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方志敏失败后皖浙赣边各根据地的挫折与坎坷

　　第一节 程家山根据地与高山根据地的挫折（八）

　　十一

　　1936年12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重新组织力量进攻高山麻乌石。这次敌人的兵力除敌安徽保安一团二团外，还有敌第10路军一部、陈营、楚营、安庆独立营等参加，共有兵力万余人。国民党方面借鉴第一次“清剿”的经验，第二次“清剿”改变了策略，改用堡垒战术。他们沿麻乌石以北的侯家店，西南的洋湖镇一线，大肆拉夫，构筑碉堡工事，派重兵扼守，企图将分进合击与堡垒的长围久困相结合，南北夹歼，会攻麻乌石。

　　红军同敌人打了几场遭遇战，消耗了一些力量。团长杨艳溪提出要外围作战，把战场引向国统区，把敌人引向根据地之外。于是江南独立团主力在王丰庆、杨艳溪、江天辉等的领导下，一直带部队向东打，一直打到了青阳县城。这时在运动战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越向外打，战士离家越远，本地战士开小差的越多。王丰庆对江天辉他们说：不能再走了。江天辉领导的政治部门想了很多办法以制止战士开小差的现象。每到一地，就把当地籍战士秘密列为帮助对象，指定外地战士干部对该战士实施帮助，轮流盯梢，日晚不分，连上厕所也要有人跟着。大家想了许多办法，如，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的干部就把裤子收上来统一保管。还有的班、排长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用绳子的一头偷偷绑在被帮助战士的脚上，一头绑在自己的脚上。有一次还闹了一个笑话：一个排长夜里出来小解，夜里睡醒了，糊涂，头脑不清，忘了脚上还拴着绳子，出门时，绳子拉醒了另一头绑着的被帮助的新战士。该新战士醒了，看排长出了屋子，追出来，抱住他，喊：排长，你别走，你可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啊。全屋子的人都醒了，都跑出来抱住他：排长，你不能扔下我们啊。闹得排长哭笑不得。

　　12月10日，红军独立团转进到九华山地区，由于是敌占区，情报不明，被秘密跟踪而至的敌保安团包围，打了一场硬仗。红军经苦战突围出来。在突围战中，副政委黄其贵受重伤，子弹伤及他的肺脏，弹头还留在里面。一个班的战士轮流用担架抬着他急行军，以摆脱敌人的尾追。他一路咯血不止，又一路颠簸，不能安顿下来休息，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走到兰关时他的神智已经不清了，但他自己心里清楚，知道自己断然没有生还的希望，就要求抬担架的战士把他扔下，任他生死，不要管他。战士们当然不肯，抬到石池村的时候，担架上已经没有声息了。战士们以为他睡觉了，抬到石埭境内时，战士们才发现他的气息已经断了。因为敌情紧急，尾追的敌人还没有摆脱，王丰庆、江天辉、杨春际等匆匆把他埋葬在石埭东乡春椿山下。战士们砍了一些松枝扎成花圈点缀他的坟茔，于是他的坟地上盖满了青青的枝条。一个班的战士在他的墓前列队，朝天鸣枪，共四排20响，以示礼于神明。大家心里都很难受，走了四天，终于回到了高山根据地：清点人马，发现阵亡的、开小差的、掉队的，总共加起来，部队损失了一半，余部只有300余人。而且，更大的损失是，江南独立团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花了近1个月的时间，等回来时，发现敌人已经在根据地内部广造碉堡，构筑封锁线。独立团只好被带到高山后头休整。这时团长杨艳溪也老伤发作，团长一职由参谋长杨春际代理。

　　综合各地方情报，江南特委经研究，决定采取集中主要兵力，形成局部优势，各个击破的方针，决定先集中独立团主力和县游击队在赉田、二甲里之间和源坑以南集结，挖好掩体，待机消灭侯家店来犯之敌。对于洋湖方面的敌人，则由江南红军第一游击大队和贵池县赤卫队担负阻击任务，迟滞敌人的进攻，以策应独立团歼灭侯家店之敌。待前一战役目标实现之后，再寻找机会消灭洋湖镇的敌人，达到消灭敌人两个营或者大部分歼灭的目的。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则贵秋东根据地就能坚持得更长久一些。客观地说，从决定战争的各种因素看，这个战役方案是很可能实现的，各个击破这两股敌人的胜算还是蛮大的，但是在具体执行这一方案时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当时，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都很苦，红军战士们的生活更是艰难，在数九寒天的天气里，棉衣都没有穿上。有的战士把所有单衣都穿在身上了，还是冻得发抖。有的战士在春秋夹衣里塞进稻草当棉衣，还有的战士把麻袋片或被单绑在身上御寒。而当时，的确有个别特委领导在生活上搞特殊化，有的把银元捆在自己身上，有的用公款买一点猪肉打牙祭。杨春际出任代团长以来，有机会看到个别特委搞特殊化的现象，这引起他的情绪产生较大的被动，经常发牢骚，抱怨特委个别领导的生活特殊化，不关心战士们生活的疾苦。他带头鼓动战士们向特委发泄情绪，在军事行动中，以消极怠工表示不满，表现出很缺乏大局观念。

