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安事变后游击战争的曲折与艰难

　　第四节  上浙皖游击根据地的失败

　　在同一阶段，上浙皖游击区也遭重创。

　　在石壁山战斗中，上浙皖独立营沉重打击了敌人，震动了整个上浙皖地区，敌人恼羞成怒，调集大量兵力层层“清剿”。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斗争，特委决定独立营分散活动。特委书记邵长河带领红军游击队主力在广德野鸡冲隐蔽休整，另一部分随阙怀仰转进至泾宁宣地区。1937年6月2日晚上，邵长河和李冬才派刘某某外出买粮。此人借机下山，叛变投敌。国民党34师在叛徒指引下突然包围了野鸡冲。战斗中部队被打散，仅有30余人突出重围，转到郎溪、广德边境活动。特委书记邵长河身负重伤，脱离险境后，隐匿于宁国县汪溪村。阙怀仰和程祥元几经周折，召集失散的同志，继续坚持斗争。后来独立营营长李冬才逃往宁国黄瓜岭被捕。各地党组织也相继被破坏。

　　第五节  皖赣游击根据地的艰难

　　赣东北和皖赣游击区，也遭到重大损失，但由于采取了灵活的对策，最后保存下来一部分力量。由于皖浙赣省委实际瓦解，不能继续领导斗争。又由于皖赣游击区保存下来的力量相对强大，他们在后来的新四军瑶里改编中，实际上担负了代行皖浙赣省委的领导与组织职责。

　　西安事变后，根据皖浙赣省委指示，皖赣特委一方面留下少数人在山里隐蔽坚持，另一方面派部队跳到外线空虚地带发展。1937年5月初，特委书记王丰庆率部到乐平一带活动，带的队伍是皖赣独立营300多人，有机枪3挺，走的路线是从鄱阳绕道乐平，计划与赣东北特委书记余金德带领的游击队会合，攻打鸣山。在战斗中，不料敌人的鸣山守敌兵力增加，致使战斗没有实现预期目的，只缴了一支枪，便撤出战斗。后来部队走到湖沿程家，离乐平城只有20多里时，又打击了国民党从万年开往乐平的汽车。国民党觉察到红军的行动，国民党驻乐平县城的16师93团1000多人倾巢出动，跟踪追击。赣东北特委命乐河中心县委游击队40余人埋伏在鸽子山，利用原有战壕工事阻击。但因为敌众我寡，阻击到傍晚，游击队撤出阵地。第二天，国民党93团分多路追击到三县岭，实施搜山“围剿”。红军游击队与敌人激战了一整天，红军弹尽粮绝被打散，所剩部队分成两部：一部40余人枪，由王丰庆、杨汉生等人率领，向德兴张家板转移，后来又被国民党16师一部和巡警队包围，激战突围时，敌人用鱼网挡道，王丰庆被俘。独立营政委杨汉生率10余人，携一挺机枪突出重围，转入祁浮婺根据地。另一路部队有50多人枪，携轻机枪一挺，由余金德、夏年丰率领，从三县岭突围后，向磨盘山进发。走到乐平流方上面的池口，被宽阔水深的乐河堵住了去路。他们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找来了渡船，强渡乐河。当渡船满载游击队员刚离岸不久，国民党16师追兵追到了河边，敌人集中轻重火力向我船扫射。枪弹如雨倾泻在河水上，游击队在船上英勇还击，划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去，又有人一个个接上来，终于把船划到了岸边。战士们搀扶着伤员转战到磨盘山，在丁山与杨文翰带领的游击队会合。休整了3天后，由于余金德、夏年丰要回小河地区去找独立团，所以留下十几名战士给杨文翰。余金德、夏年丰率30多人枪挺进到上饶沙州，不料在大安山又遭到敌人的伏击，突围后转向化婺德地区的小东坞，在路上又遭到敌人的多次伏击，最终，队伍被打散，最后只剩下余金德，夏年丰等几个人，被迫潜返赣东北分区委驻地上杨家湾。

