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2日，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径县云岭，直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共两年半时间。在这期间，新四军浴血奋战，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皖南抗日的中坚力量。他们与当地群众血乳交融，团结协作，谱写出了一曲曲军民合作的赞歌，令人荡气回肠。为全面地反映新四军在径县的地方群众工作，尤其是在支持地方群众抗战，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丰硕成果，笔者对新四军老战十的回忆文章、地方史料进行了钩沉，力图能够较为全面地对此加以阐述，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发动群众、武装群众

　　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新四军在径县势力所及的范围涉及径县整个西部地区二新四军的民运工作，主要采取了以茂林、章家渡、云岭、汀潭四个点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推进的方式。

　　1938年5月15日，陈毅司令员率第一支队东进苏南路经茂林，当天在茂林召开了地方士绅座谈会和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陈毅在离开茂林前夕致电新四军军部，建议尽快派人到茂林来开展群众工作。很快，军政治部民运部从民运部、皖南特委和军部服务团中挑选干部团员30余人，组成皖南第一支民运工作队，由皖南特委组织部长陈时夫率领，深人茂林，开展工作。

　　民运工作队进驻茂林后，首先把主要力量放在镇上。当时正值春耕，白天，工作队帮助群众干活，在田地里向群众宣传；晚上，找群众谈心，教唱抗战歌曲，在街头搞演出，还邀请知名人士开座谈会，与他们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很快，茂林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高涨起来，民运工作队乘此有利时机，组织了茂林全镇的农、工、青、妇、学抗敌协会（1939年底，学抗会并人青抗会），仅农抗会会员即达700余人。

　　在开展茂林镇工作时，工作队还派了部分队员分散到茂林周围农村开展工作。镇里的工作开辟后，即利用各抗敌协会及其会员个人的社会关系，逐步向茂林四周的农村发展，在几个月内，工作就扩大到北至凤村、佘家村，东到溪里凤、汤里、东流山、石井坑，南及潘村、铜山、小河口，西达水东翟家、董家村、包村，西北抵水口村的广大地区，并在这些地区成立了农民抗敌协会。

　　为了使这些地区的工作“背包背不走”，民运工作队注意培养群众团体中的积极分子，吸收他们人党，建立起地方党组织，把群众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一般情况下，党的中心支部或支部领导一个保的抗敌协会，区委则领导两个或两个以上保的抗敌协会。

　　新四军民运部在总结茂林民运工作经验后，于8月前后，从民运部、军服务团和老工作队中抽调许多同志，组成新的民运工作队，经短期培训，派到新的工作点开展工作。如包村有服务团民运组下的一个工作队，负责厚岸、水东（今桃花潭镇）、查家一片，有队员5人。章渡民运工作队有10余名队员，由民运部交际科长江靖宇任主任二在工作队的帮助下，章家渡区迅速建立了农、青、妇、商、工抗敌协会，随后成立了章家渡各抗敌协会五乡联合办事处。

　　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后，在云岭地区所属各保（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保）成立了农民抗敌协会；1939年3月，云岭还组织了工抗会，会员有40余人。在新四军教导总队驻地中村，1938年10月间，也分别成立了农、青、妇、工抗敌协会，共有会员780余人，此外还有100余人的儿童团。

　　新四军民运部还委托老一团组织了一支民运工作队到径县汀潭地区开展民运工作。该工作队也是当时影响较大、工作开展较活跃的民运工作队之一，他们在汀潭及其周围地区组织了各种抗敌协会。

　　各群众团体建立后，立即参加了1938年秋季的减租减息运动。在运动中，群众深切感到，要保卫胜利果实，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于是在新四军的帮助下，各农抗会开始建立自卫队。章家渡成立了五乡自卫总队，马文波任总队长，队员约50人。石岭在各保成立农抗会自卫队后，又成立四保联合自卫队，队员达100余人。汤村农抗自卫队有40余人。章家渡工抗会也组织了自卫队，有25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在一些新四军势力难及的边远地区，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不允许成立群众自卫武装，农抗会便利用当地群众打猎的习惯，组织了猎户队，范围涉及12个村，人数一般在130人左右。

