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五师的抗战历程及其实践经验

作者：任质斌

来　　源： 《铁流（第六集）》第12章 日　　期： 2010-06-10

　　    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1984年年会，是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重要历史时刻，在迎接建国35周年大庆的日子里，在伟大的整党声中召开的。这就给这次年会赋予了光荣而重大的历史使命，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经验，使这些宝贵经验能够更好地为我们今天的伟大斗争服务。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一盛会，并将新四军第五师的抗战历程及其实践经验，向大会作一发言。为了便于同志们、特别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们，了解和研究这一段历史，我在这里向大家提供一些历史情况和个人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一、背景及特点     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我党在1938年日寇占领武汉，全国抗战转入相持阶段的艰难时刻才着手创建的。五师及其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与这样一些有利因素分不开的：
    一、从1937年“七？七”抗战，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全国各地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同仇敌忾，揭竿而起。在这15个月的过程中，日寇利用了国民党片面抗战的错误路线和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战略，侵占了华北、华中大片国土和华南要地。与此相反，当国民党军队从他们正面战场上大批溃退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却以无比英勇的姿态向敌后反攻，不断取得胜利，建立了敌后根据地，收复了由国民党丧失的大片国土，从而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坚定了抗战的信心，并使他们把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身上。
    二、1938年10月至11月，我党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作出了发展中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为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五师部队的创建指明了方向。同时成立了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原局，派了大批干部到鄂豫边区来进行工作。
    三、鄂豫边区是革命老根据地。这里的人民经过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洗礼。红军长征后，这里又是南方八省游击区之一，“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之一。因而这里的人民群众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有武装斗争经验，蕴蓄着坚实的革命潜在力量，一经我党号召，便挺身而出，积极参军参战，全力支持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成为我党我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但是，这支部队和这个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也有其特别艰苦的一面：
    一、五师的创建，没有成建制的大部队作基础。红军长征后，原在鄂豫皖、湘鄂赣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早在武汉沦陷前即改编为新四军东进抗日，没有留下连以上建制的部队。五师部队的前身是以个别红军排、少数红色便衣队员，和党中央先后派来的百余名红军干部，结合党的地方组织与散处在边区的共产党员，通过发动群众和利用统一战线关系，组织起来的一支支小游击队，然后经过逐步汇合，经过创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豫鄂挺进支队——豫鄂挺进纵队的过程，像“滚雪球”似的“滚”起来的。
    她是一支土生土长的人民军队。
    二、处在中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前线，敌人的近后方，日寇和国民党军队之间，面临着敌、顽的夹击。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一个敏感地区。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转入了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活动，而把主要压力放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集中兵力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扫荡”，并在经济上实行“以战养战”。国民党也转变为对日寇消极抗战，对内积极反共反人民，并加紧了投降活动。五师就是在这样严重困难的时刻，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寇占领武汉后，即在武汉屯以重兵，同时以武汉为中心，沿着铁路、公路、长江、汉水伸出触角，占领重要城镇，控制交通要道，经常盘踞着6个师团2个旅团，计达15万重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仍驻有2个师团10个旅团），还有8万多伪军供其驱使。从而把武汉周围沦陷区，分割成为一块块小的“豆腐块”，进行殖民主义统治。国民党在其周围也有第一、五、六、九等4个战区（1944年重划为一、三、五、六、九、十等6个战区），其中第一线部队近40万之众。他们对日寇实行消极防御，对共产党、新四军进行积极磨擦和“围剿”。我们就是在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并在敌、顽、我“三角斗争”中夺得胜利的。
    三、长期孤悬敌后，与兄弟部队和其他解放区相隔绝。在抗日的全过程中，新四军第五师及其根据地——鄂豫边区，一直是一个孤悬敌后的独立作战的战略区。国民党在“武汉会战”大溃退后，以43个正规师和3个挺进军、21个地方游击队，分别占据了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幕阜山，以与日寇相持，并包围了边区，隔绝了新四军第五师同华北、华中兄弟部队的直接联系，加以敌寇沿江封锁，致使五师部队处于孤军奋战的艰苦境地。这支部队和这个边区从诞生之日起，直至日本投降，基本上没与其他解放区和兄弟部队联系起来（有时曾一度联系上，但很快又被敌人切断），就像是下围棋时投下的一颗“飞子”。她同党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和军部保持联系的惟一手段，只有无线电通讯，除了政治和军事上的重大决策，能及时从电讯中得到上级指示，在战略上能同兄弟部队遥相配合外，五师无法在战役、战斗上取得兄弟部队的配合，更不可能在财力、物力上得到外援。一切困难都必须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去解决。二、抗战历程     回顾鄂豫边区人民及其子弟兵——新四军第五师，在抗日战争中的战斗历程，前后经历了四个斗争阶段。
