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爱国的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 |
| ——记新四军军部财经部长朱毅 |
| 作者：陶涛 |
| 来 源： 《铁流（第六集）》第37章 日 期： 2010-0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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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毅同志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投身革命后在新四军军部和苏中抗日根据地长期从事财经工作，为保证党政军的开支和抗日战争的军需，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解放战争时期在大连负责制造炮弹，为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党、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奉献他毕生的力量。 一、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和攘外必先安内 朱毅原名李德纯，1898年生，湖北汉阳人。早年随在英籍牧师家做厨师的父亲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读书，懂点英文，后为英籍医生当翻译，同时学医术。1922年考上了广州公医医科大学，1926年投考湘军军医被录取，逐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医院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第十四军军长陈嘉佑弃官隐居上海，朱毅也愤而脱离军队，于1928年到日本明治大学专学政治经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弃学回国抗日。他反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对日不抵抗主义。积极动员陈嘉佑及程潜（陈、程二人当时都是反蒋的）开展反蒋工作。以朱毅为首成立了“义社”，宣传“反对蒋介石不抗日”、“反对蒋介石不民主”、“一致对外抗日”等政治观点和口号。还参加了陈嘉佑、程潜推动广东省长陈济棠出兵打蒋介石的活动。陈济棠出兵后由于他的部下余汉谋倒戈而失败。陈嘉佑病死，程潜倒向蒋介石去南京当了参谋总长。“义社”的人员也各奔东西，而朱毅仍在上海坚持反蒋工作。 二、坚持抗战，投身革命 “七七”芦沟桥事变，朱毅找到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要求参加抗日工作。程要朱担任长官司令部秘书。当程潜又被任命为河南省省长后，于1938年春，程任命朱为河南省信阳县县长。他任县长后，积极发动群众起来抗日，支持信阳师范学校师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对由北方沦陷区相继来信阳的抗日救亡团体如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开封邮政青年工作团、抗敌青年军团信阳实习队、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等团体，朱毅给予了热情地欢迎和接待，为他们解决食宿和活动场地。 朱毅还十分注意抗日武装的组织工作，在县里组织了国民抗日自卫团约400多人的武装，他自任司令。并说服了红枪会首领陈显明共同抗日。 朱毅在信阳发动民众进行抗日救亡工作的显著成绩，引起了中共河南省委的重视，认为“河南各县县长中，最年轻有为的是李德纯（朱毅原名）”，决定做好朱毅的统战工作。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于1938年6月派河南省委秘书长危拱之带领开封孩子剧团到了信阳。朱毅把孩子剧团安排在县政府里办公和排练节目。 危拱之和朱毅进行了长谈。对危拱之提出的任用进步青年，发挥来信阳的抗日救亡团体的作用和做好抗战的准备工作等问题，朱毅都一一地接受了，并表示愿接纳会打游击战的共产党干部到县常备队工作。在危拱之的动员启发下，朱毅在动员民众抗战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 信阳在开封沦陷、郑州吃紧的情况下，日本特务机关向信阳派遣了一批特务组织，人数在百人以上。1938年的八、九月份，特务汉奸活动猖獗，制造了信阳县闹“盐荒”的事件。为首的是大盐商李虎臣，他得到国民党信阳县党部书记长重育民和三十军军长池凤城的支持，把大批食盐囤积于内库，对外谎称“无货上市”，以此扰乱民心。朱毅向程潜发一急电报告此事，程潜很快回电批示：就地正法。朱毅不理睬三十军军长的恫吓，坚决将李虎臣枪决。此举震慑了所有盐商，纷纷拿出存盐投放市场，民心大快。 1938年9月中下旬，日军已对信阳形成进攻架势，以国民党信阳县党部书记长重育民为首的“CC”派，他们在朱毅刚到信阳上任之时就对朱施加压力，未能得逞，此时重育民及其心腹李寿凯（任国民抗日自卫团副司令）煽动自卫团脱离朱毅，把大部分兵力拉走了。朱毅整顿了剩余的警备队人员，并把警察局的人员编入，又组成一支百余人的武装力量，准备配合正规军抵抗日本侵略者。 在日军进逼信阳时，开始朱毅有守城的想法，文敏生（中共信阳县委副书记）与他进行了三次接触，对他说：“信阳城不能守，也守不住，不如到农村打游击，在信阳县境内坚持持久战”。他接受了文敏生的意见，于1938年10月10日，在日军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信阳时，朱毅带着队伍进入了西部山区黄龙寺。