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位于津浦铁路浦口至蚌埠段的两侧，南临长江，北到淮河，西抵淮南铁路，东至高邮湖西，在华中敌后抗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插在日伪背上的一把尖刀。蚌埠是日寇华北和华中两支侵华派遣军的接合部，津浦铁路是日寇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浦口对岸的南京，是日寇华中派遣军的总司令部和汪伪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这一地区与淮北抗日根据地南北隔河相望，又与苏中、苏北、淮海等兄弟地区东西呼应。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而对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则制造摩擦，发动武装进攻，妄图消灭之。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倒行逆施，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生。

　　我新四军江北部队（后改为新四军第二师）经受着退缩大别山的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和逃避到东海边上国民党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东西夹击。淮南根据地和淮北根据地一样，它在津浦铁路西的地区便成为防御顽军由西面进攻的第一线。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一切战斗和建设，对于华中各兄弟地区的巩固和发展，无不息息相关。至今回忆起淮南抗日根据地开创的这段历史，仍然如在眼前。

　　（一）在反击顽固派东西夹击中创建

　　1938年到1939年间，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战略展开于皖东地区时，就着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但由于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成效甚微，部队的吃饭、穿衣都非常困难。

　　刘少奇同志于1939年11月底到达皖东定远县大桥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副指挥徐海东、罗炳辉，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参谋长赖传珠），迅速改变了局面。1939年12月到1940年1月和2月，连续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决定了向东发展的方针和建立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力量的任务；批评了王明投降主义路线，树立了敢于反摩擦的思想和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明确了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思想；批评了项英同志的“精兵主义”错误，放手发展人民武装力量。中原局和少奇同志这些决定和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经过三个多月（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的奋斗，和对日寇作战的胜利的影响，群众发动起来了，部队扩大了，游击队遍及各地。

　　1940月3月，反击桂、韩顽东西夹击的进攻，奋战月余，取得战役的全胜。4月底即着手建立民主政权和制定一系列抗日的法令、条例。

　　在津浦铁路以东地区，建立起地区政权---八县联防办事处，下属八个县政权，由邓子恢、方毅任正副主任；路西地区同时也建立起联防办事处，由黄岩、魏文伯任正副主任。由大别山撤出的两千多干部，加上从部队抽调的大批干部，投入建立区乡政权，发展工、农、青、妇、商各种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还吸收了大批知识青年，经过短期训练即参加基层工作。抗日政府制定了减租、减息、惩治汉奸、组织农会、组织人民抗日自卫队等规章草案和财政、贸易、征收公粮等法令；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宣传党的团结抗战主张；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吸收了开明士绅参加各级政府工作；采取“用旧人，行新政”的方针，吸收了旧政权中愿意与抗日民主政府合作的进步分子参加政权工作。

　　同时，大力建立地方武装。路东、路西分别成立了联防司令部，负责领导地方兵团、自卫队（民兵）的建设和战斗。路东联防司令部杨梅生为司令，刘顺元为政委；路西联防司令部郑抱真为司令，谭光廷为政委。为了加强领导两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中原局决定撤销安徽省委，分别建立了路东、路西两省委。

　　接着就开展了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原局谭光廷（1910~1959），江西省莲花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安徽省工委常委，华东财委驻大连办事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铁路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铁道部政治部主任。

　　根据淮南地区的具体情况，提出“三七分租”、“分半给息”，废除旧债等口号。随着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劳动人民的优势很快树立起来，群众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区乡政权相继建立，农、工、青、妇等群众团体，自卫队、模范队等抗日人民武装也建立起来。在群众组织起来后，党和政府引导广大群众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实行减租减息后，教育群众保证交租交息，政府和群众团体调整租佃关系，处理债务纠纷。保护群众已得利益，也争取大部分中小地主和开明绅士参加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在一连串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从中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当地干部，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基层政权和人民武装的骨干力量，吸收了一批优秀分子入党，农村支部普遍建立起来了。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4月到7月），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正式建成了。县区武装发展到9000多人，不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军，发展到近10万（8月底统计数）。由于政权迅速建立，抗日经费和军队供给基本上得到保证。

　　（二）在反“扫荡”、反摩擦、反暴乱中巩固。

　　淮南根据地的巩固，是同日寇、反共顽固派和一切反动势力，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取得的。

　　淮南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胁日寇占领的南京等城镇和津浦、淮南两条铁路及长江、淮河两条内河运输线，因而首先引起日寇的震惊。1940年5月，日伪军向我路西根据地“扫荡”，在我四支队打击下，被迫撤退。接着日伪向路东“扫荡”，北线由明光出犯，占领津里，骚扰破坏我盱（眙）、嘉（山）地区。南线向来安进犯，27日占领来安城。我五支队八、十团于29日开始向津浦路和来安城反击，于30日夜袭来安城，进行了闻名的“火烧来安城”的战斗。6月初，我五支队对津浦铁路南段，开展了破袭战，袭击了乌衣、担子街、滁县城、沙河集、张八岭、嘉山集等日伪据点，破击津浦路，迫使日伪军撤出来安城。桂顽乘日、伪军对我根据地“扫荡”之机，于6月初，调动其龟缩在大别山的一三八师进入路西，协同顽第五专员公署专员李本一和顽皖东行署主任颜仁毅两部，分兵两路向我进攻。我四支队和江北游击队奋起反击，我五支队八团及十团一部亦驰赴路西增援，于27日配合四支队与桂顽激战于栏杆集一带，歼敌第十纵队千余人，才迫使桂顽退回古河。

