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财经供给工作的片断回忆 |
| 来 源： 《铁流（第六集）》第29章 日 期： 2010-0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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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我们曾在苏中、苏皖边区和华中、华东军区财经、供给部门工作过，现就我们的经历和见闻作一些片断回顾。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性的抗日战争开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铁的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新四军整编时为10300余人（下山时为5000余人），到1939年冬发展到5万余人。抗战胜利时新四军总人数为31万余人。抗日根据地有县城40余座，面积253万平方公里，人口3420余万，民兵自卫武装96万余人。在与日伪顽长期的生死搏斗中，新四军伤亡8。9万人，共和国的旗帜上留下了他们血染的风采。 有武装斗争就有财经和供给工作。 新四军成立至皖南事变前，主要从国民党政府领取军饷。开始每月国民党只发给5。6万元（包括拔遣费3万元，开拔费1万元在内），还不到国民党一个军的四分之一。 1938年1月14日，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报长江局并转报中央的电报中提到全军整个经费每月只批6。5万元，其他补充均未批示，购买枪支更谈不上一切衣毯均无。6。5万元经费还分上半月下半月两次发，并经常拖欠军饷。到1939年每月也不过10万元左右。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反共限共，排除异己，在发饷问题上蓄意克扣、拖欠和刁难，加上物价飞涨，部队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供应。叶挺军长在抗战二周年纪念会上讲到新四军的胜利是在“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粮弹不充，枪械不补的情况下取得的”。部队生活十分艰苦，有时曰常生活费用也难以为继。没有钱买米只好以地瓜野菜充饥。战士夏天只有一套单衣，到河里洗澡也要等衣服干了才能上来。指战员的津贴费有钱时少许发一点，困难时几个月不发。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取消了新四军番号，停发一切经费。 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1941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并率领整编后所属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分别在苏中、苏北和浙东等八个地区建立了我党领导的地方政权，巩固扩大了敌后根据地。这一阶段的斗争是相当艰苦的。新四军以9万之众，抗击了国民党30万军队的封锁包围，粉碎了40万日伪军的围剿进攻并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地的财经税收和公粮的征收以及各类工厂的建立，有效地保证了我军的经费给养、军实等方面的供给。至1944年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有7个行署，1个浙东军政民联合办事处，20个以上的专署，147个县政府，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和儿童团、姐妹团等群众组织普遍建立。 在党中央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级党政军首长的统一领导下，华中革命根据地的财经供给工作日益健全，并不断提高。广大财经、后勤、供给人员在战斗频繁、艰苦紧张的环境下奋力工作，为战争、为部队服务。军队供给依靠军事上的胜利，以战养战，取之于敌；依靠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取之于民；依靠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取之于己；依靠统一战线工作，取得各方面的支援，取之于友。总之，千方百计，战胜重重困难，筹措经费和物资，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人民群众永远是我军的坚强后盾，他们运粮草、抬伤员、送弹药，“随军旋转逐西东”，支援我军作战。 三、由分散自筹到逐步统一供应 在抗日战争中，由于根据地被分割包围，部队经历了由分散到统一，由简单到复杂，由自下而上的分散自筹、各自为战、就地供给到逐步实施统一供应为主的演变过程。财经供给工作在战斗中进行保障，在保障中进行建设，逐步形成了自己特色的优良传统。 抗战期间，新四军处于敌伪顽的夹击中。“反动派进攻要还击，鬼子兵一来要反扫荡”。经济上敌伪顽对我军实行封锁，妄图困死抗日军民。在严峻的形势下，新四军发扬红军时期光荣传统，坚决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执行作战、群众工作、筹款的三大任务。