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月，我为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征集文物史料，专程去南昌拜访了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汤光恢。新四军组建初期，汤光恢曾任新四军政治部锄奸部长。现他虽年逾七旬，身体尚可，记忆力特好，他给我讲了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后期，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的肃反锄奸斗争(即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运动)的一段历史。

　　开展肃反、锄奸斗争是对敌斗争的迫切需要

　　汤老首先介绍了开展肃反锄奸斗争的历史背景。他说，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整编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日伪视为心腹大患；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本想把新四军驱入日伪虎口，借刀杀人，却想不到新四军发展壮大起来，更视为眼中钉，于是日伪顽必欲将新四军除之而后快。在日伪频繁“扫荡”、“清乡”，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袭击的同时，又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阴险策略，妄图从内部破坏、瓦解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权。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后期，集中一段时间，开展了肃反、锄奸斗争。

　　挖出了一批潜伏的敌特、汉奸，肃反、锄奸斗争取得很大成绩

　　汤老说，如今的某些研究中共党史、军史的学者，一谈起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后期，搞了肃反、锄奸斗争，就讲扩大化，伤害了多少多少好人，这是很片面的。历史事实是，通过专案审查和群众斗争，确实挖出了一批潜伏在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权内部的敌特、汉奸，最大限度地清除了隐患，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接着，汤老列举了四个方面的实例来加以证明：

　　一是伪装进步，骗取信任，钻进来的特务、汉奸，陆续被揭露出来。沦陷区和国统区的日伪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多次派遣男女青年特工，伪装进步，混入进步青年中，利用我扩军招干的机会，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先后投奔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权，并长期潜伏下来，伺机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如淮南行署民政科长王建中，曾在日本特务机关南京21号受训，他伪装进步，经淮南一开明士绅推荐，进入淮南行政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至淮南行署民政科工作。淮南文协两位同志携巨款秘密去南京采购军用物资，王建中同行，一到南京即被日军逮捕，日特审讯时，文协同志只承认自己是做生意的，王建中出面自称是日特进行劝降，文协同志经不起威逼利诱，被收买成了日特，后重返淮南长期潜伏待命。

　　大地主出身的钱维人，北洋工学院毕业，参加过学生抗日爱国运动，1934年在天津被日军逮捕，并加入日特，奉命在天津法租界开志恒书店，出售进步书刊作掩护，后潜入抗日根据地，日军还假惺惺地前去搜查书店，扬言要逮捕他，就这样他混入我抗日民主政府交通部门工作，把我军的供给来源、兵工厂所在地、党的秘密交通路线等重要机密，先后向日特告密。这都是这次斗争中揭发出来的。

　　二是施用美人计，勾引腐蚀我军、政干部，被先后清查出来。抗战时期，我军政干部的恋爱婚姻受到严格限制，男的需二十八岁、满五年军龄、团职干部才允许结婚，敌人即钻这个空子，派出年轻貌美的女特务甚至重金收买妓女，潜入抗日根据地勾引我军政人员。

　　新四军政治部无线电台大队政治指导员郭力军，被日本女特务混进来当报务员的吴静华所勾引，打报告要和她结婚。当组织上要他对吴静华作政治审查时，他说：“吴静华是个有觉醒的知识青年，政治上百分之百纯洁，我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全部政治生命向党提出保证。”组织上另派人审查吴静华，他对吴静华说：“当心些，找你谈话的是锄奸部长”，鼓励吴静华“这里问题弄不清，可以到华中局上诉。”当吴静华被隔离审查后，郭力军还要求与吴静华见面，为吴静华“喊冤”，由此可见，他陷得多深。为此，军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决定给郭力军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一年后视郭力军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实际表现，再考虑是否恢复其党籍。

　　日本女特务田进，年青貌美，伪装进步，被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扩军时吸收进来，她在旅部机关工作期间，以谈恋爱和发生肉体关系俘虏了接近她的人，曾有人发现她偷窥军事电报，未引起重视，王集成担任旅政委后，还让她担任机要秘书，保管和抄写旅部的机密文件和电报，她趁机将五、六份绝密电报私自带出去交给了安徽立煌县的特务机关。此事被揭发后，王集成因丧失警惕，用人不当而被撤职。

