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军部自1938年4月6日从南昌移驻款县岩寺，以后又短暂地移驻过太平麻村、南陵土塘，1938年8月2日移驻径县云岭，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前后近三年时间二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的这三年中，做了许多建设性的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整个新四军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二笔者认为，新四军军部皖南三年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下面四个方面：

　　一、完成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初步打开抗战局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迫于日军疯狂进攻之压力，国民党终于与中共达成关于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组编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协议。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次年1月新四军军部移至南昌。4月上旬，军部移至皖南款县岩寺，江南各红军游击队奉命集结于岩寺进行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先集结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县竹沟进行整编，后在皖西流波瞳集中东进。全军辖4个支队及军部特务营，共10300人。

　　就在新四军组建和向皖南转进的过程中，各革命根据地经过三年游击战争历练的红军游击队陆续汇聚到皖南，党巾央从延安派出张云逸、袁国平等赶赴新四军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以加强党对这支革命队伍的领导。军部刚移驻皖南之时，所属4个支队的组建工作大体完毕，很快，军部即令所属各部队开赴前线、杀人敌后抗日战场，共赴国难。1938年5月新四军在皖中蒋家河口首战告捷，6月韦岗战斗再次奏凯，新四军一时威震华中，抗战局面也随之初步打开。

　　有关历史资料显示，新四军军部驻扎皖南期间，所属各部共对日、伪作战3967次二毙伤日军66284人，伪军82480人，俘日军529人，伪军10321人。缴获各种武器5万余支（件）在皖南军部领导期间，新四军给日伪军以沉重杀伤，为配合正面战场起到了巨大作用，彰显了新四军的抗战实力，这是不容抹杀的历史真实。

　　二、实施北上东进战略，开辟敌后战场

　　新四军是在抗日民族战争大背景下组建而成的英雄军队。新四军组建之时，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制定抗日战略。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刚移至岩寺不久，便从一、二、丁支队抽调军政人员400余人组建抗日先遣队，4月28日，粟裕司令员率领抗日先遣队由岩寺潜口出发向苏南挺进，由此揭开了皖南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6月17日凌晨，抗日先遣队在镇江附近韦岗设伏，袭击日军一部，首战告捷，对苏南震动甚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发来嘉奖专电，称“叶项军长，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

　　就在抗日先遣队东进后不久，5月中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奉军部命令率部离开岩寺，取道茂林、土塘、高淳等地，向江南敌后挺进，后来建立了茅山抗日根据地。6月中旬，二支队离开皖南奔赴前线，在芜湖以东、京杭国道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在此之前，江北新四军四支队奉皖南军部令，于1938年3月集结完毕后旋即开赴皖中、皖东地区。5月12日，四支队将士在蒋家河口歼敌一部，打响了新四军华中敌后抗日第一枪，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其政治意义自不待言，蒋介石为此致电叶项以示嘉勉。

　　新四军遵皖南军部令开赴敌后战场之后，迅速投人到火热的抗日民族战争中去，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39年3月，活跃于苏南的新四军挺进纵队进驻扬中，打通了苏南新四军主力北上的通道。几乎同时，皖南军部和中共东南局派惠浴宁、韦一平等数十人奔赴苏北，配合作战部队开辟根据地，组建苏北特委，为新四军主力北上打开局面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苏南各部队和已经渡江北上的苏皖支队、挺进纵队等军事力量，苏南、苏北的抗战形势在此后一两年间迅速发展，引人注目。叶挺军长也于1939年春夏间巡视江北新四军，亲临敌后抗日根据地，整伤军队，激励将士，督促指导新四军加快实施东进战略。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于庐江东汤池，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和江北游击纵队，积极推进东进战略，打击日伪军。

　　1939年l月至12月，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新四军在谭震林等人指挥下进行了五次繁昌保卫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日军派遣军长官无奈中哀叹：“惟共产党（新四军）乃皇军之大敌”。1940年10月前后，日军对云岭等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新四军在军部叶挺、项英等指挥下奋勇抗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并且收复了径县县城二新四军的英勇作战，甚至引起了国际注目，早在1938年12月，苏联塔斯社在报道中就称“新四军为日军后方最可怕的游击队”。

　　皖南军部对于活跃于苏南、苏北、皖中、皖东等地的一、二、四支队和游击纵队，多次以电文、命令、调整领导干部等多种形式加强对新四军各部队开展敌后工作的领导或指示。

　　新四军组建后英勇战斗在抗日前线，屡战奇功，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创建了光辉的业绩。

　　三、新四军的快速发展

　　组建新四军是国共谈判的结果，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因此在形式上新四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叶挺军长由蒋介石“任命”，新四军的编制、经费、集结时间、地点、军部驻地等均须国民党当局批准，人数须经国民党三战区派员“点验”二但是，这些所谓的“限制”并没有完全束缚住新四军的发展壮大。

　　叶挺的军长之职虽由蒋介石“委任”，但他却是忠于共产党的事业的“党外人士”。况且，根据国共合作实现民族抗战的精神原则，八路军的领导（如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的职务）在形式上也是由蒋委员长任命的，但八路军也照样发展壮大。