　　在赉田伏击战这场关系到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战争中，杨春际没有执行特委命令，没有把部队在天亮前带到指定山头隐蔽埋伏，而是领着战士们在背风处堆起熊熊大火，以烤火取暖。数十堆大火熊熊燃烧，火光映天，浓烟滚滚，不但暴露了我军所在的位置，而且还妨碍哨兵观察敌人的视界。而来犯之敌老远就发现了山背后的可疑迹象，判断有伏兵。敌人将计就计，从侧翼包抄了过来，我军直到敌人摸到二甲里附近才发现，等到我方哨兵鸣枪示警后，我军才仓促进入阵地。敌人一个冲锋就占领了制高点，以机枪火力实施火力压制，红军独立团被切成几截，首尾不能相顾，无法组织有力的反击，被迫向源坑方向退却。于是麻乌石很快被敌人占领，情况极其危急。江南特委陷入了敌人的重围，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关键时刻，周成龙、王丰庆亲自率领特委保卫队掩护机关人员杀出重围，特委保卫队清一色快慢机、20响，以冲锋枪开路，危机时刻使大家免于遇难。从此，特委和贵秋、贵东县委机关又重新转移到高山石门口。

　　赉田战役是高山根据地反“清剿”战争的转折点，从此红军转入全面守势。这次战役的失败，既贻误了歼敌良机，又使部队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断送了贵秋东革命根据地的前程。此后，敌人长驱直入，直追高山脚下，使原来方圆百里的根据地只剩下一座崎岖陡峻的高山。因为来不及分散隐蔽，根据地人民再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其隶下的地主反动武装的迫害摧残，许多来不及转运掩埋的物资粮食落入敌手，许多来不及撤离的党员干部和伤员被敌人杀害。

　　12月27日晚，也就是江南特委从麻乌石撤到高山石门口的当晚，特委在源坑方家召开会议，决定，先把特委机关由游击队护送到高山，独立团由王丰庆、江天辉负责，灵活应战，相机消灭敌人，并尽量转移到敌后活动，帮助开展白区工作。各县游击队要组织赤卫队，配合保护苏区人民安全转移，另外派余文先到贵东县协助黄天贵、张士其等共同领导贵东县人民反对国民党的“清剿”。

　　1936年元月上旬，国民党动用数千人的兵力，组成了统一的指挥部，以10倍于红军的兵力集中进攻高山根据地。国民党采用重点把守，分进合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每前进5里至10里就在重要路口和制高点修筑碉堡。敌人在根据地周围的洋湖镇、张溪镇、葛公镇、丁香树、小河口、牌楼、幸田街等重要集镇与乡村都筑起了坚固的永久性工事据点，碉堡星罗棋布，土围子在村村开花，层层封锁，纵横交错，分割包围，企图把根据地军民困死围死饿死。白军在碉堡群的火力掩护下，以碉堡为中心，经常派出小股敌人，深入根据地埋设地雷，刺探情报，绑架群众，搜捕干部，抢夺粮食物资，牵牛牵羊抢猪抢鸡，给老百姓的生活捣乱。此后江南红军独立团也曾积极进行外线作战，但敌人置之不理，没有牵动围攻根据地的敌人，相反，当红军独立团转移到外地攻打外地的敌人据点时，又吸引了外地敌人加入到“清剿”中来，何况红军独立团后期受到损失，也无法发动大的攻势，因此无法影响敌人“荡平高山根据地”的反动计划。敌人从高山脚下的金塔、夏项街、长至岗分三路向高山进犯。

　　高山险峻的地形形成阻击敌人的天然屏障。能上山的险道只有三条：东面从贵池的芦村经西塘、黄豆岭上山，其中黄豆岭岭高陡崎，是扼守这条路的天然屏障。南面从东坑过石门到谢家坂上山，这一条路上的石门口名副其实，两山岩石耸立，酷似狭窄的城门，当地老百姓都称之为“鬼门关”，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西北面由夏项街经桂桥穿鸡栅口。鸡栅口奇峰突兀，名副其实就像一个大栅栏斜刺拦在道上。除了这三条险路之外，其余的都是鸟飞不过，猴子爬不上来的悬崖绝壁。

　　1936年元月下旬，驻守夏项街之敌的300余人开始从西北角经桂桥、鸡栅口一线向高山入侵。红军第一游击大队和特区保卫队180余人严阵以待。该敌是安徽保安旅一团二营，以前与红军屡次交过手，吃过不少败仗，因此攻击比较谨慎。敌人士兵扛枪抬炮爬过鸡栅口，往山上张望，见上面没有动静，又知道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很紧张。但是营长在后面催得紧，拿手枪逼着士兵往上冲，刚冲到半山腰时，隐蔽在山林里的松树炮响了，铁砂、碎石随着巨大的轰响倾盆而下，砸在士兵的头上，当场就砸倒了一片，非死即伤。后面没有砸倒的掉头就往山下走，山路狭窄陡峭，后面的挤倒了前面的，整个山路上人仰马翻，乱成一团。炮声停过之后，受伤倒下但是还爬得动的白军士兵赶紧也往山下跑，只剩下几具尸体和打得重伤跑不动的人。跑不动的士兵里面有个年纪小的，拉开嗓子喊：“妈呀，我的腿断啦，快来救我啊。”敌营兵等人躲在下面的岩石后面听着，往上喊：“苏二子，不要哭，我们就上来救你。”苏二子听出了营长的声音，喊：“营长，我不行了，我就要死了。”旁边的班长听他哭得这么凄惨，着急起来，说：“营长，恐怕真不行了。赶紧上去救人吧。”营长说：“袁发财，你白当了3年兵啦，要死的人能哭出这么大声吗？冲锋上去救人也要组织一下嘛。”