此时豫南民运办事处组织科长齐光到朱毅处，给他讲了国共合作抗日的道理。于是朱毅秘密派人到新四军留守处联系。不久，省委又派文敏生来，表示支持他抗战，建议他把县政府迁到在我党领导下的北王岗一带。在北王岗朱毅以县政府名义成立了抗战动员委员会，他自兼主任，任命文敏生为秘书，余英（我党干部）为军事参谋。为了扩大武装力量，他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任命余英为大队长。 在北王岗期间，朱毅已开始注意学习马列主义的书和我党的报刊文件，对我党的抗战主张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对团结抗战有了新的认识，对我党在工作上给予支持和配合，使当地的基层组织面貌焕然一新。 1938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与朱毅联合组织武装力量，开辟抗日根据地，遂派刘子厚（豫南特委统战部长）、王海山（新四军四支队八团留守处干部）、危拱之带一个分队的兵力，南下与朱毅进行谈判。朱毅果断地决定与我党联合抗战。他说：“我们一起干，现在大敌当前，只有依靠竹沟，依靠共产党，团结抗战，才能胜利。”接着，他说：“咱们第一步先到黄龙寺。我从信阳出来到黄龙寺看过，那里地形好，可以打游击。第二步就上四望山。要把四望山作为咱们的立足点，它是信阳、应山、随县的交界地，我们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他的意见受到我党谈判代表的赞赏，认为他提出这个方案确实有战略眼光。接着，商谈了部队的番号、人事安排。决定部队叫“信阳挺进队”。朱毅任司令，朱大鹏（后改名朱军，系我党地下党员，时任国民党七十七军工作团团长）任副司令，王海山任参谋长，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朱还任命刘子厚为县政府第一科长，代表县政府，县长行使职权。当时又有几支部队编入挺进队，队伍已达500多人。1939年初，这支队伍开进了四望山。 1939年元月17日，李先念率部共160余人离开竹沟，大踏步的向武汉外围挺进！ 元月20日，李先念率领独立游击队到达四望山北麓的黄龙寺，受到了豫南特委和信阳挺进队负责同志危拱之、刘子厚、王海山、朱大鹏等的热烈欢迎。当天晚上，在一座碉堡里李先念会晤了朱毅，两个人进行了彻夜长谈。朱对李先念提出的合作抗战的意见，表示积极赞同。接着达成如下具体意见：一是收集地方上的武装，扩大抗日队伍；二是请信阳县政府帮助解决游击大队的给养（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朱立即筹集了300元大洋给部队暂解燃眉之急）；三是信阳挺进队和独立游击大队在必要时可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在四望山朱毅对彻底开放民众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使挺进队在四望山站稳了脚跟，为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又积极收编国民党杂牌军和地主武装，改编为挺进二、三支队。挺进队的力量扩大了，但是国民党信阳县党部书记长重育民对朱毅和挺进队施加了种种破坏阴谋，均未得逞。重育民于1939年二、三月份上书国民党省党部，说李德纯（即朱毅）投向共产党“赤化”了等。1939年4月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峙下令撤了李德纯（即朱毅）的信阳县县长职务，调他到卢氏县任县长。另派反共分子马显阳任信阳县长。朱毅向共产党新四军在这里的负责人汇报并商谈今后大计。党组织决定朱毅到竹沟，把全部武装两千多人交给李先念同志（后编入了鄂豫挺进纵队）。朱毅完全赞同，坚决执行，他把县印交给刘子厚，刘以县政府第一科科长名义将县印交给接任县长马显阳。 1939年4月，朱毅由朱大鹏率一班人护送到竹沟。并于同月由朱理治和危拱之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心情十分激动，决定改名为朱毅（在此以前，他叫李德纯），意味着他在人生道路上步入一个新起点，坚定不移地干一辈子革命。 三、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从事财经工作 1939年8月，朱毅从竹沟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同年10月任教导总队队务处长。1940年夏初由皖南军部调到陈毅同志处工作。不久即随军过了长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进驻黄桥地区后，为解决部队经费的来源设立税务总局，朱毅任局长。税务总局不久又改为财政经济部，他任部长。1940年11月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下设财政处，朱毅任处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考虑到根据地处于被敌人分割封锁着的特殊情况，还没有统一的政权机构，特地在军部设立了财政经济部，兼管部队和地方的经济，任命朱毅为部长，李人俊为副部长，后来又增加骆耕漠为副部长。1941年3月，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撤销，组成苏中行政委员会（简称苏中行署），朱毅兼任苏中行署财经处长。军部财经部成立后，制定了简便易行的工商税征收办法和其他一些财经工作规划；举办训练班，为华中各根据地的财税部门培养了一批干部。建立印钞厂，成立了江淮银行，建立起金库等。这些都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了长远的作用。 军部财经部成立后，各大行政公署设财经处，实行财粮分开。财经处管税收和支出，粮食局管粮食收支，各县设财经局，也有叫财粮局，县以下之区设财经分局。 