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是项英同志诞辰110周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推荐并出版的《项英传》修订本已于今年4月与读者见面。我从读这本书中所获得的教益很多，略述于后。

　　关于皖南事变——一个远去的悬念

　　1941年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我的政治阅历上遇到两件大事：

　　一是党外合作对象国民党当局反共反人民的面目彻底暴露，他们精心设计陷害消灭坚决抗日的新四军。皖南新四军军部在奉命北移途中，被十倍以上的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除二千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二是1943年我由苏南调回军参二科工作，才看到1941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在皖南事变中惨遭牺牲的项英同志固然有着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他有缺点有错误，可是这个决定对他的错误讲得过重，对他的评价多有不公和不实之辞。从1938年到1940年，我曾在皖南军部工作两年，是军部培养成长的红小鬼。在军首长身边工作，他们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卓越的领导，高尚的品德，模范的操守和声望，我皆亲历目见。这个决定却把项英说成一贯机会主义，对中央阳奉阴违，甚至把他与张国焘并列，同过去的评价反差之大，叫我非常震惊，难以理解。

　　这个决定是皖南惨案结束的第二天就颁发的，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虽然决定最后说：“将项、袁错误提到党的七大议处。”但七大和以后的多次代表大会都再未涉及这个问题，这就成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了。必须承认这个决定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把项英诬蔑为叛徒，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评价跌至谷底。进而对他一生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也无人敢提了。

　　皖南事变过去了四十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倡导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一场对皖南事变，对项英错误的争论与探讨终于展开。恰好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军部分会中，有几位经历皖南事变的老同志，他们均曾被俘，在上饶集中营期间，起先他们对项英的意见都很大，后来冷静下来，认识到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动当局一手造成的，项英错误是属于第二位的党内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此后我不断学习领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新的提法，以及专家学者们提出的论证，认识逐渐明朗。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关于项英的条目

　　1985年初，我曾有幸看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经过中央审批的项英条目这样写道：“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在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不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此条目报送党中央审核，胡耀邦在释文下面画了杠杠，批示：“这个评语看来可以了。”“请胡绳同志再仔细斟酌一下，三个地方批了一点看法，请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同志于12月24日写信向胡耀邦总书记报告：“总政百科编辑室所撰项英一条，我找党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谈了一下，我们认为这一条总的说来是恰当的。”胡耀邦同志看到胡绳主任的信最后批示同意。

　　南北董之曦的《皖南事变纵横谈》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皖南泾县办的刊物《云岭》杂志上读到以南北董之曦同志署名（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办公室主任，党史研究员李志光的笔名）的文章《皖南事变纵横谈》。这是一篇从史实出发，以实事求是态度说理的文章。现选摘几段如后：

　　中央于1940年9月5日指示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

　　“对新四军北开，蒋既坚持，我应坚拒……新四军老部队早由政府指定防地（皖南、江南），绝不能翻案。新部队是地方人民武装，亦不能强迫其行动。蒋对外宣传应无理由可言。”其后毛泽东曾电示：“新四军军部北渡皖东或东移苏南，但仍要保留一部在皖南坚持。”可见当时中央对坚持皖南的态度是坚决的。

　　至11月26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则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另一电则称：“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他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气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

　　12月13日，项英上报：“北移消息泄漏，难求迅速北渡。”毛复电：“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告以：“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饷弹。” 24日叶、项向中央请示：“苏北（指八路军对曹甸顽韩德勤部的战役）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后”。翌日毛泽东等复叶、项称：“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韩会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11月21日又致电叶、项称：“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

　　从上面节引的电文指示看来：

　　1、毛泽东对蒋介石悍然反共大举用兵消除异己的形势显然估计不足。

　　2、把皖南新四军部队北移行动的时间，作为同国民党谈判的砝码。直到11月21日尚且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怎能把责任全加到项英头上呢？

　　3、皖南部队北移行动前，叶、项吁请苏北我军对顽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盘踞的曹甸的反击战延缓时间，并未受到重视。此时此刻，顾祝同怎能不疯狂报复？

　　南北董之曦文强调指出，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学者Gregor Benton在1986年8月号的《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题为《皖南事变》的长篇论文。他在查阅我国中央档案馆编的《皖南事变资料选集》等史料和论著后，认为项英延误北移时机不应由他完全负责。他写道：“某些著作将部分乃至全部失败归咎于项英的犹豫不决……然而事实证明，在事前数月犹豫不决者并非项英一人。”

