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3日，是李先念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提到李先念，新四军第五师的老同志都很怀念他，特别是相处时间长的怀念更深。也有不少和李先念有过交往接触的老同志也很牵记他。怀念因甚难以割舍？牵记为何难以忘怀？试图从李先念同志一生经历中去查找、探索。在李先念的一生中，中国发生了两次重大的社会变革，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干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告别屈辱、创建美好祖国的里程碑，李先念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全过程。李先念同志1926年10月参加革命，长期从事领导工作，经历了战争年代的烽火考验和建设时期对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和实践艰辛的探索，在长期工作中，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些特色。

　　一、胸襟宽广的革命家。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忠于党的事业，宽广全局观念，人民公仆情怀。

　　1、忠于党的事业。李先念同志是在1927年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时入党的，他把自己的一切与党紧密联系在一起，十分关注党的兴衰存亡。

　　（1）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李先念十分重视党的团结，他说：“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1935年6月1 5日，红四方面军30军政委李先念在懋功与中央红一方面军会师时，欣喜万分，李先念紧握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同志的手，激动地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红四方面军欢迎你们”！并带头高呼“欢迎党中央”！“欢迎毛主席”！的口号，两支部队胜利会师，激荡着每个指战员的心。当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公开打出分裂旗帜，另立中央时，朱德、徐向前、李先念等均进行了坚决而灵活的抵制和斗争。李先念对徐向前、陈昌浩明确表示：“我们现在有党中央，为什么还要另立中央？一国不能有二主嘛”!

　　（2）坚持搞五湖四海，平山头，防派性。李先念说：“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不是帮派、小团体，不应该有”【lJ头“与地区之分，也不能以个人关系分亲疏”。长征途中，为迎接与中央红军会师，李先念在自己率领的红30军中动员指战员为中央红军的到来准备粮食、食盐、衣物，还率领红30军亲迎中央红军，为中央红军开辟通道。抗战时期，三五九旅南下鄂豫皖边区时，他动员边区军民做好迎接工作，派部队到河南掩护三五九旅突破敌人的拦截阻击，为三五九旅准备后勤给养。三五九旅抵达边区时，边区召开隆重的欢迎会慰问三五九旅指战员，号召五师指战员向三五九旅学习。三五九旅继续南下时，李先念又派出部队掩护三五九旅胜利渡过长江，还要求鄂南的中共地方组织和五师的部队大力支援三五九旅。对中央派遣三五九旅南下到根据地来工作的干部都加以重用，让他们担任正职。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为加强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力量，抗击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命令三五九旅北返，王树声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和水东地区的部队南下。当这些部队齐集中原时，李先念看到三五九旅在初冬季节还穿着破衣单衫时，就把原计划发给五师部队的新棉衣、棉被先发给三五九旅，还送3500元银元作为部队的给养。在中原军区成立并集中整编时，他看到王树声所率领的部队和二五九旅兵员都不足时，就把原五师14旅的三个团共5000余人，成建制地补充到王树声的部队，将鄂东军分区的一个独立团和一个县大队补充到三五九旅。这事曾引起议论，有人认为不应该把原五师的主力野战部队拿出来补充别的单位。李先念说：“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不着这个那个”。

　　（3）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执行中有创意。“掌握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抗日战争时期，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坚持我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李先念针对蒋介石的“限共”政策，明确指出：国民党要我们统一军令，就是我党抗日武装的发展，不要我们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离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则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如果我们受蒋介石的限制，‘那就连日本鬼子也打不成了。哪里有日本侵略军，我们就到哪里消灭他们！这用不着别人同意，这是四亿五千万同胞赋予我们的神圣任务。

