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新四军军部重建七十周年。1941年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后，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具有重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一、新四军军部重建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抗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打退其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战略举措

　　1941年1月6日至14日，在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被蒋介石反诬为“叛军”、撤销其番号，军长叶挺赴国民党军第三战区第23集团军第25军第108师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突围中牺牲。军部机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分路突围，新四军军部已不存在。新四军皖南将士约9000人，除2000余人分路突围至皖中无为和苏南地区外，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蓄意制造的皖南事变，使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早在新四军军部成立和部队改编时，国民党顽固派就妄图通过政治谈判达到军事“清剿”未能达到的目的。他们或以谈判为名，预设圈套，诱骗红军游击队下山，聚而歼之；或以功名利禄为诱饵，分化、瓦解、“收编”红军游击队，致使部分红军游击队放松警惕，遭到国民党军暗算。由何鸣任大队长的红军闽粤边保安独立大队，经谈判被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后，按国民党当局的要求，到漳浦城集中，被国民党军包围，大部被解除武装。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在改编时接受国民党派人任副司令等职。实践证明，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势下，阶级矛盾并没有减少或消灭。

　　皖南事变的发生，是国民党顽固派由战略防御阶段比较积极抗战转为战略相持阶段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又一铁证。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敌友的方针和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由对国民党军军事打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而逐渐集中军事主力打击中国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下创建华北、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从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抗击着58%至75%的日军和90%至100%的伪军，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国民党在日本诱降和英、美绥靖政策的影响下，加之失败主义情绪的滋长和惧怕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发展，先后于1939年1月和1939年11月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相继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和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反共方针。

　　从1939年4月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在山东博山、陇东宁县、镇原，陕西省旬邑、河北深县、湖南平江、湖北东部、河南确山等地，连续制造血案，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后方机关和医院，伤害中共党政军机关人员，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伤病员和家属近1600人。仅对陕甘宁边区，自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制造了150余起磨擦事件，其中军事进攻为28起；从1939年6月至12月，对八路军山东部队进攻90多次，伤害八路军1350人，并扣压812人。1939年12月，以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即晋西事变和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制造的第2次陇东事件为标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全国团结、进步、抗战的局面，面临着分裂、退步、妥协的危险。

　　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移到华中，斗争矛头的重点由对八路军转向新四军。至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大体上分为五步。

　　第一步，是蒋介石于1940年3月至6月反复命令华中的新四军全部集中到长江以南，指令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部署重兵监视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并以第2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和第26集团军第92军军长李仙洲部迅速剿灭淮南的新四军，企图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

　　第二步，是蒋介石于7月16日炮制出国民党《中央提示案》，强行要求已发展到50万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缩编为10万人，全部开到山东省北部、山西省北部和河北省一带，企图封锁黄河，与日军夹击进而消灭之。

　　第三步，是众所周知的10月4日至10日的黄桥决战。黄桥战役是国民党军顽固派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一手挑起的。结果以新四军的胜利而告终，韩德勤部主力几乎丧失殆尽。

　　第四步，是10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出《皓电》，罗列罪名，肆意诬蔑八路军和新四军，限令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所谓《中央提示案》规定的地区，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这是对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下达的最后通牒令。接着，于11月14日制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密令第2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和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进攻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部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

　　第五步，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和蒋介石先后于12月8日、9日发出《齐电》和《佳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至1940年12月31日前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先开到长江以北地区，继于1941年1月底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至此，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一触即发。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是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直接对抗，使其撤销新四军番号、消灭新四军军部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二、新四军军部重建是新四军在华中由发展到巩固进而较快发展的坚强组织保证

　　发展华中，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适应全国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面临的新形势和任务阶段性变化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938年9月至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任务。为贯彻这一战略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于1939年2月23日至3月14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进行了传达，着重解决新四军发展方向等问题，提出新四军在敌后发展的三条原则：“（1）那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2）那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那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同时，与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和向北发展的具体方针。

　　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会议，重点讨论了发展华中工作的突击方向、部署和具体措施，认为新四军江北部队向西发展受国民党军第一、第五战区限制，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苏北大部地区属于敌后，回旋余地大，国民党军仅有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勾结日伪军，为人民所痛恨；苏北北邻山东，有利于新四军协同八路军坚持抗战。据此，会议确定新四军向东发展的战略方向是苏北。中共中央中原局在对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作出向西防御、向东发展部署的同时，建议中共中央抽调江南新四军一部北上，华北八路军一部南下，合力开辟苏北。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指出：“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所谓发展，就是“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

