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同志于1994年7月14日溘然长逝。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位有卓越贡献的老同志，我们几个人也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我们虽然和郭老相处仅一年多，但他那忠厚长者风范，大智大勇的革命家气慨，一心为公的光辉形象，在我们心中则是一座永存的丰碑。

　　创建五支队

　　新四军第五支队是1939年7月1日在皖东定远县安子集成立的。这是以原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扩建的一支新部队，仅3000余人。八团有两个老营，十团有4个老连，十五团全是1938年至1939年春陆续组建的新单位。支队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述申（那时叫郭树勋），副司令员周骏鸣，参谋长赵启民，政治部主任方毅。支队成立不久，方毅改任路东省委书记，由张劲夫接任政治部主任。省委机关很小，和支队部一起行动，方毅书记事实上仍是五支队领导成员之一。郭述申同志在五支队正式成立前一个多月就来到部队，我们几个人除赵启民外，都是初次和他接触，知道他是老同志，有水平，有能力，尚无直接感受。那时军队党组织形式和现在不同，团以上单位叫军政委员会，兼有党委和行政双重权力。郭述申同志是支队政委，也是支队军政委员会书记，是重大问题决策人，因而他对支队的创建与发展，负有更大的责任。尽管五支队人少装备差，但任务却相当繁重，要到津浦铁路以东去开辟抗日根据地。我们当时都还年轻，对如何执行新任务，心里没底。然而，郭政委似已成竹在胸，并不忙于抓具体事，而是抓大事，我们记得他着重抓了这样三件大事。

　　一是认真传达贯彻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阐明五支队向津浦路东发展，是党中央赋予的伟大战略任务，激发指战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1938年10月在延安召开的，郭述申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向我们详细传达了会议经过和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即《论新阶段》。此前，有关六中全会内容，我们也断断续续知道一些，听了郭政委传达报告后，对这次重要会议才算有了较全面的了解。那时还没有“批判王明路线”的提法，六中全会也没点王明的名，事实上是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一次系统而有力的批判。郭政委的传达和阐述，使五支队干部受到极大鼓舞，大家意气风发，决心为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而英勇奋斗。

　　二是抓团结。我们从八团成立到扩建为五支队，党中央分批调来大批干部，当时从支队到营这三级干部绝大部分是从延安来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郭政委号召紧密团结，相互尊重，各人都要尽最大努力，去实现党中央制订的宏伟战略目标。他这样说，也带头这样做。首先，他尊重罗炳辉司令员工作职权，大政方针确定之后他一般不干预军事业务活动。罗司令员有丰富的治军经验和作战经验，有郭政委大力支持，有副职首长协助和全体同志努力，短短40余日，部队的训练与整顿便大有成效，对执行新任务也就更有信心。由于支队领导之间团结状况良好，全支队团结也好，大家心情舒畅，各展所长。从五支队到后来的五旅，内部团结一直是好的，部队朝气蓬勃，这种优良传统作风，恰是郭政委打下的基础。由于郭政委团结同志，作风朴实，平易近人，格外受人尊敬，到任不久就很有威信。

　　三是抓东进大部署。五支队成立前，八团曾派二营随方毅去路东侦察过。支队成立后，郭政委征得支队领导层和省委同意，又派八团三营和一批民运干部协同省委再次去路东作广泛的社会调查。支队军政委员会根据这两次侦察结果，对东进军事部署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同时加紧训练，提高部队素质。有关地方工作，主要由省委主管，五支队给予大力协助。

　　由于准备工作充分，支队主力于8月份越过津浦铁路进入来安县境，十团在10月上旬到达嘉山县北区。这时候的五支队，可谓将强兵寡，无炮少枪，到一个新环境去开辟根据地，实非易事。但是由于郭政委的精明领导，全支队团结一致，大家充满了必胜信念。
　　在路东区开展工作