　　面对共产党领导的蓬勃兴起的群众抗日团体，国民党想方设法加以限制、破坏，其主要办法是：（l）成立空架子的群众组织，企图阻止新四军再成立类似组织；（2）对群众组织找借口查封；（3）限制群众组织和新四军的来往，限制群众组织的活动；（4）收买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或调他们到保甲中任职，然后强迫其加人国民党，并收买一般会员群众，让他们宣布退会；（5）派流氓打人到群众团体，从中捣乱；（6）从群众团体中尤其是从负责人中抽取壮丁。

　　对于国民党的这些破坏群众运动的办法，新四军和地方党委非常重视，指示各县委派人到各地收集材料，调查研究，然后向群众宣传揭露国民党限制、打击，进而取消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的目的，发动群众和国民党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1938年下半年，农抗会成立不久，径县的一些顽固地主向国民党径县县政府诬告某些农抗会负责人，县政府派人将农抗会负责人逮捕，党组织就发动有关农抗会会员，群起反对，县政府最后不得不放人。

　　经过和国民党顽固派坚决而巧妙地斗争，群众抗日团体不仅建立起来，而且巩固和发展了。比较保守的估计，径县全县参加抗日群众团体的人数超过万名。

　　二、兴办教育医疗，服务民众

　　军部所在地及部队所到之处，凡有农抗会的地方，都开办了民校、夜校、识字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工作。内容有政治课、文化课。一般都在晚上，每晚学习两小时。政治课由新四军政治部或服务团派员授课。文化课有时由当地的知识分子执教。文化课本名为《民众课本》，主要内容也都是宣传抗日。如第一课《火与血》：“火，火是日本鬼子放的火；血，血是中国人民流的血。”当时，各地学文化的热潮很高，每一个自然村都办了识字班，男女兼收，不但不收学费，书也是由新四军发给，学员只买点学习用品。石岭村有一所学堂、一家私塾，人学的有120人，儿童团、妇抗会、青抗会、农抗会办的识字班四处，也有120多人就读。茂林工抗会办了6个识字班，参加学习的男女青年有100多人二通过几个月或一年的学习，群众文化水平都提高了不少，原来目不识丁的人也能够看书写信了。

　　1940年，新四军军部为了纪念国际青年节，特别强调“科学运动”，还在陈氏宗祠（军部大会堂）举办了科学展览。展览会的中心是自然科学，有卫生常识、生理解剖、疾病传染、动植矿物、无线电、印刷、军事，还有反对封建迷信部分二会场中心标语是：“青年要做学习文化与科学的先锋！”展出了实物、模型、照片，生动具体。远近的群众，络绎不绝地前去参观。讲解员向参观群众详细解释，并现场表演干电池和奎林丸的制造过程，对观众产生了很大启发和教育作用。

　　在中村也曾举行过展览会。展出的画报、图表，反映了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给观众增加了不少军事上的常识。

　　新四军医院，早在迁到岩寺时就开始建立。军部移驻云岭后，医院也随之迁来云岭。因形势需要，在较近前线的南堡、中村、肖村、焦石埠及其他地区都设有医院或医务所。在较后方的小河口，设有规模较大设备较好的后方医院二医院最初设在龙兴寺里，后来盖了90多间草房和一些新瓦屋，每间能住40-50人；另外还有一个祠堂，一个家庙。手术室设在家庙里，能做大的手术。这几处共可容纳病员千余人，最多时曾住了800多人二医生有20余位，护士有30余人，设备较完备，所以疑难病号都送到这里来就诊。

　　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对这个医院有很好的印象。她曾描述说：“医院里住的受伤的老百姓，包括和日军搏斗过的农民，有的是小孩，他们都是和伤兵并肩躺在一起的”。

　　这些医疗院所，除了为我军服务外，也经常为当地群众治病，凡是有群众来医院就诊的，总是优先治疗。须出诊的，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总是有喊必到，一喊就到。部队每到一地，首先清扫住处，遵守卫生纪律，以实际行动影响群众，带领群众讲卫生，防疾病，同时以各种形式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动员群众自觉起来与迷信、不卫生习惯斗争。每年安排部队预防接种时，均考虑当地人民群众，尽可能地设法多筹措些疫苗，为群众接种，特别是接种牛痘比较普遍，使各地极少发生天花病情。