粉碎了日伪的“扫荡”、“清乡”，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一面打仗，一面建设，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先富民而后足兵‘’。记得当时我们所在单位就曾自己开荒种菜，纺线、扎鞋底等，以完成上级分配的生产任务。至于帮助群众生产，抢收抢种，抢险救灾，帮助根据地搞经济建设更是经常的事。地方财经人员努力开展财经工作，整顿税制，开辟税源，增加收入。在军事上先后取得了韦岗伏击战、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和曹甸、讨李（李长江）等战役、战斗的胜利。苏中、苏北等抗日根据地逐步扩大，政权日益巩固，经济不断发展，部队有了比较稳固的后方，有了个”家“，财经供给工作也逐步走向正规。 四、财经供应体制的建立与部队供给工作的实施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各地区相继建立了财经机构，供给标准，财经制度也逐步统一、健全。1941年，苏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财政经济部，由华中局领导，朱毅任部长。为了统一华中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华中局又成立了财经委员会，曾山任主任，朱毅、方毅任副主任。 1945年7月，苏中区党委成立财委，由陈丕显、陈国栋分任正副书记（主任），行署财政厅（陈国栋任厅长）为具体办事机构。 在这期间各地区还相继成立了银行（苏中的江淮银行、苏北的盐阜银行、淮南的淮南银行、淮北的淮北银行）和金库系统（1942年陶林曾任东台县金库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等行政区合并成立了华中分局、苏皖边区政府和华中军区，统一领导华中解放区的党政军工作。分局（驻淮安）设财经委员会，曾山任主任。边区政府（驻淮阴）设财政厅，由边区政府副主席方毅兼任厅长，汪道涵、陈国栋、李人俊任副厅长。各地区银行相继撤消，华中地区统一成立华中银行，发行统一的华中货币（那时我们曾参加监督焚烧各地区发行的货币，统一使用华中币）。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为了统一华东党政军的供给，华东局成立了华东财经办事处，方毅任主任。 五、加强领导，严格制度，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战争年代各级党政军领导对财经供给工作十分重视。 1941年5月18日刘少奇在华中局会议上作了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谈到财经计划时说：”以前糊口和应付现象应结束，我们这里要作一年财政计划，决定一年的预算“。1941年6月在华中军分会上刘少奇、陈毅都谈到了建立健全财经制度问题。刘少奇指出：”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经济制度，一定要严格，不要随便批钱用钱“。陈毅指出：”对经济问题应该经过预算和决算，不能浪费，团长、旅长不能随便乱批钱，如果这样用，税收再多也供应不了“。1942年1 2月粟裕在《关于军队供给工作问题报告》中指出：”超出预算或超过职权批条子擅用经费者，供给部有权拒绝支付，也决不能轻易准许其报销“。这些指示明确了财经供给工作的方针，对财经工作是有力的支持。 战争年代党政军实行的是供给制，供给标准是很低的，每人每天1-1。5斤粮，5分钱的菜金（包括3钱油，3—5钱盐）。标准虽这么订，但有时实际达不到标准，有的部队一个星期吃不上盐，有的部队连高粱馍、山芋干也吃不饱，只好挖野菜、摘树叶充饥。有时几个月发不出津贴，被服装具上困难就更大，天冷了穿不上棉衣，每条棉被只有2斤棉花，打赤脚，自己打草鞋，晚上点灯只发一钱油。 战争年代，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干部处处做模范，以身作则，带头执行标准制度，不搞特殊。一师师长粟裕多次负伤，身体虚弱，身边的同志有时想搞些额外照顾，总是受到批评。他经常叮咛自己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到供给部和管理科要东西“并告供给部遇到这些事要拒绝、要教育他们不要这么干。1939年，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的父亲来队看他，组织上决定给一点经济补助，他坚决不要，最后在管理部门的说服下，只收了几元钱给他父亲作回家路费。他不吃小灶，与战士一样吃高粱馍、山芋干，并风趣地说这是”牛肉干“。他工作到深夜，管理部门送去白馒头、面条，都叫警卫员送回去。1939年过春节，部队无钱，彭司令员决定将自己和其他几位首长的马卖掉，把这笔钱给部队过年，他给供给部领导谢胜坤、郭金林等讲了”秦琼卖马“的故事，他情意深切地说，越是困难，越是要关心部队、关心士兵温饱，打仗靠部队，不是靠马，没有马，不骑马也能打仗，没有部队就不能打仗，部队比马重要得多。淮南行署主任方毅有关节炎，请人通过商人到敌占区买条卫生裤御寒，他交待办理人员说，我只有6元积蓄，超过就不买，不能用公家的钱。结果一打听要8元钱一条，方毅同志就没有买。在党政军负责同志模范行动的影响下，从上到下万众一心，同心同德，战胜艰难困苦，形成了克敌致胜的巨大力量。 以上仅是我们的点滴回顾，因时间跨度大，间隔时间长，战争年代变化又比较多，错漏之处难免，希望给予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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