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敬爱的父亲诞辰100周年。

　　1912年8月，父亲出生在安徽六安苏家埠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在家乡读过私塾，后因家贫，作为家中长子的他只得辍学帮人打工、放牛，小小年纪受尽剥削、压迫。

　　1928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红遍鄂、豫、皖地区，地方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苏维埃政府成立，建立了农民协会、自卫军、少先队、共产主义青年团等组织，父亲也参加了农民协会和自卫军，打土豪、分田地、站岗放哨。党的教育和农民运动的实际斗争，启发了父亲的阶级觉悟，使他认识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求解放的。16岁那年，他毅然决定参加红军，成了一名“红小鬼”。

　　土地革命时期，父亲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战斗和艰苦卓绝的长征。父亲随红四方面军翻越大雪山、三过草地，当红军丫大主力会师会宁结束长征后，红四方面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从甘肃进人新疆，为抗日战争建立巩固的西北后方。

　　1937年2月西征途中时任红30军88师265团政治处主任的父亲，在甘肃永昌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腿部负重伤C当时，因情况紧急，动员不到担架，组织决定：就地养伤、伤愈后自己找到延安去。父亲伤口刚刚封口就踏上了去延安的路途。因为沿途都有敌人的岗哨，还遇到土匪、地方民团的抢劫，组织上给的路费也被洗劫一空。父亲大路不能走，只能走小路，白天不能走，只能夜晚走，口渴了，喝点河水，肚子饿了采野菜野果加上讨饭充饥，鞋烂了，光着脚向前走……历经艰辛，终于到达延安。1937年8月父亲进人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5月毕业，调到皖南新四军第一期教导营第一队任政治指导员。同年10月调到第二期教导总队一大队任教导员二1940年，日军大规模“扫荡‘，皖南地区。父亲率领学员奔赴前线，参加了父子岭、何家湾、汀潭等地的反”扫荡“战斗，酉己合主力部队粉碎了日军妄图摧毁皖南抗日阵地的企图。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父亲所在的部队奉命向苏北转移途中遭遇顽军的包围，担任新四军特务团一营教导员（统一战线，对外称副营长）因营长负伤代理营长的父亲在太平县铜山岭的战斗中，以一个营的兵力击溃顽军一个师，阻止了顽军的前进，受到叶挺军长的奖励二父亲拼死突出重围到达苏北根据地后，参加了车桥战役，讨伐了国民党税警团陈泰运部。在苏中特务四团任团长兼政委时，该团担任了南坎战役主攻团的任务，此次战役在广大指战员、民兵及友邻部队的配合下，发扬了敢打、敢拼的顽强作风，一举全歼南坎据点之敌，并消灭了增援的日寇，同时攻克了附近的几个小据点，在敌人数百里的篱笆封锁线上，捅开了一个大缺口，为”清乡“区和非”清乡“区开辟了一条”海滨走廊“，此战役受到苏中军区首长的通令嘉奖。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历任华野一纵二师副师长、师长，20军59师师长等职，参加了鲁南、莱芜、孟良固、豫东、淮海、渡江、上海等着名战役。

　　战争年代，长时期的积劳成疾，加上肺部子弹未取出，父亲终于病倒了，大出血……住进了医院，那是1950年。

　　父亲是个功臣，可是他从不居功自傲。他殊死奋战，九次负伤，身上留有11处弹痕，最大的两处伤口竟能容纳下一个拳头，有两块弹片，一块在肺里，另一块在左大腿根部，因部位特殊，一直未能取出。他屡建战功，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章、一级解放勋章；他九死一生，经历过长征、西征、”皖南事变“。

　　建国后的父亲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断为人民再立新功。首先，他把精力转变到学习上，父亲说：进人到一个新社会，有许多新的东西要学习，不学习就要掉队了。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父亲白天上班，晚上回来还自学文化、自学新知识，有时候碰到问题还会向母亲请教。因为母亲是初中生，在父亲心目中母亲可是个大知识分子了！

　　母亲阮方，1921年出生在上海，在校读书期间，参加了与上海地下党有密切联系的青年会二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未满17岁的母亲随青年会成员先到延安，后转至皖南新四军，在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母亲在工作期间常到群众中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还到部队帮助排练文艺节目、出壁报、黑板报，担任过文化教员。1939年人党。1940年，在皖南径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经童紫同志介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批准，和父亲程业棠结为终身伴侣。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母亲撤离出来后，又经历了数次战斗，负过伤。母亲一共姐弟三人，她是老大，她参加革命后，又先后把她两个弟妹从上海带到新四军部队，她的弟弟在新四军中当营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是我们从未见过面的舅舅）。母亲的妹妹在新四军部队中当文化教员，解放后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官。她（他）们三人在新四军部队中表现都非常出色，为革命贡献出了宝贵的鲜血和年轻的生命。母亲在扞卫民族独立的战斗和解放战争中先后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父亲与母亲是在革命队伍中相识相恋相爱的，共同的理想使他们走到了一起，风风雨雨并肩战斗，度过了46年的革命生涯。战争年代，他们相互信任、相互学习；和平年代，他们相互扶持、相濡以沫二在战争年代，父母亲有过两次生离死别。一次，是在他们新婚不到一年的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夫妻天各一方，彼此都听说对方在突围时牺牲了，在极度痛苦的时刻，双方都把个人的悲痛深埋在心底，继续为民族而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组织多方寻找下，这对患难夫妻才得以重逢。第二次，是在1947年的孟良固战役，这是父亲第九次负伤，多次伤势严重，处于垂危之际都活过来了，可是这一次母亲却听说父亲牺牲了。一天，母亲在沂河边望着沂河水，思念着父亲……这时，忽然远处传来一连串的喊声：”阮协理员、阮协理员！“母亲回头一看，只见父亲骑着快马飞奔而来。原来父亲是去纵队开会，途经此地，警卫员机灵，远远看见了，就叫了起来。母亲见到了父亲又惊又喜：”你还活着？大家都在传说你牺牲了！“父亲嘿嘿地笑着说：”我不是好好的吗？人们都说九死一生，我九次负伤，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可马克思又让我回来了，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呢！“说的母亲破涕为笑。

