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李子芳、叶飞、卢胜等新四军的主要领导者都是归国华侨，依次从建军之初，国际统战工作就是新四军各项工作中颇有特色的一方面，开展得有声有色。通过结交朋友，树立新四军的良好的国际形象，在艰难时期为新四军争取到了广泛的国际舆论支持和援助，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巩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这些宝贵的斗争经验为当前中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优化国际舆论环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依托民族情感，争取海外华侨对新四军的援助

　　叶飞曾指出：“新四军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从海外归来的华侨青年，他们中大多数家庭比较富裕，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掌握一门技术，在侨居地就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然后结伴归国；或者因此不能容忍而被殖民当局驱逐出境，满腔热血地投身抗日战场。有些同志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给我军的辉煌史册增添了璀璨的篇章。”“新四军中归侨青年多，还由于南方游击队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福建、广东侨乡，与华侨关系千丝万缕；也由于叶挺军长在海外华侨中的威望。”“加上新四军地处东南，离香港、上海、温州、桂林等地较近，与海外交通比较方便，归侨青年大多就近来到新四军。”

　　东南亚华侨对新四军的援助，是以筹赈捐赠、输财助战为先导的。抗战爆发后，以陈嘉庚为首的东南亚华侨援助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武装的捐款，据估计，“至少有国币1000万元”。“当时新四军在医药、物资方面比八路军充足，除了所在地区比较富庶外，另外就是得益于华侨的支持”，新四军归侨将领叶飞对东南亚侨胞给予新四军的援助作了充分的肯定。为了筹措军费和给养，新四军动员干部前往东南亚地区，宣传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事迹，呼吁海外人士支援新四军抗战。例如，来自菲律宾的华侨沈尔七， 1939年春，奉新四军之命回到马尼拉组织菲律宾华侨回国慰劳团回国，争取到大量捐款、药品和军需物资（1）。前北京地质学院院长陈子谷同志是泰国华侨巨商之子，抗战时期出国接受遗产20万元，并通过同学，以救济难民募寒衣为名，募到一万套棉衣折价六万元。这许多钱陈子谷费尽心机全数带回，分文不留全交给组织，解决全军两个月军饷和冬天棉衣。叶挺军长曾在《抗敌恨》（军部出版）撰文表扬陈子谷是“富贵于我似浮云”的好同志。这样事例非常多，新四军的海外统战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为新四军解决了各方面的困难，也为新四军长期坚持华中抗战提供了物质保障。叶挺的岳母刘德宜，把自己的全部养老金捐助出来，加上爱国侨胞的资助，买了3600支短枪、200架望眼镜赠送给新四军。

　　新四军初创时，经费困难，缺乏通讯设备，叶挺军长派军部三科科长胡立教到上海、香港，通过宋庆龄、廖承志，把华侨捐赠给“保盟”的一笔捐款取出，购买了一批元件、器材和电话机，建立了新四军军部电台，随后新四军各支队、独立行动团也配置了电台和电话通讯设备。这对于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四军军部的一部性能先进的收发报机和一套工艺精密度堪称一流的印刷设备，是菲律宾华侨领袖李清泉（祖籍福建晋江）捐赠的，“当时军部和延安通电都是靠这部收发报机”。

　　除了物资捐助之外，还有大量华侨青年回国参战。在东南亚各国华侨输送人力回国参战的热潮中，菲律宾的侨团对新四军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937年冬，“民武分会”在报上刊出广告，征召华侨青年回国参战。数天内，从各地赶来报名的有六七十人，从中挑选28人组成“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先期回国。由沈尔七任总领队，义勇队队长为戴血民、副队长为余志坚。1938年1月，义勇队经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指引，克服重重困难到达闽西，并参加了新四军二支队的整编，更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随闽西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1939年春，沈尔七和许振文奉军部之再次前往菲律宾，动员侨胞回国参军参战。

　　东南亚华侨参加新四军，相当部分是通过归国参战从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分配而来的；有的则是同中共的南方地下党接上联系，参加新四军的。因参加国内革命活动驱避马来亚的梁灵光，抗战爆发后以《南洋商报》战地记者名义归国参战，与上海地下党接上组织关系，在苏北组建了一支有一个团建制的“抗战支队”。1940年5月，梁灵光几经周折，率一个分队加入新四军“挺进纵队”。他本人担任根据地如皋县县长兼新四军“挺进纵队”团长，随后任南通四分区专员。此外，如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和林发映、谢白秋、郭永绵、黎扬、戴英郎、邓炬云等大批归侨，都是在抗战前后回国参加革命，后来被派往新四军工作的。

　　新四军中的归侨到底有多少，目前尚无准确的统计数字。一般认为有数百人，光是在军部各机关和直属队的就有七、八十人。这些归侨绝大多数是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回来的。据现有资料，他们主要来自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泰国、印尼、缅甸，极小数来自日本和德、法等国。其祖籍绝大多数是福建和广东（包括海南岛），极少数是湖南、江苏、浙江、云南等省。（2）

