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方志敏失败后皖浙赣边各根据地的挫折与坎坷

　　第一节 程家山根据地与高山根据地的挫折（二）

　　二

　　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程家山苏区大本营，叶景云叛变了。

　　中共皖赣分区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可能出现的危机与应采取的对策。参加会议的有皖赣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皖赣红军独立师政委王丰庆，皖赣分区委书记兼皖赣军分区政委柳真吾，皖赣军分区司令员周成龙，皖赣红军独立师师长区龙海。会议一开始通报了皖赣分区委秘书叶景云和河东县委秘书汪杰叛变投敌的情况，然后又听取了独立师警卫侦察排长邹志诚的侦察情况汇报。大家的心情立即沉重起来，大家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皖赣边苏区是一个年轻的苏区，是1934年7月刚成立的，实际上从谋划到酝酿也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1934年初，面临第五次“围剿”形势的日益恶化，从方志敏为首的中共闽浙赣省委决定派一部分干部开辟新的苏区，以起到对敌人外围牵制的作用。开辟新苏区的地点有两个，一个是皖南，一个是以浮梁为中心的皖赣边。方志敏对此高度重视，精心挑选了一批干部，开办了干部训练班，亲自讲课，内容主要是讲授开辟新苏区的任务和工作方法。学习结束后，省委宣布组建中共赣北特委，方志敏亲自指定柳真吾同志为书记。柳真吾当时在闽城赣省委担任省委委员，省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省苏区裁判部长和文化部长。参加中共赣北特委的还有军区参谋长匡龙海，省委委员王丰庆（已于1933年先期派出），省苏区工农检查部长周成龙，省苏区妇女部长饶玉鸾。此外：省委抽调新十军两个排和上饶县大队共一百余人组建赣北红军游击大队，叶尤春任大队长，以此作为创建新苏区的军事骨干。

　　准备停当后，赣北特委几位领导同志率领游击大队与地方工作同志，一起告别省委所在地葛源，开赴皖赣边浮梁县。离开苏区的头一天，省委专门开了欢送大会，方志敏作了动员报告，讲了国内国际形势，讲了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开展对敌斗争，如何远距离奔袭，白天隐蔽，晚上活动，乘其不备，突然袭击等等。省军区政委聂鸿钧专门召集游击大队的干部开了会，他说：“你们这次到皖赣边区去，任务很重要，斗争也会很艰苦。你们干部战士每月发五毛钱，到了那边去再弄点钱买鞋子穿。把部队生活尽可能搞得好一点，不能光着脚打仗。”离开葛源时，男男女女来了很多人送行，场面非常热闹。

　　第二天，柳其吾率领特委机关和赣北红军游击大队经过德兴的重溪、暖水，到了婺源后，因敌情严重就改在晚上走。甚至有一天碰上封锁盘查，队伍还在婺源的一块菜地里呆了一个白天。到达浮梁地界时正是采摘春茶的时候。起初，特委驻扎在浮梁小源一个叫石林里的偏僻村子里。这个村子在浮梁的东面，这一带习惯称浮东。它与皖南祁门接壤，南边又与浮梁西北乡的程家山仅一脉之隔。四周高山耸立，竹木茂繁。早1930年，中共就曾经派出干部在这里活动，浮梁的不少村子都曾经“红”过。因此这一带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地下组织也比较健全。1932年便正式成立了中共浮梁县委。其中有不少骨干力量是从湖北黄梅过来的。如余杜飞、程同清等。他们与柳其吾是老乡，后来接组织关系时，他们就联系上了。还有，在浮梁东南乡一带，早1933年，王丰庆等人就奉方志敏之命来到了这里，开展工作，成立了中共浮乐婺中心县委，王丰庆担任书记。后来不久方志敏同志又从横峰调来杨贵良同志继任这一职位，以进一步加强工作。这个中心县委下辖浮梁、乐北和婺源三个县委。党的组织比较健全，活动也较活跃。中共赣北特委成立之后，上级组织便决定将这里都划归中共赣北特委统一指挥。