　　三是地方实力派，表面赞成新四军抗日，暗中勾结日伪顽加害新四军，假面具显出了真容。淮南地区有个士绅，表面上拥护新四军抗日，暗中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勾结，国民党特务组织“抗日反共护党救国会”重金收买的妓女小桃花，就是通过这个士绅在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第十七团住地附近安顿下来，利用送吃食、洗衣被机会与第十七团粮食股长郭祥兆接近，两人相识后，又由这个士绅作婚姻介绍人，郭祥兆先还拒绝，但经不住这个士绅的劝说，称小桃花读过书，婚后可以做民运工作，帮助征集粮食，郭祥兆终于答应了，这个士绅又在空庙里布置了新房，俩人结婚的当夜，小桃花则说：早年丧父，又无兄弟姐妹，母亲一人在家守着几十亩地，要郭祥兆和她一起回家照料家务，郭祥兆同意了。第二天一早，郭祥兆即将自卫用的手枪交与小桃花，两人一起出走，刚走出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被敌人捉去，小桃花拿着手枪去特务机关领赏金去了，他则被迫参加四个月特务训练，又重返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第十七团潜伏下来。

　　新四军第四师在淮北，曾被泗县伪自卫团团长苗秀峰的进步假象所迷惑，派人去和他联系，争取他参加抗日，苗秀峰心中暗喜，将计就计将日伪发给他的自卫团团长委任状和日本太阳旗交给新四军，表示和新四军一起抗日。他多次反映日伪军内部的勾心斗角，说某某人可争取，某某人准备投诚，让新四军派人去接洽，实际是撒网，引新四军上勾，彭雪枫师长警惕性很高，通过内线了解，根本不是这回事，这才未上当。这些也是在这次斗争中揭发出来的。

　　四是我军、政人员被俘后，叛变投敌又被放回做内奸，得到了彻底清理。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第九团的机要员龚某，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军俘获，经不住敌人酷刑当夜即叛变了，敌人随即将他放走，他自称躲在百姓家中养伤，而后归队，成了一名潜伏的日特。日伪军采用即俘即放的办法，使我方不知其被俘经过，所以较容易潜伏下来。

　　汤老说：一个个潜伏下来的特务、内奸被深挖出来，深刻教育了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全体工作人员，原来不信自己身边有暗藏敌特、内奸的信了。原先认为“真刀真枪的敌人大部队也不怕，还怕个把小毛贼钻进来么”，经过活生生事实教育，看到“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严重危险，麻痹轻敌思想得到克服。从此以后，在扩军招干中严把政治审查关，绝不让未经严格政治审查的人进入涉及核心机密的要害部门，日伪顽再搞“打进来，拉出去”的卑劣伎俩很难得逞了，这是肃反锄奸斗争所取得的最大收获。

　　先丧失警惕，后怀疑—切，肃反锄奸斗争扩大化教训深刻。

　　汤老接着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肃反锄奸斗争，开始是丧失警惕，当潜伏的敌特、汉奸被揭发出来，又怀疑一切，一度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

　　以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所谓王兴华托派小集团案为例：1940年11月，一旅政治部派员去上海扩军，招来青年学生20余人，编入战地服务团，其中史行、黄炜、董大任、田青几个人表现最积极，不久，史行、黄炜二人加入了中共，史行还被提拔为战地服务团一个小分队的副队长，田青任文艺组长。1941年4-5月间，苏中三分区反“扫荡”取得胜利，地方武装大发展，一批战地服务团成员被派到地方武装去当指导员或小队长。史行所在的小队有个战士开了小差，这个战士出走前与史行谈过话。田青所在的小队因区委决定与民兵自卫队合并，田青坚决反对，事后不久，田青请假回上海，又领了一个名叫洪辉的青年前来入伍。接着，日伪军发动夏季大“扫荡”，田青也开了小差，上海来的青年走了十几个人。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一旅政治部又派黄炜去上海扩军，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动员来知识青年200余人，田青和王兴华一起来了。战地服务团怀疑田青有问题，就组织斗争会，要田青老实交代，田青检讨了开小差的错误，并承认历史上参加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领导的托派组织，只存在了很短时间，陈独秀被捕后即瓦解)，于是田青被正式逮捕。负责审讯的人，指名史行、董大任等人，问田青：他们是不是托派?田青说是。而后将史行、董大任抓起来，问：洪辉是不是托派?史行、董大任说是。洪辉又供出王兴华是托派。于是案子不断扩大，不可收拾。

