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及往事如清泉
    ——访新四军老战士李清泉
来  源: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                日  期:    2013-08-15
  数日前,新研会的褚祥林副会长打来电话,邀我去采访新四军老战士李清泉。对于李清泉,我久闻大名,在我零零碎碎的阅读记忆中,知道他在景德镇陶瓷业工作过,是陈毅同志引导参加新四军的,先在军部工作,后来在新四军二师任职,解放战争期间与胡炜同在61师战斗,再后来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对于这样一位经历丰富的老新四军,当然有很大采访价值,哪有拒绝之道?

  5月28日下午,我们来到李清泉在和平花园的寓所,同去的还有市党史办的几位同志。进了家门来到客厅,李老从卧室里走出来,岁月沧桑让这位世纪老人步履有些缓慢,我们赶紧扶李老坐在客厅沙发上。

  褚祥林将我介绍给李老之后,我们的采访就从李老最初投身革命的经历开始了……

  杜重远:引导他投身革命

  1919年3月,李清泉出于江西鄱阳县,兄弟姐妹七人,父亲李福喜是个手工业者,曾在县城里开了一家小鞋店,后来生意萧条倒闭了,家境可谓清贫。

  七岁时,家里把李清泉送入私塾,但由于家境窘迫,小清泉不得不数度辍学。12岁那年,家里省吃俭用又让他考入设在鄱阳城内的陶艺学校,指望未来依靠绘画技艺谋得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那时家里生活非常艰难,李清泉回忆时说,自己在学校经常饿肚子,没有衣服穿就穿父亲的旧衣服,冬天在学校出操时只有单衣裹身。在那个内战不休、百业凋敝的时代,毕业即失业,李清泉看到了政府的腐败与社会的黑暗。少年时代的李清泉喜欢读武侠小说,他羡慕那些武功高强、行侠仗义的侠客,他一度勤练武功,期盼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侠客,除暴安良,惩恶扬善,扫除那个污秽不堪的社会。

  就在陶艺学校毕业半年后,李清泉在报纸上看到设在景德镇的江西陶业管理局附设陶业人员养成所的招生广告。广告上称所招录的学生学期一年,不仅免收学杂费,学校还提供食宿和零用钱,毕业后全部留在陶管局工作。李清泉感觉真是“久旱逢甘霖”,立即前往投考,不久即被录取。那年李清泉正好16岁。

  我问李老:“就在陶养所,陈毅把你上革命道路的吧?”李老抿了一下嘴,微笑着说:“参加新四军是陈老总引导的,在陶养所对我投身革命影响最深的人是杜重远。”

  杜重远是东北人,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面对国力日衰,他期望通过实行振兴国家。因此,他应邀前来江西担任陶管局局长兼陶养所所长。当时陶养所招收了72名学生,在陶养所成立之初的一段时期内,杜重远先生时常来讲话,与学生们谈心。杜重远向青年学生们讲时事,讲修养,讲做人的道理,勉励学生们“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做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李清泉深受影响,自此后,他经常参加进步活动,积极宣传抗日。李清泉在《三年景德镇》一文中称,自己从爱国主义者的立场转向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投身于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主要是受杜重远先生爱国思想的感召”。

  陈毅:李清泉参加新四军的“红娘”

  在陶养所学习和陶管局工作期间,李清泉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爱国进步活动,还成立了“江西救国会”。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们走上街头散发传单,书写、张贴抗日标语,国民党专员公署大为震怒,派人抓走了多位骨干成员。目睹现状,爱国青年们在考虑出路,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两所革命学校,很想去投考,但经过讨论,多数人觉得还是应该就近去上山打游击。但是,他们一时无法找到上山的关系,只得留在景德镇。就在此时,一个人的出现,成就了他们的梦想,这个人就是陈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民族危亡,国共两党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开赴前线抗击日寇。这年11月,为了通知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陈毅路经景德镇。经陶管局的经济专家、进步人士罗又玄先生的介绍,陈毅获知那里有一批爱国热血青年,便决定见见他们。