    第一阶段自1937年7月，至1938年冬。这是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与发动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上海、太原失守，到武汉沦陷，为鄂豫边区抗日战争的准备与发动，提供了客观条件。特别是在南京、徐州相继失陷，日寇步步进逼武汉的时候，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数十万大军，节节溃退；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却捷报频传。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各界人民都把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身上。在城市，工人、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迫切要求我们党领导他们武装起来打敌人。当时，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各种机构土崩瓦解，国民党溃军到处乱丢武器。一块钱，一套便衣，甚至一碗稀饭，也可以换到一支枪。有些爱国军人，自动携带武器，脱离国民党军队，到处找我们党。
    在徐州失守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对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党的工作，作出了明确的指示，要求这一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军队，开展抗日游击根据地，当作中心任务；要求动员住在城市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要求在农村发展党的组织。但是，由于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束缚和影响，当时长江局在武汉虽然做了很多发动群众的工作，但主要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搬用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做法去“保卫大武汉”，而没有拿同样大的力量，或用更大的力量，来准备武汉沦陷后的游击战争，虽然也派了一部分人员到农村去工作。但没有强调独立自主地去组织游击战争，所以搞起来的武装大都热衷于追求利用国民党的“合法”地位。而在利用国民党的“合法”地位时，又没有对国民党保持阶级警惕。有些地方的党组织生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组织武装，甚至不准下面干部收集国民党溃军丢掉的武器。有些地方，党组织虽然搞起了武装，却由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而被国民党“吃掉”，使自己发动起来的抗日武装，遭到严重挫败。
    这样，就错过了边区抗日游击战争大发展的好机会，直接影响了我党在鄂豫边区初期的发展，造成了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先天不足，并给边区各地的民族败类以招兵买马的机会。一时间，牛鬼蛇神，都抓起了枪杆，“司令”多如牛毛。这些“司令”大多数后来摇身一变，成为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成为边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绊脚石。
    幸而，边区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和领导同志，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不同程度的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因此在豫南、在鄂中、在鄂东、在鄂西、在鄂南的部分地区，燃起了武装抗日的烽火，为边区抗日根据地和五师部队的创造，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豫南确山竹沟镇，是我党发动和组织中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驻地。党在这里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名义，在豫南各地进行了广泛的抗战动员，建立了地方党组织，开办了各种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干部，开展了统战工作，特别是放手发展了武装并陆续派赴敌后，展开抗日游击战争。在信阳地区，党争取和支持了国民党信阳县长，组织起抗日武装，协同党所领导的“七七工作团”武装在信南四望山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鄂中的党通过民主人士的关系，在应城的汤池举办了“农村合作事业人员训练班”，实际上是我们党的干部训练班，训练了300多个进步青年，为抗日游击战争准备了干部。接着以应城党所控制的8条枪为基础，通过进步的应城县长，组织起“应城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应抗），在应城地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孝感中和乡的共产党员，同本地爱国青年一道，赤手空拳，收集国民党溃军丢下的武器，组织了一支人民抗日武装——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在孝感的中和乡，建立了小型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鄂东党的组织，在黄冈以红色便衣队加上所收藏的七条半枪为基础，积极收集国民党溃军丢下的武器，动员党员、积极分子带头参军，组织了鄂东游击挺进队，并在黄冈建立了一块根据地。新四军四支队驻黄安（红安）七里坪留守处的一个警卫排，加上黄陂地方党所组织的梅店自卫队，组成了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在黄陂、孝感、礼山（大悟）边界，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上述我党所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武装，就成为新四军五师以后发展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
