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四军《东进》的几点认识
    作者:胡斌                
来  源:    《新四军研究》第二辑                日  期:    2012-10-22
  

  今年是伟大的新四军“东进”70周年,首先我感到与在座同志一起讨论研究这个问题很有意义。通过研究、总结这段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历史经验,加深理解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键时刻,全国人民政治思想处于一片混乱、纷繁迷茫中,发表各种各样奇谈怪论,有人提出什么《速胜论》、《亡国论》、〈投降论〉等等。而中国共产党胸有成竹力挽狂澜,连续发表《通电》、《宣言》、《十大纲领》、毛泽东《论持久战》,号召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实行全民族抗战,在政治、思想、理论上指明中国人民抗日的方向与前途,组织、行动方面,提出可操作的实行抗日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和办法。同时根据时局变化、全国人民强烈呼吁抗日的时刻,我党顾全大局,积极努力促进国共合作、积极促进组织以国共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战等方面,获得了全中国人民和海内外一切爱国侨胞广泛响应、拥护与支持,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可看到刘少奇同志来到华中领导和指挥新四军,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的方针路线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领导和指挥华中新四军工作,来后首先传达贯彻党中央及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与毛泽东同志指示,接着就批评、清除王明在执行统一战线工作上《一切经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领导新四军“东进”到日寇后方,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全民抗战。同时新四军将士在同日寇英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的真诚抗日精神,也使广大人民群众、各阶层爱国人士、爱国华侨深受感动并积极支持,拥护和帮助新四军、参加新四军,从而使新四军的武装力量不断迅速发展壮大,华中一块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迅速建立与巩固,成为华中战场上,抗日的中流砥柱。再通过回顾对《东进》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实践,可以加深了解,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抗战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新四军《东进》起到重大作用;对我们党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遇到的和需要解决的各种国内、国际许多错综复杂问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下面就〈东进〉这个问题谈谈自己几点认识,供大家一起探讨、研究,有错误请指正。

  一、《东进》的历史背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

  我们党和全国人民斗争的主要对象与矛盾转换。原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阶级斗争为主要对象与主要矛盾,根据形势变化,转换为对日本侵略者的的民族斗争为主要对象和主要矛盾。我们党高举坚决抗日的大旗,号召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大团结;包括团结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和军队一致对外共同抗日。这一转变,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无产阶级广阔胸怀、远见卓识,是解决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光辉典范。得到全国广大爱国人民和海外爱国华侨的拥护和支持。

  我们党为真诚实现团结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这一头等大事,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建立与国民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们党积极主动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我党中央在《七七》事变第二天(7月8日)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要求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事变第三天,7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红军指战员请缨杀敌。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宣言以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提出了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具体建议。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中共代表提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动员全国军民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指明了争取胜利的前途。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文中强调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权的原则之下,可与附近国民党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省洛川县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必须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决定新的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代表于7月15日送交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日寇自“七七”事变后占领我华北大城市、交通要邑,许多城镇和大片国土;还于同年“八、一三”从海上登陆进攻上海,经国民党军爱国将士奋起抵抗,坚持数月,终于失守。紧接着于12月13日,日寇占领南京后,连续数天对我南京手无寸铁的军民实行法西斯残暴大屠杀达30万之众。日本侵略者疯狂灭我中华民族,野心越来越大,随后又占领杭州、合肥等我华中许多城镇与大片国土。激起我全国人民无比愤慨,和抗日的决心。全国爱国人民纷纷自发起来组织各种抗日义勇军、游击队等武装队伍奋起杀敌。

  二、新四军《东进》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

  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已正式形成。

  红军和我南方游击队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新编第四军正式建立。

  八路军已先走一步从陕北《东进》到华北、山西、太行山、河北、山东等地,深入日寇后方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武装,开展山地抗日游击战争,取得显著成效,武装力量迅速扩大,建立了多块抗日民主根据地,积累了经验,做出了榜样。

  我党中央已制定一套新四军“东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路线、方针、政策和目标。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都作了周密部署。

  由于日寇兵员不足,只抢占了一些我大城市和城镇及交通要道,而无法顾及广大乡村,这保证了我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有广阔的回旋余地。

  我新四军是由八省游击队健儿组成,他们有井冈山土地革命时期的游击战争经验,尽管对象、地形地貌有所不同,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性质是基本相同的。到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武装是和华北八路军相同的。因此新四军“东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是可行的,

