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挺进皖中皖东敌后的第四支队（1986年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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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源： 《赵启民将军文集》第12章 日 期： 2011-0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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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冬过去，阳春来临，新四军第四支队胜利地告别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踏上了抗日战争新的征程---挺进皖中皖东，在江北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 积极进行和谈 下山集中改编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鄂豫皖边区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区桐柏山红军游击队面临着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 早在西安事变后，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就从白区报刊上了解到有关国共两党酝酿合作抗日的消息，敏锐地觉察到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1937年7月13日，高敬亭从鄂东到岳西县南田村，与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会合，看到了姜术堂从西安红军办事处给何耀榜带来的两份文件---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和《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第一次看到中央文件，高敬亭的心情非常激动。他根据文件精神，毅然于7月15日写信给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卫立煌，提出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谈判倡议。对方很快答复，表示愿意谈判。 停战谈判是一场激烈复杂的斗争。对方一面表示愿意停战谈判，一面却密令部队包围红二十八军，欲逼我屈服投降。还散布“若归顺国军，官晋一级，给优厚薪俸”等谰言进行诱骗，妄图借停战谈判之机，达到消灭我军之目的。高敬亭在领导谈判斗争中，头脑清醒，警惕性高，军事上严防对方的突然袭击，政治上及时揭露对方的欺骗引诱。7月20日起，我方代表何耀榜与卫立煌的代表、少将高参刘刚夫，在岳西县青天畈上青小学举行谈判，于27日达成协议，28日在岳西县九河朱家大屋举行了签字仪式。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分，同刘刚夫分别代表双方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协议的中心内容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具体条款，我方提出12条，对方提出7条，经谈判后即为双方协议的共同内容。 1937年4月，鄂豫边区省委派周骏鸣到延安向中央请示汇报工作。中央有关同志指出，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比较弱小，国民党根本不可能同游击队谈统战问题；游击队要从实际出发，猛烈发展部队，成为比较坚强的抗日武装，并和当地开明士绅与政府建立统战关系，以便争取合法存在。朱德总司令还对周骏鸣说，你们要猛烈扩大，扩大到他们消灭不了你们时，就会同你们谈判的。7月，周骏鸣返回边区后，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坚决贯彻了中央首长指示精神，积极动员地方党员和革命群众参军，并在红二十八军两个营有力地支援下，先后攻打了蔡冲、邓庄铺等恶霸地主围寨和国民党的反动联保处，从而，打开了局面，迅速发展壮大了游击队。10月，边区省委主动将红军游击队扩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当地的国民党政府，对红军力量的发展既怕又恨，一面集结一个保安团和几个县的反动武装，准备对我发动“五县围剿”，一面又以信阳专员武旭如为代表，约我举行和平谈判，阴谋通过和谈，扣押我独立团主要领导人，逼我缴械投降。边区省委和独立团根据中央“八一”指示精神，在做好谈和打的两手准备的情况下，于1937年10月至12月，先后派文敏生、张明河、刘子厚同志为代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了四次谈判。