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红军，原是两支红军部队。创建于陕甘边区和陕北两个地区。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区特委在安定县周家“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红军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两个地区和红军部队。集中红军主力于陕北，粉碎敌军第二次”围剿“。那时统称西北红军。在长征中的各路红军到达陕北后，为区别各方面军时，把生长于当地的红军习惯上称”陕北红军“。本文按照习惯也用”陕北红军“。

　　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各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先后举行了数十次武装起义，影响比较大的有：1927年10月唐澍、谢子长等同志领导的清涧士兵起义；1928年4月刘志丹、唐澍、王泰吉、谢子长、许权中等同志领导的渭（南）华（县）农民与士兵相结合的起义；1933年7月王泰吉同志领导的耀县士兵起义。这些武装起义，虽大都遭到失败，却深深地播下革命火种，摸索到要发动农民群众结合兵运工作，用各种方法搞武器，武装农民，独立自主的组织革命武装的经验。

　　自1931年起，在陕甘边区创建红军第二十六军，在陕北创建红军第二十七军。两支红军部队创建的时间、地区、成员等不尽相同。共同之处都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结合白军士兵暴动，夺取地方反动武装的枪支，组织起来的小股游击队逐步发展状大起来的。红旗一打出，就经常处在战争环境。领导成员们大都是在秘密环境下做党的工作，有在白军中做兵运工作，有做工人、农民运动。具有一般的军事知识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及工作经验，也多是程度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基层干部和战士大都是农民，既缺乏军事知识和军队生活习惯，又多是文盲。对初创的红军部队不断鼓动高涨的革命热情，同时加紧在军事上，政治思想上，文化上进行训练、学习，练成坚强的革命武装力量是极为迫切的任务。

　　三次开办红军干部学校培养干部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边区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就指出：”在可能的情况下，即刻开始办红军的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指挥员。“（陕西省档案馆4号目标1932年13号）。

　　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

　　1932年10月24日，红二十六军正式宣布成立。当时，只有一个第二团，200多人。即于1933年3月，开办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校长李杰夫，政治委员汪锋（兼），队长赵启民。由红军二十六军第二团和游击队选调班长、优秀战士30人，编为三个班。培养班排干部。政治课有”共产党“，”土地革命“，”工农红军“，”古田会议决议“，”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军事课以游击战十六字诀为主并教授一般军事常识。进攻时要散开，又不失掉掌握。行军时，要注意联络，不要掉队。宿营时，站岗放哨，查铺查哨，记问答口令。住在陕西省耀县西部照金苏区薛家寨时进行过班排进攻、防御演习和刺杀、射击、队列等训练。文化课主要是扫盲，每天认生字三至五个，用树枝在地上画着学写字。校长、政委、队长都有教学任务。除在薛家寨进行短期训练外，大部时间随二团打游击。在日以继夜的行军打仗的艰苦环境中，利用空隙时间进行学习。行军中也学识字。途中休息，三两人一堆，就地议论起课题或互教识字。多是一天两头不见太阳，拂晓前就出发，日落多时才宿营。到宿营地做好能吃一天的饭。夜晚、早起各吃一餐，带上中餐在路上吃，吃不上饭也是常事。但不论生活怎样艰苦，学习从不间断。主要是深受出身的学员难得有学习的机会，到随营学校学习，热情、自觉、主动性都高。二团南下渭（南）华（县）遭到失败，随营学校也跟着垮了。

　　陕甘边苏区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于1933年8月20日，在耀县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陕甘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和发展陕甘边区的游击战争。10月3日到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会议，总结以往武装斗争和创建苏区的经验教训。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将总指挥部和所属部队，改为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下辖第三团和骑兵团，划分三个游击区，成立三个游击队总指挥部。各路游击区有依托的向外发展。红四十二师居中策应，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的乔山山脉中部，现属甘肃省华池县）。这一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执行到1934年秋，苏区和游击区发展到陕甘两省的十多个县。红军游击队有了较大的发展。先后组成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和第二团，还改编郭宝珊部为抗日义勇军，随着红军和苏区的扩大，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各条战线都急需干部，培养干部就成为当务之急。为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陕甘边区特委和军事委员会，决定开办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培养训练军政干部。1934年10月1日，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校正式成立，校址设在荔园堡。校长由陕甘边区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兼，政治委员由陕甘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兼，军事主任吴岱峰主持日常工作。军事教员张宏殿，政治主任龚逢春（兼），经济主任李登瀛。刘志丹、马文瑞、蔡子伟等同志都亲自讲课。学员是由部队中选调的班排干部、政治指导员和赤卫队大队长。学员队有党支部、班有党小组，每星期开一次小组会，检查思想和学习情况。支部会酌情召开。有列宁室，组织文化体育活动，有篮球，教唱革命歌曲。有经济委员会，主要管理伙食。教学内容政治课有”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怎样分配土地），”六大决定“（十大纲领，革命性质等），”古田会议决议“，”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增加了两项为八项注意）。军事课有游击战术，行军（尖兵、本队、后卫联络），进攻，遭遇战，埋伏，袭击（奔袭），步骑协同，撤退，运动防御，战斗时指定代理人等，也进行射击、投弹、刺杀等技术训练和队列训练。根据部队的需要设置课目，在斗争中遇到新的问题，提出新要求，即在学校增加上新的课目。赤卫队队员班，重点讲：设岗放哨，传递信件，侦察敌情，盘查行人，捕捉敌探。第一学期学员30人，时间一个月。文化教育主要是扫盲，每天认生字。共办了三期，第一期与第二期中间停了一段时间，校址搬到豹子川张家岔。干校领导干部没有变动，增加朱奎为支部书记，第二期学员70多人，时间为70天。第三期100多人，时间为三个月。1935年春，敌军向南梁根据地进攻，干校被迫停办。两支红军会师陕北，粉碎第二次”围剿“。

