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项英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党和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了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党的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用革命的纪律制裁贪污浪费现象、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对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等等。项英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具有内容广博、理论深刻、注重实践、与时俱进等方面的鲜明特点，在党和军队建设历史上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项英（1898年5月—1941年3月），原名项德隆，湖北武昌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党和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影响。他曾担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革军委代主席、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为东南局）书记等职务，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

　　一、项英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1.项英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萌芽（1920年4月—1930年9月）。1920年4月，项英在武昌组织第一次罢工，标志他开始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12月，项英受包惠僧派遣，筹建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开始其职业工人运动生涯。1922年8月，党决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项英任总干事。项英把建立和扩大基层工会当作筹备的主要工作来抓，十分重视培养工人运动骨干。1924年春，项英到上海担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2月，项英组建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会，领导了1.5万工人参加的罢工。北伐军进攻汉口前夕，为配合北伐，项英回湖北一方面寻找关系向守城的北洋军阀军队开展宣传攻势，瓦解其斗志；另一方面组织兵工厂的工人和铁路工人罢工，配合北伐军的战斗。1927年秋，项英赴上海，帮助上海总工会恢复组织，开展经济斗争和反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1828年5月，项英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11月，项英回到上海分管职工运动和妇委的工作。1929年1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举行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项英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30年9月，项英在上海参加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会后，中央派项英去中央苏区工作。这一时期，项英主要参加领导工人运动和白区党的工作，在革命实践锻炼中逐渐萌发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重要观点，如重视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加强基层工会建设，结合工人利益开展工人运动，消除帮口成规以加强工人团结等等。

　　2.项英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1930年10月—1934年10月）。1930年10月，中央决定项英去中央革命根据地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正式成立，同时还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项英确定建立军委总政治部，规定了总政治部的职责和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之间的关系，这在红军历史上是第一次。4月，项英还主持了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组建，搜集和编辑红军英勇斗争的史料。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撤消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项英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于12月创刊，项英利用这一舆论阵地，宣传革命主张。为配合红军战斗，项英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群众团体提出了具体要求：发动群众加入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侦察队、破坏队、洗衣队、慰劳队、救护队等战斗战勤组织；积极进行瓦解白军的工作，削弱敌军力量等等。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项英再次当选为副主席，并兼任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同年夏，中共中央调项英任赣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及赣南军区司令员。这一时期，项英根据当时党和军队、根据地建设的实际，从多个方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理论上进行了多个方面的思考，特别是他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的大量文章标志着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

　　3.项英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发展（1934年10月——1937年11月）。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中共中央决定项英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项英在指挥留下的红军与敌人斗争的同时，注意从政治上揭露敌人进攻的阴谋和屠杀人民的罪行，通过各级党组织开展思想动员，对迎接尖锐复杂的斗争作了思想准备。12月，围绕开展游击战的战略转变，项英组织编发了《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作为向广大指战员进行动员教育的基本依据。1935年初，项英率领部队从中央苏区突围后，在赣粤边开始了长达3年的游击战争。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项英编写了《帝国主义》、《关于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秘密原则》、《行军规则》、《红色战士必读》、《红色指挥员必读》、《群众工作必读》等材料。他还主持制定了游击队的五大任务、五大纪律、十项注意，编写了红色指战员必读和红色战士必读。1937年七七事变后，项英从报纸上得知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香港出版的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摘要后，立即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领会党的政策的变化，向各游击队传达党的指示精神。为争取联合抗日的需要，项英确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正式改名为江西人民抗日义勇军，并开始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经过多方努力，各地区终于就停止冲突，共同抗日初步达成协议。为帮助红军游击队战士转变思想观念，项英还深入到战士中做思想工作，亲自讲解国内政治局势的新变化，讲解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帮助指战员实行战略思想的转变。10月，项英与党中央恢复联系，中央考虑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由项英任副军长。11月，项英到达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受领组建新四军的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和南方各游击区的革命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这一时期，项英作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主要领导，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作了多个方面的探索，促进了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发展。