在财经工作上，朱毅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合理，用之得当”的原则，精打细算地进行收支。当时的主要财源是征公粮、征税收。征收公粮是按所有制生产关系的不同，对不同阶级的收入和不同性质的收入，区别对待。征收办法，按田亩多少采用累进制，规定起征点和免征额。公粮分一年两次征收，即夏收和秋收时各征一次。征收公粮，主要是粮食，个别边缘地区，收粮后抢运内地，如遇无法解决运输，可以折收代金。当时没有粮仓，征收起来的粮食，均设点存放在乡村老百姓家里，由基层粮管所、乡村粮管员负责管理，以应军需。税收则分两大类，一是过境税，二是地方税。过境税就是对外来船舶和车马载运货物的进行征税，我们保证商人安全过境。地方税的门类较多，有盐税、屠宰税、手工业小作坊的产销税、货物进出口税（指根据地与敌占区间的贸易）。此外，还有商店的营业税、契税和走私没收、罚款等等。就靠这些收入来维持根据地的党务支出、行政支出、军事支出、文教支出、民政支出等，按供给标准实行预算和决算制度和审计制度。 1941年7月日本侵略军对盐城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后，军部转移，军部财经部人员分散到各地区，朱毅到苏中兼一师师部财政部长及苏中行署财经处长。 1942年底，师部机构精简，撤销师财政部，朱毅专任苏中行署财经处长，同时继续管理江淮银行苏中分行及江淮印钞厂。 苏中地区是粮棉油蚕麻等重要经济作物产区，经济比较发达。它的财政收入，对华中地区抗战占有重要地位。在工作中，朱毅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总方针。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制订了一系列的新财政经济政策，积极开展对敌财政经济斗争，为保证苏中抗日斗争供给做出了巨大努力。 他积极努力建立能持久抗战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财政经济。在处于敌人重重包围、严密封锁和与敌人犬牙交错的残酷战争的农村环境中，为巩固和发展我们在农村的抗日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是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头等任务。朱毅从财力、物力、人力上积极支持发展农业，发放了大量农贷，帮助抗属、民兵、农抗会员及贫苦农民解决生产资金，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对于推动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农村里的手工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公粮和商业税是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收入。朱毅亲自组织制订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公粮征收条例和商业税法。条例照顾各阶层的利益，充分体现了既合理负担，又不伤民，有利于发展生产，调动了根据地一切抗日阶层的积极性。税法既维护了根据地工商业的发展，又打击了不法商人的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保障根据地的财政来源。 朱毅在敌人频繁的残酷的“扫荡”、“清剿”中，组织领导英勇顽强的财税战士，千方百计增加税款收入。1941年税款收入就达到1587万元，上缴军部470万元，征收公粮仅春夏两季即达30多万担，代金82万元，公银23000元。秋季又征公粮大米55000担、杂粮154000担，保证了部队给养。1942年，敌人仍频繁“扫荡”、“清剿”，但夏季就征公粮536000担，代金77万元，超过1941年征公粮的总和。 敌人还恶毒破坏苏中抗日根据地的财源，除了以军事“扫荡”，毁灭村镇，破坏生产，抢粮掳丁，牵牛宰猪，使民不能生，我不能存；还多次绑架、暗杀我财经、税务工作人员。朱毅针对敌人的破坏活动，采取各种对策。例如：敌人在棉区筑据点掠取棉花，我们就登记棉田上门收购；敌人在产盐区筑据点抢夺食盐，我们就控制盐灶，做灶民工作。敌人暗杀、绑架我财经税务人员，我们就组织税警武装征税，甚至派出税警武装到敌伪据点周边地区去征收税款，终于战胜了敌人的种种破坏。同时，我们还同敌人进行了货币斗争。当敌人大量发行伪币向苏中根据地抢购其急需的粮棉等重要物资，严重扰乱我们的金融时，我们采取了严格控制物资，禁用伪币发行抗币的对策。苏中行署通过江淮银行苏中分行发行了抗币，禁止伪币，逐步停止法币流通，保证苏中抗日根据地人民生活的稳定。 粮食问题是对经济斗争的有力武器。朱毅非常重视征粮和粮食管理，并运用粮食这个武器与敌人开展经济斗争。实行粮食控制，禁止粮食出口，这给占据城市的敌人造成极大困难。我们有了粮食，不仅保证军民食用，而且以多余部分向敌占区换取我们所必需的重要物资，有利抗日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 朱毅在建立和健全苏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制度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比较系统地订立了财经工作制度与有关条例。在收入、支付、保管、审核各方面，都有明确的制度，执行也很严格。但是，当时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同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财政经济政策认识不够，有些财务制度还不完善，有些税务工作人员素质也急需提高。