  综上所述,从我们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军队虽然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我们人少、枪少、武器装备差,要打败日本并把它赶出中国去,我们的力量是不够的,当时最主要任务必须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组织全民抗战,发展武装壮大军队。从当时地缘情况看新四军军部及1、2、3支队基本上都集中在皖南山区,基本属国民党统治区,那里靠近国民党第三战区,有国民党32集团军等重兵驻扎,不可能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日寇后方主要在上海南京沪宁线主要交通线以外的苏南广大乡村,还有徐州、合肥、扬州、蚌埠之间广大乡村,皖东(淮南)、淮北、苏北直到东海边,这广大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人才、兵源、物质资源比较充实富裕,同时具有战略意义,所以需要《东进》到那里去。4支队在大别山后到皖中,6支队在鄂豫皖,相对情况好一点,但也须“东进”依靠人民群众,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总的说“东进”条件比较好。

  三、新四军《东进》实战的成绩、经验与教训。

  (一) 成绩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是很重视的(后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早在1937年7月初,就在延安找到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程启文等同志谈话,称赞高敬亭同志在红军走后,三年多与中央失去联系情况下,把一千分散的同志收拢保存下来并有了发展,很不容易,是有功的。并要郑位三等四位同志回大别山转告高敬亭与红28军,说: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关心问候他们,并指示要求他们,要把部队整训好,准备向东发展……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项英,指示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1938年1月中旬,毛泽东又派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从武汉抵达黄安县七里坪,视察红28军整训情况和“东进”抗日的准备工作。在毛泽东同志关心下,1938年3月8日,高敬亭率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手枪团,从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出发;同日,周骏鸣率第八团从河南省信阳县邢集出发;10日林维先率第十团从七里坪出发,下旬全支队“东进”抵达安徽省立煌县流波瞳会合(今金寨县)。4月上旬抵达皖中。4月中旬部队分布展开于舒城、桐城庐江、巢县和无为地区,七团沿金牛镇、盛家桥进至巢湖以南地区;八团在无为、庐江地区;九团奉命到达庐江盛家桥和巢县槐林嘴一带。

  新四军四支队“东进”敌后首战蒋家河口。第一仗蒋家河口战斗大获全胜。这一仗事先作了周密侦察、作好计划,提前隐蔽埋伏,是由四支队九团侦察队与二营4连在1938年5月12日上午八时许,在巢县东南10华里蒋家河口打的。整个战斗出奇不意,动作迅速,只打了20分钟就全歼了从水路乘船来的20余名日军,缴获枪十余支,日本军旗一面,我军无一伤亡。这一仗大大鼓舞了我军战斗士气和广大群众抗日热情与信心,同时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并获得上级嘉奖。

  6月中旬为配合友军保卫武汉,四支队奉命向合肥--安庆、合肥至六安等公路沿线出击,同年6月至10月四支队先后在公路两侧取得了大小关、范家岗、椿树岗、棋盘岭、铁树岭、三十里岗、运漕等数十次战斗的胜利,共毙伤日军1000多名,俘10名,击毁日军运输军车150辆,缴获大批武器,军运物资;从敌后战场支援了武汉保卫战正面战场,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和不可战胜的神话。6月八团在安合公路舒城桐城地段,两次伏击西犯日军,毙伤日军50多名;8月25日,支队特务营突袭舒城大杵街守敌,经过激战歼敌51名。8月9日,在合、六公路三十里岗发现1500余日军骑兵在该地露营,即就地隐蔽,挑选英勇机智的战士多人潜入敌营猛扔手榴弹,炸毁帐篷数顶,引起敌人惊慌失措,相互射击,伤亡近百,我军缴获战马3匹等。

  四支队于1938年3月起到4月上旬从大别山“东进”至皖中敌后,这段时期开展敌后游击战取得不少战绩。1939年4月至8月,邓子恢、罗炳辉、方毅等先后率新四军第五支队从淮南津浦路西定远出发,“东进”到淮南津浦路东敌后来安、盱眙、嘉山等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于39年9月40年5月袭击来安县城,两次打得日本鬼子弃城而逃,我收复来安城;一次火攻,烧得鬼子满城乱窜,狼狈不堪哇哇叫,狠狠杀一杀日本鬼子疯狂气焰,三次共毙伤日伪军500余人,大大鼓舞了我军民志气和胜利信心。此后,金牛山、桂子山等战斗两次战斗共毙伤日伪军700余人,还缴获一批武器、物资等以后各种大小战斗近百次,

  1940年8月,罗炳辉、张劲夫率第五支队大部和第四支队一部《东进》淮宝地区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先后创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即淮南抗日根据地)与淮宝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统一战线和反顽斗争中,由于正确执行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地位,和执行“三有”、“三坚持、三反对”、“以斗争求团结,”、“又团结,又斗争”等策略方针,进行了有名的淮南津浦路西自卫反击战与“半塔保卫战”从而粉碎了国民党李品仙、韓德勤两股顽固派反共军东西夹击的进攻。在反顽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使“皖东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形成并得到了巩固。