　　抗日战争中如何有效地贯彻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思想？在五师各部在武汉外围敌后活动初期，正值武汉失守，“国军”大溃败，群众情绪极为低落之时，到处流传着日军如何厉害的说法。在这种形势下，尽管部队初建，力量不大，必须抓住日军深入冒进之际，寻找有利地形和时机，不惜付出血的代价，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力争初战告捷。在充分准确掌握敌情活动规律基础上，李先念等精心组织了憨山寺伏击战役。1939年8月2日战斗打响，整个战役不到一个小时，我方无一伤亡，却取得了击毙日军十余人，缴获长短枪十余支，军用物资五卡车的胜利。日军在憨山寺挨了这一重鞭，其第三师团长藤田进恼羞成怒。两天后集中了千余人的兵力，对我新四军驻地赵家棚、大鹤山一带进行报复性“扫荡”。李先念指挥部队一面掩护群众向安全地带转移，一面与日军展开“捉迷藏”战斗，使敌人摸不清方向，处处挨打。经过三昼夜的反“扫荡”作战，打死打伤曰伪军几十名，迫使日寇缩回了安陆县城。初战取胜，挫敌凶焰，振奋人心，树立军威，高举了抗日大旗，坚定了群众取胜信心，从而掀起了敌后抗日热潮，开展了根据地建设工作。

　　当五师主力军和地方军拥有一定的战斗实力时，就选择有利时机，抓住敌伪弱点，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展开运动战或突然奔袭、或设伏围歼，一举歼灭敌人较大股的有生力量。当然，由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必须从全局出发，以游击战为主，做长期打算，不应因企求速胜而孤注一掷。特别是五师活动的武汉外围，是日军继续进犯中国大后方的军事集结点和物资供应基地，是两军对峙的前线，是敌人的近后方，由于五师孤悬敌后，面临日伪和顽军的夹击之中，更应慎重对待。因此五师一面积极配合正面战场对敌作战；一面积蓄力量，长期坚持。贯彻游击战略方面，李先念指出：“对大股日寇’扫荡‘，我们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以削弱日寇的优势：对小股日寇的’扫荡‘，我们化零为整，集中兵力，予以消灭”。由于部队散得开、收的拢，所以在反“扫荡”斗争中，不仅保存了自己，还打了不少漂亮仗。对待目伪和顽军的夹击，采取“背敌以对顽，背顽以对敌”。灵活地执行了攻守策略，充分利用敌顽矛盾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此得到华中局的嘉奖第五师“发展第一、独立作战第一”。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如何处理和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是个新课题。中共中央态度十分明确，就是“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18字方针。李先念根据党的18字方针，抓住机会，以不同方式与国民党政府要员和部队将领会晤，争取一切愿意合作抗曰的力量，如在四望山会晤李德纯、拜访李范一，会见石毓灵，拜会陈离、蒋少瑗、刘梅溪。在赵家棚以杨弼卿的名义邀请安陆、应山、孝感等县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地方知名人士就团结抗战这一中心任务充分交换意见等等。争取到团结友好或暂时缓和，并争取到多数川军和西北军的中立，只是对坚决反共的少数顽固派部队，特别是顽固的地方部队才予以还击。当时是这样说的，就是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予以必要的还击。但这种还击不是无限制的同他打，而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同时期，区别不同对象，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以拆散国民党的反共统一战线，建立抗日反投降的统一战线。如对盘踞鄂东的国民党湖北省鄂东行署主任兼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他拥有二万余地方武装，在制造了“夏家山事件”后，继续肆无忌惮地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摧残共产党地方组织。当新四军配合友军反攻平汉铁路日军时，程令其19纵队截击新四军后卫部队。李先念执行中原局的指令，亲率主力东进，对程汝怀属下部队及鄂东各县武装采取积极攻势，1940年1月始发起了大小悟山战役，连续还击程汝怀部，致使程汝怀部有生力量被歼。由于程汝怀不顾新四军多次劝告，甘做他人的反共先锋，根据军部指示，李先念在1942年1月，攻打浠水县城，给程汝怀部队以坚决打击。浠水战役胜利结束，适逢春节，李先念回拜城乡人民群众慰问新四军时，在各种场合，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说明这次行动系被迫自卫，实不得已，要求各阶层人民向程汝怀部呼吁，停止反共，一致抗日。1942年8月，原国民党鄂东十九纵队司令蒋少瑗，后任国民党湖北省保安第四旅旅长在礼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蒋少瑗以为必死无疑，不料李先念不计前嫌，待之以城，劝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反共，团结一致抗日。几天后竟被宽大释放，礼送出根据地。蒋少瑗回首往事，认识到与共产党作对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只要他继续耍枪杆子，就必然要听命于蒋介石，能不和共产党作对吗？他终于悟到了一个解脱办法，放下屠刀，洗手不干。与蒋少瑗一同释放的还有刘亚卿和钟锦得。刘亚卿可算是新四军第五师俘虏营里的常客，这次释放，已是三擒三纵。他也不愿再当俘虏，再与新四军打仗。不久，蒋少瑗、刘亚卿都弃武经商去了。蒋、刘都是程汝怀旧部，由于蒋、刘这二员干将不愿再为国民党卖命，从此，国民党湖北省保安第四旅这个番号也消失了。