前三次谈判，均因对方玩弄手法，毫无诚意而未达成协议。最后一次，我方代表刘子厚在开封与河南省当局代表张钫进行的谈判，初步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当谈判双方得知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时，谈判遂告中止。 根据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至10月，红二十八军所属部队及地方武装、便衣队共1800多人，陆续进到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地区集中。鄂豫边区桐柏山红军游击队也于1938年1月初，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集中。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红二十八军非常关心。1937年9月，派郑位三、肖望东同志从延安来到红二十八军工作，同行的还有张体学、程启文同志。郑位三在欢迎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红二十八军全体同志和老苏区人民群众表示敬意和亲切的问候，祝贺他们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取得的辉煌胜利，报告了八路军在平型关歼灭日军1000多人的胜利消息，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红二十八军将要改编，并东进皖中、皖东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号召全军指战员继续发扬革命传统，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为了适应抗战需要，红二十八军集中后即在七里坪举办干部轮训班，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引导部队认清形势，明确任务。 同时，对部队还普遍进行了游击战争的战术训练和一些技术训练。在整训期间，第二批从延安派来的林英坚、高志荣、张学文、文明地等30多名干部到达七里坪，会同郑位三、肖望东等同志一起，协助高敬亭同志整训部队。 1937年12月下旬，高敬亭、肖望东由七里坪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关于部队改编的会议。会上，周恩来副主席对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斗争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表彰了他们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周副主席代表中央宣布：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桐柏山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为司令。会后，高敬亭随即返回七里坪。 与此同时，鄂豫边特委（原省委）和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派张明河同志经过七里坪到达汉口，向周恩来副主席请示汇报工作。周副主席对红军游击队非常关心，尤其对干部情况和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和谈问题询问甚详。汇报后，周恩来同志传达了中央关于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的决定，并介绍张明河去见项英副军长，项副军长对部队工作做了指示，还给八团发了电台、密码和经费等。张明河返回后，鄂豫边特委随即根据中央决定，于1938年1月上旬将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改编前后，党中央陆续派了朱茂绪、贺德斌、赵启民、徐祥亨、成钧、李木生、朱绍清、王敬群、朱国华、祝世风、胡定千、张翼翔、吴华夺、童浩生、宋文、左金祥等20余名在主力红军任过营团职务的干部到八团工作，加强领导。1938年1月中旬，叶剑英同志从汉口抵七里坪，向高敬亭再次详细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分析了皖中、皖东地区形势，具体部署了东进抗日的作战意图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2月中旬，红二十八军在七里坪宣布改编，组成新四军第四支队。 支队部和所属七团、九团、手枪团，加上已经改编的第八团，全支队共3100余人。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经理部主任吴先元。 七团由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和便衣队组成，下辖两个营，团长杨克志，政治委员曹玉福，参谋长林英坚，政治处主任胡继亭。 