　　成功之作《项英传》的出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原副部长少将研究员王辅一同志原为新四军老战士。1955年由南京军区举办皖南三英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重新安葬仪式，他曾参与其事，对三烈士留有悬念。

　　他是1984年起草军事大百科项英条目的起草人，后来应《中共党史人物传》之邀，为项英写传。他深切领会这一使命之艰巨，但他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不惟上，不惟书，重新从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入手，力排干扰，知难而上，奔走于各大档案馆、图书馆之间，于文山书海中查阅档案、文献、电报和尘封的书报、杂志资料达数千件，走访皓首白发的老红军战士知情者，深挖穷究，反复印证，历时十年，终于写出了《项英传》这部有价值之作，我们非常感动。

　　《项英传》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再现了这位工人出身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歌可泣的一生，介绍了他在早期领导工人运动，在初创苏维埃政权时期，他在党政军高层领导位置上所做的重要工作。主力红军长征后，他临危受命，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等等英雄业绩。《项英传》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一切让历史，让事实来说话。这样不仅客观公允地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为项英同志洗雪了多年来强加在他身上的不白之冤。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史军史方面进一步拨乱反正的又一成果，也是对我国近代革命史的重要澄清和补充。
　　久已湮没无闻的项英早期革命活动

　　项英，原名项德隆，1898年5月生于湖北武昌一个职员家庭。1913年考入武昌模范大工厂（纺织）当学徒工，1919年在董必武、陈潭秋办的工人夜校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领导工人罢工成功，被推荐筹备京汉铁路江汉工人俱乐部。1922年4月经包惠僧介绍入党，任江岸铁路工会书记。

　　京汉铁路1898年开始修建，北起北京，南至武汉，全长1000余公里，为中国腹地的交通大动脉之一，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当时北洋军阀吴佩孚每月军饷80万元，大多来自京汉铁路的收入，也是他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最重要的交通线。中国共产党也很重视京汉铁路，许多重要干部如李大钊、邓中夏、陈潭秋、项德隆、罗章龙、包惠僧、许白昊都被派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武汉北方分部去直接或间接领导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

　　在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斗争中，“江岸工会总干事项德隆同志率领数千工人，冲过了吴佩孚大军的警戒线，从枪林刀山之中走过去，启了会场的封条，工友群众及各处工人代表鱼贯而入者达五六千人。”（《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602－624页）2月5日中午，湖北督军肖耀南派其参谋长张木阶又率兵到江岸，抓去两名司机。两千余名罢工工人冲破军警的阻拦，将两名工友抢回。这天下午，反动军警又将纠察团三名工友抓去。项英等四人作为工人代表前往军政府衙门同张木阶谈判，要求释放无辜被拘留的三名工友。当项英走进军政府大门时，荷枪实弹的军警在营门内外窜来窜去，项英毫不顾及，昂首挺胸地走了进去。张木阶十分恼怒，命令军警把项英等关押起来。项英坚强不屈，拒绝下令复工。张木阶见工人斗争形势急剧高涨，人多势众，被迫将项英等四名谈判代表释放。林祥谦被捕，项英率工人试图营救，未能如愿。林祥谦死于军警屠刀之下。共产党员施洋也在被捕几天后英勇就义。

　　1924年春，项英调上海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25年2月，项英领导了沪西日商纱厂11个厂15000名工人的反帝大罢工。

　　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项英任武汉工人纠察总队队长，于年底在武汉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反英大罢工，配合武汉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

　　1928年，项英当选中央常委，并作为参加党的六大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六大，项英和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同时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项英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项英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中央苏区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中央苏区时代项英曾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并列为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30年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项英等组成苏区中央局，由于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上海），派项英先去，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期间，项英经过调查研究纠正了由于肃反扩大化造成的对富田事变处理上的错误，既肯定了富田事变不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又批评了总前委反富田事变的过火斗争。哪知王明上台后风云突变，从开展“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向苏区派出中央代表团，否定了项英关于富田事变的正确处理。项英已无法履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责，于是打AB团的错误得以继续蔓延。