　　其时，新四军隶属于国民党二战区，接受其派员“点验”，这既是为了减少摩擦，避免误会，更是为了“合法”获得枪械军资的策略。当然，新四军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受制于国民党方面的限制。统计数据显示，新四军成立之初，经过“点验‘的人数为1.03万人，皖南事变发生前，没有经过”点验“的新四军人数已经发展到10万之多！新四军四支队成立之初仅有3100人，到1939年5月已在舒城发展壮大到1万余人，”除了在舒城成建制地发展两个游击大队、1个纵队、4个游击中队1000余人外，陆续在舒城吸收参加四支队的还有1000余人，“铜陵沙洲坝一带是国民党军驻防区，又是敌后，新四军到来后，受其影响，民众自发组建游击队，一批批发展到1000多人，后来陆续补充到新四军三支队，沙洲因此被当地民众誉为革命的”韭菜地“。

　　四、新四军的民运工作

　　当然，新四军突破”限制“还表现在广泛开展民运工作，撒播革命火种等诸多方面。

　　新四军的民运工作尤其值得一提二新四军进人皖南以后，便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二皖南人民的精神为之一振，被压抑的抗战热情如火山喷发。

　　1938年5月，新四军在皖南的第一支队民运工作队组成并进驻茂林，开展民运工作。由于工作队和农抗会的不懈努力和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新四军还抽调大批民运干部到皖南各地。8月前后，从民运部和老工作队里调出了许多同志，组成新的工作队，经过短期培训分别派到径县、南陵、铜陵、繁昌等地开展工作二皖南各地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新四军打了胜仗，群众自发组织慰劳，并踊跃报名参加新四军。

　　新四军在皖南的民运工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取得了很大成绩。群众组织起来了，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群众自动参军，部队得到了壮大。1939年新四军五次繁昌战役、1940年粉碎日军万余人的”扫荡“及收复径县的胜利，都是在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

　　1938年8月，新四军进驻云岭后，新四军民运部、战地服务团的战士们深人民众，以多种方式宣传抗日，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新四军将士与根据地百姓同甘共苦，实行减租减息，帮助群众发展生产，组织农抗会、青抗会、工抗团、儿童团等群众团体，至1939年10月，皖南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群众团体会员达25万人之多。为扶持中华文化瑰宝宣纸生产，新四军挤出资金给予支持，帮助组织合作社，并优惠包销；为了方便群众交通，叶挺军长指示在军部附近的叶子河上架设桥梁，”叶挺桥“由此而来。新四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建立了鱼水之情，群众也被广泛发动起来投身抗日革命斗争，根据地也更为巩固。

　　新四军皖南军部还设有教导总队，先后举办6期（有说5期）培训班，培养了革命干部4000多人（有说5000多人）二为活跃于大江南北的广大抗日战场输送了大批党政军骨干人才。军部还要求所属部队培训抗日干部，集聚抗日力量。据95岁高龄的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顾问朱农同志回忆，1938年12月，他听说新四军三支队在繁昌举办抗日救亡培训班，就去参加，那一期的学员”共有100多人，铜陵最多，南陵次之，繁昌少一些“，朱农后来任铜陵县委书记，领导铜陵地区的游击斗争。类似三支队举办抗日救亡培训班的情况在其他新四军部队普遍存在，可以说，皖南地区乃至大江南北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与当时新四军培养抗日干部、集聚抗日力量的努力密不可分。

　　在简要论述了军部皖南三年的主要历史作用后，笔者尚感言尤未尽，有必要论及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有可能影响到人们对军部皖南三年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是叶挺与项英之间的矛盾。

　　长期以来，史家和论者对于项英和叶挺之间的矛盾不吝笔墨，有的甚至以此来低毁皖南军部。其实，叶项之间的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般糟糕。据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同志回忆，新四军组建初期，项英、叶挺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项英十分尊重叶挺，叶挺也很尊重项英和党委的领导。

　　新四军的生活非常俭朴，但为照顾叶挺起见，项英指示军部为其办起小灶，自己则与战士们同吃大灶。当时叶挺来新四军工作时，身边带来了一些故旧亲属（如叶辅平、林植夫、沈其震等），项英均给予热情接待，并委以重任。

　　客观地讲，项英、叶挺之间是存在一些矛盾，但对这些矛盾应给以正确分析。笔者以为，叶项矛盾的根源有二：一是受体制、机制问题的影响；二在于战略战术思想的差异所致。

　　其一、当时的叶挺虽为新四军军长，但是身处党外，根据党的组织原则，一些文件不能查看、批阅，一些会议不能参加，这在具体工作中很容易造成隔阂甚至误解。

　　其二、项英是工人出身，最早从事工人运动，土地革命时期练就了擅打游击的战略战术；而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叶挺是职业军人出身，北伐战争中更锻炼了阵地攻坚战的战略战术。由此可见，二人在战略战术上差异甚大，这种差异往往会带到工作中，这在有形无形中影响了二人的关系。

　　特别要指出的是，叶项之间的矛盾是机制、体制所致，是战略战术分歧所致，而非政治原则的偏颇，更非个人的拉帮结派、以权谋私。这种为着革命前程而产生的矛盾无损于叶挺和项英的品格，他们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