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刘少奇从延安进入华中河南渑池，就立即为豫西省委在绳池兵站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上，第一次系统地讲共产党员的修养，至今整整七十年了。次年七月八日，他又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再次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演讲“第一次提出加强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必要性和意义，把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建设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中国化。帮助党员，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参加党组织的新党员认识到，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认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加强思想意识修养，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刘少奇传》第352页）毛泽东看过这个演讲稿后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该尽快发表（同上）。后即在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上分三次连载。十一月七日，首次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单行本。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受到党内外热烈欢迎，一版再版，“历时几十年经久不衰，先后印刷数十次，总印数以千万计，还有英文、日文、捷文、荷文、西班牙文等各种译本在数十个国家发行，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史占有重要地位。”（同上第354页）《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和熏陶了几代中国的共产党人，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心中。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出的历史背景

　　1、党的主要任务变化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是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刘少奇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领导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并坚决抵制了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先后写了许多文章以及向党中央反映实际斗争情况的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策略思想，这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个重要特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与中央红军一道进行长征。“七七”事变前夕，斗争方向已开始转变到以民族斗争为主，斗争的形势十分严峻和更加艰巨。这时，刘少奇奉命到华北开展对敌斗争。八月三日，他给华北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说，中国即将过渡到抗战新阶段，准备并发动游击战争提到党的任务中十分突出的地位上来。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国抗战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历史关头，他又受命来到华中领导敌后游击战争。为了开展华中敌后的抗日战争，他按照中央的指示，大力发展以苏北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人民武装，以形成可独立作战的战略地区。他的工作岗位每次发生重要变动时，都将面临着新的更加艰巨复杂的斗争形势。

　　2、党的工作和斗争环境变化了。从国内来说，由过去的秘密状态转变为公开和半公开状态，由过去不被国民党当局承认的党变成国共两党合作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面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各列强帝国以及由他们培植豢养起来的各种反动武装。从党内来说，经过全党努力，我们正确处理了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反党活动。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王明在中共长江局期间的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错误。刘少奇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当地党委领导同志开会，健全党的各级组织，讲清革命斗争形势，明确斗争的重点和方向。他一到华北后就指出，党的中心任务是配合人民军队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做好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起来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派压迫。人民武装要从以运动战为主转到以游击战为主。为此，他在华北为游击战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教育党员和干部做了大量的思想和理论建设。在华中，他领导人民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生动有力的敌后游击战争，扩大了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建设。但是，这种变化没有被党内所有的同志所认识，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人甚至公开点名批评刘少奇是右倾机会主义，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以运动战为主”。王明等人违纪违规的极端做法，加深了刘少奇对党的建设的理论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党规党纪建设的意见。

　　3、党的组织和党员的成员变化了。一方面，经过长期艰苦的农村游击战争的考验，党的各级组织更坚强了；另一方面，由于全国抗战的迅速形成，大批青年特别是知识分子涌入革命队伍，党的基层组织迅速增加，新党员的数量迅速扩大，因此，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思想素质和理论修养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对党员和干部的教育和培训任务就提到刘少奇的工作日程上来。他从渑池、竹沟开始，每到一地或开会或举办培训班，亲自讲革命形势，讲中共党史，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党的团结统一，讲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等课程。当时这些讲话，使党员和干部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

　　当时，中国共产党完全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包围中，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渗透到党内，腐蚀着党的肌体。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所面临的特别重大、特别复杂的环境条件下，从加强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如何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新视角，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同时，刘少奇对各地党的组织生活和党员表现的考察，进行了科学地、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为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和党员的党性锻炼，提出了系统的理论观点，创立了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补充。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党的先进性建设

　　1、“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责任，也是共产党员先进性最高标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也是和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空前伟大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难的事业。刘少奇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科学思想，“完全有信心在我们这一代完成共产主义事业中一段大工程，同时也完全相信我们的后代能够完满地完成这个伟大事业的全部工程。”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好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我们终身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这个事业，而不是为了别的。没有这样的理想和信念，就没有全社会的凝聚力。理想和信念的凝聚作用，就是全党全民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合力作用。

　　实现共产主义，既然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在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克服各种困难，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很自然的责任。刘少奇说：“我们改造世界，不能离开现实，不能不顾现实，更不能逃避现实。”我们不能老是“觉得这里不好，那里也不好，这种工作不好，那种工作也不好。他们总想找到一个能够合于他们‘理想’的地方和工作，以便他顺利地去‘改造世界’。”刘少奇说，其实，“这种地方和这种工作是没有的。这是他们的空想。”

　　我们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是要把共产主义作为唯一的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和社会工作。

　　2、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体现。刘少奇提出要进行各方面的修养，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无产阶级战略的修养、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品德的修养、坚持党的团结和组织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工作作风的修养、密切联系群众的修养和科学知识的修养。他尤其强调党员的理论修养，因为只有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才能有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刘少奇还提出，党员必须要在社会和群众的实践中锻炼，才能提高各方面的修养。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因为，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标是为了人民，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刘少奇把共产党员到社会和群众中去锻炼，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一个创新。

　　3、“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共产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同样也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最高原则。刘少奇说，每个共产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中，都要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完全一致。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问题上，把个人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从这个原则出发，当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应该和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和“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

　　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提高党员的先进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史意义

　　1、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是思想建设问题。刘少奇把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首位。

