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同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和红一、二、四方面军相比，创建的迟，红军力量小，根据地的面积也不大，“是个小弟弟”。但它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于西北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甘后，就成为了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所在地。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蒋介石集团妄图篡夺抗日胜利果实，发起第三次国内战争时，党中央、毛主席又在这里运筹帷幄，带领着人民军队和劳苦大众同蒋家王朝作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解放了全中国（除台湾省外），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陕甘这块革命根据地能够保存下来，起到这样大的作用，首先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地坚决果断地纠正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者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的错误肃反，从而挽救了它。否则，这块当时仅存的红色根据地也要被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断送。

　　一、“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抵制执行者进行了错误的肃反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经过近半年的浴血奋战，1935年7月已经粉碎了蒋介石亲自部署的首次“围剿”。正在准备粉碎蒋介石部署的新“围剿”之际，却遭到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们严重地干扰和危害。

　　1935年7月5日，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实际上是北方代表的代表）到达陕北，同先期到达陕北的郭洪涛同志结合，于7月15日在永坪召开西北工委扩大会议。朱理治同志传达了中共驻北方代表的5封指示信，提出要在陕甘党内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尔后朱理治、郭洪涛同志又以工委名义给西北红军前线总指挥部（以下简称前总）指示：“要西北红军向北发展与神府地区打成一片，进一步打通国际路线”。“前总”8月12日在绥德义尚坪研究了朱理治、郭洪涛同志的指示，认为“敌人‘围剿’的主要方向在南线，不打立足未稳的主要敌人，而打次要方向上深据老巢的井岳秀部队不利于粉碎敌人‘围剿',还有丢掉根据地的危险。因而是行不通的。”决定西北红军主力到南线作战的方针。8月27日“前总”在文安驿召开连以上干部会，朱理治同志作了就中共驻北方代表的5封指示信及永坪工委扩大会议决议的传达报告，要到会的同志讨论如何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遭到了抵制。红军主力到南线作战的方针不变，同时令红二十六军三团先期南下陕甘边区会合骑兵团侦察敌情、准备战场。

　　郭洪涛同志是1934年1月时回到陕北的，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1月30日第一次参加陕北特委会议（曹家洼会议），就曾批评陕北特委犯有“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等错误，结果受到陕北特委同志的抵制。1934年7月郭洪涛同志随同谢子长同志首次到陕甘边区，7月2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召开干部会议（阎家洼子会议），谢、郭两同志参加了会议。谢子长同志传达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郭洪涛同志在会上发言，批评红二十六军“捎山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等。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刘志丹等领导同志当即表示，不同意郭洪涛同志的意见，但是并没有因为有不同意见而影响对陕北的支援。除派王世泰同志率三团到陕北参加反围剿作战外，还在干部、枪弹、经费等方面给陕北以帮助。而郭洪涛同志对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领导同志对他的言论表示的不同意见、光明磊落的态度，没有认真的考虑。回到陕北后，仍然按照他的观点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写了报告。还写了《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刊登在陕北特委《西北斗争》的刊物上，把党内的意见分歧公之于众。

　　郭洪涛同志比朱理治同志早到陕北一年半的时间，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情况是了解的。尤其1935年粉碎蒋介石亲自部署的首次围剿的主要战场在陕北，郭洪涛同志又是西北工委的秘书长，对西北工委和军委在反围剿中的活动也一清二楚。按理说，他完全可以给朱理治同志讲一些准确的情况，可惜他没有这样做。就朱理治同志来说，对创建了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长期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斗争，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组成后两个多月一点的时间就解放了6座县城，歼灭了蒋军大量有生力量，陕北与陕甘边区已连成一片，根据地有了较大发展等等事实只要稍微问一问，看一看，想一想，也会对“左”倾机会主义者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一些错误看法提出疑问。可是他们对明摆着的事实却一概不闻不问，到了根据地就按照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预先制定好的政治帽子：“右倾取消主义”、“捎山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等，一个接一个地往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头上戴。这些“左”倾错误的政治帽子理所当然的受到抵制，朱、郭两同志把这些正当的抵制上升为“右派”、“反革命”对待，实行了错误的肃反。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经过长征，胜利地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17日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召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组成中央代表团，朱理治自任书记，成员有聂洪钧等同志。撤销了西北工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自任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改组了西北军委，聂洪钧为主席。把创建了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领导同志排斥在新省委和军委之外。9月21日陕甘晋省委发出指示，建立政治保卫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派人到前后方大肆逮捕干部。

　　二、错误的肃反造成严重的危机

　　从9月21日陕甘晋省委发出肃反指示到10月19日党中央、毛主席到吴起镇制止错误肃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和从白区来的在机关学校工作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被逮捕，连级干部也有被捕的，还杀害了200多干部。红二十七军和陕北的干部也有被捕或调离重要工作岗位的，如张达志、李赤然同志就由师、团政委的职务调走。朱理治等对关押在瓦窑堡包括刘志丹同志在内的40多名主要干部，准备“一杀了之”。

