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局党校是怎样整风的 |
| ——怀念彭康、温仰春同志 |
| 作者：陈修良 |
| 来 源： 《铁流（第六集）》第39章 日 期： 2010-0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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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局党校是怎样整风的党内整风本属好事，但被康生的“抢救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乃至“四人帮”的乱整乱砍，伤害了大批好干部和党外有识之士，令人谈虎色变！陈修良这篇回忆录，为整风运动提供了正面的范例，它证明了只要认真贯彻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整风与审干工作就能取得良好效果。作者期望今后整风能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扫除康生之流的歪风邪气！ ——怀念彭康、温仰春同志 1942年至1944年在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党内整风运动，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极为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个伟大的政治运动仅限于抗日根据地内部进行，涉及的范围也仅限于党政军机关的干部中间，一般党员与群众当时是不很清楚的。在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人士，更加茫无所知，而且还听了许多离奇的谣传。解放以后，1957年发动的那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后来变为反右派斗争，而且领导上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几十万干部与进步、爱国的有识之士。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也搞“整风”，其实是整人，党风愈整愈坏，使人们对于整风的意义与作用，发生怀疑与畏惧之感，不少人心有余悸，谈虎色变。到底抗日时期的整风运动是怎样搞的，它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什么样的积极因素，有待论述。我有幸参加了第一次党的整风运动的全过程，本来想与温仰春同志合作写出华中局党校整风的全过程，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的。1981年5月23日下午在他临终前一天，我去华东医院看望他，他还依枕而谈写回忆录的计划，他说：“我快出去了，你快来帮助我写华中局党校的整风问题吧！”谁知道次日凌晨仰春同志突然因腹内主动脉瘤破裂，流血不止而逝世了。我也再不能同他一起详尽地写出这段宝贵的史料，这是一件非常遗憾与沉痛的事情。我怪自己没有尽到应有责任，抢救史料，现在只好根据他的回忆与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来补写这个未完成的史章。 （一） 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提出整顿三风问题（即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三风），华中地区正式传达是在1942年的春天，组织学习也只限于在职干部。陈毅同志当时是新四军军长，他特别积极为干部作报告，畅谈党内历史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具体生动实例与严重后果。后来因为苏北大扫荡，华中局机关转移到皖东淮南地区的黄花塘，华中局党校暂时停办，没有进行整风学习。1943年初又重新在淮南天长县新铺镇，建立了华中局党校，主要任务是整顿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三风”问题与审查历史。1943年初我在淮南区党委与新四军二师师部整风队参加过整风的领导工作，主要分管理论学习与政治思想问题。在这个时期，延安的中央党校，由康生掌握了整风领导权，制造了“抢救运动”，“坦白运动”，对干部进行“逼、供、信”的残酷斗争，他事实上把整风审干的任务一变成为“挽救失足”的肃反运动，破坏了整风运动的原来目的与计划，对华中地区的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淮南区党委执行了康生的错误作法，也抄袭“逼、供、信”的恶劣的作法，把许多区营级干部整得面无人色，对有些人毫无根据的，凭主观想像，定为“特嫌”，加以看管。彭康同志当时兼华中局宣传部的副部长，对此很不满意，批评了区党委党校的错误。1944年秋天，我调到华中局党校去参加整风，在那里我看到的情况，安全不一样，以彭康、温仰春同志为首的华中局党校的整风与审干工作，是符合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审查干部的历史不是片面地理解为“分清敌我”（即抢救失足者）关系，也不是为了什么“改造二条心”（反革命分子），而是调查研究，分清是非，全面地了解干部，提高政策水平，正确使用干部，清除暗藏的少数内奸、特务与叛徒，以及一切坏分子，纯洁党的队伍。 