    第二阶段自1939年初，至1940年冬。这是鄂豫边区及其主力军发展和统一的阶段。坚决向敌后发展，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部队由小到大，从分散到统一，是这一阶段的特点。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在中原前哨坚持抗战的战略地位由此奠定。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重申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彻底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长江局，成立了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原局（以后改为华中局）。刘少奇同志南下，坐镇华中，从此华中的抗战局面为之一新，鄂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9年1月。党中央和中原局派李先念同志带领160多人（包括干部60多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竹沟出发，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这时，鄂豫边地区的党所面临的局面是：敌人已在沦陷区遍设据点，并大肆搜罗民族败类，拼凑伪政权，组织伪军；国民党接受华北的“教训”，也在利用其社会基础——反对封建势力，或在其龟缩深山的数十万正规军的羽翼下，组织反动地方武装，或采用“曲线救国”办法，投降日寇，充当伪军，妄图恢复其反动统治。不同的阶级集团都有他们的组合。敌、伪、顽相互纠结着，矛盾着，把沦陷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广大的人民群众挣扎在这座一片黑暗和混乱的地狱里，而寄托着人民群众希望的我们党所发动和组织的人民抗日武装，却十分弱小而分散，没有形成一支足以打开一个光明局面的力量。但我们必须打开这样一个局面。
    “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是武装。”这是李先念同志在1938年11月六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后，从延安动身到鄂豫边区之前，少奇同志对他的指示。为了打开武汉外围敌后抗战的局面，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创建一支党直接领导的足以打开局面、承担这一地区的战略任务的人民军队。否则，我们不仅不能发展，而且无法生存。
    1939年6月，鄂中区党委召开的养马畈会议，是解决这一头等重要问题的第一个里程碑。当时，先念同志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绕道鄂东，联系了那里党的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后，到达了鄂中，参加领导了这次重要会议。会上接到刘少奇同志的电示：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时期内，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才能应付各种事变，确立我党在鄂中的地位。当时鄂豫地区的政治形势十分吃紧。国民党五中全会为准备妥协投降而制订的“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已在这里付诸实施。1939年4月，国民党解散了上年11月成立的进步力量占优势的统战组织——鄂豫边抗敌工作委员会。这一事件标志着武汉沦陷后我党与李宗仁第五战区存在过的相安共处的统战关系的结束。5月，国民党军队吞并了我党发动和组织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铁道破坏大队。6月，国民党制造了平江惨案（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实际上已从这时开始）。而在鄂中，当新四军的旗帜刚一出现，蒋介石即电令新四军军部和第五战区当局，妄言鄂中非新四军防区，必须撤走，否则“以武力解决”。与此同时，国民党三青团和鄂中专署，则阴谋策动原由我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武装——“应抗”第二支队李又唐部叛变。
    就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关键时刻，养马畈会议，根据中原局刘少奇同志指示，决定整编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统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这一具有无产阶级远见和革命胆略的决定，是边区党坚决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是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肃清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影响和束缚的胜利。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经建立，就指挥所属4个团队，在统一战略部署下，高举着抗日旗帜，深入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敌后，广泛而勇猛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1939年8月，第二团队在大别山北麓的罗山县朱堂店首战告捷，一举歼灭了日寇80余名。9月，第一团队在第二团队一部的配合下，严惩了前来鄂中京山新街镇“扫荡”的日寇，打得敌人弃尸数十具突围逃窜。与此同时，我军还抓紧时机，消灭鄂中孝感、应城等地的伪军，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两天一夜时间，迅速全部解决了叛军原“应抗”二支队李又唐部3000余人。从而树立了军威，振奋了群众，使应城、云梦、孝感各块根据地联成一片，确立了我军在鄂中敌后抗战的阵地。第四团队还飞越汉水，一度攻克汉阳蔡甸镇，痛击伪和平救国军第九十二师熊光部，把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燃烧到武汉近郊。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国民党蒋介石在日寇诱降和英美劝降下，更加加紧推行反共政策，作为投降日寇的准备。9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鄂东制造了夏家山事件。国民党桂系军队第一七二师两个团，纠合鄂东地方顽军程汝怀部，围攻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第五大队。这一情况表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必将进一步嚣张。10月，再次到达竹沟的刘少奇同志，作了应付突然事变的部署。根据他的部署，驻在竹沟的机关干部和部队立即撤离竹沟，转入了鄂豫边区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只留少数部队在竹沟坚持。11月11日，国民党反动派果然制造了竹沟惨案。少奇同志这次具有预见性的部署，不仅大大减少了我在竹沟惨案中的损失，而且对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有着重大意义。
    为了统一党对这一地区的领导，党中央和中原局决定撤销鄂豫皖、豫鄂、鄂中3个区党委，统一成立豫鄂边区党委，新的豫鄂边区党政军领导人，于11月在四望山召开会议，根据党中央和中原局决定精神，研究了具体部署，统一整编鄂中、鄂东、豫南3个地区的党领导的武装，编成了6个团队，建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同志仍任司令员，朱理治同志任政治委员，陈少敏同志任边区党委代理书记。