  陈毅同志率新四军第一支队于1938年6月1日“东进”苏南茅山地区,在苏南打了很多胜仗,并建立了茅山根据地,随后第二支队、第三支队也部分跟进深入苏南敌后,也打了不少胜仗。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于1940年渡江到江北,深入苏中敌后,又打了很多胜仗,并在反顽斗争中正确执行了中央毛泽东的路线和方针策略、在统一战线工作和斗争中坚持我党独立自主的地位,从而取得“郭村”、“黄桥”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建立了苏中抗日根据地。

  (二)经验

  党中央毛主席派刘少奇同志到华中,先任中原局书记后任华中局书记,加强了华中新四军党的领导,从组织上保证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对华中新四军“东进”敌后抗日重大战略思想路线的执行;贯彻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批评王明等同志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犯的“右倾”思想错误;教育提高了一些受王明错误影响同志的模糊认识;解除了受王明在同国民党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影响的同志思想上的精神枷锁,如,“怕破坏统一战线”,“怕破坏团结”,“怕背上搞摩擦罪名”,“怕不合法”等等;因此不敢发动群众,不敢发展武装,不敢建立根据地等,经过少奇同志耐心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胆子不大原因,认识到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使他们轻装上阵。少奇同志亲自领导淮南与华中新四军抗日斗争和反顽斗争,如1940年3月领导四、五支队对淮南津浦路西顽固派李品仙数千人的无理进攻,进行自卫反击取得胜利;领导了粉碎韩德勤顽固派对淮南津浦路东半塔集的进攻,取得《半塔保卫战》的胜利。

  1939年11月党中央派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来华中淮南津浦路西藕塘附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少奇同志首先用谈心、座谈、报告等方式深入浅出的通俗道理,传达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同志重要指示;用介绍华北八路军坚决贯彻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积极开展山地游击战,到日寇后方,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我军武装力量。迅速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根据地内民主政权,部队成倍扩大,建立多快根据地的比较办法,看看华中,一块根据地也没有,部队也扩大不多。打日本最主要的方式是靠枪杆子---武装力量,没有武装是打不倒日本鬼子的,也不能把日寇赶走,他举了孙中山革命,经过多次失败,后来懂得抓军队,办黄浦军校;蒋介石及大小军阀甚致连地主都懂要抓武装,我们共产党人难道不如他们吗?少奇同志还讲,有了军队还得有个家----这就是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还可收税、收公粮解决部队给养、穿衣吃饭问题,部队有休息整训的地方,伤病员有治伤、休养的后方。

  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谈得最多,也最深刻。多次批评王明右倾思想错误。少奇同志说,许多同志也想抓枪杆子,也想发展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那么为什么未有抓到呢?没有得到大发展呢?因为手脚放不开,手脚被束缚住了。受到什么东西束缚呢?怕不合法,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引起摩擦。这些顾虑之所以有,关键是没有明确树立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指导思想。这不能怪同志们,是由于有人提出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影响了同志们胆子不大,思想受到了约束。什么叫合法?不经过国民党同意就不合法吗?不能这样看,《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的谈话,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只要我们善于运用这个谈话作根据,就是合法;只要老百姓赞成、拥护,就算合法。而不能理解为一切要报请国民党蒋介石同意,才算合法。因此“一切经过”是不对的,也是不必要的,更是不可能的。如果受国民党这样无理的约束,手脚自然就放不开了。当然要注意一个界限,我们不能到国民党统治区去独立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那样又会内战重起,对抗战不利,一定不能那样做。必须是在敌后,也就是在日寇占领城市、交通要道的后方,在那里我们党可以而且应该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武装,因为这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的诺言,是完全合法的,可以自立番号,自委司令、队长,自派专员、县长,不必报请国民党承认委派,报了它也不会同意批准。实际上在敌人占领区,一度很混乱,原来的国民党统治垮了,土匪蜂起,地主也在拉队伍搞武装,自封司令;还有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在这样干,而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却不懂这样做,连那些人也不如,岂不可愧!有些同志还有一怕,这样搞起来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承认固然无所谓,但它可能派部队前来进攻,打摩擦仗,岂不影响团结抗战吗?对于这一点,就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说的,统一战线是有团结、有斗争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过去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左’的错误是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右’的错误则是只讲团结,不讲斗争;而党中央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现在是抗日时期,一定要讲究斗争策略。总的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对待顽固派进攻打摩擦仗的策略,要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所谓有利,不反击则已,一反击必须取胜;所谓有节,要适可而止,要有节制,不要把文章做绝,要有拉有打,有打有拉,谈不成就打,打了后再谈。要善于运用顽固派内部各种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只要按照中央的方针自卫反击,我们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三)教训

  王明等同志由于犯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从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的话),没有执行毛泽东和党中央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我党独立自主地位,没有很好执行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的正确方针、路线。而造成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军长叶挺被扣(捕)、军分会书记、副军长项英被坏人杀害,并连及军部七、八千新四军久经考验的干部、战士,绝大部分牺牲,少数被俘。使我党、新四军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重要骨干力量遭受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四、新四军《东进》取得的伟大成就。

