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有一位传奇式的红军女战士。她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坎坷、饱受磨难，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她16岁临危受命，孤身远渡重洋，在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新加波）和马共中央（马来亚）做秘密工作；她是唯一在世的红一方面军30位参加长征的女兵；她是抗战时期新四军浙东根据地有名的“谢团长”；她是解放后人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的研究生，是政法教育战线上的辛勤园丁；她在文革中在秦城监狱遭受五年的铁窗磨练，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她就是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副院长谢飞。今天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和浙江新四军研究会在京举行活动，隆重庆贺红军女战士谢飞的百岁华诞。

　　很早以前就听父母讲过谢飞阿姨的传奇故事，但参加了今天的活动，听到新四军老战士和她儿子谢冰，刘少奇女儿刘爱琴大姐等的介绍后，谢飞阿姨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更加清晰，醒目了：

　　谢飞阿姨出生于广东文昌县湖山区茶园村。父亲给她取名谢琼香。1924年考取海南公学，受到革命思想熏陶。 1926年9月，考入省立第六师范，次年2月入团，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战友们亲切地叫她“阿香”。

　　长征结束后，谢飞调到工农检查部工作。这个工作正好与刘少奇的工会工作有很多联系。于是，一来二去两个人很快便熟悉起来。在此之前，他们两人还是曾经有过一面之交的。

　　在长征途中，连续不断的急行军给女人们带来了许多不方便，由于身上背着很多行李，有时照顾起伤病员来很困难。谢飞便被女人们选作代表，去找当时负责后勤方面工作的刘少奇，希望能批准她们去找一个民夫帮助背一些东西。刘少奇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领导，他非常体谅这些女红军，行军中他清楚地看见，这些女人不仅要背很重的行李，还要护理伤员，到了宿营地以后，也不能马上休息，而是先去为部队找粮食。于是，他欣然同意了她们的请求。也就是这一次，谢飞和刘少奇之间有了第一次交谈，并互相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对于单身女红军的婚姻大事，大姐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热心牵线。渐渐地女红军们都各自有了小家。刘英嫁给了张闻天，钟月林嫁给了宋任穷，谢飞经邓颖超牵线，嫁给了刘少奇。谢飞回忆道：“一天，邓颖超给我看一封信，是刘少奇写给邓颖超的，大意是邓大姐曾许诺帮助解决个人问题，现在自己有了意中人阿香，请大姐做媒。”谢飞看信后，往事涌上心头：在中央苏区就见过少奇；过草地时，和少奇第一次说话；在以后的长征路上，经常得到少奇的帮助，目睹了少奇关心同志、严于律己的品质，敬爱之心油然而生。如今，邓大姐提出婚事，她双颊飞红，害羞地点了点头。这一天，刘少奇和谢飞凑了几元钱，买了一点酒和花生，在邓颖超主持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毛泽东、李维汉和周恩来等10多位中央领导高兴地前来贺喜。她和少奇结婚后，改名谢飞，但人们仍习惯地叫她阿香。当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其母为何宝珍烈士）被党组织找回延安后，谢飞对她细心呵护，倾注全部的母爱。刘爱琴也参加了今天的庆贺活动，讲述了当年谢飞妈妈如何关心照顾她这个烈士的后代，如何给她治病，做衣服的感人故事。下图左2为谢飞的儿子谢冰，左4为刘爱琴。

　　1942年底，谢飞等一批优秀干部被派往浙东，谢飞任余上县委书记、浙东纵队余上特务营政委。谢飞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指挥果断，有勇有谋。其中有一次战斗就消灭敌人100多人，俘虏顽军大队长以下30多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40多枝、子弹1000多发。被誉为敌人闻风丧胆的“谢团长”。 2001年谢飞被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浙东分会聘为名誉会长。下图为谢飞1992年参加浙东根据地创建50周年纪念活动中，在宁波北仑港的留影。

　　1949年5月，谢飞从东北调到北京，任华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后来又出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满腔热情为新中国培养经济建设人才。完成专修班的教育任务后，谢飞为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于1953年考取人大法律系研究生，继续深造。

　　1957年2月，谢飞研究生毕业，被周总理任命为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家。

　　谢飞早年在香港和新加坡工作过，有不少华侨和港澳朋友，1981年被聘为海南归国华侨联谊会名誉会长，与何英、林修德同志为海南侨务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下图为谢飞与林修德在海南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