八团由桐柏山红军游击队组成，下辖三个营，团长周骏鸣，政治委员林恺，参谋长朱茂绪（后赵启民），政治处主任谢有才（后徐祥亨）。 九团由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特务营和鄂东北独立团组成，下辖两个营。团长顾士多，政治委员高志荣，参谋长唐少田，政治处主任郑重（后文明地）。手枪团由红二十八军手枪团和部分新战士组成。团长詹化雨，政治委员汪少川。 2月下旬，中共中央派戴季英同志到第四支队工作。3月，肖望东调离四支队，戴季英接任政治部主任。 开赴抗日前线 威震皖中地区 1938年3月8日，遵照中央军委毛主席“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滁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指示和新四军军部关于东进皖中、皖东的命令，四支队七、九团从七里坪、八团从邢集出发，在高敬亭司令员率领下开始东进。于3月下旬在皖西霍山县流波疃会师，高司令看望了八团指战员并讲了话。尔后，四支队继续向皖中挺进，高敬亭同志因病留立煌县双河休养，部队由林维先、戴季英率领，于4月中旬在庐江、无为、舒城、桐城和巢县地区展开。5月，高司令病愈后，率手枪团和后方机关进到舒城西蒋冲，指挥部队作战。 皖中的舒城、桐城等地，是日军西犯的必经之路。红军曾在这里打过游击，群众基础较好。抗战开始后，当地的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纷纷揭竿而起，进行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和武装斗争。四支队进到皖中后，和皖中工委与当地群众一起，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1938年5月，侵占巢县不久的日军，派出小股兵力到巢湖东岸的蒋家河口附近，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活动在这个地区的我九团决心打一个胜仗，严惩敌人，振奋民心。根据团首长部署，二营营长黄仁庭指挥团直侦察队和二营四连一个排，于5月11日晚在蒋家河口设伏。翌日8时许，日军20多人乘船沿运漕河到蒋家河口登陆。我埋伏在岸边的战士，个个摩拳擦掌，两眼直盯着这群恶“狼”。待日军进入伏击圈后，我指挥员立即发出战斗信号。顿时，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吼叫起来，战士们勇猛出击，仅用20多分钟，就全歼来敌，缴获枪十多支和军旗1面，我无一伤亡。 蒋家河口战斗，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敌人，震惊了患有“恐日病”的国民党反动派，而且鼓舞了江北人民的抗战情绪，提高了群众的胜利信心。首战告捷，军民欢腾，各地纷纷发来电报表示祝贺。国民党的五战区、二十一集团军也赞扬我们“打得好”。同年5月16日，蒋介石特致电叶挺军长：“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表彰了我军的抗战功绩。 1938年6月中旬，为配合友军保卫武汉，我四支队奉命向合（肥）安（庆）、合（肥）六（安）公路沿线出击。自6月至10月，我先后在公路两侧取得了大小关、范家岗、椿树岗、棋盘岭、铁树岭、三十里岗等数十次战斗的胜利，共毙伤日军1000多名，俘虏10名，毁敌军车15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如6月，八团在安合公路舒（城）桐（城）地段，两次伏击西犯日军，毙伤敌50多名。8月25日，支队特务营突袭舒城大杵街守敌，经过激战，歼敌51名。9月，七团一营在合六公路三十里岗发现1500余日军骑兵在该地露营，即就地隐蔽，挑选英勇机智战士多人潜入敌营，猛掷手榴弹，炸毁帐蓬数顶，敌惊慌失措，相互射击，伤亡近百，我缴获战马3匹。七团三营于棋盘岭设伏，以集束手榴弹猛炸敌汽车队，毙敌官兵116名，毁军车32辆，缴获步枪21支。我伤亡9人。10月，七团一营再传捷报，在合六公路的椿树岗附近，击毁敌车65辆，毙伤敌146名，俘敌汽车队长1名。敌损失惨重，我军威大振。这些胜利，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西犯行动，配合和支援了友军的正面战场作战。部队在猛烈打击日军的同时，还积极打击汉奸土匪武装，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利益。七团先后歼灭无为石涧埠、巢湖姥山围等地的汉奸土匪武装数百人；八团消灭庐江的土杂武装吴可庄部200多人；手枪团应爱国人士、舒城县县长陶若存的请求，围歼张母桥、张龙庵土匪武装300余人，活捉匪首罗大刚，为民除害，人心大快。庐江、无为两县长组织反动武装，勾结日伪，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破坏抗战，且不服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调动，拒绝新县长上任。为扫清坚持敌后抗战的障碍，我四支队应省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由参谋长林维先率七团、手枪团、特务营进行了无为、庐江讨伐战斗。1938年10月23日，手枪团和特务营攻打无为县之襄安镇，歼灭保安大队等反动武装共600余人，活捉警备司令。