　　4.项英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完善和成熟（1937年12月—1941年1月）1938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任命项英为东南分局书记和新四军军分会主席。20日，项英从延安到达武汉，与新四军军长叶挺会面，商讨新四军的编组、集中等问题。1938年1月6日，项英率新四军军部人员到达南昌，部队编组工作全面展开。4月，新四军主力部队在安徽岩寺附近集中。项英要求，在进行组建的同时，抓紧短期整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为进军敌后作准备。根据毛泽东的“五四指示”，项英组织了由粟裕为司令员的先遣队于4月28日到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随后新四军主力挺进苏南，开辟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抗日的新局面。6月，项英指导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研究确定了政治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他要求各部队提高对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推进政治工作建设，健全政治工作机构，保证军队政治团结和战斗力的提高，保证作战的胜利。11月，由项英倡议新四军政治部主办的《抗敌报》创刊。次年2月，项英还主持创办了《抗敌》杂志。这些报刊在在宣传新四军抗战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2月7日，新四军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举行。项英在会上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特别是江南的社会特点对作战的影响，来加强政治工作。会后，新四军政治部还制定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1941年3月14日，项英在皖南事变突围过程中被叛徒杀害。这一时期，项英作为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全面负责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在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趋于成熟，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宝库。项英所著的《新阶段中我们在江南抗战的任务》、《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等文章，是新四军建军和政治工作史上的重要文献。

　　二、项英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主要内容

　　1.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首先，重视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项英作为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职工运动问题的第19号通告强调：“职工运动是党的最主要的群众运动，是党的基本的群众工作，党必须以全力来发展这种工作，只有这种工作的发展，才能坚强党的阶级基础，才能树立无产阶级在一切劳苦群众中的领导地位”。（1）其次，采取正确的策略领导工人运动。项英认为要切实结合工人的经济斗争开展工人运动，“切合于工人的切身利益的经济要求，有计划的发动，是最能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发动广大的斗争。”（2）他还提出发动工人运动必须选定正确的斗争口号，“口号的选定，必定是群众最主要最迫切的要求。”并要选择时机，“不会利用时机，就是发动起来也要失败。”（3）再次，用阶级教育消灭帮口成见是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环节。项英认为，“所有的工人都是处在被压迫的地位，所受的痛苦都没有丝毫差别，劳动阶级要求得翻身，只有靠工人阶级精密团结，同资本阶级斗争；把工友分成各帮各派，弄得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争斗，只能使资本家得大利，对工友则是自杀。”（4）所以，工人运动必须消灭帮口偏见，加强内部团结才能求得发展。最后，党要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项英认为，党“在斗争中积极扩大赤色工会的政治影响”；要加强工会组织的建立，“有组织才有力量，有健全广大的组织才能表现斗争的力量，斗争才有胜利的可能”；并要加强对工人的宣传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揭破国民党黄色工会的欺骗阴谋；要贯彻深入基层的工作路线，“到工厂、作坊去”，中华全国总工会要经常派人下去巡视指导等等。（5）

　　2.党的建设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首先，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项英要求广大党员“要时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加强对于整个斗争形势的估计和分析的正确性，来保证党的方针正确。”（6）即使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项英仍然组织党员学习仅有的理论书籍，包括“列宁主义概论”、“国际纲领”、“‘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政治常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等等。通过教育，可以使党员干部明确了解党的政策，转变工作方式，正确运用党的策略。其次，要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项英指出：“党、团的领导与模范作用，成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一个基本条件。党员对群众不但有密切联系，且在群众中有威信。党员在游击队中做模范，作战英勇坚决，是有力动员与领导群众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条件。党的支部应成为乡的游击战争的指导者与领导者，党应使每个党员来动员群众、领导群众参加游击战争。”（7）在项英看来，任何纪律，任何困难，领导者自己要绝对遵守，这对在最艰难的环境里有左右全局的意义。再次，对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项英指出：对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无原则派别的纠纷，党是坚决与之斗争，从思想上及组织上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但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来教育全党党员，这样才能使党日益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项英还认为，在极端艰难困苦环境里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加强革命气节教育和开展反叛徒斗争。“要革命，就要有坚决斗争的决心和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精神。”“叛徒的发生是革命投机分子和不坚定分子的产物，其下场必将受到革命的制裁。”（8）最后，党内分歧要用会议的方式解决。项英到中央苏区后，肯定富田事变不是AB团的反革命暴动，批评了当时总前委反富田事变的过火斗争。他主张从有利于团结对敌的大局出发，用党的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分歧，这种方法可以分清是非，解决纠纷。