　　在思想建设上，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如果我们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有迷失方向的危险。在党的七大上，他首次提出全党要以马克思主义普遍普遍真理现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思想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确立党的指导思想，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的首要问题。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都明确了党的指导思想，十七大党章上进一步明确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从思想上建党，刘少奇多次强调要发扬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批判了党内存在的贪图名利、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倾向。他倡导党员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第一线，“把工作做得对，做得好”，这是党员干部应尽的义务。“七七事变”发生后十天，刘少奇从延安启程前往华北地区，一手抓重组党的领导机构，一手抓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在组织发动群众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口号：“让工人农民吃饱饭好去救国”。（同上第287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引导最广大以至最落后的群众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正如1942年2月刘少奇在《目前形势和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中讲的：一切共产党员，不论他站在任何岗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均必须经常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每一个实际利益（即使是最小的利益并关系人数不多的）而奋斗。只有生活在群众之中，关心群众疾苦，爱护群众利益，代表群众利益，以群众为镜子，党的思想建设才不会偏离轨道。

　　2、刻苦学习，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知难而进，开拓进取，及时提出新的理论思想和原则。

　　刘少奇在华北、华中艰苦复杂的敌后斗争环境中，作为战略区的最高领导人，“养成了每天读书写作到深夜的习惯”。（同上，第268页）他根据敌后游击战争活动中出现的许多实际问题而需要制定各种政策、策略时，他都经过学习、思考、探索、总结之后，再做出给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信和向中央报告。1937年10月16日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是党内第一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政策的系统论著。11月15日，为北方局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从理论上指明了华北各地各组织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目前我党在华北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领导游击战争，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同上，第293页）1938年2月5日，刘少奇发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重申、补充和修正了去年10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原则。正如他在总结抗战初期华北工作时说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这对巩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6月，刘少奇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召开的纪念大会上，作了《作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他立即抓党员干部教育，成立华中局党校，由他亲自兼任校长，亲自讲课，先后讲过《如何进行党内思想斗争》、《关于民主集中制》、《统一战线问题》、《党内思想斗争》、《人为什么会犯错误？》《论共产党员在组织和纪律上的修养》等等，这对提高华中地区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理论修养，增强干部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能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形势发展，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突出的新矛盾新问题，特别是领导干部学风问题比较严重，有的干部缺乏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兴趣，静不下心来读书。当前，为此，加强学风建设，对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3、注重调查研究，正确分析形势，从实际出发做好工作，是共产党员必备的素质。

　　刘少奇每到一地，都向当地党组织成员了解情况，听取汇报，并经常深入到第一线指导工作，即使自己无法前往，也往往派出负责人员去了解、指导基层党的工作。到太原后，他经过调查和分析，对牺盟会的工作给予极大的关注，支持薄一波在阎锡山同意下组建新军决死队，争取阎锡山部对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工作的支持。加强统战工作，成立了由晋察绥三省各驻军代表、各民众团体代表、各政府机关代表组成的“战委会”，较好地推动了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

　　刘少奇每到一地，都在党的会议或会议后，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一方面了解基层情况，一方面培训党员干部，提高他们的理论素质和政治素质。特别是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他更关注对待群众的态度，他认为敌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需要人民群众做出更大的努力，付出更大的牺牲。因此，他反复提醒基层党员干部，“必须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经济利益，解决他们的一些切身问题，把他们的眼前利益同抗战的长远利益恰当地结合起来”。（同上，第350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激发群众的热情，动员他们参加抗战。

　　刘少奇的讲话、文章，都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考察革命斗争形势，正确把握斗争发展趋势后而作的，又经过实践检验并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如，他把1938年初《民众运动讲话大纲》，通过一年多的斗争实践，于次年5月整理成文，以《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为题予以发表，对各地民运工作者和领导干部组织发动群众工作给予了有力的指导。

　　调查研究，是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指导方针，是党的主要工作方法之一，也是党的各级干部必须坚持的工作作风。当前，在调查研究中存在着种种问题，一种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调查研究是影响群众路线贯彻落实最突出的问题。

　　坚持调查研究，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方法，是保证现代决策体系，实现正确领导的基本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调查研究的对象、内容、手段会发生变化，我们要勇于回答现实社会生活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调查研究在党的决策和领导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4、树立大局眼光，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才能把握社会发展规律，顺应社会发展。

　　首先，刘少奇战略思维视野的开阔性。1937年8月3日，他给华北各级党组织指示信中说，日本占领平津后，不会停止它的武装侵略，中国即将过渡到抗战新阶段。这一战略性预见对华北以及全党都是极大地启示。为此，他根据华北的实际情况，率先把准备并发动游击战争提到党的任务中十分突出的地位上来。这一提法，在我党的高层领导中还是比较鲜见的。在华中，他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清算了王明错误主张，认为主要任务是“打开华中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把日本占领区变成同侵略者斗争的前沿阵地。”（同上，第342页）因此，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干部及工作重心应集中在乡村组织游击战争。这种战略思维的广阔性和前瞻性，使党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进程大大加快了。

　　其次，刘少奇战略思维方式的科学性。“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始，这与“九一八事变”的局部抗战在战略活动的布局上有很大的差异。在国际上，我们不仅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要面对列强为主的西方敌对势力。在国内，既要面对强大的日军、伪军，还要应对国共合作过程中国民党当局制造的摩擦斗争。在党内，既要使全党贯彻落实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使党的发展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还要使抗日游击战争在各地开展起来。刘少奇早在太原时就提出，各级党组织要改变平常时期的工作方法，使党的发展赶上群众的发展。特别对平津地区，他多次派人深入指导工作，要求党组织转入长期的秘密工作，并尽可能保持与积聚力量，以备夺取胜利之需。他强调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中去，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员到乡村去组织和领导游击战争。他甚至要求在校的学生以至在业的工人，都要下乡参加游击队。

　　第三，刘少奇战略思维的人民性。他的战略思维源于人民群众的反映和复杂斗争传递的信息，并根据当时事态的发展趋势，从而判断出下一步的形势趋势及我党应该采取的战略决策，并依此制定当前的工作方针和步骤。人们这样评论刘少奇：他能见微知著，决断于大事变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