　　成立西北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934年12月，蒋介石亲自组织对陕甘边区和陕北苏区的”围剿“，调蒋军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到陕北，杨步飞的六十一师到陇东，协同陕、甘、宁、晋四省地方军阀军队，共五万多人。在绥德设立以毛堪为首的参谋团，监督各部敌军协同进攻苏区。这是一次规模比较大，各路敌军协同，全面进攻陕北、陕甘边苏区的”围剿“。

　　1931年春，陕北特委机关转入农村，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使农民斗争更加深入发展，在此基础上积极准备发动武装斗争。1933年7月12日，陕北特委在佳县高齐家！村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决定：在陕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从此，陕北各地的游击队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发展起来，苏区和游击区发展到十多个县。1934年7月8日，陕北特委决定：成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指挥陕北游击战争。1934年12月，陕北游击总指挥部改为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下辖三个步兵团（第一、二、三团）。神府地区有个独立团。各县都组织起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组织。

　　遵照两特委周家”联席会议决定，调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和义勇军（6月又调第二团归主力兵团战斗序列）到陕北，同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三个团组成主力兵团，共2150人，首先在陕北歼敌。骑兵团为机动部队，由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领，主要活动于陕甘边区，指挥第一、第二团和陕甘各县游击队，巩固发展陕甘边区，牵制南线进攻苏区之敌，神府独立团积极为南发展，牵制北线之敌，配合主力兵团在陕北歼敌。1935年5月1日，正式宣布以红八十四师机关为基础，组成前敌总指挥部，当即指挥主力兵团，发起向进攻苏区之敌的反击。经过五六七近三个月的连续作战，粉碎了敌军的第二次“围剿”，歼陕北敌军主力3000多，解放了6座县城，使陕北、陕甘两边区连成一片。红军主力部队扩大到5000多人，各地游击队有更大的发展。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苏区、红军部队的发展，培养干部就更为迫切。中共西北工委和军委决定：开办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训练党政军干部。调红四十二师三团代团长吴岱峰任校长。政治委员是中共西北工委宣传部部长张秀山（兼），后为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兼）。军事主任张文舟，大队长兼教员李启明，党总支书记曹华山，俱乐部主任李登瀛，经济主任王士英。学员是由红四十二师、红八十四师和各县游击队选调。干校于7月在延川县永坪镇开学，学员共120人。军事课基本上与陕甘边区干校相同，增加了班排连进攻、防御，土工作业，重机枪、迫击炮使用，以及步炮协同。用更多的时间在野外进行各种战术动作的演习。政治课增加了军队政治工作（张秀山亲自讲）。生活会每周召开一次，检查学习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表扬学习、工作好的，批评不努力学习等不良倾向。民主空气很浓，不论何人，该表扬的就表扬，该批评的就批评。文娱活动也很活跃，有唱革命歌曲、编演话剧、球类、体操、游戏等，尽力做到锻炼身体同军事技术结合。上下关系、相互关系很融洽。预定学期两个月，因部队整编需要，提前结业。

　　为了粉碎敌军第三次“围剿”，总指挥部决定：先在北线给晋军以迎头痛击，再转到南线打东北军。在慕家塬歼晋军一个多营，接着于8月20日，在定仙焉全歼晋军一个团，两战共歼敌军2800多人。给晋军打击后，主力兵团转到延川县文安驿休整，准备转到南线作战。整编了部队，将缴获的迫击炮、重机枪组成三个机炮连，分别归属红四十二师三团、义勇军和红八十四师一团。总指挥部给干校第一期结业学员分配工作后，紧接着由红四十二师、红八十四师，各县游击队、赤卫队选调学员近300人组成三个队，送干校开办第二期。

　　9月15日，红军第二十五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17日，中共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成立红军第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师和一个骑兵团。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的部队改编为七十五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改为十八师。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改为八十一师。红军十五军团于10月1日，在劳山歼东北军一一○师师直属部队和两个团。瓦窑堡守敌闻讯弃城逃跑。干校随省委机关，搬进瓦窑堡。红七十五师选送学员近百人到干校学习，编为第四队。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红军大学随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干校改为红大步兵营，营长吴岱峰，政委韦国清。