在朱毅主持下，在紧张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对全区财经工作进行了认真整顿，主要是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此后，全区财经干部进一步发扬了廉洁作风，使财经工作更好地为夺取抗战胜利服务。凡是要群众做的，朱毅总是以身作则，率先励行。他始终保持着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作风，带头节约，尽力为公家节省开支。 1945年7月，朱毅奉调回军部，任华中局财经委员会财政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军部北上到山东，任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副书记、华东财经办事处副主任。 四、为解放战争提供大炮弹 1947年3月，朱毅奉华东局和陈毅同志之命到大连组织军工生产，和先期到达大连的曹鲁同志一起向中共旅大地委（市委）书记韩光同志汇报工作，要求旅大地委把大连钢铁厂、化学厂，以及大连机械厂、铸造厂、锅炉厂和金属厂拨归军工方面。地委一一满足了这些要求，很快办理了正式的交接手续。此外，朱毅等又新建炮弹厂、引信厂和发射药分厂。于是，由我党创建的一个大型军工联合企业就形成了。为了适应当时政治环境的需要，这个大型军工企业对外号称“大连建新公司”，由朱毅任总经理，先后由江泽民、张珍任副经理，曹鲁任秘书长。建新公司是在华东局、东北局的重视和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华东局陆续投入大量干部和资金，东北局则调给粮食和煤炭，东北军工部部长何长工、政委伍修权先后到大连视察指导工作。李富春代表东北局几次表示：东北局将专门拨给“建新”所需要的物资和干部，继续扩大生产，所出的炮弹全部投入到华东战场。建新公司1947年7月1日正式成立后，经过半年多紧张的研制、试验和生产，到1948年初，就首次在我党领导的军工史上制造出后镗钢质炮弹。1948年一年，大连就为淮海战役及其他战场提供了23万发炮弹，全部是合格优质品。当时我军缴获了蒋军大批日式和美式大炮，所缺的正是需要不断补充的炮弹，建新公司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工作非常及时而得力。1948年12月，朱德总司令在全军军工生产会上曾亲自对朱毅说：“你们建新公司造的炮弹在几个战场上都用上了，前方反映很好。”粟裕同志在1949年初说：“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建新公司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职工在支援前线打胜仗的共同目标指引下，把工厂当作战场，创造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在试制生产和运输过程中，“建新”先后有17位同志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一些同志负伤致残。其中就有被誉为“中国的保尔”的吴运铎同志。建新公司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朱毅善于团结和使用干部，使他们各展所长，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骨干作用，还大胆提拔大连本地干部。他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献计献策，开诸葛亮会，集体攻关，解决生产中的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试制炮弹中最后一道难关是缺乏冲压炮弹壳的大型压力机。炮弹厂的职工日夜奋战，用小型压力机于1948年1月24日冲压成功炮弹壳。朱毅兴奋地将炮弹命名为“124式”。朱毅对政治思想工作也十分重视，大力支持各厂搞“立功创模运动”，建新公司的模范人物层出不穷。 1949年武汉解放后，中央从大连抽调了大批干部到中南地区工作，朱毅奉命带领一百多名干部到中南区。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部长。轻工业与重工业两个部合并成工业部后任副部长，兼任中南兵工局局长。他的工作在几经调动后，于1958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他始终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为党、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他毕生的精力。1977年8月他不幸因病去世，享年79岁。 本文在整理中参考了以下资料： 1、《坚持抗战 投身革命》——李德纯（朱毅）在信阳坚持抗战的事迹 中共信阳市委党史办公室整理（1987年4月14日） 2、《李先念传1909—1949》 第323、325页 3、《正气浩然 政绩卓著——记朱毅同志投身革命前后》 吴新安口述 郑忠银整理（1989年） 4、《朱毅同志小传》 陶涛 李仲连撰写（1983年10月5日） 5、《新四军财经部史略》 成少伯（1999年12月） 6、《实行新财政经济政策的模范——回忆朱毅同志》 管文蔚（1989年） 7、《新四军战史》（第212页） 解放军出版社 8、《苏中根据地财经工作回顾》 闵之（1985年3月25日） 9、《回忆朱毅同志》 韩光（1989年） 10、《何长工回忆录》第433页 （1987年） 11、《朱理治同志在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中的业绩》 刘子久、任质彬、刘子厚、方正平、栗在山、刘放 《人民日报》（1985年12月20日第五版） 其他资料名称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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