　　作为中华苏维埃副主席，项英为苏区的政权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数年间，他还亲笔为《红色中华》写作大量政论文章。1931年，项英任中革委军委主席期间，与朱德、毛泽东联名颁令建立军委总政治部，确立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1933年项英作为军委主席，发布命令，将八月一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建军节。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被迫率红军主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负责领导留下的红军和苏区人民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浙赣五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二十四师和十军。”项英临危受命，勇敢地担当起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坚持斗争的重任。在牵制敌军兵力，掩护我主力部队转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冬，蒋介石开始对赣南闽西为主的中央苏区进行所谓“全面清剿”，把中央苏区分割成数小块，使项英率领的部队有在狭小的地区内被歼灭的危险。经多次向中央请示，获准突出重围并改变斗争方式。项英和陈毅一起密切依靠群众，连续进行反清剿斗争，形势之严峻，斗争之艰苦前所未有。终于坚持到国共重新合作抗日新形势的到来。

　　1937年11月7日，项英到达延安，张闻天、毛泽东等领导人当天就前往项英住处探望，对这位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表示欢迎，对在南方浴血奋战的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项英的报告，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全文如下：

　　政治局听了项英同志关于南方游击区的报告之后，认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奋斗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引自《六大以来》上，第896页）

　　新四军卓越的领导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抗日。散布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北伐名将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项英以其历史声望被委派为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编为四个支队，十个团，共一万零三百余人，六千二百余支枪，项英认识到这支部队多为游击队性质，装备差，游击习气浓厚，和红军正规部队编成的八路军有所不同，但大部分都是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下来的精华，是一支久经考验，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队伍。

　　1938年2月，新四军奉命到达皖南岩寺一带集中。点验后，军部先后到达太平县土塘、泾县云岭村驻扎。国民党当局划给新四军的活动地区为：第一、二支队在长江以南，芜湖以东，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镇江以西，东西不过一百余公里，南北仅约五、六十公里。第三支队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铜陵，南至青阳，北临长江，东西不到一百公里，南北不到五十公里。第四支队在皖中的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东西不到一百公里，南北不到五、六十公里。这个地区水网地形复杂，日军据点星罗棋布，这种借刀杀人的用意，项英看得很清楚。他果断地派出粟裕司令率先遣队侦察地形。5月12日四支队在巢县蒋家河口设伏，6月17日粟裕先遣队在镇江韦岗设伏，在大江南北两地对日作战，首战告捷。

　　1938年末，项英派张云逸参谋长率干部数十人渡江赴皖中，稍后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939年3月，周恩来同志亲来视察，确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1939年11月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1940年3月，项英派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为“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加强对东路地区工作的领导。

　　皖南三年项英非常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作用，重视军事政治工作建设，特别是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他团结了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广泛吸收知识青年，大办教导队培训干部（共约四、五千人），继承和发扬了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项英身为表率，始终起着模范带头作用。

　　至1940年底，新四军全军兵力达到13.61万人，装备各种枪7.44万支（挺），迫击炮30门，这个数字与新四军诞生时兵力1.03万人，枪6000余支相比，兵力增长13倍，枪支增长了12倍。

　　皖南事变教训惨痛

　　作者在第六章《皖南事变》中，对皖变前后过程作了详细的阐述。1941年3月14日，项英、周子昆在隐藏的蜜蜂洞中被叛徒刘厚总杀害，一代伟人最后为革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附带说明：刘厚总并非项英的“亲信副官”，而是在皖变中遇到了他，项知其为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身体好，枪法好，一时轻信了他而留在身边的。）

　　作者在检讨深刻的教训中认为：项英对北移迟疑犹豫，丧失了转移时机；对脱离皖南险境缺乏紧迫感，把转移看作是大搬家；过低估计敌人，过高估计自己；对谈判交涉寄希望过大，耽误了移动时间；途中指挥失当，一再贻误战机；突围后在山区逗留时间过长，导致大错。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皖南事变前对形势分析和决策的主要教训本书认为是：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对形势有些过于乐观，对时局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对北移的态度变化大，要求走的决心下得太迟；低估了曹甸战斗对皖南的影响，对新四军苏北与皖南部队的行动协调不够，等等。

　　作者进而对中央关于项袁错误决定中的不实之辞亦作了实事求是的探讨。

　　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在看过《项英传》后，于1996年12月18日对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女婿林汉雄说：“项英同志是我们党党建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不容易啊！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把很多问题作了明确的说明，给予了很好的澄清。”不少事情过去说法不一，但这本书说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