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安事变后游击战争的曲折与艰难

　　第三节  浙皖游击根据地的失败

　　西安事变至1937年上半年，浙皖游击区也遭到毁灭性的损失。先是寿昌区委遭到打击，1937年1月2日，寿昌区红军游击队和衢遂寿中心县委的红军游击队在寿昌区委书记朱学鑫的指挥下与敌保安队在杨家口激战，由于叛徒黄顺义告密并带路，致使红军游击队战斗失利，红军活动十分困难，朱学鑫等区委机关被迫转入隐蔽活动。

　　1937年初，国民党驻衢州的闽浙皖赣4省边绥靖公署命令，浙江第5行政区和衢、常、开、淳、遂、寿六县交界地区成立一个“清剿区”，任命第16师师长何平为指挥，衢州专员公署专员兼浙江保安第5区司令鲁忠修为副指挥，下辖3个团、2个保安大队及地方武装，“围剿”千里岗红军游击队。鲁忠修派本区保安副司令徐力远赴寿昌督剿。寿昌县县长李某远赴西坑源，设立了县长临时办公室，并和四灵乡乡长傅皋利、壮丁队长刘麓云一起，率自卫队和壮丁队三百人，会同保安队进驻西坑源、北坑源、大坑源，疯狂“围剿”寿西红军游击队。敌人实行六县封锁，将西坑源、北坑源的老百姓，全部赶出山坞，粮食全部搬走，并四处张贴悬赏通告：“逮捕朱学鑫、严忠良者，赏洋500元。”

　　1937年1月1日，红军游击队丁队长交给通讯员王为高一张纸条子，叫他当晚赶到黄顺兴店里，提取红军的电池、毛巾、鞋子、雨伞等日用物资，此时，黄顺兴叛徒的面目还没有暴露。王为高带着条子从游击队驻地山羊坞下山，12点钟到了石门堂桥头黄顺兴家，拿出条子交给黄顺兴。叛徒黄顺兴接过条子，看也不看，随便塞到口袋里，奸笑着说：“你不要走啦，你同他们（红军）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天，外面都知道了。明天早上，还是我陪你到田灵乡公所去自首吧。”第二天，黄顺兴带着王为高到了乡公所，写了“保结”。王为高叛变后，当了保安队的暗探。第三天晚上就往大坑源镇查探我地下党员和红军游击队的下落，策反了党员廖仲元、廖仲松二人叛党投敌。他们几个又一起侦探朱学鑫、余大斌等人的下落，并带领保安队到缪家逮捕了缪家支部党员缪克俭、缪克娣二人，押送至衢州保安司令部杀害。

　　此时，由于形势十分紧张，敌人四处搜山，加上天又下雪，红军隐蔽在山上，生活极为困难。1937年2月10日，区委书记朱学鑫，交通员余大斌二人，从遂安王都潜回北坑源野猪坞，一方面打听敌情，另一方面由余大斌下山买玉米炒熟作干粮，准备向江西突围。余大斌下山后到了万源塘坞地主陈秋旺家。余大斌他以前曾经给陈秋旺做过帮工，便天真地以为老东家不会出卖自己。谁知道陈秋旺已经参加了壮丁队。陈秋旺安排余大斌吃好饭，假意送余大斌到北坑源盟磨坑暂时躲避。陈秋旺转身就带领壮丁队10多人，身背大枪、柴刀等武器，分路上山。由一个人挑着簸箕，装了些玉米，伪装是给余大斌送饭的。余大斌果然中计，就在他去接玉米时，壮丁队一拥而上，刀砍棍打，当场就用柴刀将余大斌手脚砍伤，使其不能行走，然后将余大斌的棉衣剥去，用围布裹头，用麻绳捆绑四肢，然后用竹杠从中穿过，抬起来送到西坑源章国树家——县长临时办公处，交给县长李菜，和副司令员徐国远审讯。余大斌咬紧牙关，只字不吐。

　　徐国远想出一条诡计，先将余大斌关在一间黑房里，指使叛徒王为高也装成被捕的样子，捆绑起来，与余大斌关在一起。晚上，王为高故作呻吟状地问：“你是哪一个？”余大斌回答说：“我是余大斌，你是谁？”王为高说：“我是王为高。”二人先谈了一些被捕的经过情况后，王为高假装关切地说：“我们两人死定了，只要其他同志不要被捕就好了，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现在情况这样紧张，看样子这里呆不下去了，得想办法，通知他们赶紧走，否则是要出问题的。”接着他又故意叹口气问：“他们（指朱学鑫等人）在哪里？明天有人来探视我们，好带个口信通知他们走。”余大斌不辨真假，随口说：“他们总是在前后山上。”第二天早上，王为高一出来，就向国民党汇报说：“朱学鑫就在前后山上。”敌人立即组织壮丁队100多人，配合保安队20多人分三路搜山，搜到西坑源小中坑毛竹山上，将朱学鑫捕获。朱学鑫被敌人押到李家村操场示众时，许多群众被敌人硬赶来“受教育”。敌人胁迫老朱向群众讲讲自己是怎么做坏事的。老朱不失时机地向群众作起宣传：“共产党为穷人翻身而战斗，我们的胜利不久的将来就要实现。”老朱的宣传使穷苦农民听得心里高兴，当场喝起彩来。敌保安大队长恼羞成怒，当即举枪就打，子弹洞穿老朱的左颊，顿时两个门牙被打落了，鲜血直淌，流满衣襟。老朱虽然脸部受创，但他依然对敌人横眉冷对，怒目而视，满脸正气。敌人没有办法，只好于1月14日押送到寿昌县城，后来又转送到衢州保安司令部。同年8月4日，朱学鑫被杀害于衢州城外。行刑时朱学鑫慷慨赴死，就义前还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余大斌也于1937年2月13日在石门堂后山高坪被敌人杀害。这一天，天气阴沉寒冷。敌人为了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把李家村、沙墩头、北坑源等村的老百姓赶到石门堂。余大斌被打得遍体鳞伤，被捆在门板上抬到石门堂地主土豪胡金林、胡金寿的坟墓前，剥去上衣，绑在木桩上。墓前摆着两只小碗，壮丁队长刘麓云手持马刀，杀气腾腾，生割下余大斌的两块胸肉，妄图使余大斌屈服。余大斌胸前鲜血淋淋，不仅没有叫一声痛，反而慷慨陈词，向围观的百姓宣传说：“共产党一定要胜利！穷人一定要翻身，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失败。”敌人害怕余大斌的宣传激起当场百姓的喧哗，不等余大斌说完，就举刀砍下余大斌的头颅。站在周围的老百姓个个看得咬牙切齿，痛恨国民党反动派惨无人道。最后，狼心狗肺的刘麓云用刀割开余大斌的胸腹，挖出老余的心脏。