七团和特务营攻克无为县城，歼灭5个保安大队，击毙反动县长。接着，七团、特务营、手枪团会战庐江，经过10小时激战，攻克县城，消灭反动武装千余，守备司令被我活捉。庐、无战斗，共歼反动武装2800多人，缴获长短枪1600余支，护送省政府委任的两个新县长到任就职。 部队在行军、作战中，抗日宣传工作非常活跃。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程启文、副团长汪道涵）和各团的宣传队运用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演活报剧、散传单、贴标语、教唱救亡歌曲等形式激发广大军民奋起抗战、保家卫国的热忱。同时，还协同中共皖中工委和皖西工委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动与组织群众，进行统战工作，建立党的组织，成立工、农、青、妇等抗敌协会；积极发展抗日武装，扩大部队，将各地的游击武装和人民自卫队，组织改编为叶雄武、陈友亮等五个游击大队。另外，还协同地方党组织，组建了一个由戴季英任司令的江北游击纵队。下辖第一、第二两个大队，近2000人。我四支队在皖中的活动，为以后建立的皖江抗日根据地做了奠基工作。 挺进皖东敌后 开辟津浦路西地区徐州失守后，皖东敌后非常空虚，是我江北部队继续向东发展的最有利时机。鉴于四支队一时难以全部东进皖东，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命令第八团首先挺进皖东。 1938年8月，八团由皖中西汤池等地出发，向皖东敌后挺进。9月，越过淮南路，进入皖东后，先后在肥东、巢北、含山、全椒、滁县一带开展抗日活动。 1938年10月前后，撤退到大别山的国民党桂系军队站稳脚跟后，竟以抗日为名，抢先向淮南路东敌后派出行署主任、专员、县长，恢复旧政权，收编土杂武装，扩充反动势力，与我军争夺皖东地区。在此情况下，为了发展皖东，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奉命于11月率军部特务营（两个连）渡江北上，抵达皖中，向四支队领导传达了军部指示。12月底，张云逸由戴季英陪同到立煌县做统战工作，与国民党安徽省主席、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谈判，就江北部队活动地区等问题达成了协议，商定我四支队到皖东津浦路南段两侧活动，并留一部在无为地区。尔后，张参谋长返回西蒋冲，给高敬亭做工作，动员其率支队主力进到皖东。12月，四支队恢复于7月间撤销的第九团，将原编入七团的二营及庐江、无为地方党组织的何泽洲、林宗圣、叶雄武等游击大队合编为九团，团长詹化雨，政委胡继亭；支队手枪团，改为教导大队，大队长李世安，政委江岚。1939年1月，支队派梁从学、汪少川同志组建了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后与郑抱真同志的寿合游击支队合编，郑抱真任纵队司令，汪少川任政委，梁从学任副司令，全纵队千余人。1939年一二月间，四支队七团、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先后进到淮南铁路东侧的肥东青龙厂、下塘集等地活动。3月，林维先参谋长、戴季英主任率支队司政机关和特务营来到青龙厂和定远吴家圩子地区指挥部队行动。在此期间，部队分散活动，积极袭扰敌人。七团在淮南路两侧的备头集、太平巷、朱龙镇、顾家圩、谢家圩等地，打击日伪军，共毙伤敌150余名。特务营在怀宁县的月山、野圹、沟口、石碑、十里铺等地歼灭日伪军400余名。张云逸参谋长在皖中活动后，于1939年2月由舒城来到皖东，直接领导第八团和第三游击纵队开辟皖东地区。1939年4月24日，党中央在给东南局并八团的电示中，进一步明确了江北部队发展的方向和任务。中央指出，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要迅速扩大部队，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5月4日，东南局书记项英给高敬亭并报党中央的电报，要求四支队“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为贯彻党中央和东南局的指示，1939年5月，叶挺军长等领导同志亲临皖中，在庐江东汤池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后，即到舒城西蒋冲召开了四支队干部会议，重申中央的东进方针，令高敬亭同志率四支队全部迅速越过淮南路进入皖东的定远等地区活动。5月中旬，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叛变，投靠国民党桂系军队。5月19日，叶军长、张参谋长从西蒋冲抵达皖东青龙厂。5月底，在舒城、庐江的九团先后进到青龙厂附近。6月4日，高敬亭同志率支队后方机关和教导大队来到青龙厂。至此，第四支队全部进入皖东地区。6月24日，高敬亭同志被错杀于青龙厂。同时，还株连了四支队的一些同志。 高敬亭同志是有功的，是坚持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一面旗帜，为革命保存了近2000人的武装，由于他思想跟不上形势，在执行党中央关于东进敌后抗日的方针中有错误，丧失了开辟皖东根据地的最有利时机，但将其处死是错误的。