　　1934年4月24日，中共赣北特委在浮梁发动群众，发动了以小源为中心的农民武装大暴动，镇压了当地大恶霸朱养桥、朱步青父子，摧毁了午家项、铁索桥、锦溪、曹村等4个国民党地方军队的据点。这次暴动的成功不仅震动了整个浮梁，而且很快波及到皖赣边各县。中共地方组织的发展也很快，新组建了彭泽中心县委，以及河东、河西、鄱阳、都昌、浮梁、乐北、婺源、秋浦、东流、祁门、望江等县委和区委，下辖的区委有44个，几百个党支部，近万名党员，各县、各区、各乡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形成了一个新苏区。根据地范围扩大到长五百多里，宽四五十里不等的广大地区。 7月中旬，中共赣北特委在浮梁清溪滩召开皖赣边八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皖赣边分区苏维埃政府和皖赣边军分区。赣北特委也随之改称为皖赣边分区委，建立健全了边区的党政军群机构，建立了被服厂、兵工厂、红军医院等。与此同时，赣北红军游击大队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军事行动，壮大了自己，震摄了敌人。5月，游击大队在浮梁臧湾消灭了敌保安队和别动队1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余支，子弹数千发。同是5月，赣北特委由小源迁到程家山后，国民党一个营由曹村反动义勇队带路，共四五百人，全副武装，准备攻打程家山。敌人携带煤油，准备火烧房屋，扬言要将程家山夷为平地。敌人进犯程家山的消息被丰田村工农革命团长吴信三获悉。他立即报告上级。特委接到报告后，立即从赣北游击大队和地方中队抽调200余人，组织了一支精锐的队伍，于上午十时左右，在兴田、锦里之间的隐将岭埋伏。12时，国民党军行到隐将岭时，红军待敌人队伍过后，立即向空中鸣了一枪，敌人见四处无人，以为是士兵走火，随即全面检查枪支。赣北红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起了冲锋，以密集的火力向敌人猛射，并四面包抄。白军经不过突然袭击，顿时乱成一团，四处逃命，溃散不堪。来不及逃跑的，跪下求饶。此役红军击毙敌军100余人，俘虏2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40多支，子弹千余发，手榴弹百余枚，以及其它许多的给养装备。此后，景德镇周边的国民党军队和民团、义勇队等反动军警势力不敢再轻举妄动。程家山被敌人称为老虎山。经过连续战斗，皖赣边红军获得了很快发展。赣北红军大队由一个连发展到四个连，6月，扩编为赣北红军独立团。7月闽浙赣省军区又派王如痴率领一个团到达浮梁，与赣北红军独立团合编为皖赣红军独立师，红军武装有1000人左右，加上各县组建的地方游击中队，全苏区共有武装力量2200余人。

　　皖赣边苏区成立后，以实际行动支援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随着第四次反“围剿”形势的日益严峻，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决定，以红军第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开辟新的根据地，吸引蒋敌部分兵力回调，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7月2日，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军团长寻淮州、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领下从瑞金出发，经过近3个月的转战，由福建进入浙江，进而抵达浙赣边。9月29日，红七军团经安徽休宁县三溪到达皖赣边的婺源段苇地区，进入皖赣边苏区。由于苏区组织严密，国民党军不敢前进，放缓了跟踪。10月8日，抗日先遣队继续由港西转进，到达浮梁县境，10月8日到达皖赣边苏区大本营程家山。皖赣边苏区给以热烈欢迎。抗日先遣队还在祁门查湾时，皖赣边军分区就派出独立师，扛着红旗，从程家山出发，前往浮祁边界迎接先遣队战友。先遣队进抵程家山时，河东县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碾米、打酒，提供给养。皖赣边红军被服厂为先遣队战士提供一部分服装、被单、竹壶。苏区妇女赶做草鞋。程家山医院安置了近百名先遣队伤病员。由于先遣队转战四省，减员严重，皖赣边苏区动员了500名新战士加入先遣队，并抽出一部分枪弹补充到先遣队。

　　皖赣边苏区所辖红军部队还与先遣队密切配合，并肩战斗，共同杀敌。10月10日，先遣队进抵浮梁县北储田桥，国民党第四十九师由瑶里进剿，双方激战，皖赣边红军独立师受命配合作战，攻打姚家等地，切断了敌人的后方补给线。致使国民党兵给养中断，饥寒交迫，只能以南瓜包谷果腹。食后痢疾交作，又缺乏医药，战斗力锐减。13日，在鸦桥战斗中，皖赣边红军独立师在浮梁沧溪方面担负牵制作战任务。后来主力战场失利时，又组织200余人的手枪队赴援。中共秋浦县委（驻地在浮梁）组织了农民革命团和7个中队担负守卫与通信任务，并组织了支前队、抢救队、担架队，将200余名伤员转移到位于秋浦、黎痕一带的西山弯子里的红军临时医院里。随后先遣队冲破国民党第四十九师新编第七旅、第七师第三十六旅的前堵后截，进至浮乐婺苏区。当地区、乡苏维埃政府干部为红军作向导，并从各村筹集粮食挑到驻地，乐北县游击队则在南路口阻击敌人。段家村群众拿出最好的食品慰问路过的红军。