　　抗战期间，通过政策宣传和策反等手段，促使12股伪军6600余人投奔边区。还组织了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队，1945年初，将日军中的朝鲜籍士兵组建朝鲜人民义勇军联盟。五帅还参加了配合盟军对日作战的工作，与美驻华空军14航空队协同作战。

　　2、宽广的全局观念。（1）西路征程，临危受命。1937年3月，李先念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中，负责在军事上“统一指挥”

　　剩余部队3000余人，除就地转移部分人员外，尚有2000余人。李先念经周密思考、比较，探索摆脱追敌，绝地求生的最佳方案，最终决定共同西进的主张。但由于初次担纲，相互信任度有限，只能率领以30军为主，加上部分总直属队人员共千余人，以超凡的胆略和惊人的毅力，西越祁连山雪岭，深入雪封冰冻，渺无人烟的原始山林，继而穿越号称“死亡之海”的茫茫戈壁滩，经过47个昼夜，终于脱离九死一生的险恶境地，幸存427人，顺利到达新疆。在西路军血染的征程中，是唯一一支保存下来的建制部队。毛泽东对李先念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和英勇奋斗精神，曾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

　　（2）坚持中原、勇挑重担。1945年8月10日，在获悉日本乞降的当天，毛泽东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准备内战。李先念面对抗战胜利骤然到来的局势，心情喜忧参半。喜的是历经八年艰苦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忧的是中原解放区地处要冲，必将是蒋介石发动内战首先争夺的区域。8月11日，他和郑位三、陈少敏联名致中共中央的电文中，就反映了这种忧虑心情：“形势突变，一切出人意料之外，我们领导机关及干部，对此全无经验，加之地区辽阔，难以照顾周全，深抱急忧……国内蒋军必四方逼近，我主观弱点太多，虽有兵四万，但地区太大，不敷应用。且今后内战需要正规战、运动战始能解决问题。我目前全力抢武器、资料，作一切准备，着重为了应付内战”。并提出了坚持中原、加强中原的战略性建议，深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很快发出了相应的指示。8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并决定派徐向前任中央局书记。因徐患病，中央指定郑位三为副书记，在徐未到来前代理书记，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戴季英、刘子久、王树声等为中央局委员。“鄂豫皖中央局直接受中央领导，管理现在五师活动范围之内的党政军及河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8月15日，在大悟山白果树湾郑位三的住处，召开了边区党委会议。李先念首先宣读了当天收到的中共中央关于日军投降的电报，郑位三让大家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经过讨论，李先念和他的战友们，更加懂得自己亲手创建的这片根据地，在全国战略一盘棋上的极其重要的地位。经过十个月的战略坚持，打打谈谈，针锋相对，边谈边打，打谈结合。在蒋介石阴谋于1946年6月26日开始发动进攻，七月一日发动总攻击，在“四十八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之际，五师在李先念和中原局、中原军区其他领导一起果断决定，主力分南北两路向西，其他部队分别在东、西、北线行动的分路突围，相互策应的战术；为迷惑美蒋代表和国民党军的部署，还设计了一场“空城计”。在6月26日，敌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之际，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率领中原部队，白1946年6月26日至7月底，中原军区各路突围部队均先后胜利实现战略转移，并肩负起新的战略任务。中原突围战役，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点，埋葬蒋家王朝的光辉开端。在整个中原突围战役中，李先念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在极为艰险复杂的战争进程中，展示了灵活的斗争艺术和卓越的指挥才能。中原突围战役，是李先念戎马生涯中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功范例和军事艺术杰作。