　　第二次进攻，敌营长先安排几个敌兵摸到半山腰，然后找了一个岩石窠架设了一挺捷克机枪作为掩护。然后再安排一个排手持冲锋枪开路，向山上冲锋。冲上了40、50米时，山上枪炮齐鸣，松树炮和特委保卫队的机枪也响了，射击面非常狭窄，形成一道射击束，带着劲风刮下来。顿时又有几个人被打死了。没有打死的也被刮倒，“咕碌咕碌”滚了下去。敌人的机枪这时起了作用，机枪手根据山上火光闪烁的亮光往上扫射，红军一挺松树炮遭了殃。炮手也负了轻伤。见敌人已退下去了，第一游击大队长毕禄旺说：“停止射击，不要与敌人对射，节约子弹。”毕禄旺是江西贵溪县人，是一个老红军，作战经验丰富。

　　下午1点，敌人在山下埋锅造饭，红军部队也在山上吃饭，饭是鸡岭村的村委会做好送过来的，猪肉炖粉条、红薯杂粮饭。这在高山地区是上等好饭。高山上土地贫瘠，多石山，水田少，旱地也不多，只适合种玉米、红薯等耐旱杂粮。普通老百姓家庭一般都舍不得吃干米饭。俗话说：一顿干三顿稀。就是说做一顿干饭的粮食做成稀饭能吃三顿。猪肉炖粉条就更是吃得稀罕，除了大的年关节日或是红白喜事，谁家舍得吃？粉条比猪肉更少见，俗话说，做一层少一层。粉条是大米加工做成的，加工环节会出现损耗。大米都难得吃上，谁还有心拿去做粉条。这天中午，山上的红军战士轮流吃着饭，一边监视着山下的白军，远远看见山下的锅碗瓢盆叮当响，山下白军碗里盛着的也是猪肉粉条，红薯杂粮饭。吃得都一样。当兵的多数是本土本乡人，吃完了再来撕杀。没有吃饭的待会儿不用参与撕杀的是半山腰那些死人和爬不动的伤兵。山上山下吃饭唏溜响，山腰里只有那些伤兵的呻吟和凄惨的哭声。

　　下午2点左右时，敌人又开始组织第三次冲锋。他们把3挺捷克机枪都架在山腰位置，然后以山腰位置作为冲锋出发点，3挺轻机枪一起扫射，打得山上的红军不敢探头。当敌人马上就要冲到隘口时，毕禄旺喊：“手榴弹，快扔手榴弹。”几颗手榴弹扔下来，但是因为下落得快，手榴弹越过了敌军才爆炸，没有发生作用。毕禄旺说：“不要急，手榴弹拉了弦在手上停上3秒再扔。”果然，手榴弹变成了空中开花弹，炸得白军士兵死伤狼藉。他们从山腰位置冲一次，就扔两颗，不必扔多了，多了也是浪费。这是毕禄得的话。冲锋了几次，白军冲不动了，任凭敌营长在后面用脚踹或是用枪顶着也冲不动了，向上仰冲太耗力气。

　　下午3时，山腰里的敌军也退到了山脚下。过了一会儿，一个白军举着两手，手里拿着一个小白旗，爬到半山腰位置，向山上喊：“山上的共军兄弟们，我是拉尸队的通信兵，我的拉尸队马上就要上来了，请行个方便。”毕禄旺朝山下喊：“好。”这个白军士兵就向山下打旗语。过了一会儿，大概有20多人的拉尸队抬着担架上来，前面的人打着白旗，开始自上而下捡拾尸体，用铁耙子、铁钩子拾掇断肢残臂，找得较认真，连路边的草丛水沟也疏理一遍，自上而下，碰到没有死的伤兵就简单包扎一下先抬下去。拾掇完了，白军传令兵又朝山下打了一遍旗语，最后朝山上拱手喊：“山上的共军兄弟们，多谢啦，山不转水转，后会有期。”

　　鸡栅口保卫战，是高山保卫战的第一次阻击战，共打死白军20多人，打伤了30多人，从上午9时打到下午3点多，历时6个多小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2月初，驻丁香树、长毛岗之敌一个营共约200多人分西路经芦村、西坑向黄豆岭进发。在这条路上担负阻击任务的是第2游击大队和三坑、西坑、谢家坂的赤卫队。这一路敌人比较狡猾。上午9时左右发起了一次试探性的冲锋，冲到岭口。这一路担任红军指挥的是陈胖子。陈胖子也是贵东县的苏维埃主席，在游击队里呆得时间长。贵秋东1934年暴动时他就是游击队队长。见敌人快冲到岭上隘口时，他不慌不忙地说：“放炮。”松树炮响了，敌人丢盔弃甲地退了下去。山下的敌人试探到了我军的炮位，在山下架设迫击炮，向山上吊炮。第一炮没有打准，打在岩石窠上，炸得碎石横飞。游击队员和赤卫队员多数是经验少的新兵，忙着打地方躲炮。陈胖子发现了问题，喊：“快，快，把树炮挪个位子。”两名赤卫队员赶紧扛起树炮就跑，这时又一发迫击炮吊了过来，刚好打在刚才的炮位上，“轰”的一声响，气浪就把抬炮的战士给掀翻了，还好没有性命之虞，只是一块小弹片扎进了一名赤卫队的大腿里，流了一地的血。这名赤卫队队员很坚强，破口大骂“反动派不是人”，自己把那块弹片给拔了出来，撕了一块衣襟包扎伤口。