　　3.军队建设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首先，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项英指出：“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则这种农民部队不但不能循着正确路线，坚持革命，任其自流，还会变成流寇土匪。”（9）关于军队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早在1931年他就指出：“加强红军中的政治教育，使红军的指战员、战斗员明了他们的任务并且坚决的（地）去执行，同时加紧对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发动战区之内的广大群众起来斗争，就成了我们的迫切任务。”（10）项英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就是要保证军队为实现政治任务所进行的各项工作，保证革命军队在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在他看来，巩固和加强八路军和新四军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要保证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和争取重大的胜利，只有加强政治工作，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为实行党的新政策和一切决议而奋斗。提高党员的工作积极性，反对一切怠工和削弱自己力量的各种倾向。在抓部队教育过程中，项英还提出要以政治教育为骨干，以文化教育为基础，以科学教育为辅助，极大地提高广大指战员学习的积极性。其次，加强军队纪律建设。项英认为，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没有严整的军容，是难以完成各项任务的，也是难以打胜仗的；特别是当时和国民党的部队靠得很近的，还有一个对外影响的问题。他在代理中革委主席期间，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誓词》和《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成为红军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鼓动的重要内容。项英指出：“红军的纪律是建筑于工农群众自己利益之上”；“红军的纪律”是红军的命脉，红军指挥员应教育“部属人员遵守纪律”，“要以本身作遵守纪律的模范”；“凡军人表现堪为表率之事迹者给予奖励”，“在纪律上犯过失者给予惩戒”。（11） 再次，进行革命前途教育。项英常常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引导战士正确地认清革命形势，坚定革命胜利信念。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他常常告诉大家：革命处于紧要关头，我们要看到现实的困难，随时有牺牲的可能，少数人动摇叛变不足为奇，但真正革命的同时要坚信能够，度过艰苦的岁月，迎来光明的前途，到那时，能坚持到底的将会成为革命的骨干。再次，要加强与群众的关系，善于做群众工作。项英主张利用传单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阴谋和国民党丧权辱国的行为，扩大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项英要求战士，必须牢固树立依靠人民群众的观念，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动摇，越是困难，越要依靠人民群众。他要求部队“处处以民众的利益为军队的利益，处处能够尊重民众的利益，保护民众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民众以军队的利益为他的利益，才能够使军队和民众在利益的关系上形成一种军民一致”，从而“取得广大民众对于我们的同情和拥护，真正实现军民合作，到达军民一体”，也就会使我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2）最后，重视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项英指出：“我军的一切优良传统，是构成我军战斗力的因素，坚强战斗力的基础，使我军能够以最劣势武器对抗优势之敌，能够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这是革命军队的特点，也是革命军队能够最终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之一。”（（13）项英在新四军组建之始，还确定用“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八个字作为各团对外的代字，以有利于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他要求新四军既要保持和发扬固有的优良传统，又要继续创造新的优良传统。

　　4.根据地建设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首先，党和政府要关心人民群众疾苦。项英针对1932年江西和闽西发生疫病的情况，明确提出要开展防疫的卫生运动，“这是保障工农群众和红军健康的运动，是强健革命力量以便使苏维埃更大发展的运动。”（14）他还提出了防疫工作的六条办法，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认真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这一运动，要求红军的医疗单位积极指导群众开展这一活动。他还倡导在中央苏区开展植树运动，向群众宣传植树对减轻水旱灾害，保障农业生产，解决群众日常燃料的困难，都有重要意义。其次，加强对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项英在给苏维埃工作人员训练班讲话时，要求学员尽快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密切联系群众，多做实事，少讲空话。针对苏维埃政府的许多负责人文化程度低，看不懂上级命令和文件的情况，项英要求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各级政府都要设立识字班，认真组织不识字的委员和工作人员学习，并经常检查。再次，开展反对浪费，严惩贪污，肃清反革命活动。针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中的腐败现象，项英发表文章指出：“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行为，都非用革命的纪律制裁不可。”他“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驱逐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对于一切浪费经济，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以严重的惩办。”（（15）项英还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指出：为保护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制裁，但要建立正确的肃反路线，防止扩大化。最后，积极开展拥军优属活动。早在1932年，项英就号召苏维埃政府“积极领导群众去耕种‘红军公田’和帮助红军家属耕种，切实执行优待红军条例，以鼓励群众踊跃的参加红军；领导群众努力耕种，提高生产，以加强发展革命战争的经济力量，节俭经济，储蓄粮食来供给红军作战，并鼓励群众捐米粮以帮助红军给养等等”。（16）项英还反对用强迫命令的方式来展开群众活动，而是“要依靠政治宣传鼓动，依靠我们在一切斗争领导上去动员群众”。（17）