  一天晚上,陈毅来到陶管局的二层木板楼上,李清泉等青年早已等候在那里。陈毅向他们分析了抗战斗争的形势,阐释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谈到了国共合作的背景及前途。当陈毅了解到一些青年想到延安去时,就说:“延安固然是个好地方,但是全国的抗日青年都去那里是不可能的。”陈毅告诉他们,当前最需要的是投身到实际的抗日斗争中去。他说距离景德镇不远的瑶里有一支红军游击队,即将下山参加抗日。陈毅介绍了这支部队的情况,然后风趣地说:“愿意去的,可以报名,我陈毅给你们当‘红娘’。”陈毅风趣的谈话方式、广阔的视野和精辟的分析,给李清泉等青年们以极为深刻的印象。

  于是,李清泉、熊振作、潘启琦、李汉雄等十多名青年就来到位于皖赣边的瑶里,参加了红军游击队。这支队伍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二营,与李清泉同去的青年编入一支队战地服务团。

  整编期间,陈毅来到瑶里。陈毅对李清泉等这些刚参军的青年十分关心,他一到瑶里,就询问他们的情况,又亲自前去看望他们。陈毅鼓励青年们多向工农兵学习,不要看不起“大老粗”,不要摆知识分子的架子,要丢掉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陈毅风趣地说:“要说知识分子,我可是个大知识分子哟,我也要向他们学习嘛!”陈毅的教导让青年们心悦臣服。

  1938年2月,陈毅受军部委托去浙西开化、华埠等地迎接三支队,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给青年们锻炼机会,陈毅带上了李清泉等战地服务团团员们。

  当时的天气十分寒冷,山上还有厚厚的积雪。在过金马岭时,大家投宿当地老乡家里。陈毅考虑到新兵们不熟悉山路,竟起早先行出发,自己带着几个警卫员在前面探路,留话给新兵们“踩着他在雪地上的足迹行走”。李清泉等战士们看到,沿途山路很窄,不少地方临着悬崖峭壁,雪地上行走极其危险,稍不小心就会滚入万丈深渊。李清泉感慨不已:“如果不是革命军队,像陈毅这样的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怎么会为十几个青年新兵冒险探路啊!”

  难忘的桥头-新张家歼灭战

  随陈毅回军部不久,李清泉调至军政治部宣教部工作。1939年7月,李清泉渡过长江,到新四军四支队工作,任政治部宣教科科长,后担任9团政治部主任(1941年改为二师11团)。李清泉所在的11团是开拓和保卫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一支劲旅。在11团的战斗生活中,给李清泉印象最深的是桥头-新张家歼灭战。

  1941年初冬,国民党桂系二十一集团军171师及第十游击纵队合计6个多团的兵力,向津浦路西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连续侵占我周家岗、广兴集、界牌集等地,路西南大片地区被顽军控制。10月11日,桂顽511团1营、顽定远县常备大队1000余人扑向路西中心区,占领了大桥镇并构筑坚固工事,作长期据守准备。大桥曾是江北新四军指挥首脑机关--江北指挥部驻地。桂顽所侵占的大桥一带,已是我路西中心区,对我根据地威胁极大。

  新四军二师根据陈毅军长“站在自卫立场,当作表示”的指示,决定反击桂顽,拔除大桥这根钉子。二师调集六个主力团和路西独立团、县总队等地方部队,准备打歼灭战。为统一指挥,成立了路西野战司令部,谭希林、王集成分别担任司令、政委。李清泉所在的11团(团长吴华夺)担任正面强攻大桥的任务。11月16日夜,11团对大桥发动进攻,当夜攻占小街,歼灭顽军一部。次日,集中火力攻向大街,顽军负隅顽抗,11团以火攻的方式,迫使敌残部溃逃,被我围歼。这样,窃据大桥的桂顽、土顽1000余人悉数被歼。16团在新张家设伏打援,经过激战,全歼桂顽援军511团2营300余人。11团、16团各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为表彰11团、16团的战功,二师师部分别授予两个团“铁锤子团”光荣称号。
  桃花岛上树“典范”

  1949年2月,李清泉担任二十一集团军六十一师政治部主任(10月任副政委)。六十一师是一支英雄红军部队,其前身为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在取得淮海战役胜利后,六十一师参加渡江战役。4月21日晚,六十一师作为二十一集团军左翼的渡江先头师,率先在贵池抢滩登陆成功。