　　敌人炸毁了红军的树炮，就开始冲锋，以大炮和轻机枪掩护。大炮炸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机枪又打得战士们不敢伸头往下看。敌人以冲锋枪开路，很快就要冲到隘口，情况紧急，就在这时，陈胖子喊：“同志们，我们也冲锋，我们是反冲锋，山路狭窄，敌人兵力多也施展不开，和敌人搅在一块，敌人就不敢打机枪和吊炮了。”说完，他大喊一声：“冲啊。”跳出掩体冲了下去。别的战士也手持步枪、大砍刀、梭镖冲了下去。我军居高临下，气壮如虎。陈胖子的砍刀当头吹倒两个敌军，别的红军战士见队长这么英勇，也勇气倍增，新战士也忘了胆怯。一阵撕杀，敌人胆寒了，掉头往回跑，红军追了一段就收了兵。

　　这一次敌人的进攻不到午饭时间就结束了，敌人灰溜溜地退往丁香街。这一仗打死了20多个敌人，缴获了30多支枪。我们自己也牺牲了5名战士。

　　2月中旬，敌人又组织了一次进攻，这一次进攻规模比较大。敌人同时在东西两线发起，东路进攻黄豆岭，西路进攻鸡栅口。在东路，敌人的策略与上次相似，先是吊炮，然后机枪掩护，冲锋枪开路，发起冲锋。红军则用延时手榴弹爆炸。这一次红军还发明了另一种土方子——石炮。战士们先用铁钎在岩石上打洞，或是找一些严合的石缝，里面填上炸药，安上引信。等敌人快冲上来时，红军就点燃引信，爆炸引出轰天响，坚硬的岩石被炸成大大小小的碎石，小碎石像倾盆大雨一样泼出来，大的碎石则从陡峭的山岩滚下去，砸得敌人哭爹叫娘，伤亡惨重。活着的敌人有的吓得缩在岩石后面不敢露头，大部分连滚带爬往回逃。

　　在西路鸡栅口方向，上一次进攻鸡栅口的敌人吃了亏，这一次他们学了乖，狡猾了起来。他们不再盲目地发起冲锋，暴露在我方的火力之下，而是分散躲在一块块岩石后面向前射击，以石头作掩护，一点一点地，逐级地向上挪动。我军只好用枪射击阻击。敌人的这种方法虽然很费时，但却是有效的。因为当他们一点一点地往上推进时，对射消耗了我方的弹药。弹药储备少是红军的致命缺陷。当我方枪声稀疏下来的时候，敌人知道我方的状况，突然都从岩石后跳出来向鸡栅口发起冲锋。双方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各有伤亡。但是敌人越涌越多，兵力充足，我方人数少，经不起消耗，只好且战且退，最后退到第二道防线石门口固守。就这样，西线鸡栅口第一道防线被敌人攻陷了。

　　敌人继续攻击石门防线，但这时敌人气势已衰。敌人攻不动，天色将晚，敌人不敢在山上过夜。他们炸毁了鸡栅口的工事，跑到附近的村子里，把老百姓全部抓起来押走，把能带走的东西全部抢光，带不走的东西连同房屋全部烧光。敌人抓住了鸡栅口村党支部书记蔡家银。当时蔡家银躲进了一个秘密的地窖里，地窖上方是青石板路面，入口在猪圈里。一个叛徒带着白匪来来回回搜了好几回，脚步声就在他头顶上响动。叛徒知道他躲得不远，押来几个老年的村民，跪在街上，一边用枪托打，一边喊：“老蔡，你出来，你出来我们就不为难乡亲了，乡里乡亲的谁也不想难过。”蔡家银听到被打村民凄厉的哭叫声，心里不忍，扒开自己家猪圈的粪草，从里面跳出来，拍着身上的草屑说：“不要为能他们了，我跟你们去。”敌人把他押到高山下的许村，与另几个党员干部一起关押在碉堡里，晚上给他们上了炖肉和白面馒头。蔡家银说，“吃饱些，以后就没得吃了。”一个年轻的交通员叫许时好，立马哭了起来。蔡家银说：“外甥女婿，哭有什么用？干革命，出来干的那一天就要有准备流血牺牲的准备。”许时好是蔡家银的远房外甥女婿，说：“五舅，我不怕，就是舍不得小妹和孩子。以后他们的日子怎么过？”蔡家银骂他：“不要操心，乡亲们会照顾他们的。大大方方上路吧。”许时好一边哭一边吃肉，吃到最后，呕吐起来，吃的东西都囫囵吐出来了。半夜时分，进来10多个士兵和一个侩子手。刽子手点燃了一束香，在牢房四个角落都插了几根，又端起一杯酒洒在地上，祭告说：“兄弟我受命在身，并非自愿。若有冤魂索命，请找正主，莫来找我。”嘴里念念有词。这个刽子手的正职是许村镇杀猪的屠夫，平常在菜市场卖菜，临时找来做刽子手的。蔡家银他们平日里都是打过交道，认识的。蔡家银看他装神弄鬼，不耐烦起来，说：“程老二，你搞快些，别磨蹭，吓坏了孩子们。”程老二说：“五哥你不要急，也别怨我，我不来做刽子手，他们一样会找别人的。我手脚做干净些，大家轻轻松松地上路，还少受些罪。”又转头看见哭哭啼啼的许时好，对许时好说：“他外甥女婿，你宽心，明天我就送一副猪下水给小妹和孩子，给他们补身子。”他一边说着，一边指挥士兵动手。士兵把要行刑的人一个个帮在长凳上，侩子手程老二用浸湿的黄革纸糊住各人的口鼻，就这样把大家都杀害了。这一年，许时好22岁，小孩才1岁多，后来老百姓把当晚牺牲的烈士遗体合葬在鸡岭柏树林里，合称“十一烈士墓”。