    中共中央对这支英雄部队在第一次全国反共高潮中诞生，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一切敌后地区我党均可建立武装部队，并可存在与发展，其先决条件是地方党要有组织武装的坚强信心，要有不怕与顽固派磨擦的勇气与意志。中央还对纵队的活动方针，及时作出指示说：挺进纵队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一时还不能与八路军、新四军取得地域上的联系。因此，必须努力扩大自己，务求扩大到4万人枪，主要发展方向是鄂东。要加强根据地和游击队的工作，建立民主政权，分别建立民兵、青年、妇女的救国会，尤其重要的是建立自卫军，还要发展党。军队工作必须发展与整军交替进行，要在武汉等敌占区建立秘密党的堡垒，要加强对周围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实践证明：党中央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纵队创建伊始，即面临着敌顽夹击的形势。
    1939年12月5日，日寇千余，附炮3门，在飞机掩护下，“闪击”我领导机关驻地——京山八字门，妄图一举毁灭我指挥武汉外围敌后战场作战的神经中枢。经过一番抗击后，敌人的阴谋被粉碎了。
    国民党鄂东专员、游击总指挥程汝怀的2万多地方顽军，继续依附桂军，勾结敌伪，破坏抗战。他们在围攻我党在鄂东的武装第五大队后，进一步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并残酷摧残我地方党组织，成为开展鄂东抗日游击战争的积极破坏者。纵队为了配合兄弟解放区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牵制进攻我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的桂军，从1940年1月至4月，先念同志指挥纵队主力，曾3次出击盘据大小悟山的程汝怀部，歼灭了他的第十九纵队的部分有生力量，为开辟鄂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纵队的另一部高举着抗日旗帜，以机动灵活、跳跃回旋的英勇姿态，于2月中旬，飞越汉水，初战汉阳侏儒山，进击伪军汪步青部，直叩武汉门户，使武汉敌人戒严三天。
    5月，日寇集中了6个师团的兵力，对鄂西北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了一次战役性进攻，以压蒋投降。6月1日侵占襄樊，6月15日占领宜昌。根据形势的发展，为了牵制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改善我军在鄂中的阵地。扩大回旋地区，纵队主力于6月回师路西，进军白兆山和京（山）钟（祥）以南山区，7月进军襄（河）西，8月进军天门、京山、潜江边界地区，并于7至10月在白兆山腹地，胜利地粉碎了日寇对平坝镇的3次进攻，给以重大的杀伤，使敌人在大洪山根据地内的主要支脉——白兆山安上钉子的阴谋破灭了。
    在我军军事威力的震慑与党的敌伪军工作的争取下，汉阳伪中国人民自卫军一个旅于8月13日反正，参加我军抗日。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部队发展与整军交替进行”的指示，充分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军工作，边区军政委员会于8月1日，召开了军政干部大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集中地反对了干部思想作风上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等不良倾向，从而使由各个山头汇合而成的边区党的武装，从思想上真正地达到统一，保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这在新四军五师的建军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在这一阶段中，边区在进行强有力的武装斗争的同时，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也迅猛地开展起来。1940年1月，鄂中根据地的基本区内，开展了民选运动，改造或重建了乡、保政权。同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会上按“三三制”原则，成立了全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军政联合办事处。10月，召开了边区财经会议，试发了流通券。民兵与基干队的组织纷纷成立。文教事业亦大力开展。这年秋收之后，信阳和应城还进行了减租减息试点工作。
    至此，边区已扩大到十几个县的范围，建立了9个县的民主政权，部队也从一支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拥有15万人的游击兵团，民兵发展到约10万人。从而奠定了边区我党我军在武汉外围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在坚持中原前哨的抗日斗争中，开始发挥其战略作用。
    第三阶段自1940年冬至1943年。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是边区我党我军坚持敌后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也是部队和根据地巩固与扩大的阶段。
    从1940年10月起，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以消灭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为目的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于国民党的反革命暴行，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央军委及时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决定将华中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其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第五师。在迎击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暴风雨中，我师在挺进纵队的基础上，边作战、边建军。4月5日，全师组建完毕，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同志在白兆山中通电就职。于是新四军第五师就诞生在这样的峥嵘岁月里。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撤出皖南，四师由豫皖苏边区转移至皖东北，鄂豫边区的地位更加突出和孤立，敌顽我三角斗争也日益尖锐化。日寇虽然为了迫蒋投降，在边区周围发动了几次对正面战场的战役性进攻，但主要的则是对边区进行频繁的“扫荡”、“清乡”和“蚕食”。国民党顽固派又连续在全国和边区发动了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多次伸入边区，某些顽军更进一步与敌伪勾结，甚至合流，以联合对我。我军遇到空前严重的敌顽夹击。与此同时，边区由于敌伪顽的掠夺和破坏，特别是1940年与1941年连续发生了旱灾，五师部队遭到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因而，这一阶段的边区斗争处于极端艰苦紧张的时刻，我党我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但是，在这种形势下，鄂豫边区的人民和五师的指战员们，没有被各种困难所吓倒，而是充分发扬了艰苦奋斗、勇敢作战的精神，更高地举着抗日的旗帜，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伪军的频繁“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连续围攻，在襄河两岸、大江南北跳跃回旋，大力向敌后发展，不断开辟新区，扩大了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且发展和巩固了部队的力量。