华中局领导的地区很广大，包括苏、浙、皖、赣、鄂、鲁、闽等省的游击区。华中局领导下的新四军军部下面有七个师，分散在这些游击区，领导抗日战争。各师按军事管辖区域，成立有区党委一级的党委机关，统一领导各个地区的工作。师政委兼区党委书记，实行党政军统一领导，叫做“一元化”领导。华中局党校就是按其下属的各区党委系统抽调县团级干部去整风。白区来的也有少数的领导于部参加党校学习，大部分是从上海来的。干部的党风是不是正派，决定我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所以即使在炮火连天的日子，也决不放松整风、审干这一有决定性的极为重大的工作。 华中局党校主要学员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编入第三队，另外还有一些机关人员与行政技术人员，这些干部编在一、二队内，其中还包括了一部分尚未评级的白区来的干部。这三个队是分别进行学习与审干的。各队按军队编制，设队长一人，管理日常行政，在军事行动时，指挥作战。每队成立一个支部，领导党的工作。整个华中局党校成立总支部，实际是党委性质的一级组织，领导全校的整风工作。党校的校长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兼任，副校长为彭康，温仰春同志任总支书记，在审干工作中主要由温仰春同志管理具体工作。校部还设有保卫科、组织科、总务科等组织，协助党和行政工作。总支下面又有整风学习委员会，由彭康同志直接领导，在审干时期在学员中抽调了少数干部组成“审干小组”，专门负责审阅各种材料，为党委起草决议与结论。成员中多是熟知各方面干部情况的党政负责干部，对了解干部起了重要的助手作用。这个小组的成员是：邢子陶、何能、方章、谢云晖、陈修良、舒若等，温仰春同志直接负责领导这个审查小组。 （二） 华中局党校采取干部的轮训办法，每期大约半年。我参加的是抗日战争中最后的一期，时间在1944年秋天到1945年4月。党校学员有数百人，我编在第三队，上述的审于小组指的是第三队的审干小组，其他各队也另有审干小组。三队住在新铺街上，这个小镇被敌机炸光，只剩破庙一座，临时搭起的小草屋作为学员的宿舍，有几个班的学员住在那个破庙里，其余的均住入小草屋内，这种房子如遭大风雨，常有被吹垮的危险。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日本鬼子扫荡频繁，大家还是弦歌不断，呵手写自传。党校的特点是没有教师，学员自己当老师，又当学生，自己教自己。我们的主要教材是二十二个整风文件，以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论文为主，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一本必读之书。当时党的“七大”还未开，党内一些同志对于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并不理解其非常巨大的危险性，党内又拥进了一大批新的党员，缺乏基本理论与党的政策教育，思想上相当混乱，也可以说是幼稚无知。党的“三风”不正的极坏的典型就是王明、张国焘之流。如果当时不整顿党风，要争取抗日胜利，争取全国的解放恐怕是不可能的。党中央决定全党进行整风，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大问题，其目的就是为了分清两条路线的是非，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改造“三风”；同时也鉴于敌人用“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党内、军内确实有一些“特务”与不可救药的坏人混迹其间，必须坚决清除。所以整风之外，还必须审查每一干部，弄清历史的真相，为许多干部作出历史的结论，放下不必要的包袱。 华中局党校的学习方法是先读整风文件，写自己的心得体会，对照自己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检查执行政策、党性、思想方法以及自己的人生观，像不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此外还经常由华中局的负责同志到党校来作政治形势报告，国际国内都谈，听了报告以后就讨论，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报告往往是在那个破庙中进行，当然没有沙发，只坐小板凳，或者席地而坐。学习方法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没有谁会戴帽子，打棍子，所以空气是自由与民主的。就是这样，我们总结了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到十年内战极“左”路线的错误问题，提高了政策水平，懂得党的三大“法宝”的重要。当然在这样一种游击环境中，不可能进一步学习高深的理论问题，这是美中不足。通过学习使大家懂得了党风不正有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毛泽东同志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后来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解放以后，有不少老党员说：“没有这次整风运动，我们不可能解放全中国”，这确是至理名言。