　　路东区即津浦线至大运河的江淮之间地区，分属苏、皖两省10个县，人口400余万。这片地区除西部有些贫苦山区外，余者多为水网地，比较富庶。五支队初到路东时尚无国民党正规军，只有些各自为政的地方武装。在盱眙和来安两城有国民党县政府，其余县城全被日、伪占据，乡村遍布游杂武装，客观条件对我开展抗日工作、创建根据地有利。这个地区国民党的实力也不尽相同。来安与天长的县长都是安徽省刚派来的，各有几十名广西兵，嘉山与仪征县各有常备队200余人，还有一些名目繁杂的小型武装，国民党的县长也管不了他们。高邮与江都县政府设在运河东，滁县与江浦县政府设在铁路西，基本上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六合县长姓洪，有常备团千余人，原是沭阳帮匪，到任不久，既无战斗力也无治政能力，与当地人民是对立的。盱眙常备旅长兼县长秦庆霖的势力最大，有3000余人。秦是皖北人，在北洋军阀做过师长，有一套统治手腕，已在任一年半，有一定的统治基础。我们到路东后曾一再争取他，推动他抗日，但他顽固不化，不抗日还破坏抗日，成为我们开展工作的障碍。针对路东区现实情况，郭政委与支队领导和省委研究确定，抓紧时机，以半塔为中心展开活动，按六中全会精神，大刀阔斧地猛力发展。按分工，支队直属队与省委驻半塔，直接抓临近各区乡工作；八团一分为二，团主力置于来安县城一带，副团长罗占云带二营改称新八团，去天长与仪征间活动，因为有了新八团，团主力在口语中便成了老八团。十五团在六合县境，十团在嘉山北和盱眙西地区，都积极展开工作。路东

　　区这片混乱的抗战死角，自五支队到来之后顿时活跃起来。我们到达路东区后，首先是积极与日、伪军作战，计有支队主力两次收复来安城之战，十五团在六合北打垮日、伪军的奔袭，新八团在天长南击退日军3次进犯，十团在盱眙西区粉碎日、伪军3次出扰。这些战斗虽然规模不大，歼敌最多的一次不过300余人，但影响不小。国民党军队在路东区只有在徐州会战前，广西军在津浦线南段和日军打过仗，后来就没有抗日行动。五支队一来就打鬼子，连战皆捷，得到人民广泛拥护，为我们发动群众和发展部队，创造了有利条件。

　　路东区的群众工作发展速度迅猛。国民党政府一向与民众对立，有些宣传活动也都流于形式，国民党地方势力只顾争权倾轧而不抗日，老百姓忍耐已到了极限，加以日军的残暴，这恰是我们群众工作发展迅猛的社会内因。五支队为了做好群众工作，除支队服务团和民运科专做群众工作的组织外，各团政工队和各营临时工作组，全都投入了群众工作之中。省委对外不公开，把干部分到支队活动的5个区域内，都以五支队干部名义和支队同志一起行动。这批力量深入基层，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仅一个多月时间，就兴办起各类群众抗日团体。有了这个良好开端，再进一步深入细致地做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团结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为创建根据地打下良好基础。

　　广泛开展社会上层统战工作。上层人物的心态也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人是爱国的，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团结好他们，对于稳定局面，扩大我军政治影响，都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来安县有一位社会名流叫郑百川，在当地有相当名望和影响，这位郑先生恰是郭政委在武昌师范读书时的教授。郭政委亲自去拜见他，他很高兴，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翌年成为我方第一任来安县长。

　　猛力扩大部队，发展游击队和组建人民抗日自卫武装。当时扩军是比较容易的，只要公开号召，个别动员，群众团体协助，新兵便源源拥入部队。发展游击队形式多种多样，营以上单位都在组建游击队，尽管名目繁杂，但很活跃。组建人民抗日自卫武装概由群众团体经办，把分散在民众手中的枪支集中起来，由群众团体编组成队，半塔中心区搞得最好，后来在保卫战中起了很大作用。截至1940年春节前，五支队扩大了两倍，根据地也初具规模，有了这些发展，才经得起顽固派大举进攻的严峻考验。

　　为创建大块根据地准备好干部，这一条经验至关重要。有了地盘却没有干部，等于有家无人管。郭政委预见到根据地的发展需要大批干部，早在1939年11月，指示教导大队公开在我活动区域内张贴招生通告，号召有志青年来队学习，投身抗日洪流。教导大队已有3个队，全是部队骨干，招生通告贴出去不到半个月便吸引来百余名知识青年，单编一个队，口头叫学生队。到年底，新学员已达400多人，分编为四、五、六3个队。这些学生在半塔保卫战时，经受了考验，只有第六队因成立的稍晚，吓跑了一些学员，其余各队学员都积极参战。反顽胜利后，第四队除部分学员被服务团和各团政工队调去外，其他学员都成了地方干部。五支队进入路东区，由于坚决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工作得法，经过半年辛苦经营，完全打开了局面。这固然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郭述申同志作为独当一面的决策人，他的贡献和作用是他人所代替不了的。