　　敌人的“围剿”和白色恐怖致使白区工作人员董金水叛变。1937年5月上旬，余金德、夏年丰在上杨家湾遭遇国民党55师的埋伏，受伤被俘。与此同时，德北县委书记熊太河等也被捕，与余金德等一同被押往衢州监狱。5月中旬，赣东北分区团委书记蔡生林等在德兴黄柏乡蒋家村也被国民党德兴“剿共”义勇队逮捕，惨遭杀害。7月上旬，夏年丰在德兴县城被敌杀害，余金德被押往衢州监狱后，受尽酷刑，英勇不屈，于7月15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

　　王丰庆被俘后，被押到景德镇。国民党驻景德镇师长希望通过王丰庆破获浮梁县的党组织。王丰庆假装答应下来，希望觅机逃脱。敌师长喜出望外。王丰庆对敌师长说：“你派出一些人给我，我把人给你们抓来。”敌师长很高兴，派了一个排40多人交给王丰庆，并对排长说：“你们这次行动要听从王先生的指挥。”为了预防意外，王丰庆在路上对敌兵说：“师长说过，要你们一切都听我的，谁要是不听，就对谁不客气。”到了浮梁九棚坞源头山山下，王丰庆故意将敌人分散埋伏，这里放一个，那里放一个，只带一个排长和一个班长上山。当时浮梁县委的一些同志隐蔽在山上，他们发现了王丰庆，很高兴，也没有戒心，大喊王政委。等大家靠近了，王丰庆突然把紧跟在后边的敌班长一脚踢倒，同时把敌排长抱住，大叫：“这是敌人。”经这么一喊，同志们一拥而上，摔倒了那个排长，缴下了他的快慢机，那个连滚带爬的敌班长也被我方同志一枪打死了。王丰庆对大家说：“山下还有敌人，赶快离开这里。”于是大家赶紧转移。这一事件后，虽然王丰庆脱险，但是暴露了浮梁县委的驻地和活动区域。江西省保安团，国民党45旅由东乡出发，向源头山进攻，国民党55师由婺源向东进攻，致使浮乐婺边的党组织遭到严重损失，浮梁游击队损失惨重。浮梁县委书记曹新泉率部向婺源转移，因坏人告密，不幸在虎埠被俘，解送到景德镇后不幸被害。

　　王丰庆历经重重封锁，只身回到浮梁长岭，当时李步新、江天辉、倪南山、邹志诚等皖赣特委的剩余人等都隐蔽在这一带。王丰庆跑到长岭，与李步新等会合。他历经辗转，几个月风餐露宿，面目全非，面黄肌瘦，身上的衣服已经辨不清原来的颜色，身上满是虱子，饥肠辘辘。他到达宿营地后，自己迫不及待地抓了一撮米，烧了一搪瓷脸盆的稀饭，一个人都吃光了。王丰庆回来了，重新又把皖赣组织的人马凑聚在一起，使大家又有了主心骨，使皖赣特委成为皖浙赣省委垮掉后保存得最完整的一个组织，使皖浙赣红军得以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保存下来，并在后来的皖浙赣红军改编中担当起了实际的领导作用。

　　为了应付敌人的“移民并村”，皖赣特委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一面发动群众“在山靠山吃，下山没饭吃”，以便与敌人坚持斗争。皖赣特委制定政策，如果敌人强迫群众到万一不能抵抗时，为了避免群众遭受重大损失，同意小村群众暂时并到大村去，以徐图良策。另一方面，游击队也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群众卖给了游击队一些粮食，数目不少，游击队把粮食分散埋藏在山上。还准备了一部分干菜，准备长期坚持。在行动方针上，红军游击队确定，一面留少数人在中心区坚持，与群众保持联系，与群众共生死，共患难，作为群众与敌斗争的主心骨，使群众感到有希望，有靠山；另一方面把游击队主力转移到外线去，在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如都湖鄱彭游击队，不断寻找战机歼灭小股分散之敌，先后在都昌县三叉港、鄱阳县庙前街和都昌县源头港等地袭击江西保安团第14团和独立第36旅的小股部队，共歼敌七八十人，缴枪40余支。