总政治部已于1977年4月27日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生前批示，中央军委决定给其平反，恢复了名誉。1939年6~7月，江北指挥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军部的决定，将第四支队扩编为第四、第五两个支队，以第四支队八团为基础，组建了第五支队。七团、九团等部仍为四支队。第四支队司令员由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兼任（于同年11月到职），政治委员戴季英（后郑位三），副司令林维先，参谋长谭希林，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兼（后何伟），副参谋长赵俊。下辖七、九、十四三个团和特务营、教导大队。七团团长秦贤安，政委徐海珊，参谋长李占彪，政治处主任余明（后邓少东）；九团团长詹化雨，政委高志荣，参谋长高昆，政治处主任吕清；十四团由原支队特务营和淮南抗日游击纵队（欠一个大队）等部组成，团长梁从学（后谭希林兼），政委李世炎，参谋长杜国平，政治处主任陈辛仁。部队整编后，根据江北指挥部的部署，四支队在淮南津浦路西的定远、凤阳、滁县、全椒等地区活动。经过两个月发动群众，连续战斗，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镇为中心的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4月至1939年上半年，第四支队和敌人进行了90多次战斗，共毙伤日军1700余名，俘虏10名，毙伤伪军600余名，俘虏400余名；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余名。并积极协同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部队也得到了发展，除调出八团组建五支队外，发展到5000余人，为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做了奠基工作。但由于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够，不懂得怎样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没有个“家”，部队经济缺乏来源，吃饭穿衣没有保障，以至在敌、伪、顽的夹击中，处境极其困难，教训是深刻的。 坚持路西 保卫淮南抗日根据地 1939年11月后，在路西地区活动的第四支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在中原局、刘少奇同志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指挥下，满怀胜利信心地投入了创建政权和保卫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1939年12月下旬，日伪军由南京、明光、蚌埠、巢县等地集中2000余人，分兵数路对我津浦路西根据地之周家岗、大马厂和国民党专员公署所在地古河镇进行疯狂“扫荡”。从巢县出犯的日军接近古河镇时，国民党专员李本一闻风而逃。我四支队司令徐海东，率七、九两个主力团，英勇反击，激战3日，胜利地粉碎了日军在皖东发动的首次大“扫荡”。敌人来势汹汹，但什么也没捞着，还损兵折将，死伤160余名，被俘5名，中队长毛高千穗被我击毙。我军缴获了大量炮弹、子弹及其它军用物资，并收复了周家岗、大马厂和古河镇。战后，我九团在古河镇停留休整时，国民党的“逃难专员”李本一却率领几十名武装随从，耀武扬威地回到古河，向我们要地盘。徐司令当即训斥他们说，你们贪生怕死，不配合作战，丢掉古河，很不应该，但为了团结抗日，准备将古河交给你们。当李本一知道谈话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徐海东将军时，态度马上软下来，表示感谢，并大摆宴席，款待我军。部队则张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和士绅座谈会，宣传我党抗日政策。过了几天，我军就主动离开古河，去大墅街整训。李本一等军政官员和古河的人民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热烈欢送我们，还送来了许多大米、猪肉等物资表示慰问。 在周家岗反“扫荡”中，徐海东同志由于过分劳累，肺病复发。他在进行战斗总结时，突然大口吐血，从此，就卧床不起。他因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病倒，不能为党工作而焦燥不安。党和同志们都非常关心徐海东的病情，中原局把此事电报了延安。不久，毛泽东同志发来电报，表彰了四支队广大指战员在周家岗作战的胜利，安慰徐海东同志好好养病，电报的最后八个字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徐海东同志看完电报，落下了眼泪，并让秘书把这八个字写下来，放在枕边。他久久凝视着那八个大字，盼望早日恢复健康，重返战斗岗位。四支队在津浦路西的活动中，除积极打击敌人外，还根据刘少奇同志关于猛烈扩大部队，准备反摩擦的指示，到处宣传群众，发展抗日武装，迅速扩大部队。