗日先遣队北上。“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全民族抗战开始。10月，挺进师改编为抗日游击队，粟裕任司令员，奉命率队北上，于1938年4月到达皖南岩寺，加入新四军序列，粟裕任二支队副司令员。4月下旬，新四军抽调官兵组成抗日先遣支队，粟裕任司令员，执行深入日军控制的腹心地区进行战略侦察活动。先遣支队按照粟裕的要求，在政治上，部队走到那里，就把宣传工作做到那里，召开群众大会，接见各界知名人士，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持久战战略方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先遣支队成为一支宣传队，指战员个个都是宣传员；在军事上，侦察了解日军、伪军情况，特别是敌人的薄弱环节，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在社情上，了解江南平原的地形地貌及风俗民情，群众条件等。经过一系列宣传教育，乡亲们把新四军当作自己家里人，协助部队送信、带路、打探消息、捕捉敌探、破坏敌人交通，还出现了牺牲自己救护新四军伤员的感人事迹。先遣支队战略侦察20天，为后来开进的部队创造和准备了条件，在新四军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

　　1938年6月韦岗伏击战，8月的小丹阳反“扫荡”、1939年1月奇袭官陡门，都取得了奇兵出击的效果，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热情，鼓舞部队胜利斗志。《实战经验录》，就是他与参谋长罗忠毅对游击战的协同、原则、战法、打击对象、目标选择、战术动作、组织战斗以及战前侦察等一系列游击战问题的阐述，体现了他认识和思维的超前及视野的开阔，体现了他对战争规律和特点的科学把握，体现了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调查研究，善于总结，虽身处局部，却从全局着眼的战略军事家的风范。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粟裕为一师师长，成为苏中战略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组织姜（堰）泰（州）战役等各次战役中，在春秋冬季大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武装斗争中，在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不仅适时地实行了由城镇到农村，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性转变，还创造了改造地形、改进战法的平原水网地带游击战的新战法，使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军事斗争与经济、政治、文化斗争相结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集中打击主要的敌人势力。1944年2月，他提出了“在战略相持阶段，争取有利时机，推进局部的战略反攻。”在这个具有重要军事理论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全师干部认清了华中敌后战场实行局部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取得了车桥战役和南坎战役的重大胜利，标志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大转折。

　　粟裕第三次率队抗日先遣。1944年9月，中央指示：“我军为了准备战略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地区应有新的发展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新四军为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再次组成抗日先遣队，粟裕又一次担纲跨江南下、发展东南的重任。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越来越好，中国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成为我们的战略任务。粟裕率部近万人首先要偷渡长江，之后还要跨铁路、渡运河、过公路，穿越敌人几道封锁线，打开浙西局面，保障苏南工作的开展和浙东发展。

　　江浙是日伪统治中心所在的腹心地区，又具有中美日国际斗争背景的复杂色彩。粟裕率部挺进天目山地区时，于1945年3月至6月，遭到国民党顽军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先遣部队也取得了三次重大胜利，从而在苏浙地区争取了主动地位。天目山战役的胜利实践，展示了粟裕勇于创新，因时而变、因地而变、因敌而变、因情而变的新战法，从而实现了从平原水网作战到山地作战的转变，苏浙军区的部队在全军也率先实现了从游击战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苏浙地区革命形势呈现了新的发展。

　　粟裕三次率领部队深入敌后执行先遣任务，在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上领导游击战争，形成了一整套敌后作战的指导理论，丰富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
　　赤胆忠诚续新篇，铸就粟裕成为伟大军事战略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存在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一个是人民得到解放的光明的新中国，一个是贫困、落后、分裂的旧中国。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激烈搏斗中，粟裕谱写了他军事生涯中大放异彩的新篇章。从自卫作战开始，他从大兵团作战需要出发，组织和训练部队，及时总结每次作战的经验，探索解放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以夺取和把握战争的主动权。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一时期他有过多次“斗胆直陈”的建议，展现了粟裕军事理论和战略思想的天才。

　　粟裕第一次使用“斗胆直陈”一词是1946年夏。蒋介石把193个整编旅158万人，调集到内战前线，全面内战迫在眉睫。粟裕经过10个月的探索，基本认识到这场全面内战初期的特点和规律是：敌强我弱，我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和潜力，变被动为主动，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由小到大，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规模的发展过程；主战场由解放区前部向纵深转移，要把握转移时机和布局，为进一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创造条件。

