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一生。因为功勋卓著，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之一，并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父亲的一生是历尽磨难和坎坷的一生。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他骁勇善战，冲锋在前，在担任团、师指挥员期间，十余次身负重伤，留下了遍体刀疤和弹痕。建国之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他蒙冤受屈长达20多年，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和肉体折磨。

　　父亲的一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他出生在江西省横峰县葛源乡店前街一个赤贫的农民家庭。在他10岁那年，一位风水先生对爷爷说，“老三将来是要做大事的，要让他读书”。因此，父亲成为兄弟姐妹9人中唯一读过二年半私塾的“文化人”……他在战争年代和“文革”中，曾多次摸过“阎王爷”的鼻子，九死一生，但都奇迹般地挺过来了。……1937年，他任红军团政委，在作战中被敌人打中一枪，头部被敌人用刀砍伤六处，脑脊液外流，在几乎没有医治的情况下，竟然活过来了；另一次是“文革”中，他受造反派迫害，导致胃穿孔，因为当时体质虚弱，医疗条件差，无法手术，可胃的穿孔处竟然与腹壁长在一起，畸形愈合了。他曾风趣地说自己是饿不死、打不死、冤不死。

　　父亲的一生是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一生。他自大革命的紧要关头投身革命后，把毕生融入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无论是在白区做秘密工作，还是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独立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无论是在敌人监狱中遭受酷刑拷打，还是在长期蒙冤受屈的情况下，他都威武不屈，百折不挠，对自己选择的革命道路无怨无悔，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矢志不移。这是他一生最突出的特点和最宝贵的优秀品质。

　　遵照方志敏同志指示 奔赴皖南  创建新苏区

　　父亲于1927年4月参加革命，同年底参加了方志敏同志领导的“弋（阳）横（峰）暴动”。1928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任葛源乡苏维埃主席、团支部书记，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共葛源区委书记，1933年任化婺德县委组织部长。参加了创建和发展赣东北苏区的斗争。

　　1934年4月，赣东北省委为了打破敌人对苏区的封锁，逐步扩大苏维埃区域，派父亲去皖南工作。临行前，方志敏同志找父亲谈了话。方志敏说，……皖南有个秘密特委，工作有一定基础，但局面还没有打开。你去了后，要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到劳苦大众中去。……

　　父亲在地下交通员的引导下到了屯溪（今黄山市），被皖南特委分配到歙县任县委书记。他到歙县后在一个小集镇的轿行中充当轿夫作掩护，开展秘密工作。

　　1934年6月，皖南特委将父亲调任太平中心县委书记。……父亲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不畏困难，紧紧依靠当地的地下党组织，深入到贫苦农民中去，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 发动柯村暴动建立红色政权

　　那一年，皖南地区发生了特大旱灾，赤地千里，颗粒难收。地主豪绅勾结官府加紧向农民掠夺和盘剥，广大农民的反抗呼声十分强烈。父亲看到条件成熟，于7月中、下旬两次召集中心县委开会研究，决定秋收后举行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经闽浙赣（即原赣东北）省委批准，8月21日深夜，暴动全面展开。……方圆百余里的范围内掀起了暴动高潮。参加暴动的农民达数千人，其中共产党员百余人，各地镇压土豪劣绅320人，缴获地主武装枪支300余支。这次暴动后来被称为“柯村暴动”，载入党史。

　　10月，“皖南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县、区、乡也都成立于苏维埃。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各级都建立了武装。……在各级苏维埃政权领导下，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第一次享受到了当家作主人的权利。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谭家桥战斗失利后，方志敏、刘畴西（红十军团军团长）、乐少华（军团政委）、粟裕（军团参谋长）等率部近万人，在向闽浙赣苏区转移途中，于12月18日，到达柯村苏区休整了3天。方志敏在与父亲等领导同志谈话时，指示要把苏区逐步转变为游击区，红十军团侦察营留下与皖南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皖南独立团，原侦察营营长任团长，父亲任政委。红军大部队离开后，国民党军调集了第78师、第88师和数个保安团，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柯村于1935年3月陷落。

　　“皖南苏维埃政府”虽然仅仅存在了半年，但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暴动在皖南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父亲作为柯村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和皖南苏维埃政府的创始人之一，也在自己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遭到优势敌人反复“清剿”，革命队伍内部不断出现叛徒等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坚持了长达三年之久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父亲作为皖浙赣省委组织部长兼皖浙赣独立团政委，对这一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开辟鄣公山游击根据地

