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份：家庭经济情况与社会环境使我走向革命道路

　　一、家庭情况

　　1910年，我生于陕西蓝田县西乡申家坡，当我离家时，家中计人9口，田25亩，房子7间，欠债300多元。

　　1921年以前，家里经济情况一直是上升的，自田自耕，收支相符。而父亲经商所得则为盈余，每年尚可买进少许田地或放一点债，后遭连年天灾，商号倒闭，父亲失业，诸叔分家，遂使一个向富农方向发展的家庭变成贫农。

　　祖父及两位叔叔在家种田，父亲在木料行当经理，在政治上没地位，当经济上升时，常为人欺侮。因此，决心让我念几年书，好在地方上做个小绅士，撑持门面。父亲经常嘱咐我，要用心读书，将来才能出头露面---这是使我能够坚持读书到高小毕业的原因。

　　二、由学校到半年多的学徒生活

　　9岁开始读书，14岁进入高小，16岁毕业后，本已考入省立师舗。正准备入学之际，军阀战争爆发，西安被困，入学不可能，只好留家帮叔父种田。经过一年兵灾，家中已无力供我上学，于1927年1月，到西安东关德合生药材行当学徒，过了半年的学徒生活。

　　在小学时思想还很童稚单纯，到了高小二年级，逐渐感到经济困难的威胁，开始为能否升学而担忧。同时也日益不能满足于一般正常的课程，喜欢看小说，其后甚至认为看小说比上正课重要。这时，也进行了一些交朋友的社交活动，为升学及日后当“绅士”作准备。

　　半年多的学徒生活，使我深感屈辱和不平，乃于同年6月逃走。在升学不能及不甘心作学徒（事实上当时也认为干不了）的情况下，使我在干军队的道路找出路。
　　三、参加旧军队的经过

　　1927年五六月间，应同学之邀去陕西高陵县雨金屯驻之陕军十七师教导队当学兵。经过六个多月的学兵生活，毕业后派往军士队任司书。

　　我参加陕军十七师时，该师还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当时教导队里还有政治课（政治问答，社会发展史），这种情况维持了两个多月。政治教官被送走，政治课被取消以后，就一天复一天陷于军阀的黑暗残暴统治，整天进行枯燥无味的军事训练，稍不如军官之意，动辄遭拳打足踢。尽管如此，进步同学仍未全部离开，教导队仍有秘密的革命活动继续着。

　　1928年1月，由教导队同班同学刘奉泾介绍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后举行简单仪式，并嘱咐我要严守秘密，坚决执行团的决议。两个多月的政治课，使我初步了解由于社会制度不合理，才产生了人压迫人，要革命要打倒帝国主义这些真理的简单涵义。在与进步同学接触中，他们给我革命小说看（如少年漂泊者之类），向我讲革命道理，使我进一步知道共产党主张消灭人压迫人，人类平等，实行共产主义。同时半年多以来的军队生活，使我饱尝了旧军队士兵被压迫的辛酸，明白了干军队也不是出路。在对旧社会不满的思想基础上，我很容易地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产生了参加党的要求。

　　入团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概念是明确的，但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个人动机和糊涂观念。当时认为入团后“有了团体，个人就有了依靠”，想把自己造成一个“打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侠士。同时在理论认识上，是极不够的。

　　第二部份：参加革命后的经历

　　第一，由旧军队到参加红军得到初步的斗争锻炼（1928年到1933年）

　　（一）脱离陕军十七师到西安进入人民自卫团训练班

　　1928年5月，离开陕军十七师到西安进入陕西人民自卫团训练班。

　　1928年春，陕西各地先后掀起革命暴动，陕军十七师教导队学兵队亦于3月举行暴动，不幸失败。当时该师党的组织决定“撤退”。在军士队领导党的活动的袁宏化同志离开时，叫我到西安找组织关系。我到西安后，找到杨荫川（即杨珊），此时各地暴动均遭失败，情况混乱，他叫我先找职业藏身，再决定工作。我遂以编余军官名义，进入陕西人民自卫团训练班。此训练班系冯玉祥安置陕军编余军官之收容所，成员复杂，老少不一，除进行一些麻醉性的反动“精神讲话”及死读“精神书”外，军事训练及管理很松懈，学员多抱临时歇脚及混饭的态度，根据这一情况，杨荫川给我的任务是多交朋友，争取弄一部分枪支，待机搞革命武装。