　　过了5天，敌人重新组织进攻，仍然是分东西两路进攻高山。东路的敌人有安庆独立营配合。敌人集中火力进攻黄豆岭，红军依托工事和有利的地形给敌人大量的杀伤。手榴弹、石炮是非常有效的武器，敌人寸步难行。敌人的进攻从上午9时持续到下午1时，周围几十里内村庄的村民都听到激烈的枪声像爆豆子一样一刻也没有停息。通往黄豆岭的每一级石阶上都沾满血渍。当敌人逼得非常近时，红军尖刀排就发动反冲锋，把白军压回去。敌人攻击不能奏效，在一个叛徒的指点下，派出独立营一个连偷偷由芦村东侧搭云梯挂绳索爬上大山岗，再顺着大山岗向东迂回到红军守岭队伍的后侧，架起机枪扫射起来。我军腹背受敌，伤亡很重，只好放弃黄豆岭阵地，向小龙坑方向且战且退。在这次战斗中，第2游击大队周副大队长不幸中弹牺牲。敌人攻上黄豆岭后，窜扰到附近的谢家坂，烧、杀、抢、掠，把村里的群众全部押到山下，把能拿动的财物全部抢光，把赶得动的牲口也全部赶走了。临走时，敌人还放了一把火，把几十户的谢家坂化为灰烬。逃到山上躲避的村民们远远地看到村里冲天火光，无不痛心大哭。红军干部战士们见此惨状，莫不咬牙切齿，激发心里更大的仇恨，发誓要与这帮财狼血战到底，讨还血债。西路的敌人从早上打到傍晚，发动了多次冲锋，使尽各种战术，也未能冲上石门。天色将晚，敌人不敢夜战，又害怕我军断其后路，慌慌张张地鸣金收兵了。

　　毒辣而残酷的政治“清剿”是比军事“清剿”更狠毒的措施。敌人知道，群众是苏维埃革命的土壤，是红军和我党赖以生存的基础。军事“清剿”是治标不治本的，要彻底扑灭革命烈火，就要消灭红军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为此，敌人制定了针对根据地周边群众的严重的保甲制度和联防政策，强行推行移民并村，“五家一联，十家一保”，实行诛连制度，“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企图以杀头、坐牢相威胁，压制群众的活动，割断群众和党与红军的联系。

　　敌人每占一村一镇，都用野蛮手段推行“三光政策”。他们在桥头，在村口，在猪圈，到处张贴杀人戒条，“通匪者杀，窝匪者杀，知匪不报者杀；替匪通风报信者杀，替匪送粮带路者杀，替匪宣传煽动者杀，当匪者杀全家。”恶贯满盈的反动头子吴书权称这七杀政策是“剿匪安民”的国策。他说：“斩草要除根，以免春来又丛生”。敌人的杀人手段也是极其残忍的。有刀杀、枪杀、活埋、火烧、烟熏、开水烫、穿手心、钉腰掌、挖眼、倒吊等等。倪南山的哥哥倪长生，还有村支部书记彭金生的父亲等被敌人指为“赤匪”探子而被活埋了。

　　杨湾村原高山区委书记黄时贵的家里除了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幸免于难外，上至60多岁的老母，下到3岁的孩子全被敌人杀死。葛公镇大土豪李矢相和敌戴营长的侄子被我游击队打死，敌人进行疯狂的报复，将叶山一带民房全部烧光，并在华芝岗河边插上一百根竹篙，扬言要杀一百个红军人头挂在上面。烈士洪伯孝同志的头颅就曾被挂在上面示众，并规定要等绳子烂断了，头掉下来才准收尸。

　　贵秋县早期党员黄炳炎也遭到敌人杀害。黄炳炎在高山地区家喻户晓。他是当地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他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民间艺人，京剧唱得很好。群众们讲，黄炳炎的二胡拉得树上的鸟儿能往下掉。黄炳炎读过8年私塾，能识文断字，自幼跟他爷爷欧广厚学会了唱京剧，拉二胡。黄炳炎16岁成了京剧师傅。另外黄炳炎还识医术，能采摘草药，煎汤敷药，推拿按摩。他行乡过户，边说唱边行医，与贫苦农民关系密切。他古道热肠，喜欢打抱不平，扶危济困，大家亲切地称他“黄师傅”。1930年，他结识了从湖北潜山过来的革命者金步蟾，在本村党员吴树权的介绍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黄炳炎一边演戏，一边走村串户宣传革命真理。1931年底，黄炳炎、金步蟾、李鸿鸣共同创建了九都、姚黄、南坑3个党支部。黄炳炎任九都党支部书记，1932年他又被任命为秋浦县委书记。1936年2月高山根据地沦陷后，叛徒夏福海带白军来抓他，黄炳炎为掩护县委其他同志转移，身负重伤，因体力不支，黄炳炎在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后，被蜂拥而上的敌兵抓捕。他受尽了各种酷刑。敌人除用老虎凳、踩扛子、倒吊、反吊、雷公尖、灌辣椒水等刑外，还用黄烟骨熏，用香火烧。他腿上的肉被烧得滋滋直响，黄油直流，发出一种刺鼻的焦味。黄炳炎忍着剧痛，大义凛然，骂不绝口：“你们这群杀人的魔王，还能猖狂几天!”“共产党员就是我!支部书记就是我!看你们把我怎么样!”“共产党是杀不完的，你们的末日总会到的!”黄炳炎慷慨就义后，在他的遗体上，记截着敌人的暴行：他的头发蓬乱，两只胳膊上留下了一圈圈乌紫的绳子印，背上、胸前都被敌人打烂了，几乎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皮肤，两只大腿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香火洞，最大的有铜钞大，一寸来深。