　　还办了一些专业训练班。打下延长县城，缴了一部五瓦的无线电收发报机。陕北红军有了电台，但又没有密码和联络讯号。无法同中央通报，只好抄中外一些通讯社的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从中得知长征中的红军的一些消息。同时，办了报务人员训练班，准备以后使用。陕北红军原先只有步枪、手枪之类的武器，也缺医少药，没有医院。战斗中缴获的医疗器械、机枪、火炮等都不会用，就把凡是懂行的俘虏不论官兵一律留下当教员，开办不同专业的训练班，时间长短不一，按技术难易定训练时间，达到能掌握使用为止。除医务人员训练班由西北军委后方开办，结业后成立医院外，其他各类专业训练班，大都由各部队自行开办。对掌握技术装备、提高战斗力，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各团都有个由十三四岁的娃娃组成的少年先锋队，作为培养干部的苗子。人数不等，有100多人的，也有几十人的。总指挥部直属一个少年先锋营，随军行动，主要进行学习训练，一般不参加战斗。
　　陕北红军部队学习训练情况

　　由于频繁的战争环境，决定了红军部队学习训练的迫切性和困难，学习训练的内容、方法，必须适应战争的急需和环境的可能。逐步摸索到需要什么，就学什么，什么方法能适应环境，就用什么方法，以解决当时革命工作和战争需要，指导部队学习训练活动。没有搞过大练兵、大比武等大规模的学习训练活动。一般都是以连为单位进行，更多的活动在班小组。连队有党支部，排有党小组，有经济委员会、列宁室。支部领导和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通过群众性组织进行活动。战斗行军时间不能开会外，每天晚上都要开班排会，或其他群众组织的会。检查思想、纪律、作风、工作、学习。会上民主空气很浓，不论对何人有意见，都毫不留情的提出。对总指挥也不例外。

　　政治课有“共产党员”，“工农红军”，“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怎样分配土地），“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增为八项注意）。这些课程，是反复进行教育，多是利用连队集合时，在队前简要的讲某一课程中一两个问题，再利用能开会的时间，由班小组会讨论学习。

　　军事课：连队利用可能的空隙，进行射击、投弹、刺杀等技术训练，以班为主，有空就进行。战术、战斗动作多是结合战前政治动员进行。研究本连的任务，应采用的战术、战斗动作。奔袭延长城，战前时间较充裕，目标也明确。对任务、战术、可能遇到的情况、应付的方法，讨论得比较具体深刻，保障了战斗任务的完成。战斗中，也能利用战斗间隙，研究当面敌情、地形、战术、战斗动作。战后，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评比各人在战斗中的表现。大的行动和战役计划，总指挥召集各团主要领导干部开会研究，统一认识后，才作出决定。如当时“左倾”领导者要红军主力兵团北上神府，打通所谓国际路线，和打敌军设防坚固的清涧、绥德、瓦窑堡等城镇，总指挥召开会议，反复研究，认为行不通，坚持转到南线在运动中打东北军的方案。战斗中遇到大的情况，领导干部亲临前线研究对策。打李家塔，遇到民团200多人和逃集在寨内的地主恶霸2000多人，靠深沟高垒顽强抵抗，屡攻不下。总指挥刘志丹亲临李家塔，召集担负围攻任务的领导同志，都亲临前线观察地形，研究敌情，选择进攻道路和战术，组织协同。主攻部队由贺晋年同志亲自率领，在各方配合下，一鼓作气攻克李家塔，全歼守敌。那时没有军事民主和诸葛亮会这样明确响亮的口号，也没有形成制度，是在实战中不断摸索、逐步形成的习惯做法。文化课：主要是扫盲。每天每人认二三个生字。把识字同日常生活、战斗动作结合起来。记写当晚口令，记写地名，行军路上的宿营地村镇，打仗的地名。从军政课、革命歌曲中选有生字的词句记写，选战士熟悉的有生字的词句学习，学者易记易懂，指导员也易找到识字的题目（没有识字课本）。没有纸笔，就用树枝在地上画着学写字。陕北红军部队创建初期，对部队学习训练缺乏经验，军事课用过旧军队的教材和训练方法，实践证明行不通，也大都不适用。有了《古田会议决议》和《游击战十六字诀》文本，经过实践，逐步消化。1933年12月，刘志丹同志写成《军事训练大纲》。技术课：基本上用旧军队用的军事课本，删去繁琐形式部分，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战术课：主要根据游击战常遇到的战斗样式选择课题，如袭击（奔袭）、埋伏、遭遇战、撤出战斗、运动防御。以后，还根据逐步走向游击运动战，增加了步炮协同、土工作业、进攻、防御实兵演习。总之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前进，才逐步在组织建设，政治思想工作，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等方面，比较好的走上轨道。其效果体现在1935年反围剿的斗争中，两支长期战斗在不同地区的红军部队会师后，接受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战斗在一起，互助互帮，争担重担，亲密团结。各部队内部上下之间，相互之间，关系也是很融洽的。很少听到称官名，多是以老张老李称之，对刘志丹，谢子长（陕北游击队总指挥）也不例外，很少听到有人称他们总指挥，多是以老刘老谢称之。这看起来有点“游击习气”，实则是亲密团结的体现，并不因此影响军纪的严肃性。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遵守，赏罚严明。尤其对群众纪律，真正做到秋毫无犯。那时，连队没有开小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