　　1929年，陕甘地区遭到严重的旱灾与兵灾，秩序异常混乱，我乘机搞得少数枪支，脱离人民自卫团训练班，回家乡工作。

　　（二）正式转党与将近一年的农村工作

　　1930年2月间，组织决定我转为正式党员，介绍人是杨荫川，杨宗恺，并和杨荫川一同到蓝田，进行农民工作，并组织武装活动。到1930年离开蓝田仍到旧军队工作。

　　近一年来，我和杨宗恺、杨荫川、白耀庭等同志在一起工作，对农村工作采取个别宣传组织农民的办法，搞武装也没有独立自主地搞，总想利用合法名义，结果成绩却很小。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农村环境敌人统治薄弱、同志们经常工作生活在一起，得到直接的帮助与教育，使我认识提高一步，工作方式方法也多懂了一些，特别同志之间的亲密团结与互助精神，对我影响很深刻，因此对党的信念加强了。

　　同年冬，杨虎城进入陕西，军阀战争暂时停止，反动统治秩序开始恢复，党决定我仍到旧军队进行白军工作，随即离开蓝田。

　　（三）白军工作到兵变失败

　　1931年，我去西安找到杨虎城部之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在陕军十七师教导队时，王是学兵队队长）。先为他成立部队，后派我任服务员，再调任第一连排长，直到1932年10月在山阳兵变后脱离。在此期间，我与杨珊（即杨荫川，他由蓝田到西安专做党的工作），发生党的关系（似与汪锋也发生过几次联系，记不清楚了）。当时我的任务是利用职务之便（王泰吉后兼任西安城防司令，我负责管印信）搞证明文件，掩护同志工作，担负交通及散发宣传品。到1932年4月被调第一连任排长，才专做士兵工作。

　　1932年8月间，第一连单独附属杨虎城之特务团指挥，到商洛一带打土匪，行至山阳附近时，获悉西安党的组织遭到破坏，第一连的党组织已暴露，团部派人来撤换连长（宁子硬，党员、暴动的主要领导人）被迫仓猝发起暴动。此次暴动，在组织上、思想上、方针上均缺乏准备，暴动时虽将两个反动排长清除，但对其他反动分子未作彻底清理，因而内部是不纯的，加以当时采取由陕南到陕北的行动方针，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长途行军，暴动没有使士兵得到任何利益，故在行至西安西南子午镇附近，反动分子将宁子硬同志枪杀后，士兵闻枪星散，兼之民团逐步近逼，虽经各种努力，仍无法收拾，兵变至此失败，我仅带数人去渭北找游击队。

　　一年多的白军工作，是我在入党后首次单独担负一定的工作，在革命热情与取得党的信任的思想指导下，是老实的，谨慎的，积极的执行党的每一任务。因此也就加强了自己在各种情况下进行斗争的思想准备与工作方法的锻炼，提高了斗争的勇气和决心。兵变失败后，感到是由于内部坏分子没搞清及没有地盘才垮的。这些教训虽然仅是一些纯朴的感觉，没有提高到理论上去认识，但对我日后的工作和行动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由游击队到红二十六军

　　我与蔡纯棠、张士恺等人到渭北找到泾阳游击队，我被派到三中队任队长。到1933年春，与红二十六军会师后加入红军。泾阳游击队领导上与内部的严重不纯及其行为不当，我到后不久即深感不满，甚至引起对红军游击队的怀疑，但在与红二十六军会师见到红军的优良作风后，这些怀疑就瓦解冰销了。

　　泾阳游击队与红二十六军会师后，不执行红军调动，捏造假情况，企图趁机脱离红军。这一计划经我发觉，并向红二十六军报告，当时为不致影响团结、教育游击队，红军未加干涉，而我则参加红军北上。