  1、壮大了我党武装力量。我新四军主力部队从一万多人发展到三十一万余人。(有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尚未计算在内)

  2、建立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苏南茅山、皖江、鄂豫皖、浙东南等八块抗日根据地,解放人口一亿几千万,收复了大片国土。

  3、培养了大批(几万名)高、中级干部。军事的、政治的、医疗卫生的、其他技术的等等。

  五、新四军“东进”的重大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1、为解放战争夺取全国的胜利,准备了几十万精良的武装力量和大批品质优秀的干部。这对日本投降后,全国赢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2、在新四军《东进》抗日路线中,许多方面体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起着巨大作用。如,如何正确处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同国民党既团结又斗争的关系。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实际情况,把日寇作为最主要敌人、最主要矛盾。而把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与我党生死斗争不共戴天的仇敌,变成我们要依靠、团结、联合抗日的对象;同时,在对方时刻要消灭掉我军时,我要高度提高警惕,为了保存自己武装力量,对国民党右派对我非礼搞磨擦,我要坚决反击。但又不要搞僵、撕破脸皮。为此制定了许多政策、策略。又要团结他,他搞磨擦,又要同他作斗争。这种斗争艺术,在今天国际间错综复杂的斗争也常常出现。如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大小国家等的矛盾斗争,也需要根据今天实际情况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也要搞点又团结又斗争。还有今天国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遇到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也需要根据今天中国实际情况,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从实际情况出发,慎重予以正确处理。

  3、看看“东进”的历史意义。让我们先回顾一下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着重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在战略上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希望东南局及新四军抽调大员及大批干部到江北。”同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着重指出: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军事上要坚决消灭汉奸、土匪部队、打击日寇。要迅速扩大我军,大力发展地方党。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要长期努力进行统战工作,……”这两段指示主要是什么意思?我理解:第一、说明华中是发展我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说明华中地区出军队。华中地区人力资源多、糧多、物产丰富。对支持长期抗日游击战争,发展扩大武装力量有很大优势;第二、说明华中地区是重要战略要地,是联系华北、华南的枢纽,对整个抗战前途关系甚大。我认为党中央有两层意思:一是考虑华中对夺取整个抗日战争胜利有重要作用;二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对夺取全国胜利会起重大作用。第三、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要消灭汉奸、土匪部队,打击日寇。要迅速扩大我军,大力发展地方党。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要长期努力做好统战工作…我理解:一是要把皖东抗日根据地建成华中新四军的后方,或考虑要使“皖东”这块华中战略要地成为华中新四军联系枢纽。把皖东根据地变成华中新四军领导、指挥中心所在地。如果是这样,事实上1943年春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机关搬迁到“皖东抗日根据地”办公,“皖东抗日根据地”(即淮南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为华中新四军与华中局领导指挥中心。证明中共中央当时高瞻远瞩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4、从新四军“东进”的背景、条件、经验教训等使我深深体会到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伟大英明。也悟出几点认识:第一,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民族斗争上升为主要矛盾,把我党同国民党右派的阶级斗争降为次要矛盾(这是正确的)。但是次要矛盾还是矛盾。有时还是很严重的矛盾。我们团结蒋和国民党是为了要他带领全国人民打击日寇,不要再打内战,同时我们也是利用蒋给我们的合法地位既打击日寇也是保存自己、发展壮大自己武装力量的机会。而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及其内部官兵一致要求抗日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我党提出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主张,但其思想并不通,国共两党矛盾斗争的性质未变,矛盾依然存在。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蒋是一只老虎,在人民压力下暂时表现较温顺,但牠想吃人的本性未改,亦有机会还是要吃人的。所以我党第一步争取到合法地位,建立了新四军,然而新四军驻在皖南云岭(岩寺),而蒋第三战区有数倍于我的好几个军在看守着。新四军像一只“鸟”被关在笼子里,毛想新四军是我党和人民多年培养出来的种子,要他早点出来到敌人后方去,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发芽、发展、壮大,打日本鬼子,否则,早迟要被蒋吃掉。这点毛与蒋心里最清楚。所以,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日夜睡不好觉,左一个电报,又一个电报,从1937年一直打到1940年打了十几份电报,给长江局、东南局、项英、叶挺,要他们《东进》。其原因就是要他们走出来,离开皖南那个“老虎窝”。免得党中央担心。实践证明,听党中央、毛泽东话的早《东进》走出来的陈毅、粟裕;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等为人民、为抗日做出了大贡献!不理解,不积极执行党中央毛泽东《东进》指示的,项英并连及军部而受到无可挽回的伤害。并使党和军队遭受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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