在华中局党校参加整风的干部是当时华中地区党政军的主要骨干，第三野战军的干部大部分经过了华中局党校的整风，在后来的革命工作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这次整风，全靠发扬党内民主，有话直说，对领导提出批评，无情地揭发过去的错误事实，真正做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后来党的“七大”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统一了意见，总结了党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写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我们党开辟了新纪元。 （三） 学习文件的时间大约二三个月，接着是审查干部历史，党校对于审查干部问题是严格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的，这里没有发生过“逼、供、信”的事情，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严格的，对于思想不通的人，也经常帮助其了解不理解的问题。审干中发生的问题主要是被捕、被俘、失掉党的组织关系、参加其他党派，或者某些搞不清的来历等等。对着这些具体复杂的问题，我们要帮助同志们说清楚，而且给他写出明确是非的结论。这是多么困难啊，然而决没有发生过粗暴野蛮的批斗，也没有加以歧视、打击，或奚落被审查者的态度。我们依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和党的政策，归纳起来可以说是这样： 第一，坚决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方法，重调查，重材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同样是从反省院出来的，情况也不一样，如何对待均有政策规定，决不能“一刀切”，如康生说的那样“反省院出来的人都有问题”。 第二，审查每个干部的全部历史过程，不能唯成份论。我们充分地估计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但知识分子的历史经历是比工农出身的要复杂得多，思想也比较复杂，一般犯错误的多发生在对知识分子问题上面。我们反对一时一事看人，要看其全部历史过程，决不武断地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否定其全部革命历史。这一点很重要，有不少干部是脱过党或者在敌人面前动摇过的，只要他以后经得起考验，回头革命，决不能轻易给以处分，作出过份的、武断的结论。也允许被审查者申辩，核对事实，不能轻信某些所谓揭发材料。 第三，对于确有叛党、变节行为的人，甚至原来同敌人有过关系，干过反革命勾当，而且又未交代的，对这样的人，当然不能放过，但如能“坦白交代”，也一定“宽大处理”，还继续使用，有的人还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第四，尽可能对干部不要留尾巴，使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这类问题往往发生于白区的干部，对于他们是否被捕，被俘搞不清，有的人为了生活关系，到敌人的行政机关去供职，或者在敌人的军队中任过职务等等，对于这种干部我们要十分当心，千万不可粗暴、武断，随便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这类干部往往是好干部，在敌人极为残酷的镇压下面用各种方法隐蔽地为党工作。例如有一个干部在三十年代上海党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时，他没有被捕，还是隐蔽地为党工作，但有人就怀疑了：“别人都被捕了，你为什么没有被捕？”那我们就要凭当时当地的情况出发，根据本人交代与旁证，经过分析研究，并未发现有被捕事情，就给他作出明确结论，肯定其为好干部，不留下任何尾巴。 第五，对于确有被捕、被俘问题，一时又无法查明真相的，我们也不能只从坏处想，要相信其本人的交代，在文字上也写上：“相信本人的交代。”当然如果他交代的是假的，日后发现了新问题，那就要让本人负责。这样做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发生了问题。“四人帮”胡说华中局党校“包庇叛徒”，“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等，其实是否定了党的正确政策，为了打倒一大批干部，故意这样夸大其词。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这样做是正确的。 华中局党校审查干部是比较慎重的，实事求是的，每个人的结论须经各级的复查，不搞“一言堂”，这样避免了许多差错。首先，每人的历史结论须经本人所在的小组讨论通过，严格审查、全体签名，或者提出不同意见，然后呈交校党委的审干小组复查，这里有各地来的电报与证明材料，小组是看不到的，我们再核对一次，确定小组的观点，是否准确，如果同意，审干小组的成员都签上自己的名字（一般是在本人的自传上签的），这本自传再呈交华中局组织部的审干委员会审查，再核对一次，批上他们的意见，然后才算手续完毕。