　　李步新率领皖赣游击队一部，从鄣公山基本区转移到祁门舍会山，与祁浮婺中心县委书记江天辉等人会合，以舍会山为依托，活动在皖赣边界地区。江西的国民党加强围剿，就跑到安徽去，安徽的敌人上山搜山，就赶紧跑到江西这边来。他们在江西活动主要以浮梁长岭至瑶里一带为中心。

　　在国民党实行“移民并村”以前，曾有党员、群众向红军游击队反映过敌人 的“清剿”将经年累月地持续下去，并请示办法。起初皖赣特委对问题估计得不那么严重，认为，虽然这次“清剿”比以往更加毒辣，但认为山区特产丰富，如香菇、茶叶、毛竹、木材等，如果敌人实行“移民并村”，不许群众上山生产，任其荒芜，固然会给游击队增加不少的困难，但对地主豪绅带来的直接利益损失更大。群众为了生活，长期不上山种庄稼，也是不行的。因此估计这个办法不能长期实行下去，对“移民并村”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有些估计不够。

　　因此，虽然有一些粮食准备，但数量终究是有限的。过了一定时间以后，粮食吃光了就只好吃野菜。倪南山最初活动在休婺中心区。“移民并村”开始时，存了60多斤大米，然而要留给伤员吃，身体好的同志就吃野菜充饥。野菜不仅味道差，而且吃了几天肚子就消化不了，胀痛得难受。倪南山和在昌化县九华参军的年轻战士余少光，吃了拉不出屎，每拉一次痛得直叫。在婺源通元观参军的50多岁的汪老头，吃了又泻肚子， 一天拉了10多次，搞得面黄肌瘦，四肢无力，腿软得像面条，走路都走不稳。这样熬了七八天，伤员的粮食也快吃完了，饥饿威胁着他们的生存。余少光想出了一个主意，说：“白山里面有一户姓关的人家，对红军很热情，我也熟悉。他种了不少玉米，即便是敌人强迫他搬家，也一时搬不动那么多。我们到那里可能会找得到一些粮食。”此时“清剿”甚严，游击队出动一次都非常危险，但是为了生存下来，只有铤而走险了。倪南山安排交通员老管照顾伤员，自己同余少光、汪老头出动了。3人走到鄣公山太降，太阳就下山了。3人趁着夜色，摸着羊肠小道走。半夜12点左右，走到左龙和白山交界的地方。这里是敌人经常设置岗哨暗哨打游击队埋伏的地方。大家都提高警惕，想小心翼翼地快速通过。刚走到山口，突然枪声大作，从道路的左侧打来一排子弹。倪南山等人意识到被敌人的火力包围了。大家拔腿就跑。倪南山跑在最前边，只听到后边“哗啦”一声就没有动静了，随后又听到汪老头“哎呀”一声倒下了。倪南山急忙从一座悬崖上滚下去，跌下山去，腿摔坏了，脑袋摔得昏头转向。等倪南山清醒过来，听到敌人在崖上大叫：“抓活的，不要让一个逃跑。缴枪不杀，投降有赏。”几十条枪向崖下射击，十多支手电筒闪着光照着，倪南山知道身入虎坑，九死一生，如果不拼死冲出去，一定没有生还的希望。他咬牙忍着伤痛，借着手电筒的光向山腰的树林里猛跑，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倪南山脱险后，顺着山腰树林里的小道向白山方向摸去，来到事先约定好的集合地点。动身前大家就商量好，如发现情况，被冲散后就到此会面。到达指定地点后，不见小余，也不见汪老头，倪南山心里悲痛起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此时身上伤痛发作，尤其是腿上的摔伤疼痛难忍。他实在难以支持，靠在一棵松树上睡着了。正当他昏昏欲睡时，突然听到一声踩断烂树枝的响声，倪南山马上警惕了过来，只见一个人浑身鲜血，扶着一支拐棒，踉踉跄跄地走过来，再仔细一看，是小余。倪南山又惊又喜，情不自禁地叫起来。两个人死后重逢，紧紧抱在一起。小余劫后余生，眼泪直流，呜咽地说：“老倪同志，没想到我们还能活着见面。”原来当敌人突然袭击时，小余立即就从路边悬崖上跳了下去，摔破了头，大腿也被树桩撕破了一大片。倪南山问他汪老头的下落时，小余说，在他跳崖的那一瞬间，看到汪老头中弹了。小余痛苦的又一次哭起来。倪南山忍着悲痛的心情，安慰他说：“汪老头可能回高舍秘密棚去了，也许摔坏了走不动，待我们回去，到敌人埋伏的地方看看。”倪南山考虑到环境险恶，汪老头生还的可能性不大，怕小余承受不起，又对小余说：“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是暂时的，但在思想上要做更坏的准备，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更大的困难，付出更大的牺牲，为了革命我们不能向敌人乞求，也不要悲伤，要坚强起来，坚持斗争就能胜利。”然后倪南山把自己的衣裳撕下来，帮小余洗净头上的血，包扎好身上的伤口，扶着他朝白山吴家走。等到达吴家一看，昔日高大的房子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只有残墙断壁。可见是万恶的国民党采取强迁驱赶的方式把吴家并到其它大村里去了，致使吴家祖宗三代辛勤劳动建立的家园成了一片焦土，满目伧凉。这些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民头上犯下的罪行。