　　战后我五支队返回路东途中，又歼顽滁县常备队残部500余人。

　　国民党顽固派武力进攻不成，便策动地主恶霸势力，利用我根据地初建，基层政权尚不巩固的时机，于7月初，在路东地区掀起了反革命暴乱。先由来安屯仓镇的地主余大胖子发动暴乱，接着由国民党党棍叶一舟主谋，以大通镇恶霸地主曾象坤及其四个儿子曾玉？等（号称曾家五虎）为主掀起在天长的大道、盱眙的马坝等地的暴乱，很快就蔓延到路东各县。韩顽为配合暴乱，派了两个团偷渡三河，企图进犯盱眙；同时盘踞在宝应湖西岸和长江沿岸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配合封建迷信组织小刀会、大刀会，向金沟、桐城地区以及天长、仪征、六合三县境内进犯。桂顽亦由路西古河派特务部队窜入来安地区策应暴乱。整个路东地区一时乌云密布。少奇同志当即指出：胜利后，敌人一定要进行反扑。地主暴乱，就是这种反扑的一种表现。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只有坚决扑灭地主暴乱，根据地才能巩固。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五支队和抗日民主政府坚决镇压了暴乱。配合顽固派暴乱的小刀会、大刀会在我镇压与争取相结合的方针下纷纷瓦解。我公安机关和人民武装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清查了暴乱的地主和反动会道门的头子。我抗日民主政府，镇压了首恶分子，对屯仓的余大胖子，大通的曾象坤父子三人等首恶分子处以极刑，对胁从分子和悔过自新的小头目则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从宽处理。对受害的人民群众进行了抚恤救济工作。在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下，很快平息了暴乱，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

　　（三）召开党代表大会，加强军队建设。

　　1940年7月1日，在半塔附近之大田营举行的纪念党成立十九周年的干部会上，刘少奇同志作了《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对根据地创建后，在某些党员干部中产生的不良思想倾向和错误行为，“有的放矢”地敲了警钟，并指示四、五支队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总结战斗和工作，讨论建军问题。

　　五支队7月上旬召开了党代表大会，总结了支队成立一年来的战斗及工作，提出了建军的要求：一是正规化。（1）建立正规的军队组织系统及制度；（2）提高部队军事技术和指挥素养；（3）养成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良好作风习惯。二是党军化。（1）保证部队绝对执行党的路线和决议；（2）加强干部的党性修养；（3）加强部队中党的领导，建立坚强的小组及支部工作；（4）保证部队成分纯洁，以工农为建军骨干；（5）建立坚强的政治工作。三是群众化。（1）一切为了群众的利益，保护群众的利益，关心群众的痛苦；（2）遵守群众纪律，帮助群众；（3）切实遵守政策纪律。这次会议及时地同支队党内和干部中存在的本位主义、游击习气、享乐思想、腐化行为等不良倾向作了坚决的、有效的斗争，大大提高了支队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水平，明确了建军方向和任务，对支队建设和完成任务起了极为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作用。会后支队根据会议继续执行发展地方武装的决定，撤编十五团，以十五团三个营及支队特务营和几个游击队编成三个独立团划归路东联防司令部建制，还抽调一批干部到县、区搞武装工作。路东、路西同时动员了6000多新战士补充了主力部队。

　　（四）向东发展，对西防御。

　　向东发展，是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深入敌后打击日寇的既定方针。对西防御，体现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对桂顽一面力争合作抗日，一面坚决执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

　　向东发展，开辟淮（阴）、宝（应）地区。淮宝地区处于淮南、淮北、苏北、苏中的中间地带，是我江北部队配合向东发展必经之地，也是联系淮北、苏北、苏中的枢纽地带。韩顽依托淮宝，不断派遣特务武装侵犯我淮南根据地。开辟淮宝对发展华中根据地、巩固淮南都具有重大意义。

　　1940年5月中旬，我军叶飞、陶勇两部胜利地进行了郭村战斗，击溃了二李（明扬、长江）的进攻，使我军由苏南进入苏中的部队站稳了脚，并继续向东、向北发展。同时，黄克诚同志率领的八路军南下部队同原在淮北、豫东的彭雪枫部和皖东北的张爱萍部，合编为八路军四、五两个纵队。彭雪枫同志率四纵队坚持发展淮北、豫东地区，黄克诚同志率五纵队进入皖东北后，继续向苏北挺进。我江北部队已由原来的5000至6000人发展到13000人。开辟淮宝，在政治上、军事上我处于优势。中原局刘少奇同志根据这一形势，决定集中五支队八、十团，四支队七团在五支队前方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支队司令罗炳辉，副司令周骏鸣，政治部主任张劲夫，参谋长赵启民）和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配合下向淮宝进军。

