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死一线间 |
| ——新四军二师军工部琐忆 |
| 作者：胡序同 |
| 来 源： 《铁流（第六集）》第31章 日 期： 2010-0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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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抗战临近最后阶段，胜利的一天已经遥遥在望。我在新四军二师政治部丁作了三年之后奉命调到军工部工务科工作。 当时的工务科长是吴运铎同志，大家习惯上都称呼他老吴，尽管他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老吴从小做工，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军工事业。他为人热诚，勤学苦干，凭借一股韧劲和钻劲，他在军工这一行早已是远近闻名的行家里手。我到军工部时，他实际负责设计和工艺工作，起着总工程师的作用。军工部虽然不是男性的一统天下，但女同志不多。我和另一个女同志俞启英因是学生出身，有点文化，所以都成了老吴的助手。但我们以前从未涉足军工领域，一切都要从头学起。钳工、车工、机械制图、配制雷汞……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很快熟悉了业务。 二师的军工部在新四军系统一向赫赫有名，经过老同志们多年的艰苦奋斗，已具备相当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修理一般的军械可以说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不断试制、开发各种武器装箭，以满足部队的军事需求。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军工部曾先后研制和生产了大量的地雷、手榴弹、枪榴弹、炮弹、掷弹筒、迫击炮（60和81毫米口径）和平射炮（36和45毫米口径）等轻重武器，有力支援了前线的作战。除去不断改进老产品，研制新产品，我们工务科还承担着替其他单位和部门，如后勤的被服厂、报社的印刷厂、卫生部的医院维修各种机器设备和医疗器材；替部队基层单位开办爆破训练班等繁重任务。吴运铎同志在这些工作中都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取得了出色成就。同时，他为完成任务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一次挖雷管时不幸炸掉了四个左手指，左眼飞进了一小块铜片，腿也因此留下了残疾。就是这样，他仍然忘我地奋斗在军工战线上，并为此奉献了一生，成为从实干中成长起来的军工专家。这些在他的《把一切献给党》一书中都有反映。 军工工作虽然地处后方，不同敌人面对面直接作战，但由于经常同雷管炸药之类的危险品打交道，不时受到伤亡的威胁，故而被称之为“后方的前线”。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地处农村的根据地物质极其简陋贫乏，我们的研制生产工作往往缺少必要的安全保障，在这里工作同样需要时刻准备献身的勇气和胆量。对此，我开始并不十分清楚，也缺少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我来到军工部之后不久，便很快了解了这一工作的危险性。 记得是初春的一个夜晚，工务科招集附近几个分厂的同志来开大会。在会场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与会的同志中有几个人脸上满是疤痕，看上去十分狰狞可怕。老同志告诉我，这是不久前一次事故造成的后果。那次事故发生在某分厂的火药班，一个负责用石臼捣碎火药的民工在操作过程中因违章抽烟，引起一场大火。民工本人被烧成一团火球，情急之中他跳进附近的一口池塘，火是灭了，但他被烧成了重伤，加之严重细菌感染，不久就死了。而几个参加救火的同志也都负了伤，这些满面伤疤的同志就是那次事故的受害者。 二分厂是铸造分厂，主要业务是化铜，即熔炼从民间收集来的各种废旧杂铜，提纯后浇铸成炮弹的引信或定向尾翼。我到那里出差时亲眼看到化铜的过程，化铜提纯是一种有毒的化学反应，工人除了承受高温辐射以外，还要冒中毒的风险。但那时条件差，没有任何防护设施，为了革命需要，工人们都习以为常，不惜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拼命也要完成任务。就是一时中了毒，也不过替换下来休息两天，恢复过来后又接着再干。 春夏之交，一分厂又传来一个噩耗。当时为试制97毫米的山炮炮弹，专门拆卸了一颗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旧炮弹，用于研究其内部结构。由于缺少经验和资料，不清楚这种炮弹中设置了双保险，结果拆卸时突然发生爆炸。厂长秦永祥和一名股长当场牺牲，装药股的唐英、陆平、虞秀英等三位女同志也被炸伤。消息传来，我们都十分震惊，思绪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为失去熟悉的战友感到痛惜，也进一步认识到军工工作严酷的一面。不过，那时我仍然没有想到，死神不久就会跟我开一次玩笑。 45年8月初，历时八年的抗战胜利在望，日寇的末日指日可待。二师师长罗炳辉同志亲自给军工部下达任务，要求一周内制成一批水雷供部队作战使用。在此之前，我们部里谁也没见过这玩艺。但军令如急火，为按时完成任务，吴科长开动脑筋，决定把一批普通地雷改装为水雷，其中的技术关键是要给地雷的引信加上密封防水装置。这就需要首先拆下地雷的引信，重新加以改造。 那一天，作业现场连我一共六七个同志，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紧张操作着。忽听“轰隆” 一声闷响，我还不清楚怎么回事，就被一股强大的气浪掀进了身边的一张床铺底下。我的一只耳朵被震聋了，从此几乎失去听觉。两条腿也吃了弹片，血肉模糊。当人家把我从床下救出来时，我一时有点迷糊，不太清楚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事后经分析推测，这次事故可能是同我们一道工作的徐有才同志操作不慎引发的爆炸。徐本人当场死亡，其余在场的同志也都挂了彩，我的伤还算不上是最重的。就这样，我也差一点到阎王殿去报到，后来大慨是把守鬼门关的牛头马面看我年轻，又把我退回来了吧。那年我刚好22岁。 我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在病床上迎来了鬼子投降的盛大节日。受伤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何况是飞来横祸，但在病床上我可以细细地想点问题。“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经历了这次生死考验，我感觉自己仿佛陪绑上了回刑场，到阴阳界上走了一趟。由此，我深深体会到生命是脆弱的，生与死的界限有时真的仅仅只在一线之间啊！特别是在当时军工部门的特殊条件下，危险往往不期而至，猝不及防。但是，我并不感到后怕，相反我只会比以往更加珍视和热爱生活。惟一使我感到难过和遗憾的是，牺牲的战友未能看到抗战胜利的到来，在欢庆胜利的前夜他们倒在了战斗的岗位上。至于我自己，也许能够聊以自慰的是，我也总算为神圣的抗日战争流了一点血，虽然不是在你死我活的前方战场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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