　　天渐渐地昏暗下来。倪南山二人饿了一整天，没有进一粒食，饿得头昏眼花。正当大家无计可施时，天无绝人之路，小余一抬头，发现桃树上挂着一只菜筒，打开一看，里面是南瓜，两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手抓着就吃起来，感到发霉的南瓜干又香又甜，胜似山珍海味。小余不相信吴老头会把粮食都搬走，他们就地翻找起来，最后竟然在一座石窟底下，发现有一堆石头，把石头搬开，露出一个水缸，里面装有足足四五百斤玉米。二人喜出望外，立即打开带来的一条被单，包了一百多斤，然后把钱放在缸里，按原样安置好。

　　倪南山返回到昨夜遇险的地方，经过寻找，在一个石壁底下发现了汪老头的尸体。他的肚子已经被剖开。残忍的敌人还挖出他的心肝，割掉了耳朵，挖掉了眼睛。倪南山二人看到战友被敌人摧残成这个样子，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找到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但是他们又知道革命必须坚持，牺牲的血不能白流，必须化悲痛为力量，才能赢得胜利。二人埋好汪老头的遗体，在他的坟茔上堆了好多石头压好，以免野兽损害他的尸体。安置好了以后，二人背起玉米，继续往前走，在第三天太阳刚刚破晓时，回到他们住的高舍秘密棚。

　　倪南山在婺源坚持了几个月，1937年7月上旬的一天，他去石屋坑和溪头寻找失去联系的同志。在石屋坑源头，他恰巧遇见到皖赣特委副书记李步新。李步新去休宁查头、小坑、高坑桥一带找方启湘，方启湘已有几个月没有同特委联系了。倪南山和李步新谈了一下各自的情况就分手了，约定7月15日在此会合。就在7月15日这天，江西保安团一个营，突然在约定的地点驻扎下来，筑有临时工事，安置了锅灶。敌人堵住了南北东西的道路，可见是对这附近的游击队活动有所觉察。李步新很机警没有来。但是敌人的行动妨碍到休婺中心区委的行动，使休婺中心区委和游击队筹集给养更困难。粮食吃完了怎么办呢？原在皖赣特委炊事班做饭的毕新弟提供了一个情况。省委、特委曾经用洋铁箱装了一些大米，藏在原驻地莒莙山水口，水山吴家附近的凤基太山沟里，应该去那里找找看。倪南山考虑，婺源县委书记吴镇青可能也在那里，去去也好。倪南山带大家绕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凤基太，发现原省委、特委的秘密山棚已经被敌人烧毁了，什么东西也没有找到。当夜大家看周围安全，就在树林里过夜。夜里大家进入梦乡时，倪南山突然被山林间的响动惊醒，忙推醒身边的小余，告诉他有情况。当响动越来越大时，倪南山发出口令：“是谁？”来人回答说：“我是汪焕高（汪老头的侄子）。”接着又一个熟悉的声音说：“你是老倪吗？”这个声音正是吴镇青。而是，休婺中心区委与祁浮婺中心县委的同志会合在一起，邹志诚等浮梁县委的同志也在这里。大家会合在一起，共有27人，22条枪，其中有9名是省委独立团掉队的战士。

