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钧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每当想起他那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坚强的党性和纪律性，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服从党的事业需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联系实际，襟怀坦白，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勤奋工作，作战积极负责等等高尚品德，优良作风，我的心就不能平静。在纪念成钧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把我同他一起学习、工作、战斗的往事记述下来以兹悼念。

　　我和成钧同志是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相识的。他是红军第二方面军一个团的团长，我是西北红军一个团的团长。同在抗大一大队第一队学习，他是七班的班长，我是一班的班长。在学习、生活、工作、劳动（挖窑洞）等活动时常有接触，总的印象是好的。当学生时管自个学习和工作是主要的，同志之间虽有来往，但了解并不深。1938年1月抗大为开“一二八”运动会进行了一次实弹射击考试。成钧同志用三发子弹打了28环，我用三发子弹打了26环，他是第一，我是第二。学期未满，也没有等到参加运动会就调离抗大，分配工作。实弹射击成了我们的“毕业考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为导火线，日本帝国主义有预谋地制造事端，乘机发动对我国的全面进攻，华北、华中大片国土很快沦落敌手。敌后不少爱国人士，奋起抗战。有些进步人士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去指导他们开展游击战争。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急需一批干部适应这一有利形势。党中央从延安党校、抗大抽调了近百名县团级干部到武汉由长江局分配工作，成钧和我同在这批抽调干部之中。

　　1938年2月，这批干部由延安出发到西安，乘火车抵达武汉，立即分配工作。我被派到山东聊城一个地方武装部队工作。一切办理就绪，准备起程，接到报告，这支部队被国民党军缴了械，只好等着再分配。不几天就分配到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派成钧同志同另两个同志到豫东一支部队工作。他们到这支部队还没有开始工作，国民党军又缴了这支部队的械。他们只好回到武汉，再分配到新四军八团工作。我俩是先后到八团，我任团参谋长，他任一营营长。

　　从新四军八团到五支队（后改为五旅）再到纵队，我俩在一起工作，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要叙述的事确实不少，例举几件主要的。在八团时，他的意见能向我讲，我有事常同他商量，部队执行任务也常在一起，逐步加深了互相了解，一些重大问题观点一致，思想容易沟通。对八团这个部队的看法是一致的。八团是由坚持豫南游击战争的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抗战前不足百人。1938年3月8日开赴安徽抗日前线时，发展到1050人。三分之一的人穿着各式各样的便衣，扛着大刀长矛，有的人看到这种状况，长叹一声走了。我俩则认为：有现在的基础，在抗战的形势下定能发展壮大。基本条件是：这支部队是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经过坚持游击战争的锻炼；有党中央派来一批在主力红军工作过的干部作领导骨干；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定能发展，只要坚定不移地干是大有前途的。

　　第四支队进军到皖中时，日军正沿淮南路北犯。国民党军仓惶向大别山西撤。我军初到情况不明，我征求成钧同志意见，派他率一营到淮南铁路南段运漕一带侦察敌情，相机袭击日军，扩大政治影响。他说，我俩想到一起了，我同意。我报告了团军政首长同意后，成钧同志率一营直逼淮南路。在前进途中，友军中议论说：“红军真行，国军见了日军向后跑，红军迎着日军上。”群众议论说：“有了红军，我们老百姓就有了依靠了。”一营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查清了日军进攻合肥的情况；扩大了政治影响；还缴获、收集了不少枪支、弹药、军用物资，有的是友军赠送的。扩大革命武装，创建根据地，解决供给问题，我俩的观点也是一致的。1938年夏我俩率一营，驻在庐江县城郊，十多天扩大了1000多新战士，送到团部，在精兵主义错误思想影响下，大部被洗刷了。成钧同志气得说：“你们又不是选女婿。”对扛着枪讨饭吃的状况，我们也很不满意，常在一起议论。那时来自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政策，我们无力改变，只是私下发发牢骚。