　　特委通讯员徐明德被捕后，敌人将他钉在姚村桥头的十字架上，逼着过往行人和抓来的群众每人在他身上戳一刀(违者按通匪论处)，徐明德全身被刺得稀烂，奄奄一息，又被押到黄村枪杀。临刑时敌人还丧心病狂地将徐明德的幼子徐春生拉来陪斩，小孩子被吓成精神病。

　　昭潭镇永丰村狈溪桥边二分田是敌人当年的杀人场，在这里被杀的革命者无法统计。当时的血水染红了田里的泥土，以致几年后种稻子仍倒伏无收。天气作变时，田里还会散发出一股很强烈的腥膻味。

　　甚至，敌人在根据地杀了人还不准老百姓收尸，谁收尸谁就是通匪。敌人把烈士的尸体抛到荒郊野外让成群结队的野狗抢，老鸦叨。敌军军官见了稍有姿色的妇女就强行霸占，甚至老、幼、孕妇也不放过，遭到敌兵的轮流糟蹋，有的女子被糟蹋后还被割去双乳，挖掉眼睛，凌辱致死。在这个被放纵的特定时刻，许多敌兵变成了披着人皮的兽类，罪恶昭彰，丧尽天良。敌兵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把高山周围地区变成了人间地狱。到1936年3月底，在高山中心地区的土地上见不到一间房子，找不到一间完整的厕所。真是田园荒芜，村野破败，悲鸿遍野，白骨成堆，而国民党反动派还在报纸上到处吹嘘“安邦治国，剿匪安民”。

　　敌我双方在高山的攻防战持续了一个多月，基本作战形式都是敌人轮番从东西两面同时发动进攻，我方坚守山。敌人每天早上进攻，傍晚撤走，不敢在山上驻扎过夜。因为东西两方的我方第一道防线虽然被敌人攻破了，但是第二道防线还在我方手里，敌人害怕夜里我军偷袭或断他退路。夜里敌军一走，阵地仍是我们的。虽然如此，但是打这种固守山头的阵地战对我方很不利。由于敌人人多势众，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兵源和物资。而我方得不到兵源和物资补给，这些相当有限。一来打防御战无甚缴获，造成大量消耗，不能以战养战；其次是敌人烧毁了山上的村庄，群众被抓走，兵工厂、田园等被毁坏，这样我方军用物资和生活必然品都得不到应有的补充。因此战斗越打越苦，仗越打越残酷，形势越来越严重，到了后来，每打一次仗，只能给战士们发3、5发子弹。

　　迫于形势的局促，2月27日江南特委在东流大龙坑召开了县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分析了敌人的作战企图是长期围困高山，从经济物资上进行封锁，从军事上进行消耗，从政治上进行诱降，最后将我们一网打尽。因此特委决定：

　　1、精简各机关工作人员，除留极少数人维持日常工作外，将其余的50多人分成三组，由特区少共书记何少奇率领第1组到石埭、祁门去开辟新的游击区；由特区政府秘书长操则成率第2组到石埭沙山活动，由特区军事部秘书长王玉堂率领第3组下山，充实到江南红军独立团。

　　2、成立以宋金山为首的高山秘密区委。其任务是潜伏下来，坚持长期斗争，负责掩护失散的红军和工作人员，保持对特委和红军的联络。

　　3、将红军独立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改称江南红军挺进纵队，由杨春标率领，向江西浮梁、婺源方向行动，寻找中共闽浙赣省委，请示汇报工作，争取外援来解高山之围；另一部分改为江南红军挺进大队，由王丰庆率领，继续在高山外围牵制敌人，争取多缴获，以供应高山山头上急需的弹药、食品。

　　4、将江南红军第1、2、3游击大队130余人合并改为江南红军独立营，营长黄国太，政委江天辉，倪南山任特派员，继续担负保卫高山的战斗任务。

　　由杨春标任队长的江南红军挺进纵队离开高山后，辗转到了江西浮梁，克服了敌人的层层封锁。他们迂回曲折，于1936年4月到达浙江省开化县境，在开化县福岭山一座名叫太子登基的山上同皖浙赣省委取得联系。此时鉴于贵秋东其它部队也已撤出高山根据地，于是皖浙赣省委指示他们就地开展工作。这是后话。

　　由王丰庆率领的江南红军挺进大队在贵秋东地区活动了半个多月，在返回高山时遭敌独立营袭击，撤到了江西浮梁、婺源、遇到从皖南太平过来的刘毓标领导的红军部队，一起上了彰公山，同皖浙赣省委取得联系，没有再回来。

　　由黄国太、江天辉、倪南山率领的江南红军独立营在高山上坚持了20多天，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与数十倍的敌人周旋，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越打越艰苦。有些人开始动摇妥协，开小差，当逃兵的现象时常出现，连负伤休养的原江南红军独立团团长也在这时开枪打死身边的贵秋县的区委书记曹德黄，无耻地投降了敌人。小龙坑、大龙坑、谢家坂、东坑、嚎猪龚等村庄相继被敌人攻占。条件如此恶劣，特委不得不放弃固守山头，开始流动游击。活动的范围仍然以高山根据地为轴心，大家都在内心舍不得这块用鲜血创建的根据地。黄国太、江天辉、倪南山等区委在西山栅、莲花山一带活动，周成龙、欧阳斌率特区保卫队（短枪队）主要在乌溪坡、老山陈一带活动。两支人马约定在大龙坑主峰定期联系。大家的目的是保存实力，坚持下来，等待援兵，收复失地。