　　3、伟大公仆情怀。

　　（1）来自人民、心系群众。李先念是红安（原名黄安）人，红安是著名的“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的摇篮。在战争年代。红安牺牲了十四万人，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2万人。李先念每次回乡，不是到烈士陵园去凭吊牺牲的战友，就是走访烈士的家属：他还亲笔为“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吴焕先的墓碑题字；1988年他最后一次回乡，亲手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门前栽下一颗雪松，以表达对烈士们的怀念和对后人的嘱托。他多次对县里领导说：“过去我们打游击时，天台山有4000多人，敌人为破坏这块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到解放初，天台山只剩下600多人。这个地方为革命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和牺牲，你们要多扶持，帮助他们修养生息，脱贫致富”。

　　对鄂州，李先念同样怀着深厚的感情，曾帮助鄂州解决40万群众遭受污染毒害的问题，令鄂州人民永志不忘。还有一则趣闻，1958年3月，李先念报名到鄂州旭光社当社员，与旭光社社员共同种一块棉花试验地。国家副总理到社里种试验地一事，一度传为佳话。

　　李先念特别关怀老区群众的生产、生活。他对四川省领导说：“我们不把老区建设好，就对不起老区人民”。老区的同志去向他汇报情况，他总是认真听取，详细询问，对老区的工农业生产、教育、文化、卫生科技、商品流通、市场物价、计划生育、衣食住行等等，样样都详细询问，并提出白己的看法。……1991年11月，李先念在收到达县地委关于大巴山老区情况的报告后，第二天就批示给国务委员陈俊生：“大巴山老区人民，当年对川陕根据地的建设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请你与有关部门，对大巴山老区实行对口扶持和综合开发”。直至弥留之际，他仍念念不忘大巴山老区的人民。他说：“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成功，是人民支援的结果。人民养活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

　　李先念热爱故乡，关心故乡，但从不对家乡和亲属开“小灶”，搞特殊化。他说：对贫困地区，尤其是革命老区，国家给些扶持和帮助是应该的，说明白一点，这是向老区人民还债嘛！当然老区要致富，主要靠自己，靠自力更生，不能有依赖思想。如对红安县，他期望红安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过去“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革命光荣传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把红安建设好，为国家多作贡献。

　　（2）发动群众，解忧排难。李先念一生经历各类困难险阻无数，由于他扎实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逐一排除。战争年代事例不少，说说和平建国时期的荆江分洪工程吧：1952年3月31日确定的荆江分洪工程是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审批同意，中央人民政府全额投资兴建的，其工程规模之大，技术质量要求之高，工期要求之紧。在新中国当时的工程建设中堪称独一无二，指挥修建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巨大工程，对于刚刚脱下战袍两年多的李先念来说，无异于指挥一场艰苦而重大的战役，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面对困境，李先念庄严地接受了任务，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工作。

　　经过短期紧张有序的筹备，荆江分洪工程准备工作基本就绪。4月1日，荆江分洪工程指挥部在武汉市委大礼堂召开有关部门同志参加的动员誓师大会，李先念在大会上作了充满激情的誓师动员。4月5日，荆江分洪主体工程全面开工。工程开初，人们热情高涨，斗志扬。混凝土大队第二小队在队长于子良的带领下，于4月6日全体集体上书李先念，报告立功计划，保证胜利完成任务，并提出要以立功计划向参加分洪工程的全体技术人员、全体民工挑战。对此，李先念给予了鼓励与支持，他及时公布了这封信，让整个工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应战高潮。为了保护好工程建设者高昂的热情，保证30万大军紧张而有序的工作，李先念要求加强政治工作，加强组织管理。为此，荆江分洪工程指挥部和中南军区水利工程队政治部于4月lO日联合发出了《加强政治工作，保证工程任务顺利完成》的通知。15日，又颁发了《工程劳动纪律十项》。'

　　随着工程全面深入地展开，各种问题和困难逐渐显现出来。李先念高度重视工程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他首先抓分洪工程各级领导和技术人员的思想工作。在充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李先念给大家讲了苏联红军伏罗希洛夫指挥5万军民3星期修复要半年才能修复的大桥的故事。李先念用这个故事，给到会的全体同志出了一道必须解答的问题——苏联共产党人在战时能够创造的奇迹，难道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时期就不能创造吗？

