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新四军四支队组成，下属七、八、九团和手枪团，我在八团任参谋长。3月8日，四支队所部分别从七里坪、邢集等地于同一天出征东进抗日。我原是陕北红军部队的团长，1937年冬调延安抗大军事队学习。1938年1月，因抗战初期敌后形势发展很快，到处要干部，延安派了60多人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分配工作，我就是那时到了武汉。当时彭雪枫同志也在武汉，他是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要带一些干部回河南竹沟去，问我去不去？我说服从组织。他说好，跟我去河南。我就跟他到了河南竹沟。不久我被分配到八团任参谋长。分到八团的先后还有朱茂绪、贺德斌、徐祥亨、成钧、李木生、朱绍清、王敬群、宋文、朱国华、祝世风、胡定千、张翼翔、吴华夺、童浩生、左金祥等20多位从延安来的干部。

　　八团前身是豫南以周骏鸣为队长的红军游击队，在国民党残酷围剿下，剩下不足百人。国共合作后，国民党不讲信用，视游击队太弱小，根本不愿跟我们谈判，仍继续“围剿”，企图趁机消灭我们。我们不仅无法抗日，且造成部队生活困难。鄂豫边区省委派周骏鸣到延安请示中央，中央指示要扩大部队。朱老总说，大红军不打了。小红军不打，国民党就不承认，仍然“围剿”你们，你们要放手扩大部队，大到人家消灭不了你们，就承认了。周骏鸣同志带着这个指示回来，在地方党的支持下，部队扩大到500多人，建立了两个营，成立了豫南人民抗日自卫团。国民党没法消灭了，就要周骏鸣去谈判，但还想通过谈判来消灭。当时周骏鸣估计到国民党并无谈判诚意，且有迹象要借机扣留他，便没有贸然前往，同时试探着和一个地方实力派搞统战，谈判对策。恰在此时，我党和国民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便把自卫团编为四支队八团，那时叫八团队。周骏鸣任团长。

　　八团连排两级干部大部分是红军游击队老战士，营以上干部除团长政委外大部分是从延安来的红军老干部，指导员是地方党选派来的学生党员。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但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来到一起，都很团结。在豫南时，又收编了两支地方武装，七八百人。人虽多，缺乏训练，什么人都有，是个不会走路，不会问答喊口令的部队，不少人连日本鬼子是人是鬼都搞不清楚，直到在大小关打了一仗，战斗中活捉了日本鬼子，大家都跑来看，看了半天，才知道“日本鬼子也是人呀”。部队改编以后，2月集结，在信阳西边的邢集进行训练、整编。充实了一、二营，建立了第三营和特务连，还给竹沟留下了一个连。全团1000多人，但枪很少，装备差，半数人都背着大刀长矛；又很穷，没有军装。3月初，原在武汉以八路军副参谋长名义做统战工作的罗炳辉到邢集欢送出征，3月5日举行东征抗日誓师大会，罗炳辉作动员报告。3月8日出发东进抗日，10个连1000多人，浩浩荡荡，斗志昂扬。到达安徽流波疃时同七、九团会合，四支队高敬亭司令员视察部队，看到八团部队不少战士穿着各色各式的便装，连帽子也没有，说“哎哟，怎么连帽子都没有呀？”当即批了200元做帽子。就是这样一支装备很差，给养困难，生活艰苦部队，因为它有红军基础，抗日情绪高涨。对这支部队的发展前途，干部们都充满信心。

　　部队东进到达安徽皖中的舒城、庐江、无为一带，地方上异常混乱。国民党军队正向西撤退，地方官员和富豪们不少也随军走了，保安团队、地主土匪汉奸武装串通一气，骚扰百姓。新四军四支队三个团东进到达皖中后，老百姓虽很高兴，但看到是这样一支装备很差的部队，就说：国军几十万，大炮、机枪、长枪都是新的，有车载马驮的子弹，都挡不住鬼子，你们这么一点人，炮没一门，机枪没有几挺，靠一些老式长枪、长矛、大刀，还能打日本吗？同时也很奇怪，为什么武器好的国军向后撤而武器差的新四军却迎着日本鬼子向前跑呢？不久，九团在蒋家河口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这是新四军成立后东进抗日首战胜利，影响很大。接着四支队其他各部队又在安（庆）合（肥）、舒（城）桐（城）公路上连续打了几仗，八团在大小关打了一仗，缴获了日军武器，活捉了日本士兵，并打击了骚扰百姓的土杂武装，恢复并维持了地方秩序，宣传了我党抗日主张，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自卫自救。老百姓看到新四军纪律好，能打仗，又知道这是过去的老红军，态度就变了。称新四军是保护老百姓的能打仗的队伍。“要活命去找新四军”成了群众的希望和信念。于是在当地青年中出现了参加新四军的热潮，出现了我军发展史上一个大好时机。