　　接着，他把工作重心从战争转变到和平建设上。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担任第十三步校校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进人和平时期，父亲仍然不忘红军年代、抗大时期留下的好传统、好作风，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披肝沥胆、奋勇拼搏的精神C在省军区，他经常深人基层，调查研究部队和民兵工作新情况，使部队和民兵工作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记得在我们孩提时期，经常看到父亲下部队，他以部队为家，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他爱兵如子，在战十们的心目中，他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由于他的平易近人，大家都愿意接近他，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他说，在下部队期间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文革“期间，国民经济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二毛主席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省军区响应号召，派父亲到地方落实毛主席指不，父亲临危受命，立即奔赴第一线，排除各种干扰，紧紧依靠工人阶级、技术人员和革命十部，奋战了无数日夜，支撑住了安徽部分地区在政治斗争中变得千疮百孔的经济局面，为国家渡过难关做出了贡献，这在那个全国生产大面积停滞、甚至倒退的时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父亲对此事从未张扬，而是在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我们面前翘起了大拇指！1969年，父亲任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在兵团期间，父亲实际上是军事工作的主管，兵团里的副司令员、副政委、司、政、后机关领导干部大都来自解放军总部、各军区、各兵种，不少同志是”文革“中被整到兵团的。父亲对这些同志怀着深厚的感情，以敢于担风险的革命情怀，团结他们，亲近他们，放手让他们工作，使这些同志在逆境中得到一些宽慰。生产建设兵团，有来自安徽、上海和全国各地的数万名知识青年。父亲对他们关怀备至，经常到各个知青连队，讲革命传统，创造条件，鼓励青年们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学生产技术，搞科学种田，一大批知识青年得到锻炼，成长为建设上的优秀人才。兵团生产建设得到深人发展，各项工作生气蓬勃二在家里，父母还热情接待了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及其子女。

　　父亲是一位喜欢孩子的人，我们兄弟姐妹七人。记得小时候，只要父亲一回家，就会被我们一帮小孩子”抓住“讲故事，而且要讲打仗的故事，玩老鹰捉小鸡游戏，父亲当”老鹰“，谁被”老鹰“抓住了，就要挨父亲的胡茬子。小孩子难免会出错，遇到我们犯错，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们，总是循循善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你心服口服。遇到孩子们共性的问题，父母亲就会召开家庭会议，进行帮助教育二父亲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每次下部队回来，若逢星期天和节假日，总要带我们出去郊游，参观游览，介绍祖国的大好河山，介绍战争年代的遗址，瞻仰烈士陵园，寓教于乐。父母亲爱我们，但绝不溺爱。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父母亲对我们要求是很严格的，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对我们说，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念不起书，所以文化程度低，底子薄，现在新社会了，有这么好的条件，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掌握本领，将来报效祖国。1968年以后，我们都先后离开家走上工作岗位。临行前，父母亲都要找我们谈话，要求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服从组织安排，做好木职工作，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不要搞特殊化，要联系群众，要靠自己，不要依赖父母。父亲总对我们说：”有多大本领，就做多大事，没有那个大德大才，就不要去当那个官，靠父母推到领导岗位上，担当不了，也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于人民于自己都不利“。

　　由于父母亲的严格要求，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们都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并受到表彰和奖励。

　　1983年，父亲离休了。父亲非常珍惜离休后的生活，他每天读书、学习，练毛笔字，听广播、看电视新闻，关注世界风云，关心国家大事、担任校外辅导员，参加力所

　　能及的劳动，欢享天伦之乐……父亲的离休生活丰富而又有意义。1984年父亲进人上海警备区第四干休所休养并担任党委书记，在所期间父亲十分爱护体贴离休老同志，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深受大家的爱戴。

　　1986年9月3日，父亲突发心脏病、脑血栓辞世。追悼会那天，干休所全体养职人员都到龙华殡仪馆为他送行。

　　父亲少年时代就不甘心受剥削、受压迫而毅然参加红军，在他58年的革命生涯中，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革命信念不动摇，始终抱着一颗赤子之心，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履行着人党誓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从大局出发，以革命为重，对自己要求严格。战争年代他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畏艰险，不屈不挠。和平时期，他忘我工作，联系群众，艰苦朴素，永不忘本。毛：”一个人做点好事难的是一辈子做好过说难席不主并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人民，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父亲用一生的时间，做到了毛主席说的最难的”一辈子“。父亲戎马一生，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部队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父亲就没有加过薪，反而在国家困难的时候减过薪。父亲当年的薪水应该不算低了，但他却没有存款，他的钱到哪儿去了呢？他用他的工资支援灾区，支援国家建设，支援家乡人民，支援身边有困难的人……父亲当了一辈子兵，穿了一辈子军装，母亲给他做了几套便装，他也很少穿，离休后直到去世前的数年中也一直穿着旧军装。父亲一再告诫我们：我们国家还不富裕，要把好日子当穷日子过，居安思危，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我敬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父亲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现在我的面前，好像父亲还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仿佛还听见父亲在给我们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仿佛还感受到和父亲在一起谈笑风生的幸福时刻，仿佛还看见父亲戴着草帽，在阳光下的花园里清除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