　　1938年4月24日中央指示，我军在皖东的任务，要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根据地（基本内容）。接着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以四支队八团为基础组成五支队，开赴淮南津浦路东，扩大部队，创建根据地。中央指示和江北指挥部执行中央指示的战略部署，给我们极大鼓舞。成钧同志任五支队十团团长（由挺进团改），担负开辟盱眙、嘉山地区的任务，我是支队参谋长，当年10月我到十团检查工作，同成钧同志等学习了中央指示和江北指挥部关于四、五支队在皖东战略展开的决定，研究了开辟盱嘉地区的意见。会后，成钧同志说：“你来十团工作，我们一干。”我说：“我是奉命来看你们的，怎好不回去呢？”他说：“我打电报，建议你来任政委。”支队和指挥部批准了成钧的建议。从此，我就同成钧同志在一起工作到1949年3月。五支队改为五旅，成任旅长，我任政委。组成新七师，成任师长，我任政委。改为七纵队，成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我们在一起学习、工作了13个年头。成钧同志的优良品德和作风给我的帮助和影响很深。是很难用文字详尽表达的，讲几件主要事例。严格遵守党委集体领导下首长分工负责制。重大问题经过党委讨论决定后，分工负责的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在重大问题原则上可以说没有发生不同的意见，在执行的具体方法上时有不同的意见，讨论时，也曾经有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的局面。遇到这种情况，就停下来各自冷静地思考一番。过一阵再来讨论。终能经过对比，认为哪个意见比较正确，就按哪个意见办。成钧同志从来不计较他的意见被采纳与否，只要是正确的意见，又是经过讨论决定的就按分工坚决负责执行还相互帮助和支持。把一支弱小的部队发展成能攻善守，能打硬仗的部队，这同成钧同志在负责军事工作中作出的贡献分不开的。

　　成钧同志对作战很负责，在关键时刻常到前沿指挥，灵活运用术，手把手的教育干部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做到打一仗前进一步。五支队十团和五旅在抗日战争中，多是远离上级，单独担负任务，进行战斗时，有个打不打和怎样打的问题。党委讨论决定打不打，怎样打的问题由成钧同志提出意见，并定出作战方案，然后就分工执行。在战斗进行过程，遇到重要情况成钧同志常亲临现场指挥。以占鸡岗战斗为例。

　　那时，日军近万人，七路扫荡我区，经我军民奋战七昼夜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但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亟待整顿恢复。顽军四个主力营和土顽500多，离我旅指挥所（在占鸡岗地区）只有五华里，向我区进攻的态势已很明显。我三个主力团连续八昼夜行军打仗，极度疲劳，离占鸡岗均要一天的时间才能集结起来。成钧是旅长兼分区司令员，我是政委兼地委书记，对这种情况要当即作出决定先顾哪一头。经过研究认为不打退顽军的进攻，其他工作都无法顺利进行。要打就必须争取一天时间，把三个主力团集中起来。经过党委认真讨论，认为只能打不能走，而且要打好这一仗。决定后，成钧同志不顾疲劳连夜到元守集找十八团部署防守任务，必须坚守一天，待主力集结。我发急电给三个主力团，要他们接电后克服一切困难，务必赶到占鸡岗地区待命。由副政委兼地委副书记黄岩和参谋长张元寿回后方，向师指挥所报告情况和决心，主持恢复地方工作和支前。顽军在我阵地前侦察试探了一天，确认我只有十八团时，对我发动进攻。实际情况是在顽军展开进攻的前一天晚上，我三个主力团已赶到指定地点隐蔽集结待命。我以十八团和十四团各一部坚守阵地，消耗疲惫顽军。主力进到出击位置，待机。十三团是突击的主要方向，旅侦察连、骑兵连、炮兵连都配属该团。出击前成钧同志提出，他到十三团掌握时机，指挥所交给我。我同意他的意见并说放手打，你准备出击时通知我，我即命令十四、十五团协同出击。下午4时许三个团同时出击配合得很好。在运动中歼敌一个多营，黄昏前将敌分割包围在三个村庄，经过村落攻坚，到第二天下午4时全歼敌四个主力营2000多人，内有土顽300余人。