　　皖赣边新苏区的创建和迅速发展，尤其是在支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力量，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和恐慌。11月，闽浙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国民党开始在皖赣边苏区布置重兵，结集了1万5千余人，联合地方民团组织，准备进剿。敌人由于忌惮程家山苏区山高林密，群众组织好，才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中共皖赣边分区委领导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早在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时，领导人粟裕就曾说，新苏区虽然发展较好，但是南北狭长，东西最窄处仅三四十公里，一旦被敌人拦腰截断，首尾不能相顾。粟裕的话点明了苏区建设的缺陷，使皖赣边苏区领导层很担忧。

　　敌人一面在红色苏区周围以军事进行封锁包围，策动地方民团、铲共义勇队等反动组织加紧对重要地区和交通枢纽进行防守，在军事上不断进行骚扰。同时，还在经济上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使苏区军民得不到食盐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供应。8月，国民党军就从鄱阳方向向浮梁的黄坛、中堡、港口等地发动进攻，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逐渐向河西县一带逼进，迫使中共河西县党政机关从琅溪迁至儒村。9月下旬，乘皖赣边红军独立师外出之机，国民党楚岗义勇队在叛徒的带领下，趁程家山防务空虚，偷袭分区机关驻地，烧毁三栋苏维埃政府机关的住房，包围红军被服厂，杀害主任黄金荣，裁缝叶之茂，赤卫队员叶发达和红军战士程火旺。叛徒黄来顺还带义勇队20多人，突袭驻在胜人塘的分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抢走全部金银，残酷杀害财政部长杨威及其12岁的儿子杨桂生。待独立师回援程家山时，这些匪徒早已逃之夭夭。随后，地方义勇队还偷袭河东县委机关，杀害县委委员程青山，分区委秘书长李新生和共产党员汪二女。

　　随着程家山周围环境的日益险恶，皖赣边苏区领导作了相应的布署，先后将党政军群机关作了疏散转移。有的转移到程家山周围的深山密林里，有的转移到更为隐蔽的小村庄，对一些物资也作了掩埋和转运，将红军医院也作了转移。在程家山东南鸡头岭的密村里搭了几个可供几十个人同时居住的草棚，以作安置重伤员之用，轻伤员则动员尽早归队。

　　然而，叶景云的叛变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使皖赣边分区领导人很不安。叶景云是分区委机要秘书，从头至尾参加了分区委及军分区的机要会议，了解新的各项安排布署，而且又认识每一个领导，对整个皖赣边苏区的各级组织也比较熟悉。因此，此人的叛变是一个可怕的危险。

　　皖赣边分区委会议对叶景云叛变之后的形势达成共识，都认为此人必定带国民党兵进剿，大规模战争一触即发。全苏区各级党委及各级苏维埃政府都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以保卫自己的革命成果。但是在应对战争的方式上，形成两派意见，一派以柳真吾、王丰庆为代表，认为敌强我弱，我苏区独立师加上地方游击队全部武装不过2200余人，且地方游击队训练差，装备差，有的游击队配备的武器只有青一色的梭镖长矛。即便是红军独立师，从火器配备上看，也不如敌军。我苏区自产的手榴弹有许多是一炸两片，根本没有威力。而且前一阶段先遣队经过苏区时，留下了大批的伤员，也是一个负担。因此，柳真吾、王丰庆等人建议将分区党政军群机关向秋浦转移，而且转移方式必须是以分批次分散的方式，以免被敌人一网打尽，全军覆没。另一派意见以周成龙、匡龙海等为代表，认为，应坚决保卫苏区，开展一场全民的苏区保卫战。他们认为，只要我们充分发动群众，利用有利地形，采取有利的战术，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一定能打败敌人。