　　6月24日，蒋介石撕下了假面具，随即调动了30万军队围攻我中原部队，打响了全面内战的第一枪。26日，中央指示华中野战军西出津浦作战。粟裕分析情况，权衡利弊后，提出了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的建议。粟裕坚持内线作战方针，三次建议“淮南主力（五旅）大部东移苏中参战。”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苏中局面打开则淮南形势可能逐渐改善，而后我再主力西移，打开淮南局面。这个建议是基于以下三点认识的基础上：“战争是长期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作战方向应以内线歼敌为有利，各战区不宜过早作战役性的配合；从军力、地理、气候等实际情况看，在苏中打歼灭战较淮南更有利。

　　中央采纳了粟裕的建议。从7月3日至8月12日，华中野战军连续进行了宣泰、如南、海安、李堡四战，歼敌3万余人，打破了蒋介石3个星期解决苏中的梦想。苏中局势的变化证明，粟裕的战略构想、主要作战方针的判断，以及对战争发展趋势的预测，完全符合解放战争初期华中战场的情况，这种立足战区局部，通观战争全局，从战略全局上权衡利弊，适时提出战略性的建议，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意图，是我军的光辉典范。

　　第二次使用”斗胆直陈“的子养电。1948年人民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二十多年反革命统治和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都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谁想统治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这时全国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中原地区。粟裕分析了战争发展的趋势，认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人民解放军只有高度集中更大的兵力，我军的歼灭战才能进一步更大规模的发展，只有逐次消灭蒋军主力，才能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最后夺取全国胜利。1月22日，粟裕这一战略构想以及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邓首长。虽然在这个子养电之前，他提出的关系战略全局的重要建议有十多次，而这样直接、全面对全国的战局和全军建设的建议还是第一次。这种善于把握战局的发展变化，选择作战地区和歼击目标，转换与确定主要作战形式，量敌用兵，又用于最关键的时机和最关键的方向上，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超群胆识。

　　第三次使用”斗胆直陈“的措辞。中央十二月会议后作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并决定由粟裕率华野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中央决定的战略行动意图是，迫敌改变集中强大兵力于中原的战略部署，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粟裕一方面积极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制定部队渡江时机、路线和方法的计划；一方面进一步研究”子养电“的观点和建议。2月11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粟裕提出的渡江作战方案，粟裕一方面利用休整时间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一方面从江南实际情况出发，对部队进行了水网地带行军、巷战、攻坚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部队军政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时，粟裕仍在思考：是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他对渡江南进与留在中原作战的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比，并把研究结果先后报陈毅、刘伯承和邓小平，征求他们的意见，并于4月18日再次向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粟裕这次”斗胆直陈“的报告，在城南庄会议上有了结果。会议作出了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野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这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

　　这种处理战略、战区、战役转折与战争全局的关系、有目标有计划地把战争从一个阶段引向另一个阶段的指挥艺术，为我军作战指挥理论增添了瑰宝。

　　粟裕一生致力于战争指导规律的探索与研究，关注科技进步对未来战争形态和作战指导的影响，他的丰富军事理论遗产，特别是他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为全党全军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二、粟裕的人格魅力

　　恭谦礼让，品德高尚是我军的楷模

　　粟裕一生从人民利益出发，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虚怀若谷，功勋卓著，却从不居功自傲，总是把功劳归于党、归于人民，”二让司令、一让帅“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传为美谈，这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粟裕一让司令员。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央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并指示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以让步去换取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与民主。同时，中央调整战略布局，在原华中地区组建华中局和华中军区，并决定由华中局提出主要领导成员名单。

