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同志从红军时代起，在长期的武装革命战争中就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

　　一九五四年夏从湖北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尤其是经济建设进行了不懈奋斗。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李先念同志也十分关心上海经济建设的发展。为了说明问题。我从李先念同志是如何关心上海钢铁工业的发展来看他对上海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李先念同志是宝钢建设的主要决策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对这个工程项目的酝酿准备、厂址勘察、运筹规划、对外谈判技术引进、上马兴建、建设质量、科学管理等方面，都极为关注，作过一系列的指示，并三次亲临宝钢视察。他从我国实现四化的必要性，迫切性出发，一直坚持“勇往直前，干到底”的指导思想，顶住各种非议，排创造各种困难，为宝钢的兴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兴建宝钢的决策时代背景：

　　兴建宝钢的动议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呢？经过十年“文革”的破坏，我国的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边沿，百废待举，刚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九七七年初，上海市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向中央提出：解决困扰上海多年的炼钢缺铁的问题，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同志立即责成冶金部，国家计委等单位派人去上海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的方案。

　　上海钢铁工业成树立率高，品种多，是国家调出钢材的重要基地。但是由于缺乏主铁，上海钢铁工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当时中国经济工作中大干快上，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激发和调动了各部门各地区的积极性。大家都急着进成套设备，来加快各部门和本地区的发展。而一九七七年，上海生产钢376万吨，需要生铁308万吨。其中由上海自己生产的生铁却只有91.7万吨，不足需要量的1/3。所缺的2/3（即216万吨）的生铁，要从鞍钢、本钢、马钢、武钢等调进。这就要影响这些厂的钢产量、也影响这些厂的经济效益。因此调拔工作很难做，而且越来越难做，很让有关部门头疼。调进上海生铁，还要占用大量的运输能力。经济上也非常不合理。因此国家计委和冶金部一直在想办法，早日解决上海生铁的供应问题，为此派人到上海实地调查研究上海生铁的解决方案。经规划小组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一九七七年六月，冶金部决定在上海建设两座2500立方米的高炉，以彻底解决上海生铁的供应问题。

　　一九七七年九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领“中国金属学会代表团”（内有国家计委的同志）去考察日本钢铁工业的情况，先后在日本考察了十二个钢铁厂。其中主要是“新日铁”。

　　十月十四日回国后即向国务院提出考察报告，介绍日本发展钢铁工业的经验，建议抓住世界经济不景气，日本钢铁工业界急于找出路，输出技术和设备的有利时机，引进技术设备，把我国的钢铁工业搞上去。这次考察对宝钢工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十一月九日，冶金部唐克和叶志强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告提出“钢铁工业长远发展计划”——今后三年在上海创建一个现代化年产500万吨钢生产能力配套设备一事，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报告”，建议抢建上海炼铁厂，引进两座4000立方米大高炉，在一九八0年建成第一座高炉等等。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原则同意这个报告。

　　十一月十十九日，李先念同志在北京会见“日中长期贸易推进委员会”会长，新日本钢铁公司董事长福山嘉宽一行。李先念同志代表中国政府表示说：新日铁是否考虑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携手建设一个大型钢铁厂，福山嘉宽立即表示“尽力搞好这件事”。当天下福山嘉宽就向吉克强和刘学新（冶金部副部长）提出立即派日本代表团到中国开展调查研究的建议。十一月下旬，上海勘察院、上海水文地质大队奉命进入上海宝山月浦一带进行地质考察，为建厂选址做准备。

　　十二月十二日，冶金部向李先念、余秋里，提交“拟引进4000立方米大高炉，厂址选在月浦机场的请示报告（1938年日本侵华时在该地修建军用机场，现已废弃，可少占用农田）李先念同志在报告上批示：”望切实调查，考虑周到，做出决定，防止改来改去，到了那种情况，就不好办了，先听一下外国人的意见也好。

　　为什么在选址这个问题上会出现：“做出决定，防止改来改去”的批示呢？事情是这样的：

　　宝钢的建设，预计要投资300个亿，而当时中国年财政收入只有800个亿，10亿人口，每人30元，这么大型钢铁厂是全国人民的钢铁厂，各地都在争取，这就有选址的问题，选址的调查组先后走访了天津、连云港、镇海、大连等十几个城市，这些城市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薄弱，难以支持大规模的现代化钢铁基地。在这些方面上海占有优势。而且临江傍海交通便捷。但上海也有弱点：1、长江水深不够，进口矿石，要建港转驳。2、是地质基础弱，难以支持现代化钢铁工业基地，要打桩加固，加大投资。而且据说美国大湖地区的钢铁工业基地也曾经有过塌方事故。所以在选址上是有过争议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为了慎重起见，国家建委曾组织56名著名专家到宝山现场，经过18个昼夜的连续实地实验，提出一份详尽的试验报告直送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李先念同志做了详细的汇报。李听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果断地在康世恩的书面报告上：“决心已下，万不可再变，要对人民负责，宝山钢铁厂的建设，已经在人民中间传开了，人民要求我们把这个厂建设好”。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国务院正式批发“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

　　宝钢终于呱呱坠地了。

　　宝钢集团公司原董事长黎明同志在庆祝宝钢建设30周年时的讲话时是这么说的：“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宝钢建设30周年，宝钢建设初期曾经引起争论。但事实证明：宝钢建在上海有它的优势，傍江近海，水陆交通便利；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市场，上海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源。

　　宝钢一、二、三期以及三期以后工程总投资1266亿其中国家只投资232亿。正如宝钢朱尔沛书记在宝钢三期全部建成后总结的那样：”还掉一个宝钢，上交一个宝钢，新建一个宝钢。“

　　除了经济效益上的成就，宝钢投产后在管理上采取的经验和措施也可圈可点。如：精减人员，率先取消八级工资制而实行岗位工效工资制，基本采用新日铁的基层管理模式，努力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等等。现在，宝钢公司钢产量从671万吨增到1629万吨，员工从42000人减至14300人，人均钢产量已达到1139吨人年。

　　在全国钢铁企业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宝钢对自身要高标准严要求，而且极度重视企业信誉。在国外用户的”挑剔“下，宝钢不断改进工作，改进质量。对国外用户的严厉批评，对自己开发的汽车扳因质量不稳定而被上海大众厂停用，宝钢在采取改进措施后，都将之刊登在《宝钢报》上。用户看到《宝钢报》的有关报导后，都恢复了订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