　　如今是黑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的王兴华，他回忆说：当时在一天之中，曾几次被几个不同的人审讯过。先是一个满脸凶气的人把他提去审问：“喂，托派，你知道某某人是不是托派?”王兴华怕再受刑，忙答：“是，他是托派!”又问：“你们共有多少人?”王答：“有好几个人”。审讯者勃然大怒，拍桌说：“只有几个人，骗我不成，我明明知道你们有十几人!”王答：“是，我们有十几个人。”过了不久，另一个同样凶狠的人把王兴华提去审问：“喂，托派，某某人是不是托派?'‘王答：”是，他是托派!“又问：”你说你们托派只有十几个人，这是骗人的，明明我知道有几十人呢!“王答：”是，我们有几十人。“此时一个站在一旁陪审的人插嘴说：”只有几十人吗?我明明知道有几百人呢!“王又答：”是，我们是有几百人。“如此轮番审问，直到王兴华”承认“了一切，王兴华成了托派头子，一旅政治部正式向一师党委报告，说他们破获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托案“。很显然这是一起滥施肉刑、牵连无辜的冤假错案。

　　当时除了苏北新四军第三师，由于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肃反锄奸斗争没有发生扩大化，其他地方都不同程度存在扩大化错误。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会议，黄克诚和新四军第七师政委曾希圣住在一起，他俩是老相识，每次见面都是无话不谈，可这次发现曾希圣情绪有些不正常，沉闷不乐，很少讲话。黄克诚估计他心里有什么疙瘩解不开，就问他，他开始不肯说，经黄克诚再三追问，他才说他的妻子可能是特务。黄克诚说，你自己相信不相信?他说：人证、供词都有，不相信有什么办法?黄克诚问：是什么人供出来的?他说：是在二师政治部工作的一个女干部供出来的，原来那个女干部与曾希圣妻子在上海是同学，当时女干部不仅供认了自己是特务，还供出了她的同学。黄克诚觉得这件事情不大靠得住，就单独去找这个女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开始，黄克诚问那个女干部，是如何加入特务组织的，她滔滔不绝讲了一通，绘形绘色。黄克诚又问她搞了哪些特务活动，她照样又是讲了一大套，神乎其神。黄克诚觉得不可信，接着追问她：你讲的这些是不是真话?她说是千真万确。黄克诚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打消她的疑虑，对她说，要向组织讲真话，不能有半点虚假，否则，既对革命事业不利，又害了自己和同志。这时，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说她以前讲的那些话全是编造的假话。黄克诚问她为什么要讲那些假话?她说：起初搞”抢救“时，她讲的都是真话，但大家不相信，对她进行”抢救“，大会小会斗争，逼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瞎说一气，问什么就交代什么，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这样一来，反而受到欢迎和优待。于是，她就索性胡编乱供起来。

　　黄克诚把谈话的情况，告诉了二师政委谭震林，说”这种抢救法真是害死人呀!“黄克诚问谭震林：”二师搞出来多少特务?“谭震林说：”每个团都数以百计“。黄克诚说：”哎呀，你一个团里有那么多特务，部队驻地离敌人那么近，你又在审查他们，部队还不乱了套，都跑光了。“谭震林说：”一个人也没有跑。“黄克诚说：”老兄，你快回去给人家平反吧，你们那样整人家，人家一个都不跑，哪有这样的特务!“随后，黄克诚又向华中局书记饶漱石讲了自己的看法，饶漱石也觉得这样搞法有问题。过了几天，华中局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重申中共中央关于”严禁逼供信“、”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规定，部署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妥善结束了这一次肃反锄奸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