　　华中局上报中央的方案中提议粟裕任苏皖（后改称华中）军区司令。中央同意粟裕留华中任司令员，并又决定由刚从延安返回华中的张鼎丞任副司令员。这时，粟裕还不知道华中局和中央的决定。当接到通知要他参加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的筹建到达淮安时，粟裕才看到了中央的电报。他说，张鼎丞同志是我的老上级，我当他的副手，更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团结。当即向华中局领导提出请求，建议任命张鼎丞为司令员，自己改任副职。华中局领导没有同意他的建议，并向部队转发中央决定的电报。他知道后说，”这份电报先不要发出去，我还要向中央提出我的意见。“第二天，粟裕的建议电报发给中央。中央当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10月24日中央批复是：粟裕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是适当的。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华中局的当天，粟裕连夜再次发出了请求改任副职的建议电。28日，中央收到了粟裕电报，当天就进行了研究，认为粟裕的提议是有理由的，并于29日复电：同意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并兼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粟裕二让司令员。1948年4月底，在城南庄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是部署夺取全国胜利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在毛泽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组织性“的三条方针指导下进行的。会议还讨论了”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与此同时，中央还采取了一项重要组织措施，决定调华野司令兼政委陈毅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工作，粟裕挑起华野的重担。粟裕知道中央决定后，非常着急，他深感华野全盘工作的责任重大，有陈毅主持全局，他才能集中精力搞好战役指挥。因此，他再三请求中央陈毅仍回华野。当他知道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后，于是提出了最后的请求：陈毅在华野的司令兼政委职务继续保留。最后，中央同意了粟裕的建议，”陈毅在华野党政军职务由粟裕代理“，并又任命粟裕为华野副政委。从此以后，粟裕就以华野代司令和代政委职务，担负起领导和指挥的重任。

　　粟裕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中央提出建议，我认为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谦逊。他是基于从全国革命大局出发，从革命全局利益考虑，也是他一贯的大公无私、品德高尚的集中表现。

　　粟裕的第三让。1955年，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居十大将军之首。粟裕是战功卓著的军事家、战略家，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赞赏，也为许多中外人士所倾倒。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中央在中南海颐年堂讨论军队高级将领军衔问题，在谈到粟裕军衔时，毛泽东是要给粟裕授元帅的，他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授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了元帅衔，比起那些要争要闹军衔的人，强千倍么。”周恩来接着说：粟裕二让司令又让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妥当的。毛泽东又补充说：是第一大将。我们先这样定下来，十大将十元帅。

　　粟裕的谦让，是从党的事业发展出发，是从革命全局利益出发，是从团结军队和内部关系出发，展示了他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魅力的美德，为全党全军树立了光辉榜样。
　　节俭简朴，以普通一兵自律

　　粟裕对自己，一贯保持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革命本色。在红军游击战争时期，1933年硝石战斗负伤后，仅靠一只手坚持工作，身为军团参谋长，即使在部队行军休整时，他也难以休息；部队紧急行动时候，他经常自己背干粮等物品，以减轻挑夫的负担。1934年8、9月间，在浙赣边的一次战斗中，粟裕右臂负伤。这是他自南昌起义以来的第五次负伤。当时医疗条件很差，战斗行军频繁，伤口久未愈合，他与战士一起挖野菜、吃草根、忍着伤痛，指挥部队行军作战。1935年9月，他率挺进师翻越九龙山时，穿一双破布鞋，鞋底已经磨破，就扎了几张棕叶，走在部队的前面。1936年在坚持浙南游击战中，他第六次负伤，当时没有药，就用苦菜叶子贴在伤口上。战士们看到挺进师长这样的形象，鼓励着部队坚持游击战争。不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粟裕从不以权谋私，都始终如一地过着简朴的生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新中国成立后，粟裕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仍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他生活简朴，每天伙食按标准规定一荤一素一汤，他交代炊事员，每餐吃剩的饭菜留到下一餐再吃，决不许扔掉。他穿的衣服大多是发的军装，衬衣破了补好再穿。他在任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为了便于工作，组织决定为担任地方党政职务的领导同志每人做一套便衣。后勤部长提出，粟裕为一市之长，应该做一套毛料服装。粟裕一听就不赞成，说：不行！为什么要毛料的呢？做套布的不行嘛？刚进城就讲究穿着不好嘛，要脱离群众的！人民群众不是看我这个市长穿得好不好，而是看我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是不是为他们服务。后来，这套衣服从南京穿到北京，直到变成灰白色，还舍不得丢掉。