　　但是，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有利时机。1938年夏，我带着一个工作组到成钧任营长的一营工作，驻在庐江城外五里路的村庄里，当地要求参军的青年络绎不绝。但当时受“精兵主义”错误口号的束缚，未能大胆扩军。接待参军的同志对要求参军的青年，不是动员他们，而是拒之门外，先向他们说一通新四军怎么怎么苦，怎么怎么缺衣少鞋没有钱，要把人吓回去。不少不怕苦的青年回家拿了衣被鞋子再来报名。就是这样，十多天的时间就来了1000多人。

　　充实了一营之后，送团里800多人，结果大多数让团里刷掉退回来了，秃子、麻子都不要。我和成钧同志对此都不以为然。成钧说，又不是挑女婿，麻子都不要。当时八团就有一位营长是麻子，我们开玩笑说，他不是麻子吗，怎么还当了营长呀。说兵多了没饭吃也不是事实。我们从庐江到了无为开城桥，部队没有粮食了，就找当地的乡长。那个乡长开明，说没问题，有的是公粮，因为国民党部队都撤退了，公粮存下了。我们报了1500人的军粮，乡长如数拨给。后来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出笼，我们每人每天两角钱的生活费不发了，地方反动政府也不给粮了，要自筹粮食，生活发生了困难。这种困难正是我们没有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造成的。当时我们没有能从这个高度来认识问题，但为这些事，我和部队干部在一起颇多议论，一致认为我们这是扛着枪杆当叫花子，总不是个办法。

　　1938年冬，为配合保卫武汉战役，八团在淮南铁路破袭日寇交通运输线的作战中，到达巢县、肥东一带，在方老人洼打了一次有很大影响的战斗。方老人洼位于巢、合之间，靠近东山口，我和一、二、三营都驻在这里。1939年2月19日是春节，农历正月初一拂晓，日军一个大队五六百人，从巢县出动，分两路偷袭方老人洼。团长周骏鸣、政委林恺带着警卫营驻在梁园，由我指挥了这次战斗。日军很猖狂，对我们极为轻视，以为他们一攻，我们就会垮，没想到战斗打响之后，我们打得既猛又狠。三营先顶了一下，一营就上去，在正面阻击日军前进，二、三营由左右两侧进攻日军侧后，在对峙中，我特等射手用冷枪杀伤日军。整整打了一天。

　　日军死伤100多人，我亦伤亡30余人。黄昏时日军开始撤退，我追击到东山口，战斗结束。这在当时就是个大仗。打了这一仗，不仅锻炼了部队，政治影响比军事胜利还要大，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战胜日寇的信心。巢县已将它写入县志里去了。对新四军的抗日活动，外间也多有报道。1939年1月4日的《大美晚报》（〈美〉杰克·贝儿登）报道说：当去年日军沿合肥黄梅路进攻汉口时，新四军虽尚未组织成功，但已能利用有利之地形，在日军之后方消耗其人力物力，破坏公路与桥梁。日方以兵力不敷分配，对于新四军之游击战，殊无法对付，因此对汉口之进攻，为之延续不少。1939年12月6日桂林《救亡日报》报道说：老百姓说，常常听见中国军队会打仗，特别是某军（注：指新四军）会打仗，但是这地方从来就没有见过国军打过仗。只要是中国人，无论什么军队，能够而且打死个把给他们看看，那么就是他们的房子被烧了，也是心甘情愿的。这说明老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皖东地区，地方上大大小小的有好几支武装，都是趁乱拉起来的，什么牌号的都有。有想抗日的，有自卫保家的，有既挂国民党牌子又挂伪军牌子的土匪。把这种小股扰乱地方的武装打掉了几股，群众欢迎，开明地主也高兴。不仅农民，也包括各阶层人士，人心都向着新四军。我们在这一带活动的部队此时也扩大了。这时又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机，我们又没有抓住。1939年7月1日，在八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五支队，我任五支队参谋长，但五支队成立后，又把部队缩编，有的团三个营被缩编为五个连。部队干部对此很不理解。带兵打仗的干部，都懂得没有一定数量的部队，是没法打仗的，对这种不去扩大部队的错误做法，不仅不理解，且颇有疑虑。