　　王丰庆是江西弋阳人，1906年生，是最早一批跟随方志敏参加土地革命的农运干部。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闽浙赣省委成立后当选为省委委员。他也是最早来皖赣边地区开展秘密工作的干部。他于1932年年底受闽浙赣省委委派来到浮梁，从事农运工作，谋划恢复老苏区，1933年1月，中共闽浙赣省委为了加强浮（梁）乐（平）婺（源）边区的党的工作，在浮梁南乡内钱村成立中共浮乐婺中心县委，任命王丰庆为书记。1933年8月王丰庆出任赣东北红军挺进营政委。1934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共赣北特委委员。他是方志敏亲手培养出来的农村干部。

　　王丰庆的意见被否决了。匡龙海对他说，要避免被认为有机会主义和逃跑主义嫌疑的危险。

　　柳真吾是湖南黄梅人，1898年生，是皖赣边分区委委员中最年长，革命资历最老的老革命。早年他曾做过小学教师，1922年冬他参加了王一飞在黄梅成立的“青年读书社”，创办平民夜校。1925年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小溪山支部书记，区委书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参与领导了黄梅秋收暴动。暴动失败后于1928年底化名为老张潜到景德镇进行革命活动，担任中共信江特委委员（后改为赣东北特委）。1930年春，方志敏领导了乐平鸣山煤矿暴动，柳真吾率领农民赤卫队配合，取得“鸣山暴动”的胜利，赣东北特委书记对柳真吾的工作很满意，建议赣东北省委调他到省委工作。1930年下半年，黄梅革命转入低潮，根据党中央指示，黄梅县300余名党员干部转移到赣东北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柳真吾根据省委指示，来到浮梁，建立中共浮乐婺中心县委，任书记。他将黄梅来赣东北的两千余人陆续分配安排到皖南歙县、祁门、太平、不台、东流、秋浦及赣东北的鄱阳、修水、彭泽等二百二十余个县工作，后来这批人都成了当时党和地方武装的骨干。1931年2月，赣东北省委调柳真吾到省苏维埃政府工作，先后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经济部长等职。1934年他受命开辟皖赣边苏区。柳真吾是一位享有较高声望的党的地方领导人。

　　匡龙海是一位从国民党军队阵营里走出来、逐步成长起来的红军武装干部。他1901年出生，贵州盖阳人。他出身于农民家庭，青年时被抓壮丁参加了贵军，曾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国民党第12师第36旅营11连任连长。1928年12月匡龙海所在的部队被派到江西围剿苏区。在德兴县委以及邵式平领导的政治工作的影响下，他率部起义，参加红军。他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团长，红10军第10团长，第7旅长，赣东北赤色警卫师师长。1932年冬，红10军调往中央苏区后，匡龙海留在赣东北老苏区坚持斗争，任闽浙赣军区贵（溪）余（干）万（年）作战分区指挥，红军新编第16军参谋长、代军长，中共闽浙赣省委委员，皖赣边红军挺进（独立）师师长。匡龙海是闽浙赣红军的著名虎将，人称“怒将”，作战勇敢，性如烈火。但他也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缺点。他是从国民党军阀部队哗变过来的，打仗狠，管教士兵也狠，动不动就拿军棍打人，搞体罚，为此曾受到方志敏的多次批评。但是他仍然不失为一位革命意识坚定的红军将领。

　　皖赣边军分区司令员周成龙是江西弋阳人，出生于农民家庭，也是方志敏亲自培养出来的农运干部。他于1928年参加信江暴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共青团弋阳县委书记，共青团闽浙赣省委常委，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

　　其他皖赣边分区委委员还有皖赣边分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饶玉鸾，妇女部长宣丹菊。

　　在皖赣边分区委委员会议上，匡龙海说：“老王，现在中央还在抓逃跑主义，你要注意，不要被别人扣了帽子。”王丰庆知道匡龙海是个直性子、直肠子，说：“老匡，我不是要大家不放一枪就跑，而是要讲方法。方志敏同志也不会赞成蛮干的。”周成龙说：“我们让书记定吧。”于是大家一齐望着柳真吾，柳真吾说：“我们共同表决吧。”于是第二种观点占了上风。