每个学员有二本自传，一本保存在华中局的组织部，一本由本人自带。华中局的一本本自传一直保存到现在，在文化大革命时，如果没有这次整风的结论，我相信将有更多的干部要屈死在棍子与拳头下面。我个人就有这个体会，“四人帮”到底不能完全否定铁的历史事实，承认我的“交代”与整风时的交代是符合的。但是他们还是不肯罢休，问我：“你为什么没有被捕？”那我只好回答他： “你去问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吧！” 至于自传的内容，也是华中局党校所独创的，不单是平铺直叙讲过去的个人经历、家庭出身等，其中有三项是特别重要的，第一，是关于掌握党的政策有什么偏差；第二，是有哪一些历史关节问题，如被捕、被俘、失去党的组织关系、参加其他党派等重大问题；第三，结论中有优缺点，写出个人的特点，决不千篇一律写些空洞无物的抽象名词。所以每当写结论时，常常弄得食而不知其味，常常为了几个字，要经小组同志多次研究、修改后再写，比做诗还难，或者请示彭康与温仰春同志解决困难。 这样的审干方法是好的，温仰春同志在他临终前对我说过：“华中局党校审干的结论大致上是正确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估计，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整风后的效果也是好的，消除了干部与党的隔阂，发扬了积极性，党组织也了解了自己的干部，可以放手地使用，纯洁了党的队伍，调整了许多组织，坏人是被清除了不少的，当然不够彻底，例如康生，长期潜伏在党内，危害不浅。在这样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中，华中局党校没有被迫自杀的事例，更没有发生过迫害致死的怪现像，真正纠正了十年内战时的乱捕、乱杀、乱关的极端错误的肃反路线，大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对党的信任，这是我们能够战胜困难，取得辉煌战果的根本原因。 （四） 华中局党校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中进行整风，一面战斗，一面整风，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呢？我们党校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单位，不是普通的学校。党校的全体人员都是指战员，全体战士，编成一个纵队，队长就是温仰春同志，每个学员，不论男女老少都是身穿戎装，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战士，我们过的是供给制生活，吃大锅饭，大锅菜，官兵平等，自己动手生产，每个月发的几块“抗币”（江淮银行印发的抗日根据地的纸币），只能买旱烟、肥皂、牙膏之类，几乎是身无分文。人们也没有想过要过特殊生活，除了背包内放的文件和随身用的衣服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真正是过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但是我们很愉快，每周还有文娱晚会，自编自唱，非常有趣。我们自己办墙报，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写出自己的心得，真是人才济济，能文能武。我们也很讲究卫生，也有卫生员与医务设备，除了准备打仗与学习之外，我们很少有个人打算，所以精神愉快，身体健康，不愧为一支朝气蓬勃的革命干部队伍。 我们干部中有少数人，因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里，文化较低，党校也上文化课，为他们补习语文与数学。有少数学员有特殊原因，需要带家属的，也可以同来，有不少人还带了马匹，饲养员，警卫员来的，他们多住在附近村庄内，同样学习与参加战斗。最有趣的是“过礼拜六”生活制度。我们许多学员结过婚，配偶如在党校不远地方工作的，每到星期六下午可以回去与配偶对像同宿一宵，这就叫做“过礼拜六”。在党校学习的未婚干部也谈恋爱，也可结婚，但决不许违反党纪、军纪，乱搞男女关系。 我们华中局党校的优良作风，也就是全党优良作风的一个典范，党校的领导干部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政策，使整风运动取得不可估计的良好效果，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愉快的一段生活。文化大革命时期，康生这个坏东西，公开对外说：“彭康是叛徒，你们要怎样揪斗都可以。”结果，据说西北交大有一次揪斗彭康同志，揪着他的衣领出去，活活地把他拖死（彭康同志当时是西北交大的校长）。温仰春同志当时是上海华东纺织工业学院院长，也被诬陷为“叛徒”，而被多次残酷揪斗，身心遭到无比的摧残，说起来真是叫人心酸！现在他们虽然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留下来的优良作风，我们将继续发扬而光大之，争取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更辉煌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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