　　（五）在红二十六军工作至南下受挫

　　到红二十六军后，派我到随营学校任排长，随营学校实际上是一个30余人的初级干部训练班，负责干部只我及一校长，除需短时期单独负责保护后方和训练的任务外，经常随军行动，而战斗中在必要时担任突击队，在这里，我除受到实际战斗的锻炼外，并参加了打土豪的斗争，我看到土豪被打倒了，红军把粮食衣物散给群众，人民以无比的热情热爱自己的军队。在革命斗争中，红军表现了严格的军政纪律，过着平等的生活，为了革命事业而甘心于艰苦的崇高精神。这一切与自己“打富济贫”“消灭人压迫人”的意志十分投和。因此，在战斗中工作中是愉快、勇敢、积极的，亦正因为此，经常受到领导上的表扬。因此也助长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抬头。

　　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地区后，在缺粮缺衣，天气阴雨，敌人不断追、堵、截的情况下，苦战月余，行至雒南地区，复遭敌夜袭，部队遂被冲散。我与随营学校校长李杰夫带数人冲出，经过几天的收容联络，集合各连共十多人，在敌人分割下，未能与其他部队靠拢，仍转至蓝田地区，与当地党的组织取得联系。在短期活动后，因敌严密封锁与不断搜剿及部队病员过多，不能继续坚持，遂决定将武器收藏，人员分途回到渭北。

　　第二，被捕及逃出经过，被迫再入旧军队，暴动不成重回红二十六军

　　恢复党籍

　　（一）被捕及逃出经过

　　1933年9月，离蓝田去陕北。途经西安市街，因化装不妥，遭宪警盘问，我疑身份已被敌发觉，趁其驱逐围观行人时逃跑。宪警鸣枪追捕，并大呼“捉土匪”。我跑入一小巷内，被一小贩用扁担绊倒，遂被捕。被押赴军法处途中，敌骂我“你总不是好人，八成是土匪”，我始知敌尚不知我是做什么的。

　　到军法处次日，即进行第一次审讯，敌法官因无任何材料证据，始终只能在“宪警盘查时为何逃跑”中找线索。我则化名张树，长安人，始终“以在陕西镇安县驻军徐子高部（由民团改编之杂牌军，1929年搞武装时，曾利用该部扩军之际打入活动，因此熟悉该部情况）当兵，带枪开小差，在宪警盘查时心慌逃跑”为词。审讯无结果。我被看押历时八个月之久，进行第二次审讯。这次审讯着重追问开小差后枪支下落，我谎称系放蓝田西南之岱峪内之山上。不几天后，敌派便探（便衣警探）二人带我去取枪。到岱峪后，我将便探带往一地主家，当时地主家长不在，便探企图趁机勒索，我即利用此点，向其进攻，使其对我不疑。在行至蓝田县城南关时，我趁逢集人挤，自人群中逃出虎口。

　　由于经常在白区活动，因而随时准备应付意外及牺牲的决心在思想准备上是充分的。加以当时要想“做一番惊人事业”的思想鼓舞着我，被捕后斗争的决心是顽强的，在发现了敌人弱点后（无真凭实据，仅存怀疑）更加加强了斗争的信心。因此当时我一方面伪装逃兵到底，争取打赢这场官司，另一方面，也准备在万不得已时牺牲自己。

　　（二）被迫再入旧军队，图谋暴动不成，重回红二十六军

　　逃出敌手后，因患病，经两个多月的隐蔽休养。病愈后，因敌人将渭北通陕甘边区道路严加封锁，通过不易，我拟经陕西西部经陇东去陕甘边。行至乾县与永寿县的途中，被驻乾县之警备三团抓去当兵。在军官严密看管下，未能逃跑，不久该团开往终南山打土匪，遂决心留下做兵运工作，再“伺机而动”。经过五六个月的努力，以交朋友的形式组成多个人的核心，可以影响一个多排暴动。但终因考虑“离红军远，地方没基础，暴动后无处可去”，未能举行。

　　及至当年11月间，因该团纪律太坏，团长被撤职，部队调入西安、关入营房训练，此时短期内，已没举行暴动可能，又无党的联系，在西安日久，恐暴露身份，乃决心与同情者四人逃出。因夜间诸人失散，仅我与曹志学（我1938年离开陕北时，曹志学同志在十五军团任骑兵团长）二人经陇东到南梁堡找到红军。