　　1936年3月25日晚，独立营在外游击，按期派人到大龙坑主峰与周成龙、欧阳斌联系。三堆大火烧了起来，这是联系的信号，但是过了半夜仍然不见对方回答。江天辉、倪南山也来了，大家坐在寒冷的冬意未去的夜色里，一直坐到第二天天色破晓而出的时候。有人说：“算了，估计是他们出事了，来不成了。”江天辉和倪南山说：“不行，我们必须再等一天，万一是特委机关在路上受阻，拖延来晚了怎么办？我们不能让战友为我们担心，宁愿自己多等一天。”于是独立营又等了一个白天，直到天色夜幕降临。黄国太说：“今晚不能再等了，会引起周围敌人暗哨的疑心的，我们还是走吧。”

　　独立营找不到特委，意味着失去了上级的指挥。在这种情况下，又没有其它兄弟部队的支援与配合，这使江南红军独立营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孤军。独立营在黄国太、江天辉等人的领导下，又在外坳等地活动了几天，打听到特委机关和特区保卫队在战斗中被敌人打散了，欧阳斌在祁门被捕牺牲，周成龙失踪了。（注：周成龙被打散后，孤身去找省委，后来辗转到了南京、武汉，在去郑州的火车上，碰巧遇到了曾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第一副主席的汪金祥，二人一起去了延安。1939年，周成龙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康生诬陷为叛徒而遭杀害。）

　　独立营士气更加低落，开小差的时有发生，只剩下80来人。江天辉、倪南山、黄国太等在一起反复商量，认识高山根据地难以恢复，小股部队呆在这里危机重重，很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保护干部，决定暂时离开高山到赣东北老根据地去找闽浙赣省委。

　　江南独立营要离开，有许多善后的事情要处理，有许多根据地的妇女干部和红军家属随部队一起行动，她们硬是希望要跟着一起离开。考虑到前程未卜，前途坎坷，带着妇女行动有许多不便，江天辉他们这些政工干部做了许多劝说工作，拿出一些银元分给她们，还把许多猪油分给群众一部分，一部分埋了起来。大家都想这只是暂时撤出去，我们不久还要回来的。红军还布置疏散伤病员，后方医院设在丁香树后面的山沟里。做好这些善后工作后，江南独立营最后一批撤出了这座亲手创造的高山根据地。

　　江南红军独立营在营长黄国太、政委江天辉和特派员倪南山的带领下，从高山出发，冲破敌人的几道防线，绕道祁门西南的倒湖，开进到都湖鄱彭地区，又从这里向东进发，于1936年4月2日到达婺源彰公山西北胡家坳附近的山岗上。江天辉他们看到山上有被火烧掉的芦棚子，知道这是当地红军在山上的临时住所。江天辉等据此判断这里有红军游击队活动。随后，哨兵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东张西望、探头探脑、形迹可疑，怀疑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探子。江天辉命令抓过来审问。这个人30多岁，很镇静，面上带着笑容。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我姓宋，是附近村子胡家村的村民，是放牛的，因为牛走丢了，所有上山找牛，发现山上来了许多陌生人，觉得奇怪，才上来看看是不是偷牛的贼。”独立营的战士说：“那你看我们像不像偷牛贼？”姓余的人笑起来说：“这位小兄弟，我没有说你们是偷牛贼，我是上山看看有没有偷牛贼。现在我看过了，可以告诉你们，目前还没有发现哪里有偷牛贼。”大家听他说话有趣，都笑了起来。江天辉说：“老乡，那么我就向你打听一下，这里有没有白军活动，有没有红军活动？”那人说：“彰公山没有白匪军，红军是来过的，共产党的工作人员也来过。但是我只是一个种地放牛的老百姓，不知道他们的行动秘密，不知道他们到底住在什么地方。这样吧，等到天黑的时候我带你们去村里住下，搞一些饭吃，如果有红军的工作人员，我想他们会来找你们的。”江天辉听他说的是“白匪”二字，心里明白，忙点头说好。

　　大家坐在山上等天黑。这个姓余的人话语风趣，讲一些天南海北的事，真真假假，战士们与他闲聊，倒也不寂寞。只是大家有些饿了，希望早些遇见兄弟部队或上级组织。大家在路上走了10多天，没有进屋子睡过觉，夜夜在山上睡草窠，喝凉水，身上长满了虱子了。到了天将落幕时，姓余的人带独立营下了山，经过胡家庄。这位姓余的人对江天辉说：“老乡，这里有个医院，可能有草药用的。看贵军部队有的兄弟受了伤，也可以去上药，找点草药包扎一下。”江天辉明白，在这样偏僻的小村庄，如有医院必定是红军开的。他心里高兴，请那人带路。姓余的人带着大家七拐八绕，来到村中一个祠堂前。这里有许多人进进出出，走进去一看，地上铺了一些门板，门板上又铺了一层干稻草，一些伤病员躺在草上。有的人穿着红军的破旧军装。有的穿着平常家常服装。还有一些农村妇女，乡下郎中在地上辗草药，为伤员包扎。这里确实是一所红军医院。那些地上躺着的、地上坐着的人以及医生护士看一下子进来了几十个红军战士，忙问：“同志哥，你们是哪支部队？”江天辉说：“我们是从贵秋东撤出来的红军独立营。”他们则说：“同志们，辛苦啦。”刚才那个带路的姓余的人也过来握住江天辉、倪南山的手，说：“同志哥，你们辛苦了。”旁边有人介绍说：“这位是胡家庄的党支部书记余东来同志。”江天辉禁不住紧紧握住余东来的手用力摇了摇。