　　皖赣特委的队伍在莒莙山周围坚持了10多天，敌人封锁仍然紧张，天天搜山。而是，在一个夜里，由交通员老毕把大家带到浮梁内石井的秘密棚里。这里是位于浮梁、寺前、洞里和婺源的石灰山与程家山毗连的三角地带，山大沟深，柴林茂密，敌人从来没有注意到在他们鼻子底下的这块地方。内石井是一个小山村，因为移民并村，村里无人，村外的菜地也荒了。刚到的当天晚上，大家饿极了，就在菜地里找东西吃，摘了3只南瓜。后来上山后，发现山棚里还住了杨发佬、潘贵明等几个红军。就这样，大家白天隐蔽在山上的棚子里，不露面，晚上就到内石井村外的荒地里挖野菜吃。过了几天，野菜吃光了，大家又开始想办法。汪焕高是婺源通元观人，他说：“在婺源通元观一带，经常有人去浮梁东埠街买米，程家山是必经之地。我们可以去程家山，守在路上，向买米过路的群众买些米回来，也可以解决点问题。”大家一商量，觉得这个主意可行。9月上旬的一天，天未亮，倪南山和邹志诚、汪焕高、管怀德、汪长清来到程家山，躲在路边的树林里，等待买米的群众回来。等到12点时，天公不作美，狂风大作，大雨倾盆，下起了暴雨。大家的全身都湿透了。但是，幸好是阵雨，一个多小时后又出了太阳，湿衣服很快又晒干了。等到下午3时许，在从寺前过来的路上，有4个挑着担子的人过来，游击队从树林子里跳出来，还没来得及说话，挑米的人吓得扔下担子就往山沟里跑。汪焕高从侧面插上，截住了一个老人，两人一对面都愣住了，这老人正是汪焕高的父亲。倪南山连忙上去，向老人道歉解释，并叫他不要把东西挑回去，免得给敌人说“通匪”。因为其他人都逃了，不能付钱，倪南山就给了老人15块硬洋。老人看到自己的儿子，知道游击队处境艰难，也乐意地接受了。后来，倪南山、吴镇青等人又在这里买过一次米。

　　1937年9月中下旬，皖赣特委独立营政委杨汉生在打鸣山失利后突围出来，绕道都湖鄱彭地区，历经辗转，到达浮梁瑶里，身边带有13个人，有一挺机枪。到达瑶里以后，由于重重封锁和移民并村，筹不到粮食，也跑到程家山买了一次粮食。后来他们又潜到三十六排，打了敌人的一个碉堡，缴了一些粮食，运到山上，后来他们又经两边棚到祁门。这些举动惊动了敌人，敌人大为震惊，调来驻在瑶里镇的别动队、保安团、民团、壮丁队，对附近各个山头进行大搜剿。

　　9月一天，邹志诚、杨发佬、潘桂明、汪焕高等几个人躲在内石井山上的秘密棚子里，发现在三十六排一带鸡飞狗跳，山林呼啸、枪响人闹，敌人搜山折腾得很厉害，判断三十六排附近肯定有游击队活动。于是邹志诚等在半夜里等敌人收兵后，往三十六排至程家山一带寻找，终于，在程家山北面的山岗上与杨汉生的队伍相遇了，会合在一起。