　　这里虽然是战火连天的前线，但呈现出一片光明好景，确实是造福人类。

　　三、减租减息，改善民生

　　1938年7月，新四军军部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二五减租，贷息利率减为一分到一分半，谷利（本来一担谷三斗利）减为一斗五到二斗二在新四军驻区，各地农抗会在领导进行减租减息时，根据实际情况，“双减”的幅度有所增加。

　　云岭农抗会规定，租田在50亩以上的，以原租额的六折计算，50亩以下的七五折计算，还有按实际收获量进行平租（对半分）、四六减的，也有按契约规定的每亩年交租量进行二五减的。农抗会还规定，利息为每年一分，禁止高利贷。云岭地区在1938年一1940年间都是按这个标准进行双减的二田中乡、双浪乡（当时乡名，在石岭附近）部分实行了二五减租，大成乡f当时乡名，在径南边区）则规定：租额在50斤以上者七折计算。茂林农抗会根据1938年旱情的实际程度，分四六、三匕、二八三个减租等级，1939年普遍实行二五减租；至于减息，则规定：三年本利持平或利息超过本金的，利息勾销，未超过本金时，按原利率对半付息。

　　但减租减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双减”工作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顽固派指责、挑衅和反动大地主的百般反对，顽固地主向国民党政府告状恶毒攻击“双减”，根据地方的诬告逮捕领导减租减息工作的农抗会负责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了解情况后明确指出：“减租减息是抗日纲领中明文规定，我们在农村的路线是放手发动农民，依靠农民，实行减租减息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在农村中最基本的政策，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即可以发展和巩固农抗会组织又可以分化地主，争取开明士绅参加抗日，政治影响重大”。在他的直接关心下，农抗会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开展“双减”一般是先邀请地主、高利贷者开会，根据三民主义建国纲领上改善人民生活一条，说明“双减”的道理，如果地主、高利贷者不愿意的，这时农抗会即采取措施，迫其就范。如汀潭地主徐二不愿意减租，农抗会召开几百人的说理斗争大会，把徐三拖到会上一斗，徐三终于同意减租。双减工作以茂林为中心，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方法，很快在茂林、章渡、云岭、中村等地广泛开展起来，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实惠。云岭乡白果树村共有35户人家，其中31户共租田400亩，每年需交租550石稻，1939年20％的田地实行丁七减租，30％的田地实行二五减租，结果共减租约174石。

　　在新四军的支持下，群众抗日团体在改善民生方面还作了其他一些工作。

　　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各地农民依靠农抗会坚决“抗费”。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农民要交纳保甲费，甲等户（相当富农）每月出30一50斤大米，乙等户（小康之家）每月20一30斤大米，丙等户（中农）每月巧一20斤大米，丁等户（贫雇农）每月5一10斤大米。1939年2月，径县县政府派员到云岭地区征收保甲经费，农抗会派骨干分子（中共党员）在新四军支持下，和县政府官员评理，强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农民已为新四军出了挑夫，不应再出钱，结果取得了胜利。章家渡工抗会因在镇上势力很大，且有武装力量，保甲长见了惧泊三分，对保甲经费也不敢硬要；章家渡工抗会办的供销合作社，也抗掉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营业税、屠宰税、烟酒税等）。

　　各镇、厂的工抗会还组织领导民众进行了增加工资的斗争。章家渡糕饼店工人因生活艰苦，为增加工资而罢工，工抗会予以支持，并找老板说理，结果老板同意每人每月的工资由6一7元增至7一8元二通过增资斗争，手工业工人一般的增资幅度在10％左右，不增加工资的则每元减少一工（如本来一元钱做工五天则改成四天）此外，根据军部的有关劳动政策，还要求增加发衣服、毛巾等。

　　云岭、茂林、铜山等地的农抗会和章家渡的工抗会开办了供销合作社二章家渡工抗会在田中乡办了一个供销合作社，股本由会员凑，每0.5元为一股，共凑了近180股，合作社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向会员供应生活必需品，生意很好，三个月分红一次，每股可分红0.1元。云岭农抗会于1938年号召木乡136家集资，每家1元，在云岭街办了一个供销合作社，供应日用百货，第二年资本增到300元，每股（1元）分红0.2元至0.25元，1940年底撤销时除分红外，每股还分得5元。

