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前夕的一天下午，我们来到老红军战士、原省军区副司令员程业棠同志的家里。程业棠将军是我省六安县人，今年七十一岁了，他从十五岁起就投身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枪林弹雨里出生人死二十多个春秋。解放后的丫十多年中，程老也没有离开军旅生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民兵建设，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不久前，上级批准了他离休的请求，但他仍然关心着部队建设和民兵建设。他和我们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风趣地说：“我是一个为人民站岗放哨的老兵。”

　　程老和我们谈话的内容是从他的戎马生涯开始的。程老出生在一个很穷的农民家里，他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大战，就是着名的苏家埠战斗，当时他在特务队任副队长。红军队伍通过四十八天的围点打援，歼灭了敌人三万余。

　　说到这里，程老向我们伸过头，指着后颈上的一个伤疤说：“这就是打苏家埠时负的伤，当时一颗子弹，从这里穿进二寸多深。我常想，我们是幸存者啊！战争年代我数次负伤，有时子弹头露在外面，我用手抠出来后，又继续带领战士冲锋二那时，我们普遍的想法是，为国捐躯是值得的，是光荣的。长征途中，我们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煮的”左“的错误，肃反扩大化，所受的苦更多，每天除打仗牺牲外，还有一些同志死于无端的怀疑之中二就是在这样艰险的情况下，也没有人发牢骚，没有人叫苦累，打起仗来前仆后继。渡嘉陵江的时候，我在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刚从团委书记转任党委书记二沿江一带山上，国民党有个把师的兵力把守。有一个山头，地势险要，敌人重兵把守着，曾经攻了五次也没有拿下来，影响渡江。后来，我们组织突击大队，大家明知突击队有危险，但却都争着报名，发誓一定要拿下山头，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参加突击大队的，大多数是党团员。这次战斗伤亡很重，战斗减员甚多，许多战友都倒在血泊中……

　　程老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时，感情很激动，他说，现在有一些青年人，听到”革命第一“，就觉得是大话、空话，可那时，我们就是这样实践的呵！”以身许国“，对战士们来说，都是自然的事。爱情、家庭，对我们每一个战士来说，当然都是需要的，但大家都能摆正位置。我是一九四O年于径县石岭结的婚。结婚不久，爱人就被分配到苏北战场去了，这一别就是两年多。那时天天行军打仗，生死如何完全不知，到一九四只年，通过组织上发电报查找，我们才知道彼此仍活在世上。可那时战斗生活太紧张，根本也没功夫见面，就是书信也难得写上几封，结婚九年，仅匆匆见了三次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才有第一个孩子。

　　程将军回忆到这里，在房子里迈起了他的军人方步二沉思地说：”教育青年一代永举革命旗帜不易啊，我和我老伴，最担心的是孩子们背上高干子女的包袱，不想再去为国效力了。所以我们虽然年事已高，身边一个孩子也不留，让他们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锤打自己。每当子女们回来探亲时，我们老两口总要找他们规规矩矩谈一次话，向他们讲烈士的事迹，要求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不做党和人民的败家子，心，永远和祖国在一起跳动。“

　　听着将军的话，我们的心热了，似乎听到了一颗强有力的心脏，在向着祖国不停地跳动。这不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后代留下的珍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