　　浮乐婺中心县委的据点祁门舍会山渐渐成了皖赣边红军游击队会集的中心，把浮梁、鄣公山的游击队都集中在起来。舍会山得以长期坚持的关键在于群众工作做得扎实。最初浮乐婺中心县委书记江天辉也犯了与皖赣特委同样的错误，对移民并村估计不足，以为并村时间不会长，最多只有3至4个月。他认为那些地主也要靠山吃饭，因而对粮食储藏做得不够。在移民并村之前，江天辉同汪振中（外号土佬）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藏了一些油盐大米稻米，是江天辉和土佬一起放的，由江天辉负责登记。土佬不识字，但是土佬的记性非常好，哪个地方放了一些粮食，他记得一清二楚。因此在移民并村初期，浮乐婺中心县委游击队在山上照样吃大米。5月，李步新从鄣公山转移到舍会山，与江天辉等人会合，队伍扩大，人多了，大米很快吃光了，只剩下稻谷。把稻谷碾成米是个问题。土佬一个人去浮梁长岭那边背了一个石磨到山上磨米吃。部队行动时，他就将石磨背在背上来来去去。到粮食快没有时，抓一把米混合野菜一起煮熟充饥。后来埋藏的粮食吃光了，每个人随身带的油盐都吃光了，最后连油筒内壁上的铁锈都刮下来吃。一切能吃的都吃完了，大家就问江天辉，要他想办法。这时只有在山上挖野菜吃。开始吃野菜时，土佬和警卫员李堂春爱护江天辉，不让他先尝，总是由土佬先试一试。他试吃了没有问题大家再吃。土佬试吃了红芹、野洋姜、蕨萁苗、糯米滕等20多种。在吃野菜时，大家边吃边试验，以认清那些野菜里面是否有毒。试验的方法有两种，先是用口先尝一下，然后用银筷子试验。这种无粮的环境一直熬到当年秋未冬初为止。

　　由于红军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基础好，特别是在祁门、浮梁一带的支部工作做得好，所以敌人的封锁作用有限。虽然国民党到处建碉堡，在浮梁至长岭、瑶里、舍会山、渣湾、祁门鸡毛尖一带碉堡如林，但有些碉堡离村庄太远，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敌人来时，群众鸣铳作信号通知游击队，有时敌人还没有出动，游击队头天就知道了。一天，敌人接到情报员密报：江裁缝在宋家山。红裁缝就是江天辉。敌军一个连连夜包围了宋家山村子后，到处找裁缝。敌人还真抓到了一个正为人做衣服的裁缝，敌人问：“你姓什么？”裁缝说：“我姓江。”敌人狂喜：“我们就是要来找你这个江裁缝的。”于是一顿毒打。后来敌人查明此裁缝非彼裁缝，就垂头丧气地撤走了。实际上，在敌人刚进村子时，江天辉就在群众的掩护下离开了村子，安全地转移了。

　　李步新、江天辉、杨汉生、倪南山、邹志诚等同志艰苦地战斗在舍会山周围。他们适应形势，沉着应战，将红军游击队化整为零，隐蔽在各村庄各山头。能打时就出其不意地打一下，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打不赢就走，让敌人挨了打之后，还追不上，找不着。必要时，通过交通传递信号，集中部队，狠狠打击敌军的联保公所，使敌人感到处处有红军，但是想找又找不着，无可奈何。

　　斗争是艰苦的。连续几个月，李步新、江天辉等转战在山头上，没有进屋过睡觉，全体红军官兵每个人身上除了背着枪之外，还带着斧头、柴刀，披荆斩棘，劈山开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搭棚安铺。敌人在山头高处经常设置观察哨，看到大山里哪里冒烟，就开到哪里追剿。因此，开始时游击队烧饭，烟火经常引来敌军的围捕，红军饭未熟就要打仗转移。后来，游击队结合老百姓的经验，经过多番实验，终于发现了一种腐烂的木头，在白天烧火也没有烟，解决了烧饭会冒出烟火的问题。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人民群众与红军共患难同生死，血肉相连，鱼水相依。虽然群众被并入村里去了，但是割不断军兵联系。群众节衣缩食，借上山砍柴，下田送肥，或外出走亲戚之机，将自己定量配购的粮油、盐、药等物品藏在圆竹杠或粪桶、箩筐夹层中，偷送上山，把干粮用竹筒、袋子装着，挂在红军来往的路旁树上。游击队有一支用了3年多的注射针，就是群众藏在牙膏里送上山的。