    在对敌斗争方面，五师诞生后便以崭新的战斗姿态，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投入了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严重斗争。为粉碎敌人“扫荡”，加强对敌斗争，贯彻敌进我进方针，我师于1941年6月进一步开辟了直逼武汉近郊的汉（汉阳、汉川）孝（感）（黄）陂地区。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我师选择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武汉日寇兵力减弱的有利时机，向敌后作战略展开，以相当兵力南下（汉）川汉（阳）沔（阳），发动了侏儒山战役。我军三打侏儒山，每战皆捷，歼灭了驻守在这里实力最强的伪定国军第一师汪步青部，解放了紧逼武汉西郊的大片国土。侏儒山战役震动了武汉，给予武汉人民极大的兴奋，也给予武汉日寇极大的威胁。1942年5月，日寇开始进攻浙赣线，为牵制日寇的新进攻，我师又以相当兵力跨越长江天堑，挺进鄂南敌后，打开了鄂南抗战的新局面，既创造了从南线战略包围武汉的敌后战场，又扩大了我军的回旋地区。同年12月，日寇以第三师团全部、第四十师团和伪第一师一部共万余人，附炮80余门，分14路合击“扫荡”我大小悟山，企图围歼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我军趁各路敌伪尚在运动之际，连夜分数路向平汉路西和陂安南等外线地区突围，粉碎了日寇的万人大“扫荡”。1943年2月，日寇进犯襄南。为配合鄂西正面战场作战，牵制与打击日寇，扩大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军又进军襄南，进一步从西线推进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发展河湖港汊地带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以洪湖为中心的襄南敌后根据地。在此基础上，我军进一步向湘北敌后发展，于11月挺进洞庭湖滨和桃花山地区，开辟了湘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反顽斗争方面，边区我军首先配合全国粉碎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这一斗争中，我们不仅坚持了鄂中、信南等基本区，而且打开了鄂东局面，在大小悟山建立了边区的指挥阵地；并一度与战斗在皖西的新四军第七师部队取得了联系；继续发展了襄西、豫南等地区。1941年9月至11月，当桂顽第七军3个师及地方顽军大举向皖东新四军第二师地区进扰时，我师遵照军委命令东进鄂皖边，从战略上策应了我兄弟部队的反顽斗争，并且发展了鄂皖边地区。当鄂东桂系势力与程汝怀矛盾冲突时，我军则利用这一矛盾，对程汝怀各部队进行了广泛的争取工作，以孤立桂军。当程顽依附桂系疯狂反共时，我军则果断地还击了程汝怀部队，于1942年1月至3月先后进行了浠水、广济、蕲春漕河镇等战斗，打退了鄂东的反共高潮。1942年5月至12月，更是风狂雨暴的8个月。在这8个月里，国民党第五战区对我全边区发动了反共高潮，先后投入进攻边区的兵力，计有12个正规师、4个保安团、11个游击纵队和5个独立支队，人数计达16万之众。顽军还无耻地勾结日伪军向我夹击。而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严重敌顽夹击，我们确定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战，坚决自卫的方针，首先对深入根据地的顽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然后主力以运动战相机歼灭反共而孤立的顽军。五师师部的主力部队第十三旅，转战四方，配合各军分区部队给顽军以歼灭性打击。其中8月底至9月初的礼北战斗，我军歼灭了顽保四旅旅部及两个团，该顽旅长蒋少瑗、三团团长刘亚卿、礼山县长钟锦德等均被我俘获（战后将其释放）。军部首长曾来电嘉勉这一战役的胜利。经过8个月的生死搏斗，虽然我白兆山、天汉湖区、襄西等地一度被敌顽侵扰但边区我党我军不仅没有被顽军的“清剿”所消灭，反而在战斗的烈火中，又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新建立了鄂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1943年配合全国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我师又击退了第五战区对我鄂东地区的进攻。李宗仁8月20日致李品仙电，承认了又一次失败，说：“自剿匪以来两个月，不惟无多结果，反使共匪流窜我军防地，似此情势，言之实堪痛心。”
    这一阶段还加强了部队建设。当1941年击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师军政委员会于6月召开了全师政治工作会议，讨论了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这次会议总结了部队政治工作经验，提高了干部的政治工作水平，对巩固部队，加强政治工作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重大作用。政工会议后，部队更加注意了提拔工农干部担任政治工作和加强知识分子新干部进行日常工作的锻炼。为了大力培养干部，以适应部队发展和提高的需要，于10月间在随营军校的基础上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还加强了军事训练和司令部工作建设，加强了行政管理和后勤建设，进行了一系列巩固部队的工作。1942年5月，在全边区建立了3个军分区，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统一了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师部除第十三旅仍作为师部的主力部队担负全区战略机动任务之外，其他正规旅都基本上固定在一定地区作战。还将一部分主力转化为小团，分布到各军分区以便在敌顽夹击的严重局势下，能够独立、分散的开展游击战争。由于第五师与军部的交通联系一直没有打通，毛主席于7月21日亲自拟电稿，同意华中局意见，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第五师的行动。1943年2月，五师召开了军事工作会议，总结了五师诞生以来的军事斗争经验，讨论了新形势下的军事建设问题。会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部队建设，并在秋季开展了全师整训运动，既抓住战斗间隙进行军事训练，又普遍进行了阶级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和军事素质。