　　他又在荆江分洪工程指挥部召开干部会议上，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荆江分洪工程是一个大工程，必须用大力气去完成它，“要用非常办法去完成这个非常的工程任务”。他要求，一切行政、技术工作者和各级干部，都应在这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中，学习、创造经验，为中南今后的水利建设事业打下基础。要科学地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保证荆江分洪工程顺利进行，按期完成任务，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李先念清醒地认识到，夺取荆江分洪工程胜利的“非常办法”，就是要在有限的技术设备条件下，因地制宜，大胆创造，科学组织，最大限度地激发工程建设者的创造热情。为此，他与工程指挥部的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深入工地一线。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通过扎实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效地解除了广大员工的思想顾虑，又在关键时刻开展“红五月”劳动竞赛，英雄模范人物不断涌现，他们以各自创造的业绩，不断更新“红五月”的记录，毛泽东、周恩来的慰问和授旗，更进一步推动荆江分洪工程的进度。从5月底开始，胜利捷报频传。

　　5月30日，围堤培修工程的虎渡河西围堤40万土方工程率先完工。6月14日，施工长度达45公里的荆江大堤加固工程超额完成任务。6月15日，总长336.8米、共32孔的节制闸（南闸）在黄山头落成。6月18日，总长1054米、共54孔、进流量达每秒8000立方米的进洪闸（北闸）威矗在荆江南岸的太平口。6月20日，荆江分洪区内横堤刨毁工程宣布竣工。至此，举国瞩目的荆江分洪工程，经过30万建设者75天的奋战，终于比中央人民政府3个月完成的期限，提前15天完成了任务。

　　“群众是财富的创造者和各种先进经验的创造者、推广者”。荆江分洪工程就是李先念用“非常办法”，激励广大群众的创造热情，凝聚的历史奇迹。

　　二、纯真朴实的劳动者。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求真务实，坚韧不拔；严于律己，勤于求知；平易近人，亲切真挚。

　　1、求真务实、坚韧不拔。

　　（1）1937年底前后，毛泽东为了听取李先念对红四方面军历史的看法，有一天单独召见了他，向他询问了有关的问题。李先念说：第一，关于撤出鄂豫皖的问题。……我当时在红11师当政委，也算是高级干部，多多少少是了解些情况的。依我看不撤出也不行，是被敌人逼着撤的，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和中央分局的同志集体决定的。第二，张国焘闹分裂的问题。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向前同志和我们都强调团结，维护中央。但张国焘有野心，有领袖欲，想依靠人多势众，对抗中央，夺权当头，跟着他跑的只是极少数人。另一方面，凯丰等同志在刚会合后，就批评红四方面军军阀主义，政治落后，土匪作风等，的确也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有人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尊重中央，确实有些冤枉。党的决定，上级的决定，没有误。四方面军的干部，就是这个观念。“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

　　说我们反中央”。大家想不通。…李先念无私无畏讲真话，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有时插话讨论，有时点头微笑，谈话在和谐风趣的气氛中进行。李先念回忆说：“我从新疆回来，和毛主席辩论过一次。主席听进去了，说’看来不撤不行‘。”

　　（2）粮食问题：1959年9月25曰后的一天，毛泽东找李先念到他住处谈工作。毛泽东笑着对李先念说：杞人忧天，杞国人来了，请坐。毛泽东接着就问李先念是否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李先念一看毛泽东谈笑风生，心情也就轻松下来，平和而认真地对毛泽东说：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耽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毛泽东听到李先念这句话，大吃一惊，便让李先念坐下来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李先念一五一十地汇报了全国粮食购销的严重形势。他说：我在你面前是不会撒谎的。今天我得知济南市的粮店都开不了门，就将运往阳泉市的一列车粮食掉头赶运济南市，以解燃眉之急。毛泽东不仅耐心地听，而且不时地提出问题，李先念一一作答。毛泽东还请李先念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经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不仅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真实情况，更了解到李先念不是思想右倾，而是为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日夜操劳，因而对李先念的气也就消了，便放手地委托李先念抓好全国几亿人民的吃饭和生活问题。李先念从毛泽东的信任中受到鼓舞，不再计较因“右倾”挨批评、做检讨而受到的委曲，全力以赴，想方设法，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2、严于律己，勤于求知