经过短短三个月，全支队由减员后的4000多人发展到6000多人。 1940年3月，蒋介石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密令安徽省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即国民党桂系顽军，简称桂顽）和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简称韩顽）调集重兵，东西夹击我军，妄图将我四、五支队消灭或赶往江南。在此紧要关头，刘少奇同志和江北指挥部根据党中央指示，提出双方“以淮南路为界，分区抗日”的倡议。李品仙对我倡议置之不理，我当即决定，集中四、五支队主力和江南指挥部所属苏皖支队于淮南津浦路西，首先反击桂顽，巩固路西阵地，尔后，挥戈向东，粉碎韩顽进攻。 3月初，李品仙出动6000多兵力，向路西地区大举进攻。我四支队以七团在南线反击占我界牌集的李本一之第十游击纵队；以九团保卫大桥，抗击从定远来犯的颜仁毅之第十二游击纵队；命十四团乘顽军后方空虚，奇袭定远县城，以调动颜部回援。3月4日，战斗打响后，在戴季英、谭希林指挥下，十四团一举攻克定远城，全歼县保安大队。颜仁毅闻讯后，即率部仓惶回援，在高塘铺遭我从定远南下的十四团截击。十四团在九团协同下，将其大部歼灭。在南线，刘顺元、秦贤安和徐世奎指挥七团将占领界牌集的李本一部击溃，歼其700多人。随后，七团在王子城与顽一三八师一部遭遇，将其击溃。3月7日，罗炳辉、陶勇率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进到路西，在施家集全歼顽滁县保安团800余人，在管家坝击溃顽军一个营，将李本一部赶回古河；9日，在王子城与七团会合，反击向我进攻之一三八师一部，于八斗岭激战两昼夜，将顽军击退。 与此同时，江北游击纵队新七团袭击了含山、和县县城，新八团在肥东青龙厂歼顽保安团一部和谢黑头土顽百余人。路西反顽战役，共歼顽军2500多名，俘顽支队副司令商业勤以下千余名，缴轻重机枪30多挺，长短枪560多支，子弹19万余发。我伤亡136人。桂顽遭受沉重打击后，被迫与我和谈，达成了以淮南路为界，彼不向东，我不向西，分区抗日的协议。至此，路西反顽作战胜利结束。接着，我四支队七团奉命驰援路东，配合五支队等取得了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击溃了韩顽对我路东地区的进攻。 路西反摩擦胜利后，第四支队即在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下，配合路西省委（书记刘顺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展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部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和从大别山撤回的地方干部一道，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抗日武装和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县、区、乡的民主政权纷纷建立起来。继1940年3月，我淮南地区第一任县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之后，滁县、全椒、凤阳等县抗日民主政府也相继建立。当定远县政府成立时，领导上非常重视，同志们都很关心。为了选配一个有威望的好县长，少奇同志和有关领导机关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派魏文伯同志担任第一个县长。当时，魏文伯有些担心：人家承认吗？少奇同志说：要谁承认，党承认你，人民承认你就行。新县长上任时，为了扩大影响，邓子恢主任还叫定远驻军负责人第四支队十四团政委李世炎①特意给魏文伯做了一套兰士林布的衣服。新县长上任那天，定远县召开了数千人群众大会，隆重庆祝抗日民主政权诞生。当邓子恢陪同魏文伯县长登上主席台时，全场热烈欢呼，锣鼓喧天。会上，魏县长庄严宣布了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和施政纲领，并张贴安民布告，公布我们的有关政策。 在路西各县民主政权初步建立的基础上，1940年4月，成立了地区性的政权机构路西联防办事处，魏文伯任主任。6月，成立了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由魏文伯兼（后梁从学），政委彭康（后谭光廷），参谋长程式。 抗日民主政府根据少奇同志指示，及时制定了减租减息、惩治汉奸等政策法令，公布了财政、贸易、征收公粮等条例，吸收了开明士绅、进步分子参政，大大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建设根据地的斗争。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引起了日、伪、顽极大的恐慌和仇恨。1940年5、6月，津浦路南段的日伪军很快出兵对我路西路东进行“扫荡”，企图摧毁我淮南根据地。5月中旬，日伪军出动3000多人，四出“扫荡”，奔袭我驻藕塘的四支队司令部，我七团在藕塘与日军激战竟日，将敌击退。接着敌又占我定远县城。