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佳节倍思亲”。每逢忌日倍动情。每年临近这一一天，我都会想念荻秋同志，想他对我的教育和帮助。

　　我在荻秋同志领导下工作，前后长达十五年。其中从1945年到1949年的五年，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做新闻工作，得到他的教诲更多。

　　荻秋同志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善于把马列丰义、毛泽东思想和当时当地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取得突出的成就。

　　一、荻秋同志一向重视宣传工作，重视从思想上发动群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6年党中央的“五四”土改指示下达以后，苏北盐（城）、阜（宁）地区。立即准备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没收地丰士地，征收富农的多余十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雇农和贫农。怎样完成仟务呢？当时日本帝国丰义已经投降，原来被敌人分割的苏皖两省的几块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中心地区的干部利农民已经有了减租减息的经验，原来的敌占区和边缘地区的干部和群众，也在反对汉奸、清算恶霸斗争中得到初步的锻炼。应该说，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已经巩固，农民群众有所发动。运用政权的力量，按照政策规定，把土地分给农民，也是办得到的。但是，荻秋同志任书记的盐阜地委，决定要放于发动群众，强调要从思想上启发群众的觉悟，认清地丰和农民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土地改革就是取消地丰的封建剥削，是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要取得土改胜利，要农民群众自己起来，撕破情面，进行斗争。也就是说，土改不能搞“恩赐”，要贯彻群众路线。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地委决定发动贫雇农起来诉苦，与地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于是地委召开有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布置这个工作。这时，荻秋同志要我在会上发青，动员党报通讯员写稿，把农民的诉苦材料记录下来，整理出来，写成稿件寄给报社。并要盐阜大众报尽量刊登这方而的材料。口头的血泪控诉，以苦引苦：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这些材料，把地主老财残酷欺压农氏的罪行公之下众，激起公愤。一时问形成强大的声势，从政治上打击和孤立了地主阶级，在广大范围内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长了他们的志气。经过面对面的斗争，贫苦农民也体会到自已的力量。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再按照政策规定，把没收和征收来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不但比较顺利，农民得到的胜利果实，也比较牢靠了。一般不会发生“明改暗不改”的情况。由于重视从思想上发动群众，在斗争中锻炼队伍，不但胜利完成了土改任务，发展了生产，还为以后反内战，保卫胜利果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7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数以十万计的军队，从南京、镇江、扬州等地出发，向北大举进犯。我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消灭了几万国民党军队。为了集中力量歼灭更多的敌人，我主力部队将逐步北撇。为了迎接即将到来更严重的斗争，荻秋同志决定再一次从思想上发动群众，认清国民党发动内战，就是要把翻身农民打翻在地，让地主老财重新来压迫、剥削农民，再过牛马不如的生活。动员农民支援野战军打退蒋军的进攻，保卫根据地，保卫土改胜利果实。在群众集会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爱国公约”宣誓。公约的内容有不和蒋军合作，不给蒋军带路，不把粮食给蒋吃等几条，简单明嘹，好懂易记。在宣誓的时候，还由各乡农民业余剧团演出改良淮剧《干到底》，这个由盐阜地区剧协的同志编写的独幕剧，描写一个富农对蒋军有幻想，不听干部劝告，不搞坚壁清野，不离村转移，结果蒋军连长带了几个士兵住进他家，杀了他的猪，吃了他的粮，还强奸了他的儿媳妇。当这个富农有所悔悟的时候，民兵中队长带了民兵连夜打回村了，捉住蒋军，举行宣誓，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要和蒋军坚决干到底。这时，台上台打成一片，常常出现十分感人的情景：到会群众争先恐后要求在“爱国公约”上：写上自己名字，还用针刺破手指，盖上带血的手指印（不少乡村把这些决心书寄到报社，要求报纸刊登）。经过这样思想动员和集体宣誓，许多农民当场提出，为了保卫根据地，打退蒋军的进攻，我们愿意有人出人，有粮出粮；野战军打到哪里，我们支援到那里。同仇敌忾，钢铁长城。到这一年的冬季，经过两淮（淮阴、淮安）战役和涟水战役，我野战军北撇山东，整个盐阜地区所有城镇的水陆交通线都被蒋军占领，加上那些由逃亡地主组成的“还乡团”为蒋军做眼线，我军民坚持蒋后斗争比抗日战争时期还要闲难。由于已经把占人口绝大多数贫苦农民发动起来了，组织起来了，武装起来了，他们提出：“今天蒋军站在田埂上，这地是地主的；明天，蒋军不在田埂上，这地是我的。”斗争十分坚决。正是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能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坚持最艰苦的斗争。不到一年时间，就改变了局面。

　　我当时在新华社盐阜分社和《盐阜大众报》工作，亲身参加上述的宣传活动，深切体会到荻秋同志从思想上发动群众，让群众在斗争中成长，是非常正确的决策。他运用报纸和戏剧为当前斗争服务，既发挥这些宣传武器的作用，也帮助广大新闻工作和文艺工作者在实践中培养起和群众血肉相连的思想感情。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收获。