　　刘志丹同志是在10月1日歼灭了东北军一一○师，6日就被以指挥北线作战为名骗到瓦窑堡秘密逮捕入狱的。刘志丹同志在去瓦窑堡途中遇到给军团部送信的骑兵通信员，通讯员把信交给他，志丹拆开一看是逮捕包括他在内的干部名单。志丹看完后把信交给通讯员，对通讯员说：“你们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到瓦窑堡去了”。志丹同志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安危，挺身到瓦窑堡，拟向省委陈述意见。他到瓦窑堡后饭都没有吃即去省委，到省委未及开口就被逮捕。连他带的通讯员也被逮捕入狱。七十八师师长杨森同志在刘志丹同志离开前方后，也被以指挥北线作战为名骗去逮捕的。二十六军三团政委黄罗斌同志是以调任干校政委名义骗去逮捕的。我当时任七十八师参谋主任，是在杨森同志离开的第二天以开作战会议为名骗到军团部被捕的。我走进军团部被引进一个窑洞里时，突然上来几个人缴了我的枪，接着搜身并给我戴上一个布筒式的面罩（一个布套只有两个眼睛洞），被送到另一个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窑洞。我一脚踩到高锦纯①同志的身上，他问了一声：谁呀？我说：锦纯你早来了。他说：我也才来不久。八十一师参谋主任任浪花同志赶紧说：快坐下！不要说话。因这几句对话，我们被抽了一顿鞭子，我这才知道有不准互相说话的“规矩”。我同高锦纯、任浪花由洛河川被押送到瓦窑堡途中既不准我们互相讲话，更不准我们同群众讲话。押送我们的同志骂我们是“右派”、“反革命”，从骂声中我们才知道“罪名”。他们对群众说我们是东北军的军官。我们因为穿的衣服是劳山战役中缴获的东北军军服（西北红军是缴获到什么就穿什么），头上戴的布筒式的面罩，群众真的把我们当成东北军军官看待，不时还有人向我们做宣传工作，搞得我们哭笑不得。到了瓦窑堡被关在监狱里，看管之严厉难以用笔墨形容，连站起来伸伸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告，否则就是一顿毒打，诬你“要逃跑”。至于审讯时的肉刑就更残酷了。肃反造成了严重危机，不少地方干部不敢见省委的人，听说省委来人就上山“打游击”，群众也跟着“跑反”。各处谣言四起，说“红二十五军是杨虎城派来的假红军”，“钻到红军内部和根据地内消灭红军的”等等。西北红军也军心动荡，这个部队以前是没有开小差的，肃反的消息传开后，不仅战士跑，干部中也有开小差的，游击队有“反水”的。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内部这样严重的危险局面，再加上蒋介石拟大举围剿进攻的形势，如果不是党中央、毛主席到陕甘后及时挽救，全国仅存的这块革命根据地被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搞垮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三、党中央、毛主席迅速、果断而坚决的纠正了陕甘革命根据地“肃反”错误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

　　党中央、毛主席经过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很快就从陕甘边区第一路游击队领导干部龚逢春、张明科、马福冀的汇报中得知陕甘晋省委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被捕入狱等情况。党中央、毛主席立即指示：“停止杀人、停止捕人、等待中央处理”。并派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和刘向三、贾拓夫等同志带上电台，专程到红十五军团传达中央指示。紧接着成立以董必武同志为首的五人委员会（成员有王首道、李维汉等）审查肃反问题。直罗镇战役后毛主席、周副主席于12月初到瓦窑堡（中央机关进驻后即为全国革命大本营所在地），立即听取了五人委员会的汇报，严肃批评“肃反是错误的”，“逮捕刘志丹同志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下令释放刘志丹及被关押的大多数同志。经进一步审查，所有被关押的同志都被释放出狱，先后都分配了工作。刘志丹同志被任命为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副主席兼主任），后任红二十八军军长。我被分配到陕北省军事部任科长。1936年1月我患了一场病，发高烧昏迷了18天。烧退后王斌①同志对我说：“我整整守护了你18天，你是捞回了一条命。现在好了，好好休养吧”。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医护人员对伤病员的阶级友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感人至深。我病愈出院后被分配到延长县任军事部长，代理了一段东地区的司令员，西安事变后调独立二团任团长，编入独立一师后调到抗大学习。从这些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党中央、毛主席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干部是一视同仁的信任和使用，饱含着热情爱护和培养之情。同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者一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就排斥打击当地干部，抓领导权，吞并本地区成长起来的红军部队等等宗派主义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中明确指出“一九三五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来在那里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刘志丹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十一月，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同志从监狱中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952页注释10）。这是党中央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所做的正确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