　　力挽狂澜

　　1939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五支队在路东刚刚站稳脚跟，苏、皖两省国民党当权者就派兵到路东区进行骚扰。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派他的正规军三十三师九十九旅和独立第六旅先后进入路东区，紧跟着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长李品仙，也派省保安处长温克刚和秦庆霖带少量部队到来安、天长一带活动。由于桂、韩两系内部矛盾重重，行动难趋一致，主要是韩德勤还没有完成军事反共的准备工作，加以对桂系疑惧心较大，行动较为隐蔽，他的两支正规部队都没有公开的反共言行。温克刚和秦庆霖则不同，公开发表反共演说，还向我十团驻地连续武装挑衅。在这种情况下，述申同志巧妙地利用矛盾，采取稳韩击桂的方针，与韩方两个旅主动联系，并与独立第六旅建立了统战关系。指示十团对顽方进犯坚决自卫，十团接连打垮秦部几次大型武装挑衅。还组织我方群众集会，批驳温、秦之流的反共言行。由于斗争策略掌握得好，我十团反击有力，温克刚灰溜溜地逃回立煌（金寨），秦庆霖被迫与我十团谈判言和，划区抗战，一股局部的反共逆流就这样被压了下去。

　　此后五支队获得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间。不久，桂、韩两系在蒋介石督令之下达成了共同反共的军事协议，桂方把路东区的皖属各县政府和武装都拨归韩方指挥。韩军九十九旅后调，一一七师三四九旅进至马坝待命，独六旅退踞汊涧尚未与我公开翻脸。但在桂、韩双方策动下，路东区一些反动帮会分子活动频繁，一时谣言四起，我控区也相继发生混乱现象。从1939年底至1940年春节前，是五支队最困难时期，部分地方反动实力派蠢蠢欲动，我们自身也不巩固，由于顽固派的煽动，有些基层干部也产生些模糊思想。反共枪声未响，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面对这样严峻形势，郭政委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力挽狂澜。

　　首先，及时扑灭项国屏部暴乱事件。项国屏是半塔镇人，反动地主，此时任常备大队长兼半塔镇长，有近200人的武装。他奉秦庆霖密令，准备捕杀我驻半塔的民运干部及省委机关人员（此时支队机关已搬到乡村），搅乱我方部署，配合韩军行动。我在半塔工作基础较好，敌人密谋很快为我方侦悉，郭政委迅速调来新八团一部，大约在元月20日凌晨，以突然奔袭手段一举全歼了项大队。随之罗炳辉司令员也赶回半塔，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枪决了项国屏。通过这一事件，半塔四周约20个保的地方乃为我完全控制，后来成了半塔保卫战的稳固阵地。

　　其次，召开“二七政工会”。这次会议开了10天，由郭政委主持，邓子恢同志到会作了长篇报告。会议目的是认清形势，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基层建设，提高信心，准备迎击和挫败反共顽固派的大举进犯。会议期间，郭政委再次阐述了六中全会精神，传达了中原局和少奇同志的总意图和对五支队的期望。经过认真而热烈地讨论，达成了共识，随即在部队传达贯彻。这次政工会开得及时，所提问题针对性强，会议内容在五支队传达后，广大指战员对于克服暂时困难，准备战胜顽固派进攻，充满了信心，从而消除了在一些基层干部中一度出现的模糊认识。

　　第三，整顿游击队。五支队组建的游击队，大大小小近40支，需要加以整顿。郭政委在整顿时，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于基础好的（占绝大多数），逐步编入主力；对于人数不多又不易集中的，交各地民运干部领导，后来都改编成地方武装；对于分子复杂而又危险性较大的个别情况，则采取断然措施，缴械遣散。

　　第四，果断解决了盛子瑾部。盛子瑾是国民党安徽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活动在泗县一带，同我淮北部队有过统战关系。1940年2月下旬，盛子瑾带2000余人的队伍从淮北南下，突然闯到半塔东北10华里的大田郢村，不明其企图。这时在天长南区出现了忠义救国军一部，韩军常备第五旅又已增调到马坝以南，桂军在路西也跃跃欲试准备向我进攻。当时半塔只有教导大队和一个特务营，盛部如果趁虚发难，五支队则置于被动险境。在这种情况下，郭政委当机立断，以特务营为主，教导大队协同，迅速将盛部包围，缴获了他们的枪支。至于盛子瑾与其他方面的关系，当时支队领导无人知晓，在那样复杂而又急迫状态下，郭政委采取断然措施，无疑是正确的。后来，曾有人对这一事件提过不同见解，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历史地看待历史事件，才是公正态度。对盛子瑾本人，五支队一直待之以礼，给他保留一支数十人小卫队，派人护送出境。