　　过了许多年，在现场担任会议警卫工作的邹志诚说，那个时候，左倾作风还存在，柳真吾心里有顾忌，大家心里都有些顾忌。王丰庆是一个讲真话的人。

　　1934年11月21日，国民党集结15000余兵力，分别从清溪、楚岗、英溪、小源、夏田出发，分兵两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向程家山苏区发起总攻击。红军独立师、地方游击队在分区委统一指导下，布署防线，展开苏区保卫战。独立师1团3营及侦察连配备一挺轻机枪在石岭、野鸡山、板口一线布防，以保卫程家山主战场野公山的后翼安全。11月23日，敌新编第7旅2团及保安团3000余人尾随撤下的小源里游击队追踪而至。双方随即展开激战。敌人每个营配备有一挺德国马克沁重机枪，每排配备了一挺捷克轻机枪，每个士兵配汉阳造，每连配备了2挺迫击炮。红军的轻机枪被架设在板口隘口，以确保良好的射界。敌人发现了我军的火力配备意图后，开始对板口对面的制高点板角开展轮番冲击。在板角危急时，邹志诚奉命带全排增援，全排配备了20支快慢机。一个冲锋的过程，邹志诚就打光了一个弹匣。敌人纷纷在前方倒地。白军如潮水般退下。一柱香工夫过后，敌人先以迫击炮轰击板角阵地，炮火延伸后，又以轻机枪开道，再一次发起冲锋。两次冲锋后，邹志诚的一个排剩下不到半排人。第三次冲锋时全排只剩下6人，而且其中有2人带彩。在敌人组织又一轮冲锋的间隙，上级指示“回撤”。邹志诚等6人撤至板口，布署在7连阵地左翼。敌人占领阪角，架设重机枪阵地，开始扫清射面作业。红军匍匐在壕堑中，只听见马克沁重机枪毫无间歇的鸣叫，子弹呼哨着砸在阵地上，密集的弹雨致使阵前所有的草木像刀割一样齐刷刷地折断，红军阵地上顿时全没有了任何视觉掩蔽，马克沁重机枪的威力的确令人胆寒。红军机枪手一刻工夫即换了3人，随后马克沁重轻枪停止射击。红军以为敌人要组织冲锋，纷纷爬出壕堑准备抵抗，不料国民党军的迫击炮又实施炮雨覆盖，红军官兵当即产生大量伤亡。最后，国民党兵在轻重机枪掩护下组织冲锋，经数次争夺，红军指战员大幅减员，伤亡过半，余者也多数带伤。上级领导只好下令撤回。此时其它防线也陆续被敌人突破。

　　邹志诚在此次反冲锋作战中负伤，一颗子弹从左肩正面射入，从后背斜向射出，距离大椎仅3毫米。好在是贯通伤。当子弹迎面击中时，强大的惯性将邹志诚掀翻，他仰面躺在地上，只感觉左臂麻木，企图用左臂支撑起身子站起来时，才发现力有不逮，已经近乎没有知觉了。此时一个白军端着刺刀冲过来，寒风里刺刀的白光更显刺目。邹志诚危急之下斜靠着身子，右手举快慢机射击。不料板机击发的一瞬间，火药在枪膛里爆炸，子弹射出，然而弹壳没有弹出，他意识到卡壳了，再次射击已不可能。此时白军已冲到身前，刺刀的寒气迫在眉睫。邹志诚想，完了，这次要光荣了。正在此时，一个叫胡二虎的战士从侧翼冲过来，旋风一样将白军撞倒，二人扭打在一起。白军的长枪被挡在外围，不能回刺，胡二虎的大砍刀也派不上用场，二人牙咬头撞，在地上翻滚不止。就在这功夫，邹志诚单手卸了枪栓，清理了卡着的弹壳，排除了故障，抬手又补了一枪，才将这个白军打死。事隔多年后，邹志诚还经常教导部下说：“作为一个军人，一定要熟悉枪械，拆卸安装维修必须做到无师自通，在战场上时机不等人，这是一名好战士的基本条件。”

　　11月25日，皖赣边分区党政军群机关面临险境，只好采纳第一派观点，下令按计划转移，程家山苏区随即陷落。敌人组织了清乡委员会，搜村搜山，叫嚷每棵草每根木都要过刀。26日，隐藏在密林中的红军医院让敌人发现，叶景云和楚岗义勇队长叶先来带敌军和义勇队包围了医院，打死看守长程炳发，放火烧棚，棚中30多名来不及转移的重伤员被活活烧死。在罗坑，敌人搜捕到因瘫痪不能随队转移的河东县委书记熊日才，熊日才据屋抵抗，最后子弹打完，壮烈牺牲。敌人对程家山实施反攻清算，残忍杀害群众和红军家属，纵火烧屋烧山，大肆抢掠财物，仅60多户的程家山就被杀50多人，有4户被杀绝，烧房48栋，抢走耕牛15头，把7个自然村夷为平地。在罗角，红军医院院长胡普全被特务金保山捉去，遭到殴打，双眼被烟熏瞎，双腿被打断。安置在槎口的红军医院养伤的80多名伤员，被玉溪义勇队放火烧死。许多被打散的红军战士和群众被关到景德镇与上饶的监狱里，许多人被折磨致死。