    边区的根据地建设，在这一阶段也全面展开。为统一与加强边区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4月间召开了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按照“三三制”的原则，正式选举产生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最高行政领导机关——豫鄂边区行政公署。各地结合战争动员，加强了改造政权、组织群众、发展地方军和人民武装等各项工作。为支持长期抗战，战胜严重财政经济困难，边区党委于1942年1月作出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决定。3月召开了边区首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豫鄂边区施政纲领》，进一步调动了各阶层人民抗日的积极性，使边区掀起了根据地建设高潮。1943年2月，边区党委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李先念同志任边区党委书记仍兼五师师长和政治委员的决定，边区自此全面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蒋家楼子会议，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的精神，主要解决了增强战争观念的问题，统一了对于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同迎接抗战胜利之重大关系的认识，通过了1943年边区军事建设计划。会后，边区党政军民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一切服从战争”为最高原则，保证了军事斗争和军事建设计划的顺利实施，使政权工作、群众工作与军事建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互相促进。
    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经过这几年的艰苦卓绝斗争，胜利地形成了从东、西、南、北对盘踞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截至1943年冬，我主力军与地方军由1940年底的15万余人发展到近4万人，地区由1941年初的10余县扩大到51个县（其中基本区14个县、游击区37个县），边区人口由1942年的473。5万余人（基本区216。4万余人，游击区257。1万余人）发展到1020万人（基本区420余万人，游击区600余万人）。
    第四阶段自1944年初，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是边区在胜利与失误交织中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阶段。
    为了加强对鄂豫边区党政军民的领导，华中局于1943年底派遣郑位三同志来边区任华中局代表。在郑位三同志的倡议和边区党委的同意下，从1944年起执行了“以巩固为中心”的方针，进行了整风、生产和组织群众等巩固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中特别是整风运动，由于认真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抵制了康生搞的所谓“抢救运动”，始终采取了理论联系实际与和风细雨的方法，所以运动的发展一直是健康的。在这段时间里，郑位三同志传达和介绍了延安整风情况，使长期孤处敌后的边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认清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与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斗争的实质及其重大意义，从而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
    1944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为摆脱困境，急图将中国大陆变作它垂死挣扎的基地，于是发起了豫湘桂战役。4月上旬，日寇首先以五六万兵力进攻河南。国民党汤恩伯和胡宗南的40万军队，一触即溃，竟在37天内，失城38座。饱受“水旱蝗汤”之苦的河南人民，渴望我们共产党的队伍进军敌后，领导抗战。中央及时指示五师和华北、华东兄弟部队同时向河南敌后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但当时边区领导正处在一种复杂的情况中，在指导思想上过分寄希望于华北多派八路军南下，同时对日本很快就会投降的形势估计不足，因而在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中央指示下达后，仍坚持实行“巩固为主、发展为辅”的方针，只派遣了一支千余人的部队挺进河南敌后。这支部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了豫南、豫中南7个县的新区，开辟了东西宽140余里，南北长200余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发展到8000余人；一度打通了与华北八路军的联系。情况表明，河南敌后形势确实极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如果五师当时能拿出较大兵力进军河南，完全可以使中原、华北呵成一气，实现席卷中原的战略任务。这样，不仅使边区长期力图解决的“改变孤悬敌后处境”的战略目的得以实现，而且还可以为五师由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进行战略转变时，造成背靠华北，威逼武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极为有利的局面。
    在“以巩固为中心”的方针指导下，五师大部主力陈兵大悟山中，一则固守大悟山阵地，一则进行长期整训，和进行“组织群众大多数”的实验工作。1944年2至5月，国民党广西军集中了几千人的兵力向大悟山连续进行了两次猛烈的进攻，我军则以打阵地战的作战方法，死守硬拼，拒敌于国门之外，进行了壮烈的“大悟山保卫战”。这就使一部精锐主力陷于被动挨打的窘境，受到完全可以避免的消耗；加上坐吃山空，财经上也出现严重的困难。
    当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跨入1945年时，正是德日法西斯处于总崩溃的前夕。为了争取在中国人民面前出现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全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1945年1月，从延安奉命南下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三五九旅，胜利地到达边区，带来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至此，边区党委才确定将工作方针改为发展为主。派出鄂东军区的一部兵力，配合三五九旅向江南进军，创立了湘鄂赣根据地。但五师的主力仍驻守大悟山中未向河南进军，故对大局未起决定作用。