　　四、创办工业合作社，发展地方经济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扩大军事侵略的同时，对中国实行野蛮的经济掠夺，特别是沿海和交通沿线的许多重要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相继失陷后，中国工业的绝大部分为日本侵略者所控制。沦陷区内的民族工业、交通运输、手工业因日本的野蛮掠夺而惨遭破坏，许多手工业者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农业生产也遭到空前大破坏。抗日战争进人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滇缅国际公路被关闭，外来经济援助的通道被阻，这样使中国的抗日战争进人一个最为困难的时期。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一批国际友人如路易·艾黎、爱德加·斯诺、伊文思·卡尔逊等配合宋庆龄、廖承志、胡愈之等人，向国际社会发起募集资金和物资，支持中国的持久抗战，并在这种形势下，组织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工合”的主要任务是召集失业工人、流亡难民，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下组织起来，兴办各种有利抗战的工业、手工业合作社，发展生产、粉碎日寇经济封锁，支持抗日斗争二1938年8月，中国“工合”总会在武汉成立，到1939年初，相继建立了西康、川康、东南、西南四个办事处，从此，“工合”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在艾黎的指导与帮助下，工合浙皖办事处于1939年4月在皖南山城屯溪成立，艾黎接受了当时担任中共浙江省委文委书记骆耕漠的推荐，委派章秋阳（工合运动发起人之一的章乃器之兄）为主任。

　　新四军部队进人皖南后，于1939年7月，新四军政治部派叶进明、侯蔚文、蒋传源三人到屯溪参加“工合”浙皖办事处工作，1939年11月，又在径县茂林设立了“工合”径（县）太（平）事务所。自此，新四军把地方民运工作与组织合作社运动紧密结合起来。

　　中国“工合”浙皖办事处在皖南下设有屯溪、体宁、径太三个事务所。其中径太事务所规模最大，发展最快。这个事务所的成员，大都是共产党员、进步人十和新四军民运部派去的人员。据不完全统计，径太事务所在1940年这一年期间，共创办合作社、工厂17个，从业人员900余人（其中有5个合作社工人数目不详）。产品有宣纸、烧碱、竹器、雨具、麻袋、袜子、鞋、肥皂、蜡烛、纱布等等，涉及到工业、手工业的诸多方面。其创办合作社的主要方式是由新四军出资，招募当地和外来技术工人，产品由新四军统购以作军需或经销二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坚持民运与“工合”运动相结合，相互促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距新四军军部20华里的小岭，当时为宣纸生产的主要集中地，“匕匕”事变后，小岭及县内其他纸槽全部停产。新四军到达云岭后不久，民运部就派人到小岭开展工作，帮助纸乡人民恢复生产。

　　新四军在双岭等地组织“工合”生产宣纸的同时，还扶持小业主生产宣纸。到1940年秋，全县宣纸生产点发展到40多个，50多帘槽，不仅安置了失业的宣纸工人，也满足了新四军各方面用纸需要。合作社生产的宣纸还被用来支持地方和友军，或用于“出口”，换回自己所需要的多种物资。

　　新四军在皖南三年发展的“工合”运动，粉碎了日、伪、顽对我抗日军民的经济封锁和破坏，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斗争。叶挺将军1939年10月10日给“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信中说：“皖南工业合作中心对我们的帮助是重要的。这些工业使我们利用了土产原料免以落于敌人手中。藉此我们还可以抵制敌人商品的侵人，使自给自足情况能够实现，皖南全体居民深以受益。”

　　同时，安置了当地手工业工人和流亡工人，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激发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在物质生活异常艰苦的岁月，新四军官兵省吃俭用，却给合作社工人以较高的待遇，使工人及其家属的温饱得到妥善解决，工人也给新四军的抗日斗争以极大的支持。很多“工合”社员，平时既是工人，又是民兵。如丁桥烧炭合作社的社员积极配合新四军参加战斗，打退了日寇的进攻，取得了云岭保卫战的胜利。在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日子里，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一批又一批新四军失散官兵北上抗日，并且帮助他们抚养孩子，保证他们全身心地参加抗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