　　1940年7月中旬，五支队八团（新老八团合编）、十团和四支队七团在五支队党委统一领导下集结在三河南岸的黎城地区整训，并做北渡三河的准备：侦察敌情、收集船只、研练强渡三河的战术技术，还研究了对小刀会的政策和战略。小刀会是利用封建迷信组织起来的群众性武装集团，遍及淮宝地区。除少数反动首领外，广大会员为受蒙骗的劳苦群众。根据这些情况，决定以政治争取瓦解为主，结合必要的军事打击的方针。

　　三河上游连接洪泽湖，下连宝应湖，河宽一至三公里，不能徒涉。韩顽三十三师配合小刀会沿北岸设防，日寇小汽艇经常在宝应湖上巡逻。

　　8月2日夜间，发起强渡三河、向淮宝进军的战役。我第一梯队的八、十团强渡三河成功，并扩大了登陆区。同时，对小刀会和顽军展开政治攻势，罗炳辉还亲自用通俗语言写传单，油印和散发。14日，顽三十三师派部队掩护小刀会向我进攻，我以猛烈火力给予杀伤。小刀会溃退时，顽军自已先逃走了，没有给予掩护。我军俘获小刀会头子的儿子及亲属三人，予以优待，并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政策，带着给小刀会头子的信放回，允许会员前来收尸，领回伤员。这一仗对小刀会起了很大的争取瓦解作用，为进一步进行争取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940年8月15日，我军向退守双沟、仁和集、岔河镇的顽军三十三师发起进攻，歼敌近两个团，其余逃往运河以东，至此结束了对顽军的战斗。经过分区逐村进行宣传和我军的模范纪律影响，争取广大群众，摧毁了小刀会的基础。到8月底，基本上完成了开辟淮宝地区的任务，派李斌同志为淮宝县县长。群众说：新四军内有个“活佛”（少奇同志当时化名胡服，群众误称活佛），还有个“罗汉”（指罗炳辉同志），破了小刀会的法。真正爱护老百姓的是“四太爷”（新四军），只有跟着民主政府才得安宁。群众这些语言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情感。

　　淮宝地区的开辟，又一次削弱了韩顽的反动力量，策应苏北我军反顽斗争，巩固与发展了淮南根据地，沟通了淮南与淮海、皖东北的战略联系，造成了继续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日寇不甘心5月“扫荡”的失败，于8月下旬开始调集日伪军17000多人，在20多架飞机配合下，于9月初对淮南路东地区大举“扫荡”，企图用一个月的时间摧毁我根据地。我江北指挥部指示：路东地区军民在路东内地开展游击战，路西和淮宝各部队积极向敌占交通线和据点进攻，配合路东粉碎日伪“扫荡”。路东我军以伏击、袭击战术使日伪到处挨打，到处扑空，疲于奔命，特别是竹镇附近伏击敌军指挥机关的胜利，使敌伪极为恐惧。17日，敌伪被迫分路回窜原地。至此，路东反“扫荡”战斗胜利结束。12天反“扫荡”进行大小战斗65次，给敌伪以严重打击，保障了根据地建设和发展。

　　10月，桂顽为配合韩顽对我苏中部队的进攻，调集顽一三八师、一七六师和保安团、游击纵队，妄图先进攻我路西地区，得手后再进攻路东。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给江北指挥部的任务是不惜一切牺牲，支援苏中作战。江北指挥部调集四支队全部和五支队八团及游击队主力于路西，准备迎击桂顽的进攻。命令十团和独立一、二团统归成钧（十团团长）、赵启民（兼政委）指挥，开赴苏中参战。我苏中部队在陈（毅）、粟（裕）英明指挥下，英勇顽强地与敌博斗，仅用五天的时间就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因而，准备东援已进到运河线上的十团和独立一、二团停止了行动。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陈毅同志亲自做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李明扬、陈大运两部保持中立和开明士绅的同情，孤立了韩顽，对迅速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1940年底，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桂顽提出要我江北部队交还皖东地区的政权，韩顽提出要我苏中、苏北部队恢复到黄桥战役前的态势。我江北部队为防桂顽的进攻，集结主力于淮南津浦路西地区。我苏北、苏中部队为反击韩顽的进攻，于11月29日发起兴化、曹甸战役。五支队十团为配合作战，东渡运河，击溃据守平桥、经河地区的顽常备第六旅，旋即奉命在运河线上构筑工事防守，掩护我军侧翼安全，连续五天击退驻宝应日军的进攻，完成了掩护任务，锻炼了对日军打阵地战的能力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