　　5.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首先，注重发挥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项英把战地服务团作为重要力量来建设。早在1937年12月下旬，他和军长叶挺商定，招收进步文化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组成战地服务团，用进步的文化工作为部队服务。其次，要加强对地方各种武装的领导。项英在给陈毅的信中说：“对于地方武装的方针，是帮助和扶植一切民众武装，使它发展扩大。中心是争取同我们一块抗日，达到统一指挥，建立纪律，洗刷坏分子，学习和开展游击战。……不仅名义上归我们指挥，（如情形复杂，开始并不强要归我们指挥，仍以地方法名义，而能随我们行动，在行动中指挥），而最重要的争取在我们政治领导之下，进一步派人到礼貌去作领导工作，在行动上受我队指挥和共同行动，创造成为我们新的部队基础，并逐渐吸引一部编入我军，本身继续扩大。最基本的是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建立党，以树党的领导。”（18）最后，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敌伪的工作。项英指出，对敌要有针对性加强宣传，以瓦解伪军为重点，对在战场上抓到的俘虏经过教育后可以放回去，对负伤的要在包扎后放回去，以扩大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促进日伪军内部的矛盾和动摇。他还要求各级敌军工作部门和干部，经常研究敌军的变化，很好地运用斗争的策略，不懂得策略的人，就做不好敌军工作。对于那些为生活所迫和一时错误的分子，项英认为要给以自新来参加抗战，以削弱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项英还提出，要在江南战场上做好放俘虏的工作。他说：“经过简单的宣传，给他一点传单，放回去。伤了的，裹一点药让他回去。这样回去后对敌军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全军的工作，需要我们进行大的教育。”（19）

　　三、项英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重要特点

　　项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际向结合，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

　　1.内容广博。项英从参加革命斗争开始一直到皖南事变后牺牲，长期从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不断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形成了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在支持苏区中央局工作期间，项英从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党的思想工作的探索，取得了多个方面的成果。在三年南方游击战争期间，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他更加注重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广大指战员，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项英虽为新四军副军长，但实际上是新四军的政委，在这一时期他所作的报告、讲话和发表的文章中数量最多的，是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论述。项英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开展工人运动、军队建设、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等等，军队建设方面又在对军队的宣传、教育、干部培养、骨干培训、民运、敌伪工作等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论述。在每一个方面，项英都有很全面的论述，如新四军民做方面，他阐述了开展民运的重要性，总结了民运工作的经验，提炼了开展民运工作的方式方法，肯定了民运工作的成绩，也找出了民运工作中存在的弱点和问题，并提出了加强民运的具体要求。这在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史上，能如此多个方面进行思考和作出贡献的领导人里面，实不多见。