  此后,六十一师继续挺进,横扫江南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先后参加了解放杭州、宁海之战、象山之战和浙东海岛作战,取得了一些列胜利,为解放江南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些战斗中,桃花岛登陆战堪称海岛作战的典范。

  1949年10月初,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喜讯传到东南海疆,万众欢腾,六十一师军情振奋,指战员们纷纷表示“我们一定要用战斗的胜利,向新中国献礼”。就在此时,上级电令六十一师追击六横岛当面之敌,“并相机攻占其他岛屿”。

  驻守六横岛的敌交警九总队及青年军1500多人,在解放军六十一师到达之前,已全部撤退到桃花岛。于是,六十一师进占六横岛及其附近的虾峙岛。下一个目标自然是桃花岛了。

  桃花岛是舟山群岛南面一个较大的岛屿,面积约30多平方公里。岛上多为山地,至于北面山间一小块平原,全岛北低南高,北宽南窄,犹如一只漂浮在海上的大葫芦。周边有登步岛、虾峙岛、鹁鸪岛等岛屿。

  进至虾峙岛师指组织营以上干部,仔细观察了解了桃花岛的敌情、海情,见敌人正忙着构筑防御工事。师指对进攻桃花岛进行了周密部署。

  10月18日晚,新月如钩,风轻浪低,随着一声令下,80多膄木船长风破浪驶向桃花岛。当我方船只接近桃花岛时,遭到敌人火力猛烈射击。隐蔽在虾峙岛上的我军炮火,按既定目标猛轰敌阵;各突击营的火力船也一齐向岸上敌人开火。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后,一发发红色信号灯由北向南陆续升空,我军登陆成功。登陆后,部队向敌人发起迅猛攻击。由于我军及时进占了韭菜山渡口,切断了敌人退路,残敌极度惶恐,纷纷缴械投降。此后数日,六十一师一部分别占领了周围的大双山导、鹁鸪岛,此役,除毙伤大量守敌外,还俘敌1300余人。桃花岛登陆战取得全胜。

  桃花岛之战后,上级纷纷来电嘉奖,七兵团嘉奖电称:桃花岛战斗是“抓紧战机,大胆突击,以迅速果断动作实行插断,获得胜利的典范!”上级的嘉奖,给六十一师指战员以极大鼓舞。
  中法建交立功勋

  在采访接近尾声之时,谈到李老担任中国驻瑞士大使期间,为中法建交所作出的贡献,我说:“正是李老在外交谈判中的灵活应变,才使中法建交得以实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啊。”李老坦然一笑说:“那都是周总理的贡献,我只是在周总理的指导下,履行本职工作而已。”

  1963年8月19日,法国驻瑞士大使馆给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打电话,说法国前总理富尔希望于次日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李清泉当即表示同意。要知道,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推行敌视中国政策,中国还没有与任何一个西方大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8月20日上午,富尔与李清泉见面。富尔向李大使要求再次访华,希望能再次见到中国领导人,帮助沟通情况。富尔走后,李清泉立即向国内报告了富尔访谈情况。不久,李清泉接到了国内指示,请他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10月份访华。

  富尔此次访华,是作为戴高乐的秘密特使前来的。富尔抵达北京后,随即周恩来总理便同他进行了会谈。后又同陈毅副总理进行了多次认真、坦诚的会谈。会谈取得了重大成果,双方就中法建交达成“三点内部默契”。

  此后中法建交的具体事宜在瑞士继续进行谈判,外交部将总理与富尔谈判的情况及所达成的三项默契的内容通知给李清泉大使。在与法方谈判过程中,李清泉为慎重起见,于12月底赶到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向周总理汇报,当时总理正对非洲十四国进行访问。李清泉在汇报时,周总理很少提问,他对谈判情况很清楚。严谨的总理在听过汇报后,对进一步的谈判给予新的指示,并要李清泉当面复述一遍中央的谈判方针及设想的各种方案。那次与总理的见面,给李清泉至今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在周总理的指示下,中法谈判得以顺利进行。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法建交被西方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一时轰动国际社会,可见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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