　　当时还发给他一双军用短靴。他很喜欢，笑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部队要现代化了，着装也应该改进，体现军人的威严。军靴子有好处，一是精神，二是保护脚踝。”他白天穿着上班，晚上自己动手把它擦干净。10年过去了，这双皮靴换了两次底，裂开的靴面缝补了好几块，松紧口也坏了好几次，而靴子仍然干干净净的。有一次，部队换装时，秘书想给他换双新的，粟裕不肯，说：“还好嘛，换什么？”秘书说：“首长，你干嘛这样节省？”粟裕说：“你这小鬼！我要穿得衣冠楚楚，干部战士就会敬而远之。何况节俭是劳动人民的本色。”

　　粟裕是华东局常委，华东军政会副主席，华东军区副司令。当时华东局设在上海，陈毅司令也常驻在上海，为了开会和商谈工作，粟裕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按规定，他可以乘坐公务车厢的。可是他从不这样做，有时连软席车也不坐，而与随员一起坐硬席车厢，利用一切机会接近人民群众。随员担心他的安全，他说：“没关系，这也是体验生活，联系群众，在硬座车厢里是可以听到人民群众的声音。”

　　对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照章办事，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要求大家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在南京、上海解放前夕，粟裕告诫大家：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能动摇，要防止腐化思想和私有观念增长。在中央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代表三野庄严地表示：“多贡献，少享受”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无上光荣。他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之所以能对革命作出点贡献，是毛主席、中央军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野战军配合的结果，是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的结果，我个人只是沧海一粟。”

　　他热情好客，却从不用公款招待来看他的战友，一切费用均从他的工资中扣。有一次，身边工作人员把烟酒费由单位招待费开支，他知道后也坚决不同意，直到从他的工资中扣除后才算了事。

　　他对战士和部下亲如手足，关心体贴，爱护备至。“不丢一个伤员”，这是粟裕对各级指挥员在战场上的要求。1947年12月确山战斗中，他下令所有团以上干部的千余坐骑全部让出来运送伤员，他自己也随军步行几十里。

　　对子女教育，严而有序。

　　粟裕对子女的教育是严格的。三个子女都是在战争年代出生的。长子粟戎生回忆说：“父亲很注意培养自己的军人气质，吃饭不但不可挑食，还得加快速度，夜行军不可以啼哭，饥寒不可以叫喊，否则就会遭到他的呵斥”。粟裕对最小的女儿也同儿子一样严格，从小就被训练得不许撒娇耍赖。女儿三岁时，粟裕就给她穿上冰鞋练习滑冰。还亲自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挖出一条小小的冰道，供孩子练习用。

　　做军人胆子要大。粟裕对子女从小就注意训练，粟戎生2岁多时，不敢下水，粟裕让他抱着根竹竿就把他丢进了水里。他教女儿跳水时，小姑娘胆小，站在跳台上颠颠巍巍时，他一把将女儿推下水里。

　　粟裕教子女唱的第一首歌是“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粟戎生5岁得到父亲送给他的第一件礼物是一把小手枪，并从此开始随父亲练习射击，接受父亲爱枪爱兵的生活，培养兵的气质，从此和枪结下了不解之缘。粟裕进了北京之后，对子女的这种训练也从未间断过。

　　粟裕对子女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要求。粟戎生高中毕业后，要求从军参加中印边界反击战。粟裕很赞赏孩子的这种态度，但他说，现代化战争需要科学技术，应该下决心先掌握一门甚至几门真本领，否则只能是一个傻大兵。后来，粟戎生成了一名工科大学生。大学毕业后，粟裕把孩子送到云南前线，在那里从战士、班长、技师到排长，四年住在野外帐篷里，经历了上千次战斗警报。1969年粟戎生奉命调往驻守黑龙江境界的北线部队，命令是粟裕亲自下的，他认为，平和舒适的环境里是培养不出真正的军人。那一年正好发生了中苏边境的珍宝岛之争，形势非常紧张，有的家长担心会打仗，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子女从一线部队调到后方去，粟裕却让儿子进驻一线部队。粟裕女儿粟惠宁中学毕业后，先在部队基层当兵，当过通讯站报务员，宣传队员，还当过炊事员。粟裕写信鼓励女儿说：“高尔基不曾是个洗碗、烧锅炉的吗？但由于他的勤奋成了世界闻名的革命文学家。”

　　参考书目：

　　（1）《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2）《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3）《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

　　（4）《粟裕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