　　2.理论深刻。项英的思想政治政治理论建立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科学合理。如项英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刻地阐述了群众工作的有关问题，特别是提出群众工作的方针是建立在为争取和拥护群众利益的基础上来开展群众运动，把群众的利益当我们自己的利益一样等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有着其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再如项英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时，他提出了“党的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活泼、紧张、团结、整肃”（20）、“新的成分一天天的加多，我们没有政治工作，坚强其政治性，我们不用优良传统去同化他们，结果是会被他们同化的”（21）、“斗争是事物之母。只有斗争，才能将破坏的传统排斥[出]去，而把我们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发扬起来；只有斗争，方能与坏传统斗争中，把新的优良传统创造出来”（22）等，都很具有辩证性。还有项英在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时，说：“以理论为基础，以实用为目的，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学习理论，造成他的基础，要从实际提高到原则，以实际战斗了解战术的原则，从战术的原则上来了解实际的战斗。”（23）短短的几句话，深刻揭示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3.注重实践。项英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来自于实践，是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他要求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早在领导武汉工人运动时，项英就注重对工人阶级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开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亲自兼任讲习所的教员，为湖北各地培训了一批工人运动骨干。项英在实际主持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期间，努力进行治国安民的实践，强调苏维埃政府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风，积极发展生产，倡导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反对铺张浪费，惩治贪污、腐败等等，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在新四军组建后，习惯了游击生活的战士对正规整训不理解，项英带头以身作则，他剃光了头，打着绑腿，天天跟着部队出早操。他经常对干部战士们说，要把分散的游击队改造成统一集中的正规部队，必须要培养严谨的正规作风。部队整训后，项英更加注重对新四军干部和骨干的政治教育，亲自为干部战士上政治教育课，并结合军队中的实际情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很具有说服力。1939年1月，项英从云岭军部动身到苏南敌后巡视。他一边听取第一支队的汇报，一边根据情况对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如关于群众工作，他指出：要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进程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的“三不”政策；如对待地方游杂武装，他提出：要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新四军的抗日主张，讲抗战必胜的道理，争取他们站到抗日的方面来等等，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主张。

　　4.与时俱进。时期不同，环境不同，斗争对象不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应有相应的变化。项英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坚持实事求是，根据时代条件的发展，不断提出切实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思想政治工作论述都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如大革命时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进行工人罢工，项英主要围绕团结工人做思想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围绕保护土地革命成果，开展武装斗争和进行根据地建设，项英亲自主持制定了优待红军的条例，确定建立红军军委总政治部和规定了总政治部的职责，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地位及其任务，决定在军委总参谋部设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总结各地红军作战经验和准备编写红军战史，公布《中国工农红军誓词》等，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史上都是开拓性的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围绕新四军组建集中，项英强调了战略转变的极端重要性，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新四军的诞生作了准备；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项英强调新四军是一支人民军队，要加强群众工作，运用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军队用多打胜仗和纪律严明的实际行动，来取得群众的信任等等。

　　四、项英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历史作用

　　1.通过理想信念教育，保证了党对工人运动和人民军队的领导，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项英十分重视党在工人运动和人民军队中的领导，如在南方三年游记战争期间，项英反复用革命理想信念教育广大指战员，使这些红军和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顽强地与敌人进行斗争。正如谭震林所说：“南方的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并在尔后的三年中，保存和卫护好革命的火种，使它不灭地燃烧，终成燎原之势。”（24）再比如在新四军开始编组时，一方面有的战士对统一战线工作认识不清，出现了“现在国共合作了，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一样了”等模糊概念，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使大家正确理解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原则；另一方面，随着新四军新的成分增加，大量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加入了部队，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接踵而至。再加上蒋介石也不想将南方红色游击队变成第2支共产党掌握的军队。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项英一方面在部队中加强组织建设，连队有支部，团有总支，支队建立党务委员会，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部队中贯彻执行提供了组织保证。另一方面，运用各种形式，切实加强对广大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教育，彻底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使大家对党的领导有了清醒的认识。各级党组织在部队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到1939年，新四军中共产党员已占全军总人数的40%。共产党员在作战中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伤亡官兵中共产党员占60%以上，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加强政治工作制度建设，注重干部培训，为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项英在主持军委的期间，围绕着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确定建立总政治部和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的相互关系，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起了奠基作用。由于新四军组建前长期分散打游击，部队缺乏统一的规章制度，普遍存在着游击习气。为此，项英十分重视政治工作组织系统的建设，在项英的主持下，随着各部、科、股的建立，连队还成立了民运组、敌工组等政治组织，军政治部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政治工作制度和纪律，从而使全军的政治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逐渐走向了正规化。经过严格的整训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四军在整编后面貌焕然一新，由一支游击部队改变为正规部队，为挺进敌后，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项英十分注重对干部和骨干的培训，以提高其政治素养。1938年3月，项英以“抗大”为榜样，根据新四军所处地区环境，为减轻国民党当局的干扰，以不显眼的教导队称谓，培训干部。教导队开设军事、政治各一个队；4月，教导队扩大为教导营，培训团、营、连、排干部，并对新参军的知识青年和工人进行短期培训。项英还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叶挺的《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和他自己的《新阶段中我们在江南抗战的任务》等文章，作为教材印发部队，组织干部战士学习。在皖南的3年时间里，教导总队共向部队输送了4000多名骨干，大大提高了新四军干部的素质，有力地支持了新四军的壮大和发展。