　　1935年4月下旬，父亲率部途经江西省婺源县鄣公山区时，发现那里是皖、浙、赣三省交界处，地形很好，群众基础也不错，而且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父亲遂与团长商定，部队就地展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展党团组织等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开辟了以鄣公山为中心的游击新区。

　　鄣公山游击新区开辟后，成为闽浙赣省委的活动中心区域。……父亲向关英汇报了皖南局势恶化的情况和开辟鄣公山新区的工作。关英对独立团创建的鄣公山游击新区甚为满意，遂决定改变去皖南的计划，将闽浙赣省委设在鄣公山，以便联络赣东北、皖南、浙西各地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统一领导三省边区的游击战争。

　　1936年4月，中共闽浙赣省委扩大会议在鄣公山举行。……会议选举关英、刘毓标、滕国荣等9人为省委委员，关英为书记，刘毓标为组织部长，滕国荣为宣传部长。

　　父亲作为鄣公山根据地的开创者，以及省委书记关英的主要助手之一，对这一时期皖浙赣边区游击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父亲率领独立团打了许多漂亮仗。先后攻克浙江开化县城、昌化县城，这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是不多见的。它有力地震慑了敌人，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使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震惊不已，国民党报纸连续报道，惊呼红军游击队人多势众。同时，极大地鼓舞了皖浙赣边区军民的斗志，扩大了党的组织，壮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促进了以鄣公山为中心的皖浙赣游击区的迅速发展。到1936年底，游击区扩大到43个县，县委（中心县委）直属区委（特支）有30多个，红军游击队发展到30余支，共3000余人。 被捕入狱宁死不屈  冒死上山带队参加新四军

　　1937年3月，父亲在作战中重伤昏迷而不幸被俘，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被关押了五个月。这是他倍受摧残，顽强斗争的五个月。此间，他经历了敌人多次审讯、叛徒对质和种种引诱。由于他的皖浙赣省委组织部长和独立团政委的身份，敌人企图从他口中挖出党组织和红军的情况，采用皮鞭棍棒毒打、木杠压腿等严刑逼供，一次竟压碎了他双腿的胫骨，并以“枪毙”、“活埋”相威胁。面对生死考验，父亲坚贞不屈，严守了党和红军的秘密，使敌人一无所获。在监狱里，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要无限忠诚，痛斥叛徒的卑劣行径，影响和鼓励其他难友，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崇高气节。

　　“七·七事变”爆发后，经粟裕、刘英派出的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红军挺进师参谋长陈铁君与敌人交涉，于7月中旬被营救出狱。

　　父亲出狱后，陈铁君向父亲详细介绍了中央的精神和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并告诉他，项英、陈毅同志已在南昌月宫饭店开设了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7月下旬，父亲带着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中央南方局致南方各省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公开信，只身返回鄣公山，冒着被自己人误会而被错杀的危险，执着地寻找党组织。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跋涉，于9月初找到了皖赣特委书记王丰庆、副书记李步新、组织部长江天辉。父亲向他们汇报了被俘、入狱、出狱的情况，介绍了浙南红军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送交了带来的文件，并建议特委立即派人到南昌月宫饭店去找项英、陈毅同志。

　　在此之前，皖赣特委也得知了“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情况。但经历了几次叛徒诱降而造成损失的事件，警惕性很高。特委领导虽然对父亲介绍的情况将信将疑，但也觉得不会全是假的，特别是首次得知了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的详细地址和项、陈在南昌这一重要情况。因此，决定派李步新、江天辉去南昌找党组织。李、江去南昌途中，在婺源遇到了来找父亲联络的陈铁君同志，进一步证实了父亲所谈的一切。李、江在南昌见到了陈毅，并随即陪同陈毅于1937年12月上旬来到祁门县舍会山。从此，与党中央中断联系三年多的皖浙赣边区，重新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1938年2月底，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近500人，在江西浮梁县瑶里召开誓师大会，编为新四军一支队2团3营，奔赴抗日前线。父亲跟随陈毅同志，踏上了新的征程。