　　在大坑源，交通员徐德古暗中叛变投敌，于1937年1月19日从寿昌县领来一连国民党兵，又从衢县上方镇带来国民党保安队100多人，包围了大坑源村，抓住了翁家的翁根旺、翁根有、翁金妹等7人，随后又到中坑放火烧掉了郭同号的茅棚屋，并把郭号同、林秀美、王金根、郭金花两对夫妻抓走，用毒刑逼供，要他们招出红军的下落和其他党员。他们宁死不屈。随后，这10余人被押送到衢州保安司令部。翁根旺、翁根有、王金根、翁金妹等4人被杀害于衢县府山。第六区委员老缪因敌人烧山也于同日在遂安县陈家门被捕，于石门被杀害。区委委员、老红军温六崽在敌人搜山时被冲散了，一时找不到组织，在遂安县白马一带隐蔽了一段时间，不久潜回江西老家去了。其他党员曹龙川、童文元、童德元、童友福、谢文明相继撤出千里岗根据地，转移到皖赣边活动。

　　继中共寿昌区委被破坏后不久，中共衢遂寿中心县委也被破坏。1937年3月1日，中心县委通信员段新元离队出走，投奔了敌人，向敌人供述了中心县委书记严忠良等同志的住处。2月3日夜晚，由段新元带路，敌43团团长唐肃率领8连及便衣队100多人，分别从岭盘和翻乳洞山朝岙后这两路包围横源田整个山村。段新元带10余个国民党便衣在前引路。走到村口，中心县委游击队的哨兵崔娜你听到动静，问：“是谁？”段新元走到崔娜你跟前时，猛地将崔一把抱住。后面的两个敌兵立即掏出手巾塞住崔的嘴巴，并用绳子把她捆在树上。这些动静惊动了横源田村的狗，狗“汪、汪”地叫了起来。严忠良等中心县委领导正在开会，听到狗吠，预感情况不妙，提高了警惕。当段走近严忠良开会的草棚时，严忠良发现了段身后的敌兵，当即开枪射击，打死敌兵1名，打伤3名。这时敌人架设在对面水塘边的机枪也开枪扫射，敌43团团长唐肃下令放火烧了开会的草棚。严忠良知道事情危急，便将文件、记事本等投入火中烧毁，同时下令突围。在突围中，严忠良、县委委员卢福生饮弹牺牲，其余所有与会人员全部被捕。从此，中共衢遂寿中心县委失去了主要领导，游击大队的骨干或被捕或牺牲。至此衢遂寿中心县委及其下辖6个区委均遭破坏。

　　不久，浙皖特委及浙皖独立营也遭到严重的破坏。1937年2、3月间，赵礼生、邱老金率领的浙皖独立营在何田一带与敌人的“围剿”武装敌88师一个营发生数次激战，战斗不利。后来部队几经转移，在开化水龙圳又落入敌人的包围圈，队伍损失惨重。邱老金率程元标等几名游击队员在搜山的本乡“壮丁队”队员的掩护下隐蔽脱险。7月，国民党没有办法，贴出告示：抓到邱老金者，赏银元100元。敌人还把邱老金本村，即后山村的村民全部抓起来，威胁不交出邱老金就全部杀光。该乡的联保主任邱炳焰找到邱老金，向他陈述了这些情况。

　　邱老金关心群众，为了抗日救国，他毅然决定，叫程元标等几个游击队员隐蔽疏散，自己只身下山。国民党军齐团长如获至宝，设宴隆重款待，声称国共已经再次合作，并把邱老金送到衢州。可是国民党的《东南日报》却大力宣传邱老金投诚，政府拟任他为宣抚队长。邱老金看到报纸，极其愤怒，责问：既然国共合作，哪还有招抚、投诚之说？他利用国民党放风之机，串联了几位被捕的游击队战士，觅机逃回开化，打算重整旗鼓。但由于地方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的破坏，失去了与群众的联系，奋战到1937年9月，邱老金在开化县石灰岭再次被捕入狱，并于同年12月被开化县敌县长李则渊秘密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