　　（三）回到红二十六军恢复党籍

　　1934年12月间，回到红二十六军后，我即将被捕及被旧军队抓去当兵的经过，向党作了详细的报告，经过陕甘党委月余的审查，认为被捕后及在旧军队当兵过程中，仍能坚持斗争和工作，决定恢复党籍，并派我到红三团第一连任副连长。曹志学同志到骑兵团当战士。当时陕甘党委书记郗氏（一个工人出身的同志，名字记不清了），红二十六军负责人刘志丹、杨森（四十二师师长）、张秀山（四十二师政委）、王世泰（红三团团长）。我恢复党籍的主要根据是陕甘党驻西安秘密办事处负责人许××同志（许本人我并不认识，名字在谈过后忘了）的报告。

　　第三，由红三团一连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5年至1938年1月）

　　（一）由红三团一连到任七十八师参谋主任

　　到红三团一连工作一个时期后，改任指导员，到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部队合编为红十五军团，我调任七十八师参谋主任。1935年春，红二十六军由陕甘边区转到陕北地区，与红二十七军会师。当地群众工作有基础，在反围剿中，不断取得胜利，红三团一连，又是全军较强的连队，在几次大的战斗中，战绩卓著，不断得到上级的表扬；在胜利的形势及工作通畅的情况鼓舞下，愈加促进了自己的积极性，认为这是贡献一切于革命事业及做“英雄”的时机。终日埋头工作，虽在“靖边战斗”中腰脊椎受伤的情况下，仍不经丝毫休息，随队坚持工作。

　　（二）由陕甘边区“肃反”被捕，到党中央进入陕北苏区后释放在劳山歼灭东北军之一一○师后，部队集结甘泉西之洛河川一带休整，此时陕甘边区进行“肃反”已波及部队。以召去军团开会为名，将我逮捕于军团部。在军团保卫队看押约一周，移送瓦窑堡，两地共扣押40多天。在毛主席及党中央到陕北后即放出。

　　“肃反”中，被捕初期，我抱无所谓态度，相信事情真相终能“水落石出”，后在禁闭室中看到完全采用肉刑审讯，有的同志被拷打变了形，特别是到瓦窑堡见到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均被捕在狱，有些不寒而眎，痛心于党内也有“是非不清”、“公道不明”的时候，因而产生了愤激和失望的情绪。在听到中央到陕北后，心里又燃起了希望。果然，中央到瓦窑堡后，迅速结束了“肃反”，释放了被错捕的同志，使我对中央不仅万分感激，并且衷心信仰与爱戴。这时一方面使个人做英雄的思想受到事实的批判，感到自己知道的事情太少了，把党内问题简单化；另方面也产生了要“表白一下”自己，让中央及同志们看到底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的赌气思想。

　　（三）地方武装工作时期

　　被释后，分配到陕北省军事部任科长，不久调任延长县军事部长，后又调任宜延分区代理司令员，“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后，调独立二团任团长。后编为独立师仍任二团团长，直到1937年调抗大学习。

　　在独立的游击环境中，由没有武装搞到有武装，坚持了游击战争，因而锻炼了独立工作能力。同时也由于存在着要表现自己，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了蛮干。

　　（四）在抗大第三期学习

　　1937年下半年调到抗大第三期学习，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仅有的一次学习，未及毕业，即于1938年1月调去汉口办事处分配工作。虽是短短几个月的学习，但给我的教育意义很大。关于社会发展史及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把我历来的一些模糊思想澄清了。为以后的理论学习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在离开抗大前，陕甘边区党委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初步检讨了陕甘的“肃反”问题，提高了认识，基本上解除了思想包袱，特别是指出“表白自己”的不必要，以及这种思想给革命事业的危害，同时也作出了肃反中被押不能算作个人错误的结论。这些指示和结论，给我教育意义很大。

　　第四，在华东工作时期（1938年到1953年1月）

　　（一）新四军八团到五支队

　　1938年二三月间，由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分配到新四军八团任参谋长，1939年春，八团扩编为五支队，改任支队参谋长。同年冬，兼十团政委。