　　二、荻秋同志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的作风，也给我很多的启迪。

　　当蒋军大举进犯盐阜地区的时候，地委提出各级党组织都要坚持原地斗争，即：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在野战军北撤，整个地区转为敌后的情况下，对于那些由难以克服的闲难，暂时往邻区、邻乡转移一下的干部，只要是积极寻找机会尽快打回去的，也不以违反纪律论处。即使个别的县级领导组织撤到邻县，也不是简单地下个退却逃跑的结沦，而是实事求是地帮助他们分析形势，主观客观原因，分清主要领导人和被领导干部的责任，得出经验教训，还给他们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回原地去坚持斗争。这样，受批评的干部也口服心服，重新鼓起了斗争的信心。

　　1947年春夏之间，进行土地改革的复查，反对右倾思想。查土改是否彻底，查干部有否包庇地主富农，多占、侵吞“浮财”（没收地主的财物）。这个运动涉及广大乡村干部，如果掌握得不好，扩大了打击面，会挫伤地方干部的积极性。针对这一情况，荻秋同志在地委扩大会的讲话中，对基层干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指出对乡村干部中发和的错误，应坚持以教育为主的方针。他说，我们的乡村干部，大多是农民出身，在战争环境中也缺少系统的教育，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土改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个人的思想觉悟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和历史方面的原则。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经济基础还没有大的改变，社会的习俗和许多的观念远未消除，一个农民当了干部，很易受种种势力的包围和Ⅲ观念的影响，稍一不慎，就容易犯错误。对这些干部，如果一犯错误，就处分，就撤职，很可能会一个时期或一次运动撤换一批干部，这样，会伤害许多干部的积极性。为了说明问题，荻秋同志打比方说，这块田地的土质没有改变，播下好的种子也会退化。所以，他主张要多做“改良土壤”的工作，对于基层干部要坚持以教育为主要的方针，对于他们犯的错误，应着重帮助其提高认识，吸取教训，增强“免疫力”。

　　在这场反右倾思想斗争中，刮起一阵“左”的大风，有些地方不加区别地打击地主，有的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地主。荻秋同志坚持要按政策办事，区别对待。他保护开明上绅杨芝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为了保护这些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我们党合作，在土改和自卫战争中守法的开明士绅，荻秋同志力排众议，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虽然如此，仍有一些开明绅士没有保护得住，而荻秋同志反遭一些“左”的思想严重的同志的批评，他们不尊重荻秋同志的正确意见，反在扩大会议上指责荻秋同志右倾。这个四十年代后期的“公案”，直到六十年代前期，我和个别当事人谈起，他竟然仍坚持已见，可见“左”毒之深。

　　三、我在荻秋同志领导下工作，对于他重视新闻工作，也有许多感受。

　　他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时候，他长期主持宣传部门工作，在担任地委书记和区党委书记的时候，也一直亲自领导新闻工作。他深知在根据地办报的艰苦，尽量为他创造条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被敌人封锁，领导机关干部把报社、新华社所必需的纸张、油墨和干电池等东西，夫定供给部门要保证供应。在从敌占区“进口”的物资中，名次的排列，第一是军火，第二就是报社的用品。

　　1946年冬，盐阜区即将转为“蒋后”前夕，荻秋同志丰动为新华社盐阜分社配备收发报机、手摇发电机和有关人员，还专门给我们发了可与地委机要台通报的呼号利密码。以便报社在十分紧张的斗争环境中和他保持联系。他考虑到报社的人员缺少战斗经验，还专门调了一位团政委出身的领导干部来带领我们应付敌情。而这些都是战局剧变，他要处理许多紧急事情的情况下作出的。可见他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1948年春，荻秋同志出任江淮区党委书记，我和许铭等同志随他西渡运河，到洪泽湖畔和《拂晓报》社欧远方等同志会合，创办《江淮日报》。不久，党中央发指示，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规定各级党委机关报都要无条件地宣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还规定党委书记要亲自看报纸的大样。我们处于战争环境，经常移动住地，报社和区党委义不在一起，怎样执行中央的规定呢？荻秋同志从实际出发，提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凡是新华总社播发的稿件，由报社负责编发，包括制作标题：反映本地区活动的稿件，由报社编好，拟好标题，原稿送审。为此，他拨给报社两匹马并配上骑兵通讯员。还关照我们要认真仔细做好工作。我们觉得这个方法符合中央规定的精神，就尽力照办。荻秋同志对于我们送给他的稿子，他每日都看，如发现不妥之处，亲自修改，还在每篇稿子的右上角写上“阅、曹”字样，并证明日期。他这样认真执行党中央的规定，又这样信任我们，加强了我们的责任感，在签发付印大样的时候，不敢稍有马虎和懈怠。

　　荻秋同志处事稳重，从不草率；他平易近人，从不粗暴训人；他生活俭朴，不尚铺张，……总之，他使我敬仰的事情很多，这里写的仅仅是战争年代的若干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