　　根据上述战略方针、任务和原则，新四军以第3支队坚持皖南和豫鄂挺进纵队发展鄂中、鄂东、创建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主力实行东进北上，以第1、第2支队主力组成的江南指挥部主力北渡长江组成苏北指挥部，经过黄桥决战，与南下的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协力开辟了苏北；并以留在江南的第1、第2支队一部组成新的江南指挥部，坚持苏南抗日根据地；以第4、第5支队组成江北指挥部，创建了淮南抗日根据地；以新四军游击支队、后称第6支队东进，发展豫皖苏和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至此，新四军胜利完成了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任务。1940年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总指挥叶挺，政治委员刘少奇，代理总指挥、副总指挥陈毅，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未到职），统一指挥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各部队。

　　1941年1月20日，新四军军部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建。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了新四军的主要领导干部：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成立。在华中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第13、第14团统一整编为新四军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地区的抗战。4月，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华中军分会。

　　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了“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的方针，提出了加强对敌斗争，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开展群众工作，发展生产和加强政权建设等9项具体任务。从而部队进入了巩固和较快发展的时期。

　　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时，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共近9万人。除八路军第4、第5纵队共3.1万余人外，新四军实际不足6万人。这就是说，新四军从1937年10月的1万余人至1940年底，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增加了近5万人。但至抗日战争结束时，经过4年半多的时间，新四军得以发展到主力部队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共近31万余人，发展了约22万余人，另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这与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新军部的坚强组织保证分不开的。

　　三、新四军军部重建是新四军在敌顽夹击中坚持全国抗战到底的重要转折点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重建后，中共中央中原局指出，“在敌顽夹击中奋斗，将是华中我党我军今后斗争的特点。一切军事上、工作上的计划，须根据这一特点来布置”要求华中军民必须以更大的决心，以长期的游击战，坚持华中抗战。2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的基本抗日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

　　新四军坚持华中抗战的条件和环境，与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有很大的不同：新四军多由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军事训练和装备较差；华中缺乏山地依托，多为平原、河湖港汊和丘陵地带；敌情严重，上海尤其是南京地区，为关内侵华日、伪军的心脏地区，是日军统一指挥关内部队的最高统帅部，是1939年10月1日正式行使统帅权的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1940年3月30日成立的以汪精卫任代主席兼委员长的伪国民政府和伪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同时，新四军由于组建较晚，华中国民党军吸取了放弃华北敌后、八路军迅速进入的教训，在撤退时留下了部分正规军，并收编了大量游杂武装。新四军在华中敌后不仅要同日伪军作战，而且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从背后发动的突然袭击。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重建后，新四军仍处于敌顽夹击、两面作战和复杂的三角斗争中。

　　日军部署在华中地区的兵力是第11、第13军，共10个师团和5个独立混成旅团、约26万人，分别部署于武汉及其周围的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河南省和上海、南京及其周围的江苏、浙江、安徽地区。除第11军以一部兵力对付新四军第5师外，而第13军的主要兵力则是对付新四军军部及第1、第2、第3、第4、第6、第7师。

　　华中地区的伪军之多，也是全国其他地区所不及的。1940年底伪军约4万余人，1941年底猛增至16万余人，1943年8月达24万余人，以配合日军加强殖民统治，成为日军“以华制华”、进攻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工具。

　　国民党军第三战区第23集团军等部，在皖南、苏南建立绥靖指挥部，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分期分批对新四军进行“清剿”；第五战区建立了华中“剿共”总指挥部，划鄂中、淮南、淮北和襄西4个“清剿”区。但新四军实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即使新四军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仍委曲求全、相忍为国，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实行攻势。从而始终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领导部队进行了盐（城）阜（宁）、苏中、淮海、淮北抗日军民反敌大“扫荡”和车桥等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仅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全面反攻的20余天中，就歼灭日伪军2.8万余人，解放县城32座、重要乡镇400余个，使苏中、苏北、淮南和淮北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新四军共对敌作战2.46万多次，歼日伪军47万余人。最多时，牵制了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从而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作战行动。另对顽作战3200余次，歼灭顽军14.3万余人。创建了横垮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河南、湖南等8省、包括苏中、淮南、淮北、苏北、鄂豫边（亦称鄂豫皖边）、苏南、皖江、浙东地区的广濶的华中敌后战场，收复国土面积达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为3400余万。抗日战争胜利的实践证明，新四军是华中抗战的生力军，为坚持华中进而赢得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军事科学院军史所抗日战争研究组组长、高级（文职4级）研究员、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军部分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岳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