　　父亲随陈毅同志下山后，任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总务科长。他工作积极，放下当团政委带警卫员的架子，行军中亲自挑公文箱，宿营时经常下伙房帮厨。后来因迟迟没有恢复组织生活而产生了急躁情绪，曾写报告给陈毅同志，要求“给一个手榴弹，到前线与敌人拼掉算了”。陈毅同志亲自找父亲谈话，要他沉住气，相信组织，接受考察。在陈毅同志的亲自关怀下，经过近一年的审查，一支队党委讨论决定并报经新四军军分会批准，于1938年12月恢复了父亲的党籍。从此，父亲放下包袱，积极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参加了开辟茅山抗日根据地和苏北、苏中、苏南、淮南等地的反扫荡、反清乡、反顽固派的斗争，在与日军作战中再次身负重伤。他在较长时期担任干部学校、抗大分校的领导工作中，积极贯彻党和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为党和军队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军政干部。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华东野战军的师、军级指挥员，率部激战苏中、决战淮海、横渡长江、鏖战淞沪、进军福建，屡建战功。建国初期，他受命出任华东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作为新技术兵种的组建者和领导者，为装甲兵部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在共和国的旗帜上留下了自己血染的风采。 政治厄运压不倒坚定的信仰

　　五十年代后期，正当父亲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努力学习和工作之际，一场政治厄运降临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父亲因1937年的被俘问题受到了错误的对待和处理。一个宁死不屈、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被草率地定为有疑点的“悬案”结论；一个屡建功勋的高级将领，被迫离开军队，到地方安排为副厅级职务。

　　在“十年动乱”中，父亲再一次因历史问题，受到严重冲击和残酷迫害。有一次他被造反派做“喷气式”时，一个丧心病狂的坏分子竟将他连头发带皮撕下一块。他曾两次被造反派“开除”党籍。第一次是在1967年初的农历除夕之夜，批斗父亲的会议一直延续到大年初一的凌晨。当父亲蹒跚地踏雪回家后，全家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父亲和衣躺在床上，悲愤地自问：“37年的党籍，就这样开除了？ !”

　　1968年冬，父亲在省“五七”干校受“审查”。造反派让他睡在阴冷潮湿的猪圈里，连稻草都不让铺，使他落下了肺气肿的致命病根。1970年9月，父亲在干校胃溃疡急性出血，连续4天不能吃饭，连喝水都往外吐。造反派不仅不让治疗，还诬蔑他是故意对抗审查。在中秋之夜，父亲发生急性胃穿孔伴发心绞痛，被几位好心的“难友”用平板车拖着，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十几华里，送到桥头镇省“五七”干校医院抢救。当母亲赶到时，父亲说，“你们要想办法救我，我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现在不能死！”因为父亲的蒙冤，全家遭受株连，无一幸免，华申被迫离开部队，华明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工厂当钳工，其他弟妹失去了升学、参军、就业的权利。

　　在“文革”的长期磨难中，父亲始终保持了憎爱分明的政治立场。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秋，省委安排父亲出任省革委会顾问，并让他主持重组民政厅。面对困难重重、百废待兴的局面，父亲不顾70，高龄、体弱多病，欣然受命。他十分珍惜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迅速组建了省民政厅并出任厅长，着手拨乱反正，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全省民政工作，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记得重组初期，民政厅只有一辆旧的北京吉普，父亲毫不介意，坐着它东奔西跑。在办公地点尚未落实时，许多会议就在家里召开。全面工作恢复之后，父亲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实现领导干部新老交替和年轻化的号召，于1979年4月15日上书省委恳请辞去担任的一线领导职务，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无私的风尚。同年他退居二线，任省政协副主席，直到1984年离休。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但十分珍惜自己的政治声誉。五十年代末，先后数十次向军队、地方党的组织申诉，要求对他的历史问题进行复查，作出符合事实的公正结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央组织部的关怀下，江苏省委抽调得力人员组成复查小组，经过数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作出了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正确结论。1980年7月10日，江苏省委在“关于刘毓标同志被俘问题复查报告的批复”中指出：“刘毓标同志1937年3月被俘问题，已经审查清楚，没有问题。刘毓标同志被俘期间的表现是好的，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悬案’结论，予以撤销。”从而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父亲期盼了20多年的正确结论终于送达手中时，他感慨万千，老泪纵横。作为一名终身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能比党的理解和信任，更值得欣慰了。后来，经中央批准，父亲被定为省长级待遇，使他进一步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父亲在回顾自己建国后的坎坷经历时，曾经说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说：“我的悲剧不是哪一个人造成的，而是党的悲剧的缩影，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悬案’的结论，酝酿于‘反右’扩大化之时，批准于‘庐山会议’之后，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而后来的平反，也完全是党纠正了‘左’的错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必然结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拨乱反正，也就没有我的政治新生。”

　　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

　　刘华申 刘华明 刘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