　　在解放战争中，每次战役由野战军决定和组织实施。纵队在战役中担负分担的任务，没有打不打的问题，只有坚决执行的问题，如何根据野战军的总意图和本纵队的任务、条件执行好，是讨论的主题。多由参谋长提出方案，经过讨论，由成钧同志作结论。以淮海战役为例，野司给我纵的任务：帮促敌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起义，实现后直逼徐州，配合东线在新安镇地区围歼黄百韬兵团。执行这个任务，第一步必须突破敌人运河防线。1948年11月6日夜，六十一团（原十团）突袭运河北岸敌阵地，抢占万年闸运河桥，当晚突过运河两个师，直指敌第三绥区驻地贾汪，何、张二将军乘机组织起义告成。此时，敌黄百韬兵团已西逃。野司急电令我纵迅速南进控制陇海路，堵住西逃的黄百韬兵团。纵队令十九师进抵贾汪掩护起义部队东移，令二十、二十一师立即南进，前进途中遇不老河涨水，不能徒涉又无船无桥，如何迅速渡过不老河成了当务之急。成钧同志即亲到河边，指挥部队搜集和自制一切可用作渡河的工具，能运多少人就运多少人抢先南渡，同时搜集器材架设浮桥。经过努力，先渡过的部队截住敌先头部队歼敌一部，协同友邻部队，逼敌缩回碾庄圩。紧接野司电令我纵对西设防，准备阻击徐州东援之敌。解放战争中，打阻击战是苦差事，又是由进攻仓促转为阵地防御阻击强敌，困难之多可想而知。成钧同志二话没说，立即率先头部队向西延伸，尽力控制较大的战场，侦察地形部署防守阵地。指挥后续部队南渡，搜集器材构筑阵地，政治动员，战勤部署等工作都交给我处理。东援之敌两个兵团，在大炮、坦克、飞机轰击掩护下从12日开始日夜不断地进攻我纵和友邻十纵阵地。到22日在碾庄圩全歼黄百韬兵团后，才退回徐州。从6日发起战役进攻算起，连续十五六天没有很好休息。正谈论战役第一阶段所取得全胜，准备好好睡一觉，即接到电令，我纵队附特纵一个榴炮团南下宿县参加围歼黄维兵团，我们立即组织指挥各师当晚分途行动。成钧同志对作战一贯积极认真负责，有仗打精神就来了，饭可不吃，觉可不睡，坚持把有关的事处理妥善为止。

　　成钧同志很关心政治工作，对部队思想状况、组织活动情况，特别是干部情况等等经常关心过问。政治工作会议，学习运动等，他都尽可能参加。不仅不同政治工作争时间，而且尽可能把时间让给政治工作。也以占鸡岗战斗前的准备工作为例。三个主力团集结起来，战前准备工作只有半天的时间，部队要好好睡一觉恢复体力。军事工作有许多事要做，政治工作也要做，我同邓少东同志（政治部主任）用电话向各团布置工作后，分头到团里去时，问成钧同志有什么意见，他说：先做好战前政治动员，让部队休息好，对军事上的问题尽可能的结合进行。一个军事指挥员在战斗即将打响，时间紧，各项准备工作都要进行的情况下，首先关心政治工作是难能可贵的。

　　成钧同志对部队各项工作要求严格，做到严人先严己，处处以模范行为影响教育部队。尤其对部队训练、干部教育抓得很紧，一有战斗空隙就抓训练。团结干部更为突出，这个部队的干部来自各个方面，不论来自何方，都能安心积极工作，可以不夸张地说，真正做到五湖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