　　敌人抓不到游击队，后来就采用“自首”等更加毒辣的手段，抓住有“嫌疑”的群众就捆拿打吊。许多干部群众为此献出了生命。祁门的谢良才，后来做红军时，被国民党抓去坐过几次班房，由于忠于革命事业，他入了党，先后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敌人抓去瑶里，受电刑，他始终不泄露党的秘密，被敌人杀害了。

　　“土佬”——汪振中是皖赣边人民的典型代表。他从1932年起接触红军，参加革命。在共产党的哺育下，他迸发出一股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他经年累月，废寝忘食，走村串户，发动群众，经常冒险深入敌军驻地，采购红军所需的物资。他搜集敌情，传递交通，当向导，参与战斗，救护伤员，筹办给养，样样抢着干。几年中他为红军采购、储备粮食1.8万多斤，保管埋藏枪支300多支（建国初期，他向景德镇警备区交出保管了10多年的2条枪、几个手榴弹和1只公文箱）。敌军4次烧了他的住房和住棚。他一家大小4口不得不随着红军游击队在山上生活了一年多。在长达半年多红军断粮的日子里，他千方百计为红军找食物，寻野菜、摘山果。每当食用一种不知名的野草前，他都亲口先吃，无毒才让大家食用。有一次他外出购粮，在返回的途中，由于山洪暴发，敌人又守住渡口，他甘冒雨淋，吃野果度日，在山上住了四五天，把粮食颗粒无损地送了回来。还有一次，为送一份情报，必须经过敌岗，他毅然在腿上划开一个口子，把情报夹在膏药里贴在伤口上。国民党曾悬赏千块银元抓土佬，声称：“抓住土佬切四块，祁、休、浮、婺各丢一块”。江天辉问他：“你怕不怕？想不想家？”他回答说：“革命不怕死，干革命就只顾大家，不想自家。”他虽然没有担任领导要职，但始终是红军游击队的交通联络员、司务长。从省委、特委到红军战士和群众，都感到他是最可靠的最需要的同志。

　　浮梁县长岭的程华女被称为“红军大嫂”。她经常以走娘家为名，来往于舍会山和瑶里之间，为红军传送情报。红军在瑶里以罗姓夫妇的名义开办了一个杂货店，办店的钱就是通过她转交出去的。该店为红军游击队采购了许多物资，为了运送物资，她还想出一个特制双层粪桶的办法，使物资得以瞒过敌军的盘查而挑上山。1937年3月，她被敌军捉住，受尽严刑，宁死不屈，英勇献身。还有董天庙村的张女香，为掩护红军被抓，敌人用刺刀戳在她的脸上，威胁说：“不讲，就挖出你的眼睛，割下耳朵。”但是，她坚决不松口，使敌人一无所得，只好无可奈何地放了她。

　　祁门舍会山农民团团长郑茂林牺牲后，他的妻子方全美继承了丈夫的遗志。她被敌人强迫并入“移民村”后，千方百计地了解敌军的活动情况，积累粮食和物资，冒着危险送信、送粮上山。她10岁的儿子郑富境也经常为红军送信、送粮。新胡村的胡立成、胡兆成、胡秋宝、胡进寿等人，经常借着为敌军筹办物资为名，深入敌军探听消息，并借上山种地之便，把物资情报送上山。新胡村70多岁的胡宽红老太常借着上山挖地之机，用竹筒把饭带到山上给红军吃。浮梁克湾村汪带娣负责掩护一名红军伤员，她只要听到有敌军来，她就不顾危险地背起红军躲上山。

　　休宁县的张志流，为了保护中心区委和红军伤病员，冒着生命危险，到处奔走，弄粮弄药，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先拉拢欺骗他说：“只要你说出共产党和红军的驻地，想要钱给钱，想要官给官。”他回应敌人的只有一句铿锵有力的豪言壮语：“杀头有一颗，当叛徒我不干。”国民党反动派见软的不行，就下了毒手，将他吊起来严刑拷打，老虎凳、火烧、香烧、水灌，各种惨无人道的刑法都用上了。但是敌人一无所获，只得到一连串的痛哭：汉奸、走狗、卖国贼。敌人黔驴技穷，亮出了他们的屠刀，杀害了张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