　　初入敌后，对党的各种政策了解极不深刻，特别是对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了解很模糊，处处感到手足无措，不好下手。对扩大部队问题，总觉得不扩大不妥当，尤其是将已扩大部队缩编时更为不满，但又在现实的经费困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缺乏说服力，形成思想上苦恼。这种情况，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移到江北后，有了改变，此时经常可以看到中央的一些指示和参加一些讨论全面问题的会议，得以了解和体会党的政策。在刘少奇同志到华东后，其对敌后形势任务的报告及各种政策的具体指示，使我对党的政策的理解，有了很大提高，因此在十团执行扩大部队与创建根据地的任务时，基本做到扩大部队与创建根据地相结合，部队扩大与巩固相结合，结果是扩大了政治影响、发展了部队、筹了粮款。

　　（二）五旅工作时期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成立二师，五支队改编为二师五旅，我改任五旅政委，在淮北地区活动。1943年实行主力地方化，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时，五旅调回淮南，先后与路东路西两分区合并，我兼任地委书记。1944年冬，准备渡江向南发展，五旅复与路西分区分编，我专任五旅政委。

　　我改任五旅政委的时间，是紧接皖南事变之后，党中央处理新四军问题的英明及皖南事变的教训，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感到学习和执行党的指示政策，十分重要。因此这一时期，学习比较认真，对党的政策和指示能细心的研究，能部分的结合检查已往的工作，吸收经验。经过“加强党性锻炼，改善领导方法”的学习后，对组织观念加强和工作方法提高了一步。

　　在整风运动中，除思想方法的改造、理论水准的提高得到教育外，对清理内部、区别问题性质、防止偏差，有了正确理解，使我对陕甘“肃反”遗留下来的如何清理内部问题得到解答。这一阶段，长期的独立工作，在领导能力上得到进一步锻炼，在敌后斗争中，尚能利用敌伪顽的矛盾，决定我的对策。在不断的实战过程中，对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思想，体验较深。这是这一时期比较显著的进步。但也在长期的独立环境中，产生了在某些问题上强调地区部队情况特殊，自搞一套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

　　（三）日寇投降到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二师四、五旅转移山东，与四师九旅合编为二纵队，1946年1月调我到纵队代政委，同年6月间五旅南下到华中参加苏北作战。五旅与淮南军区部队合编，恢复二师番号，我任副政委。

　　淮阴失守后，改为十一纵队，我任政委。不久与十九旅合编，改为七师，后改为七纵队，我任政委。到淮海战役后，我改任三十四军政委。由抗日战争转到解放战争，由独立分散的环境逐步转到统一集中的大兵团作战。在这些转变中，思想情绪始终能保持正常，无论组织上对部队如何调动，个人工作怎样分配，能坚决服从。对兄弟部队领导干部有意见，也能按组织提出。但在初期阶段，对自己所在部队经常担负阻击任务，消耗大，得不到补充，引起对领导某些不满，以及在处理缴获物资的本位观念，这些组织纪律性不强与本位观点，在三查三整与加强纪律性运动中，得到批判，在以后执行任务及工作中，有了改正。特别是对执行各种政策（如城市政策等）的体验中，提高了认识。总之这一时期，使我由一个小圈子里跳了出来，扩大了眼界，在认识上与工作能力上都提高一步。

　　（四）三年多的海军工作

　　1949年9月间，调到华东军区海军任副政委，1951年春改任政委，1953年3月任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海军初建，边组织边担负任务，又是技术兵种，工作全是新的，要边学边工作，学了才能把工作做好，这些情况和可能遇到的困难，我到海军时，一般都预计到了，当时是决心克服这些困难，专心学习，把党和人民的这一事业做好。但是三年多的实际情况和事实，证明政治思想水平远跟不上当时形势的发展。对新形势新的工作环境下可能产生的政治思想问题缺乏预见。在工作头绪多、生疏、情况复杂时，则显得忙乱事务，抓不开。对全新的高度技术兵种，需要及时接受新鲜事物，而我则对面前的新鲜事物领会较迟钝，某些问题还局限于已往经验，裹足不前。对海军业务钻研还嫌不够，学习欠佳，三年多以来，虽然殚精竭虑，仍然感到力不从心，工作没有做好。

　　第三部分：自我认识及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