　　二、联系各国记者和考察团，宣传新四军抗战，获得国际社会援助

　　新四军在其活动地区先后建立了一些办事处、留守处、采购处等办事机构。这些办事机构在接收转送支援物资，接待国际进步记者、访问团、参观团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新四军加强对外联络的一条重要渠道。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新四军领导人接见各国记者和考察团，并通过他们向国际社会介绍新四军。通过他们的介绍，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舆论封锁，国际人士更加了解新四军抗战的困难和伟大功绩，从而有利于取得各种道义支持和物质援助。他们中的典型代表有，史沫特莱、路易·艾黎、汉斯·希伯等。

　　1、“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

　　1938年11月9日，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访问，受到项英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史沫特莱从1938到1940年间在华中敌后，先后访问过皖南新四军军部、皖中的江北指挥部和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向世界人民介绍了新四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她十分关心新四军医务人员开展的卫生运动，她用自己的书和文章版权费及英国驻华大使给她的一笔钱，建立了新四军的第一个灭虱、洗澡、癣疥治疗站。1939年春天，史沫特莱和医务人员一起，利用她向国际社会争取到的一笔资金，帮助难民办起了合作农场，史沫特莱称之为“自足村社”。

　　2、“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出生于新西兰南岛斯普林菲尔德镇。1939年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协助兴办兵工企业。抗日战争时期，路易·艾黎积极参加并发起组织了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它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奔走欧亚、血染沂蒙”汉斯·希伯

　　汉斯·希伯1897年出生在原奥匈帝国（现波兰）的克拉科夫，后定居德国。1925年，他来到中国，经常到贫困的下层民众中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1939年年初，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来到皖南。希伯在皖南新四军军部见到了来皖南指导工作的周恩来，认真地听取了周恩来在新四军大礼堂所作的报告后，他将周恩来的讲稿整理成《周恩来论抗日战争新阶段》，发表在当年6月的《亚美评论》杂志上。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希伯与妻子化装为医生和护士来到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通过一系列的考察和实际生活，希伯完成了8万字的《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书稿。1941年11月，希伯参与新四军同日军作战，壮烈牺牲，遗体被安葬在山东临沂烈士陵园。

　　三、利用国际舆论与顽固势力斗争、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非常注重国际舆论对抗战斗争的道义支持作用。除史沫特莱外，德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于1938年12月随上海民众慰劳团访问了新四军军部及所驻皖南部队，写了许多报道；1938年11月，英国记者杰·布鲁斯访问新四军活动区域，著有《新四军印象记》等。通过他们客观公正的报道，新四军的革命事业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真切地理解、同情；而国内顽固势力污蔑、遏制乃至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在强大的国际舆论面前也纷纷失败。新四军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积极向国际社会宣传新四军抗战的事迹，获取国际声望。新四军组建之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进行污蔑和限制，加上舆论宣传方面的垄断，国际社会对新四军的了解是较少，甚至存在部分误解。一些外国记者的采访和报道，向世界人民介绍了新四军的英勇事迹。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在皖南军部，见到了政委刘少奇和陈毅、粟裕。希伯对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产生浓厚兴趣，旁听过人民参政会会议，走访过包括士绅、地主、宗教人士在内的各方代表，接触过广大人民群众，听到刘少奇和陈毅的讲话。他专门就参政会问题采访了刘少奇。刘还向他介绍了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消除了他多年的困惑。据此希伯写了一部八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强烈呼吁各国人民支援中国的抗战，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阵线。史沫特莱也为宣传新四军写了大量报道。史沫特莱回忆，当她随小分队渡江时，“军部特别指定一个参谋跟我，还有一个特别警卫员蔡禄护送我。”史沫特莱在江南一带生活工作八个月，蔡禄一直在她的身边[1]。由于这些国际友好人士的宣传，改变了国际社会对新四军的看法。他们不断将新四军的事业介绍给世界人民。

　　第二，揭露了国民党顽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皖南事变前夕，国共分裂形势严重，海外华侨为了阻止分裂奔走呼号。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和阮本万、吕超然等爱国华侨，代表10万美洲洪门华侨向国共两党拍来急电：“热忱呼吁两党继续团结抗战，以挽救垂危祖国之命运。”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曾经向被援救的美国飞行员介绍了有关“皖南事变”的种种情况，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得到了包括盟军在内的一切正义力量的支援，也遭到了那些顽固派、投降派的造谣中伤（3）。

　　经过新四军的努力，华侨与国际友人对反共行径的一致声讨大大打击了顽固派的气焰。在国际舆论推动下，1941年1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会见蒋介石，指出对新四军的进攻削弱了中国人民的国防力量。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而后，3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以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之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纵观新四军成长与发展的历程，国际援助与统战工作始终是它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华中抗日根据地与其他抗日根据地在地理与社会环境上存在巨大差异。在一个多方力量共存，顽固势力猖獗而自身力量又相对薄弱的环境中，新四军的发展与壮大必然会面对更多的困难，但当地发达的社会经济与海外联系也为新四军提供了相对于八路军更多的可利用资源。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四军出色的统战工作为他们争取到了大量的国际援助，充分利用了优势而克服了劣势，为我党我军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2、《华中抗日根据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