    三五九旅南下，为边区送来了大批红军老干部，大大增强了五师的骨干力量，这对提高五师部队的素质起了重大作用。但边区领导在调整和配备部队的各级领导骨干时，对一部分原来经过长期斗争考验而又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干部未作适当安排，这对以后更为艰巨的斗争，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及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庄严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在抗日期间，英勇转战武汉外围敌后战场的我新四军第五师，由于党中央、华中局的正确领导，在敌、伪、顽夹击的复杂斗争中，团结抗日的各阶层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开创了以鄂东大悟山为中心的纵横千里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300多万人口，建设了39个县的民主政权。部队由开始的几支小游击队发展到5万余人的人民武装。这支英雄部队，同边区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一道，抗击着武汉地区日寇各师、旅团的大部或一部和伪军全部。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新四军第五师部队曾对敌伪军作战1035次，共歼灭敌伪军416万名，其中毙伤俘敌伪军301万名，敌伪军投诚与反正115万名。作战中缴获炮23门，掷弹筒39个，机枪218挺，长短枪115万支。她对于全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起了重大的战略配合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当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温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这部抗日斗争历史时，不能不想起那些成千上万的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们。请允许我在这里对他们表示沉痛的怀念。他们是永垂不朽的！三、几点经验教训     如前所述，新四军第五师的历史，也像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他兄弟部队的历史一样，是极其雄伟壮丽、光辉灿烂的历史。无数英雄人民在谱写这部历史时，不可避免地走过一些迂回曲折的道路。在这部历史里，绝大部分是成功的经历，但也夹杂着某些失误。关于这些历史经验，我以为有以下几条值得特别介绍的：
    一、高举抗日大旗，深入敌后，坚决打击敌伪气焰，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是我党、我军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但在执行这项使命时，又必须从抗日战争全局出发，坚持持久战和游击战，树立长期作战思想，不可孤注一掷，不计后果。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抗击日本侵略者成为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第五师在武汉外围敌后活动初期，尽管部队初建，力量不大，但一开始即敢于高举抗日大旗，深入敌人后方，坚决打击民族敌人的侵略气焰，充分显示了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这一新生力量的强大威力。这同消极抗战的国民党正规军和畏敌如虎、专事扰民的国民党游击队，形成鲜明的对比。人民群众普遍称赞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军队。人民群众对我军的支持和拥护，就是我军赖以立足生根和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经验证明：在以军事力量打开敌后抗战局面和创立根据地时期，必须付出一定代价，乘日寇深入冒进之际，寻找有利地形和时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力争初战胜利，借以挫敌凶焰，振奋人心，树立我军声威，坚定群众抗战信心，掀起敌后抗战热潮，开展各项根据地建设，奠定我党在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不这样，便不能发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也无从生存和发展；不这样，便不能建立抗战秩序。
    但是，由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争，我们必须从全局出发，以游击战争为主，作长期打算，切不可死拼硬打，孤注一掷。第五师转战的武汉外围，是日寇继续进犯我大后方的军事集结和物资供应基地，是两军对峙的前线，是敌人的近后方。日寇在每次向国民党战场进攻前后，都要对敌后我军进行“扫荡”，以确保其军事行动的安全；日寇为了扑灭我有生力量和进行经济掠夺，经常对边区进行各种突击性和季节性的“扫荡”。因而敌人对鄂豫边区的“扫荡”特别频繁。针对敌强我弱和敌人“扫荡”频繁的特点，第五师采取的对策是：一面积极配合正面战场对敌作战；一面积蓄力量，长期坚持，在坚决粉碎敌伪“扫荡”、“清乡”和“蚕食”的前提下，注意休养生息，以争取自己的长期存在和对敌人作长期斗争。
    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但同时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坚持自卫立场，敢于迎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敢于放手反磨擦。
    新四军第五师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鄂豫边区也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创建起来的。但在初创阶段，由于受国民党的约束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党所掌握的部分武装，没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缺乏高度的阶级警惕，或则不敢放手发展，听从国民党“划地为牢”，或则受国民党之编被国民党吃掉，或则被国民党突袭攻垮，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以后，特别是刘少奇同志到达中原前线以后，坚决肃清王明的错误影响，部署了中原敌后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树起了新四军敌后抗日的大旗，提出了坚决反磨擦的方针，这种情况才改正过来，局面为之一变，使我们敢于在放手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中，不断发展自己和壮大自己。从此以后，我们开始全面掌握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努力贯彻党中央关于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在同边区周围拥有40万大军的国民党相周旋中，争得了一定的主动地位。