　　分区党政军群机关先由程家山迁往秋浦的马坑，继而迁往黎痕，再迁至杨林。不料杨林区委书记蔡虎才叛变投敌。12月初，分区党政军机关又被迫迁至至德县大板。12月下旬，国民党调集四十九师、五十五师、新编第七旅、邱团、李团、尉迟团、焦营、地方别动队总共数万人的兵力猛扑大板，将大板层层包围。留守在大板的柳真吾等率领农民团，凭借有利地形阻击，匡龙海率独立师和秋浦县八中队从黄土岭回救大板，虽与柳真吾汇合，但敌人不断增援，红军武器弹药和生活给养又得不到应有的补充。经过七天七夜的艰苦战斗，损失惨重，只得相继突围撤出。至此皖赣边苏区大部丢失。

　　为了保存实力，分区党政军群机关于1935年农历1月间开始往浮（梁）乐（平）婺（源）游击区撤退。时值寒冬，大雪飘飞，地上积雪甚厚。沿途敌人围追堵截，有时一天行军一百二三十里，沿途与敌人不断接火。由于饥寒交迫，伤病缠身等具体原因，部队损失很大，再加上部分意志不坚定者纷纷逃走，导致减员更严重。在回撤途中，皖赣边苏区妇女部长宣丹菊刚刚生产，生了一个女孩儿。婴儿没有奶吃，又冷，日夜啼哭，部队躲在山上，怕敌人在山下听到，宣丹菊就把孩子的口鼻紧紧地捂在怀里，孩子就窒息而死了。宣丹菊的眼泪就像断线的珍珠一样簌簌地掉下来。饶玉鸾一直在旁边照顾她们母女，安慰她说：“妹子，孩子出生在我们这个旧社会，是她没有福气，让她早些到一个好人家投胎重新做人吧！”队伍在秋浦一带的大山上打转，不敢走大道，不敢生火煮饭吃，宣丹菊的身子特别虚弱，全身浮肿，行动不便，翻山越岭无法把她带走，因此组织决定把她暂留在附近山上的一个守山人的茅草房里。这里住有一个50来岁的守山老汉，组织给宣丹菊留了10块大洋，并再三交待这个守山老汉要好好照顾。饶玉鸾与宣丹菊相识已久。饶玉鸾是方志敏的表妹，是闽浙赣苏区最早的妇女干部，工作积极，待人热情，处事机灵，肯动脑子。方志敏很信任她。她有个侄子在彭泽做银行工作， 1933年饶玉鸾奉方志敏之命从上饶到彭泽银行兑换黄金，到彭泽后，出了意外，任务没有办妥，就滞留在彭泽，与宣丹菊住在一起。宣丹菊是彭泽中心县委妇联主任，也是组织上安排与饶玉鸾联络的人。两人都是胆大的新女性，从小就是天足，思想解放，都爱唱歌，情投意合。因此她们姐妹二人相处得宜，感情很好，什么私房话都说。二人还经常站在彭泽的大山上遥望长江，还曾经偷偷跑到江里洗过澡。宣丹菊甚至曾经告诉饶玉鸾她喜欢一个从横峰来的县委书记，也是一个老红军。后来宣丹菊又担任了彭泽中心县委副书记，继而调任皖赣边分区委妇女部长。二人长期在一起生活工作，姐妹情深。当组织上决定把宣丹菊留在山上时，二人都知道形势险恶，与大部队一起走，还有生存的机会，单独留下势必九死一生。两个人分开前久久不忍分离，抱头痛哭。分区委的其他领导人也很难过，最后王丰庆走过来拉着饶玉鸾的手说：“玉鸾，终有一别的，还是赶快走吧，后面还有追兵。”就这样众人离宣丹菊而去了。后来听当地群众讲，由于那个看山老汉的出卖，宣丹菊被搜山的别动队杀害在大山上。还有一种说法是，那个棚主贪图十块大洋，就杀害了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饶玉鸾已经九十多岁的时候，坐在轮椅上出席中央电视台的“红色记忆”节目的录制，当她再一次回忆这一段往事，虽然时隔六十年之久，仍禁不住哽咽而不能言语。往事如此痛楚，令在场的闻者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