　　在李先念的革命生涯中，也遭受过许多挫折和屈辱，但他始终保持不屈不挠，奋发前进的工农干部的阶级本色，坚决跟党走到底，从不顾及个人荣辱。如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结束分配工作，安排他到129师当营长，从军政委一下子降到营长，一般人难以接受，但李先念认为，只要能扛枪打日本鬼子干革命，干什么都行，就毫不犹豫坚定地回答说：“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这事被毛泽东知道了，认为不公平，就找李先念谈话，把他安排到新四军四支队当参谋长。再如在中央财政部工作22年，几经曲折，辛勤坚持，特别在文革期间，先念同志一面被批斗，一面坚持理财。虽一度靠边站，但不久仍继续协助周恩来总理辛勤工作，维持国民经济的艰难运转。

　　李先念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进取精神是有多方面因素组促成的，

　　除保持工农的阶级本色外，还有二个重要因素。一是严于律己，有自知之明。在1954年，先念同志调中央工作时，给陈丕显写信，有这样一段话：“我这个人你们是知道的，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理论水平低，文化程度有限，工作难免犯错误。今后请你们多加帮助，使我少犯主观毛病。”清楚地表达了他有自知之明，正视自己的不足，力争少犯错误，减轻损失，恳求周围同志提醒帮助。这是一方面。为了减轻损失，少犯错误，从个人主观上就需不断提高理论知识基础和文化水平，形成了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勤于求知。李先念早在参加革命初，就感到掌握革命理论的重要性，从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更进一步理解“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这条真理的重要性。此后，他无论走到哪里，工作多忙，从不间断理论学习，除特殊、紧急情况外，每天凌晨起床，泡杯浓茶，边喝边读看文件，然后再吃早饭，竞成了他终生不易的习惯。正视不足，渴求真理，热爱学习，坚持不懈，是李先念能够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3、平易近人，亲切真挚

　　这方面事例较多，仅举例说明，如100光洋事件：李先念任红11师政委时，进驻子午镇的当夜，遭敌一部袭击。将敌击退后，师部从镇西头搬往镇东头住宿。刚进屋不久，就见通信队的吴班长和副班长周纯麟前来报告，说周纯麟背的100光洋在搬家时丢失了，回到镇西去找也没找到。当时，光洋就是部队的命根子，也是昭示红军纪律严明的重要标志。丢了这么多光洋还了得。李先念与通信队的小鬼们朝夕相处，坚信他们忠诚革命事业，绝不会私吞这些光洋，要他们不要着急，耐心地再去寻找。在李政委的启示下，吴班长和周纯麟含着热泪再向原先房东家走去，把铺草彻底翻了个个儿，仔仔细细地查找。终于在墙根边上的一堆铺草里发现了光洋。他们高兴地向师首长报告，李政委诚挚而严肃地对他们说：“做什么事都要细心！千万不要粗枝大叶，即使在遇到紧急情况下，也应该这样。一定要好好接受这个教训。”

　　李先念关心下级部属，甚至不顾个人安危，如在1931年，李先念大胆保护程世才，文建武、徐在先等小青年。说他们不是改组派，使他们逃过劫难。在当时的恐怖气氛下，保人保不好，连自己也要掉脑袋。1932年，又为董宏国纠正错案。'1937年西征途中，李先念指示张明喜，拿点炒面给陈熙，还说：“我们是红军，要讲阶级友爱，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我还熬得住，分点给他吃是应该的，多带走一个同志就是一份力量。”张明喜找到陈熙，给了他一小搪瓷碗炒面。陈熙用这碗炒面拌上野菜糊汤，吃了二三天，渡过了难关。

　　李先念关心大家，大家也很关心李先念同志，有的老同志一直不能忘记在新四军五师和李先念同志一起战斗的光荣岁月，畅所欲言，心情舒畅。有的老同志仙去后，不忘把他的骨灰撒在新四军五师活动的地区，有些老同志尊称李先念为好人。所谓好人，按李先念同志的说法，就是做革命职业家以革命为终身事业。由于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阶级本色，虽身居高位，仍平易近人，结交不少新老战友，也留下不少怀念、牵挂。因此，胸襟宽广的革命家，纯真朴实的劳动者，作为我的感受，也是对李先念100岁诞辰表达的一点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