6月上旬，滁县的日伪军千余人，又侵占我周家岗、全椒一线，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被我四支队猛烈打击后，退回滁县。刚打退日伪军，桂顽又来了。6月中旬，桂顽不顾团结抗战的大局，撕毁分区抗日的协议，派一三八师和第十游击纵队等部，向我路西古城集、青龙厂一带进逼，企图把我挤出路西。为制止摩擦，我一面呼吁团结抗日，一面坚决自卫。我四支队于古城集等地区与顽军激战三日。当顽军被我歼灭千余人西窜八斗岭一带时，为了团结抗战，江北指挥部即令部队停止追击，并向桂军倡议和谈，再次商定双方以淮南路为界，分区抗日。 为配合兄弟部队向东发展，根据中原局、江北指挥部的命令，四支队七团于1940年8月，在五支队首长统一指挥下，参加了开辟淮河北岸的淮（阴）宝（应）地区的作战。任务完成后，又遇日军对我路东发动“九月大扫荡”。江北指挥部决定我支队机关和九团留路西，协同江北游击纵队防止桂顽乘隙进攻；以十四团和路东的地方部队，在人民群众和民兵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在淮宝的我支队七团和五支队八团赶回路东参加反“扫荡”。 这次“扫荡”，来势凶猛。17万余日伪军，在飞机配合下，从9月5日起，分七路对我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大规模“扫荡”，并扬言一个月内摧毁我路东根据地。敌人铁蹄所至，烧我民房，奸我妇女，杀我无辜，无恶不作。在半塔集惨遭杀害的群众有的尸体无头，有的身上被敌人的刺刀捅了许多窟窿。一位72岁的老人被敌人杀害后，倒挂树上，惨不忍睹。我十四团与路东地方武装、人民群众密切配合，空室清野，灵活穿插，以袭击、伏击战术与敌周旋，疲惫敌人，使敌人到处扑空挨打。9月7日，敌军指挥机关由六合往竹镇开进，在盘山以南被我十四团三营截击，战约5小时，敌大为恐慌，急调20多架飞机轰炸营救，我遂转移。这是我们第一次同有航空兵配合的日军作战，受到了刘少奇、张云逸同志的鼓励。11日，我七团由淮宝地区南渡三河参战。渡河后即与侵占盱眙之敌恶战三次，歼敌一部。团政委徐世奎同志壮烈殉国。战后，刘少奇同志为他写了碑文。13日，日伪军140多名，由来安出发，向北“扫荡”，我七团三营于崔子岗英勇阻击，敌伤亡惨重，出扰的45名日军，除3人逃命外皆被歼灭。敌人遭我军猛烈打击，连续受挫后，被迫于17日分路回窜，结束了“扫荡”。半年多来，我四支队由于辗转路西、路东，连续作战，减员较多，精力疲惫，极待休整。不料蒋介石又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桂顽再次对我路西地区大举进攻，我支队七团、十四团在粉碎日军“九月大扫荡”后，奉命返回路西，进行自卫作战。 1940年11月，桂顽出动一三八师等六个团的兵力，越过淮南路，先后占我复兴集、王子城、杜集、周家岗等地，逼近我中心区藕塘以南之界牌集；桂顽一七二师亦进至淮南路西侧，准备参战，妄图将我赶往津浦路东，摧毁淮南根据地的西部屏障。定远、滁县的日伪军，亦于此时接连出动，对我藕塘周围的老人仓、仁和集、珠龙桥、施家集、界牌集和曲亭等地蚕食进攻，形成日伪顽相互配合、夹击我军之势。当时，路西根据地只剩下以藕塘为中心的东西60余华里、南北40余华里的狭小地带，形势十分险恶。 面对这种严重局面，我第四支队（三个团）、江北游击纵队（两个团）和从路东赶来增援的第五支队第八团的广大指战员坚定沉着，英勇顽强地阻击顽军的进攻。四支队九团在复兴集与桂军反复激战，参谋长高昆同志不幸牺牲。江北游击纵队一团在界牌集击退了顽一三八师四一四团的进攻，毙伤其300多名，俘数十名。经我自卫反击，阻止了顽军的进攻，双方遂形成相持局面。随后，我又驱逐了日伪军，打死敌人300多名，俘虏100多名，收复了被其占领的地方。根据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决定，为确保路东，策应苏北，防止桂顽进攻路东地区，粉碎桂、韩两顽的夹击阴谋，我四支队于1941年1~2月，由路西转移到路东集中整训。路西则由江北游击纵队和五支队八团运用游击战的战术同桂顽周旋，继续坚持路西斗争。 第四支队自1938年3月出征，陆续挺进皖中、皖东敌后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地方组织的密切配合下，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不断发展壮大，由一个支队扩编为两个支队，同时，还协同地方党组织组建了江北游击纵队，兵力由3100余人发展到12万余人。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有很大改善，成为江北抗战的主力，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和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皖南事变后，这支英雄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为“坚持路西，巩固路东”，“向东发展，对西防御”，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继续战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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