　　正在这时，刘少奇同志到了皖东，他批评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说要抗战就要有军队，要大力扩大抗日武装，有了兵就得吃饭穿衣，就得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根据地，就是民主政权，不要怕顽固派磨擦，他摩擦我就反摩擦。少奇同志的指示传达后，人心大振，疑团冰释，方向明确，思想大解放。五支队成立后立即东进到津浦路东。不久我以支队参谋长名义兼十团政委，团长成钧。十团在盱眙、嘉山地区放手扩大部队，三个月扩大了1800多人，成为三个营十个连的团。盱贻这个地方有一支3000多人枪的国民党常备旅，旅长由盱贻县长秦庆霖兼任。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不抗日，专事欺压老百姓。我们到后，对他们有所制约。他有个儿子叫秦云鹏，带一个团驻在涧溪，派了一个营驻到大头王，与驻在津利的保安队形成一条线，有意由东往西把十团向铁路边上逼，企图赶我们走，并把我们一个警戒班的枪给缴了。这是他们蓄意制造事端，想以此来跟我们谈条件。果不出所料，在我们提出抗议之后，他们竟无理地提出要我们离开盱贻，才能还枪放人。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种无理的条件。双方僵持着非打一下不可，否则不能解决问题。遵照少奇同志不怕摩擦的指示，请示了支队，支队领导也同意我们打。那天是1940年元旦，下着雪。我先派一连缴了津利保安队100多人的枪，然后三个连突击大头王，俘获一些，大多数跑了。天明以后，秦云鹏从涧溪出来，三路纵队进攻我们。到了一个山梁子上，我六连诱其进到100米的近距离突然开火。他们的部队不经打，一开火前头部队就垮了，我六连追上去，把后面的部队也冲垮了，我四、二连配合六连从侧后追上去，一连由津利掉转头来跟着追，敌人就慌了，退到了马头山上。这山上无粮也无水，1000多人在上面困着。秦庆霖怕被消灭，请出他的高级谋士原来安县县长张北非出面和我们谈判，要求我们不要再打，给他们送粮送水。我说，送粮送水可以，但要弄清楚是非，为什么要抓我们人，缴我们枪？提出以后我们以河梢桥为界，划区抗日，我不向东，彼不向西。张说要回去请示秦庆霖。我限他两天，不到两天就答复了我们的条件。这说明只有不怕摩擦，他要摩擦就以反摩擦来教训他，才能真正巩固统一战线。

　　此后又发生一件事，秦庆霖突然派了一个连占了潘村的花家围子扣了地主，逼地主交出埋藏的粮食和钱财。那个连的连长叫洪端，是共产党的叛徒，此人很反动。我们有位游击队长叫阚征沙，他的舅舅和花家围子有亲戚关系，要求我们解围。我和成钧商量，人家来请嘛，还能不去。潘村在河梢桥以西，是我们活动区域，他们越区，我们有理。还可以就此事做些打击顽固派，动员群众发展抗日的工作。花家围子里约有5000多石粮食。那个地方人有两句话，“贩私盐，种滩田，捞到一年是一年”，好多地主都囤积粮食。我们部队正缺粮，可以就此要一些抗日军粮。团里决定由我带一个连和一个侦察排处理此事。到了潘村，包围了花家围子。但围而不打，进行说理。我们跟秦部说，抗日是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围主有粮，但没有犯法，你们为什么抓人？要他们放人。这时秦庆霖派了一个参谋长企图秘密进入花家围子，通过我警戒线时被我侦察排抓住。他说我是秦庆霖的参谋长，企图亮出身份来吓我们部队。侦察排把他送到我面前，我说好，你是参谋长，你下命令叫你们部队撤出来。他说要跟地方士绅商量。这个参谋长是个一说话就打躬，诸事不敢作主的窝囊废。他要跟地方士绅商量，正好，我们也可借此公开揭露他们，就把地方士绅找来开会。我在会上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们既无军纪，又无国法，为什么随便抓人？必须马上放人，撤出围子。至于粮食，首先要给花家围子留足口粮，然后是军粮。军队按人数供给。我们新四军是15000人，你们是多少？余粮救济灾民。我说完后，那个参谋长说，还要跟连长商量。大家一听就笑了。我说，你是参谋长还要跟连长商量？士绅们说，他这个参谋长和你这个参谋长不一样，他是没有权也作不了主的。那参谋长也请士绅们讲情。我说，既然有士绅担保，就限你三天答复。结果他进去三天没有出来，士绅们说他要请示秦庆霖，我说那就再等几天。这时四支队特务营从路西过来了，和我们一连在围子外面联欢，我请围子里的秦部也派人出来参加，目的是向他们示示威，看看我们的力量。到第七天，他还没有出来答复，士绅们也都着急了。我们向围子里喊话，催他答复。直到第九天，他们才答复，同意撤出，但要带粮食出来。我们同意带200石。他们这才放了地主，撤出了花家围子。我们十团留下3000石，给特务营400石，又给支队送去一部分粮食。给围主留足口粮，余下的全分给饥民。

　　有了粮食，有饭吃，招兵就不困难。成钧同志在涧溪住在一户地主家里，和地主的儿子闲谈。成问他，涧溪谁有枪能弄出来组织抗日游击队吗？地主儿子反问，你们要我吗？成说，抗日的都要。他表示愿意出来。成钧就支持他出来组织游击队。这个人叫宋恩光，经他活动组成了一支五六十人的小队伍，由他当队长。这样的小游击队，在1940年1月间组织了好多个。那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形势已开始紧张，如何巩固住这些游击队就成了问题。我和成钧研究，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将我们的连队一分为二，五个连队变成十个连队，和游击队合并，游击队长当连长，我们的连干部当副连长。这样，我们在涧溪三个月，就从五个连发展为十个连，全团不足500人发展到1500多人，三个营都得到了充实。合并后马上进行训练。还给盱眙、嘉山我们两个地方县级政权各送去一个游击队。这是我们正确执行刘少奇同志提出的要放手扩大抗日武装，要建立根据地，不怕反磨擦的成果。后来证明，十团的做法对于巩固部队，提高部队军政素养都很有成效。有的没有采用这个办法，在反摩擦中有的小游击队就叛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