　　这时，在一个供桌下有一个年轻人，手上打着绷带，本来他是躺着的，这时坐了起来，对江天辉说：“同志你好，贵秋东的情况怎么样？”江天辉说：“很苦啊。”那人说：“皖南的情况也一样。敌人清剿得很疯狂。”江天辉认真地看了他一眼。旁边有人介绍，这位是泾旌宁宣游击队政委李步新同志。这是江天辉第一次遇见李步新，但是他后来回忆，以前在闽浙赣苏区以及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时候，很有可能也见过，但是没有印象。

　　江南红军独立营的战士们千辛万苦地突围出来，遇见了自己人，很高兴。那些红军伤员看到又来了兄弟部队，也很高兴，相互攀谈起来，一开口，从口音判断竟然有多数伤员是从贵秋东出来的老乡。有部分还是前不久刚随王丰庆打出来的。异地相逢分外亲切。独立营的战士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一直想和你们一起战斗，现在终于又凑到一起啦。王政委好吗？”伤员们也说：“江书记，老倪同志，你们也来了？好啊，好啊！”有几个伤员紧紧拉着倪南山的手，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盈眶。话也说不出来。不少人迫切地问这问那，想一下子把家乡的情况了解清楚，但是行旅匆匆，相聚短暂，怎么能满足大家的要求呢？倪南山说：“同志们，乡亲们，家乡的亲人都很好，很想念你们，望你们安心养伤，伤好了归队，重新拿起枪，消灭白军。”这时余东来同志进来说：“同志们，来日方长，我们还要赶路，去跟省委见面，改日再谈吧。”独立营战士只好恋恋不舍地挥手告别。

　　大家想到马上就要见到上级领导，就要归队了，战士们越走越有劲。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将吃晚饭时，到达了省委所在地彰公山村。大家被先安排在村头祠堂里休息，一久，进来两个女同志，提了一些水和黄瓜，热情地说：“同志哥，你们好，我们是彰公山的妇联，来看望大家的。”举手投足，大方热情，就像是苏区来的同志。战士们向她们问好。她们二人告诉大家，晚饭正在准备，因为人多，要稍等一下，再过一会儿工夫，还有上级领导来看望大家。不一会儿，进来一个30岁左右的人，后面还跟着一个警卫员。那人一进来，刚才的两位女同志就介绍说；“同志们，这位是省委委员刘首长，来看望大家了。”独立营的战士看见终于来了上级省委领导，高兴地鼓掌。刘委员笑着摆摆手，说：“我是刘毓标，是跟大家并肩战斗的战友。省委机关离这里还有一点路，那边的棚子有限，住不下许多人，省委关书记，还有其它领导委托我来看望大家，大家辛苦了，我们是一家人，请大家安心休息。”说完，刘毓标走上来问哪位是江天辉、黄国太、倪南山同志，他逐一和大家握手，说：“高山根据地虽然从建立到撤出来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它宣传了革命，培养了干部，锻炼了战士，打击了白匪的反动统治。高山根据地对革命是有功的。大家辛苦了。”然后他又详细问明江南独立营何时离开高山根据地，部队状况、江南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等情况。他告诉江天辉等人，王丰庆已经于七、八天前已到了彰公山根据地。目前在彰公山会师的队伍还有从赣东北老苏区撤出来的部队，从泾旌宁宣游击根据地撤出来的部队。泾旌宁宣游击根据地也失败了，队伍也撤了出来，上了彰公山。闽浙赣省委关英书记带省委机关和省委直属部队早在去年7月份就来到彰公山，现在几股力量已经集合在一起，大家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一定能越战越强，不断壮大。然后刘毓标大致向江天辉等人介绍了彰公山周围的革命斗争形势以及彰公山游击根据地创立、发展的情况。江天辉、倪南山和战士们不时插话进来，提了一些问题，刘毓标一一回答。晚饭送来的时间，刘毓标说他也在这里吃饭，和大家一样，他拿着搪瓷缸子蹲在地上唏溜唏溜的喝。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很快，在热烈的话语过了半夜，临行前，刘毓标说：“省委还在等我的汇报，我先回去。省委有什么指示，我来向大家传达。”

　　第二天上午8点多的时候，刘毓标又来了。他带着江南独立营转移到彰公山西边白山源头的一个玉米棚里休息。他笑着说：“同志们，这里就是你们的驻地营房，我们不能总占着村里的祠堂啊，不然群众对我们会有意见的。”等江南独立营的官兵们安顿下来了。他又让大家集合到一起，宣布了省委的决定：“从今后，江南独立营改编为四十里长降红军第五游击大队。”他简要地介绍了四十里长降地区的地形，敌情和我党的活动，群众工作等情况。他临走时说：“四十里长降的中心区委书记是方启湘同志，今天下午5时左右，他会来与大家见面，建立工作联系。以后就由他配合第五游击大队的行动，这样既有利于你们活动，也有利于地方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