　　3.注重宣传和鼓动群众，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期间，项英十分注重加强宣传的力度，使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刚刚挺进江南时，老百姓看到新四军的装备不好，人数不多，有人就说：“去年几十万国军，有那么多机枪大炮，都退走了，你们能同日本人抗争？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不要打不赢日本人，让老百姓遭殃。”（25）先遣支队所到之处，大力开展民运工作，揭露日军的侵华罪行，宣传抗战国策和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主张，逐渐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新四军还创办了各种报刊进行宣传，1938年新四军政治部出版的《抗敌报》发行量达7000—8000份。新四军总政治部还出版了《抗敌》、《战士园地》、《建军》、《理论与实践》等刊物。各支队也先后出版了各种报纸和刊物，如《战士报》、《前哨报》、《拂晓报》、《挺进报》等，共30多种。这些报刊及时传达了党的抗战主张，报道了新四军抗日的胜利消息，交流了部队工作的经验，成为鼓舞、教育华中地区广大群众坚持抗日斗争的响亮号角，影响甚至波及国内外。项英还注重组织新四军战士向群众进行直接的宣传鼓动，特别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宣传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不仅使人民群众拥护新四军的抗战，而且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得到很大发展，改造了一些地方武装，团结了一大批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和爱国知识分子。

　　4.打击了敌人的士气，为坚持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项英的指导下，新四军从开赴敌后之日起就十分注重开展对侵华日军的瓦解工作。项英认为，由于长期抗战的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加剧了敌军的消耗，使敌军战斗力在下降，士兵情绪低落，顽固性在减低，成为我军加强敌军工作的有利条件。新四军各部队都有敌军工作部，培训敌军工作干部，开展敌军方针和政策的教育，组织和发动对侵华日军的政治攻势。在战场上，新四军作战部队通过对日军官兵进行政治喊话、散发日文宣传品等形式，告诉日军官兵不要盲目充当日本军阀、财阀对华侵略的工具，鼓动其掉转枪口，反对侵略战争。新四军在开赴华中作战后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印发了《告日本军人书》、《告已解除武装的日本军人书》等宣传品达20多种，并印发优待俘虏的中日文对照布告和《生命保证券》等。新四军第一支队和第四支队在1938年缴获了日军前后方通信320封、明信片160张和大量日记，从中可以看出新四军敌军工作的成绩。从信中可以看出，日军士兵非常厌战，希望早点结束战争，实现和平。有的日军士兵在日记中记着自己经常做梦，梦想回家，梦见家人。1941年从广岛被征集入伍的松野觉，到达中国不久就投奔新四军。他主动承担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冒着枪林弹雨向日军喊话。唱反战歌曲。这些工作大大引发了日军官兵的思乡之情，从而无心恋战，扰乱了敌人军心，瓦解了敌军士气，为新四军取得战斗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然，项英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存在着一切的缺陷，诸如，在新四军组建初期，对统一战线的独立性认识不足，曾在《政工条例》中规定把蒋介石的讲话编成材料在新四军内宣讲；在新四军斗争的关键时刻缺乏灵活性和存在依赖性；对叶挺团结不够等等，但瑕不掩瑜，项英思想政治理论的闪光之处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

　　注释：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454页。

　　（2）《中国工人运动史教材简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136页。

　　（3）《中国工人运动史教材简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137页。

　　（4）李良明：《项英在中国工人运动方面的历史功绩》，《党史资料与研究》1987年第6期。

　　（5）《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254—258页。

　　（6）《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439页。

　　（7）《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392页。

　　（8）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209页

　　（9）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345页。

　　（10）《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1页。

　　（11）《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114页。

　　（12）《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10页。

　　（13）《项英将军言论集》，集纳出版社1939年版，83页。

　　（14）《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21页。

　　（15）《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37页。

　　（16）《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38页。

　　（17）《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50—51页。

　　（18）《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497页。

　　（19）《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655页。

　　（20）《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475页。

　　（21） 《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509页。

　　（22） 《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515页。

　　（23） 《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602页。

　　（24） 王辅一：《项英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留人间》，《党史天地》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