    第五师部队和国民党部队，在力量对比上是十分悬殊的。国民党部队数量众多，装备精良，是既成局面；第五师则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国民党始终未肯承认第五师在边区的合法地位，地方武装又大都十分顽固；五师部队一直被国民党部队看作眼中钉，妄图加以消灭。面临这样的险恶环境，第五师是怎样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呢？我们的经验有两条：一条是充分利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广泛争取一切愿意合作抗日的友军；另一条是放手还击坚决反共的少数顽固派部队，特别是顽固的地方部队。我们争取到大多数川军和西北军的中立，是前一条经验的实例。我们磨垮了以程汝怀为首的鄂东顽固派地方部队，是后一条经验的实例。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实践，我们虽然经历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和无数次的围攻，不但没有被国民党顽固派所消灭，反而从不断还击反共顽固派的自卫斗争中，获得了发展和壮大。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三、抓住一切机会，放手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边发展，边巩固，发展与巩固交替进行，不能机械地停止发展，片面地去求巩固。
    由于第五师所处的客观环境是敌强我弱，顽大我小，面临敌顽的双方夹击，主观力量是缺乏成建制的部队作基础，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逐步发展起来；加上长期孤悬敌后、单独作战，与兄弟部队相隔绝，所有这些主客观条件，便决定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必须不放松任何一个机会，放手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不发展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在尖锐的三角斗争中，便不可能争得发言权和立足点，也不可能坚持长期斗争，更不可能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
    同时，武汉四周都有广大的沦陷区。日寇虽在这些沦陷区设立了大量据点，妄图使之变为巩固后方。但由于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广大人民群众不甘心做亡国奴，这就为我提供了发展游击战争的广阔天地。只要我们清楚地认识这一有利形势，并充分地加以利用，就可以取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是新四军第五师能够把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旗帜插遍在鄂、豫、皖、湘、赣5省的广大地区的客观根据。
    当然，我们在大发展过程中，在每一个发展的间隙中，必须注意部队的巩固和边区的巩固。我们并不是一股劲儿地发展，完全忽视了巩固；而是边发展边巩固，发展与巩固交替进行。但是，经验证明，我们决不可长时间片面地强调以巩固为主的方针，以此来错过客观发展的大好时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1944年在发展河南问题上所犯的战略失误，是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
    四、努力求得革命力量内部的紧密团结，一致对外，才能在敌顽夹击的险恶环境中争取生存和发展。
    第五师对军民关系，始终很重视。军队发扬了红军的优良传统，一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关系一直是处在军爱民、民拥军的比较融洽的境地。边区广大人民，是把第五师部队当作自己的子弟兵看待的。这是第五师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第五师军队和地方党、地方政府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虽然有一个时期，由于军队发展较快，地方负担很重，部分地方干部一度出现畏难情绪。但1943年在蒋家楼子召开的边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把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同迎接抗战胜利的重大关系阐述清楚后，地方干部便勇敢地承担起支援军队的重任。五师师部的主要领导干部和边区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基本上也是团结一致的。
    干部决定一切，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干部的团结一致，是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保证。第五师的干部政策，在长时期内是注意到紧密团结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骨干力量的。第五师既依靠为数不多的老红军干部，把他们放在主要领导岗位上，起着带头和骨干作用；又放手使用大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参与部分领导工作，加以培养和锻炼，使之各得其所；既注意使用这一山头的干部，又注意使用其他山头的干部。既注意使用外地来的干部，又注意使用本地干部。并注意引导各种干部，扬长避短，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使他们水乳交融，亲密无间。在对干部的管理上，既及时而坚决地反对闹独立、闹宗派的不良倾向，又注意发扬各级干部、特别是县团以上领导干部的独立作战精神，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坚决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有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都应针对第五师和鄂豫边区的特点，特别应从游击根据地这一总特点出发，决不应生搬硬套较巩固的兄弟根据地的经验。这是我们带根本性的，贯串以上4个方面的总的经验教训。
    第五师的客观环境（接近中日战争的前线、敌人设立的据点很密）和主观力量（敌人的力量和顽军的力量都大大超过我们），决定着鄂豫边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只能是一个动荡不稳、起伏不定、并分散成若干小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不可能建成一个稳定的连成一片的巩固根据地。为了适应这一总特点，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部队没有过分集中，采取了适当分散的方针。为了适应这一总特点，我们在组织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上，曾经注意过灵活多样，因地制宜，因情变化，不强求一律。为了适应这一总特点，我们在组织财政来源上，在大多数时间里，曾经主要依靠到武汉外围的广大回旋地区去开辟税源，以及从开辟新区中去扩大财源。为了适应这一总特点，我们在后勤工作和兵工建设等方面，采取了分散隐蔽的办法，依靠群众的掩护立足生存。
    但是，我们当时限于领导水平，虽然我们的实际工作是适应和符合豫鄂边区的总特点的，但自觉性并不高，特别是未能提到理论高度来系统地加以肯定。因此在后期曾经一度搬用过某些巩固根据地的经验，不适当地长期坚持“以巩固为中心”的方针，不适当地强调部队的集中训练和正规化，不适当地采用一种形式“组织群众大多数”，不适当地摒弃了从扩大游击区来减轻财粮困难的做法。
    所有这些，都使工作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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