　　第五，加强民运工作，巩固我控区。五支队在路东没有形式上的政权，但是控制的区域不小。“二七政工会”后，郭政委又从各团抽调干部和动员轻伤员，充实民运工作力量。根据“政工会”精神，暂不和国民党争区长、乡长虚名，而是加强掌握群众团体和自卫队。这一做法非常重要，后来韩军向我大举进攻，我大片后方基本上都是稳定的。

　　五支队在路东辛苦经营半年，虽有些小的曲折，但成绩是主要的。郭述申同志的知识、经验与气魄都得以充分发挥，加以他能团结不同性格的人一道工作，终于打开了局面，五支队也迅速成长为一支较强的作战部队。
　　坚守半塔

　　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当发觉桂、韩有联合军事反共迹象时，即决策先破桂，后破韩，争取完全控制皖东。按照这一决策，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全部，由罗炳辉同志率领于3月初隐蔽开赴路西，投入西线作战。

　　五支队留在路东的仅2000多人，能直接参战的不过1400多人，负责警戒韩军，保障我江北主力的西线行动。

　　支队主力西调后，路东部队分布也作了调整。十五团两个连位于竹镇，教导大队仍驻半塔，特务营营部带两个连置于西高庙，并指挥一支游击队防守古城，特务营第三连放在支队部驻地苏郢以南高山集警戒，第二连和机枪连驻苏营和尚家洼。十团有一个营去了路西，团部带两个营在涧溪附近，待韩军动作后灵活使用，同时又在我控制区自卫队（中心区已改称模范队）中动员备战。

　　1940年3月21日拂晓，韩军在路东突然向我发动大规模进攻，著名的半塔保卫战，从而拉开了帷幕。韩军一线展开8个团，共万余人，从竹镇到西高庙近百里的正面上全线同时进攻，来势凶猛。对方以夺取半塔为主要目的，以三四九旅为主力，约4500人。我教导大队奋勇抗击，连续打败敌人两次大规模冲击。上午10点以后，顽军改变战法，用一个营兵力攻占半塔西北角光山制高点，对镇子形成三面包围，并用火力封锁，隔断了教导大队与支队部驻地苏郢之间的联系。

　　南线十五团两个连抵不住20倍于己的敌方压力，被迫退出竹镇，占据镇西山地扼守。北线西高庙也受到秦庆霖部和嘉山常备队猛攻，处势危急。

　　整个路东前线一开战形势就十分险恶。当时支队领导人虽然大多在苏郢驻地，邓子恢主任也在，但郭述申同志作为五支队主要领导，肩负更重的责任。他一面向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报告情况，一面紧急磋商，决定先解除半塔险情，稳住核心阵地。随后周骏鸣副司令员赶往火线，在机枪连火力支援下，亲率特务营第二连奋勇冲杀，夺回了光山制高点。我占据有利地形后，又经过一下午的反复拼夺终于解除了半塔被围之势，主阵地趋于稳定。

　　经过第一天战斗，我方已摸清三四九旅缺乏独立作战能力，仅凭火力强和人多势众在支撑。无奈双方实力悬殊过大，我教导大队只有3个军事队300多人能打仗，压力委实不小。这时我支队领导接少奇同志复电，要求死守半塔，等待主力回援。

　　路西反顽自卫作战是3月4日开始的。桂方集中第十和第十二游击纵队全部和各县常备队，以正规军一三八师为主力，于3月初向我进犯。我第四支队在五支队和苏皖支队支援协同下，连续奋战至20日，歼十二游击纵队大部、滁县常备团全部，打垮了第十游击纵队，并重创一三八师。半塔之战打响时，我与桂顽一三八师余部在定远与合肥两县边境形成对峙，该顽虽受重创而尚未完全丧失作战能力，且一七一师也有过淮南线参战之可能。实际上在半塔打响后，桂军未立即作出积极反应，反而持观望态度。尤其在韩德勤对半塔屡攻不下时，一三八师反而后撤，路西险情解除，我主力乃挥戈东援。这是在敌我力量悬殊下，能够坚守半塔的客观原因。

　　郭政委积极贯彻中原局意图，与支队几位领导同志在邓子恢同志参予下，讨论决定，不管有多大困难，坚决守住半塔！同时议定：全线作向心收缩，以保障主阵地之稳固；特务营全部集结于半塔西侧，作坚守后援兵力；十五团两个连收回到苏郢以南，占领要点据守，保障主阵地侧翼安全；十团两个营调到半塔西北侧山地隐伏，待机出击，变被动防御为积极防御；动员自卫队参战，堵塞战场空隙，巩固后方……商定后，赵启民参谋长即进入半塔镇，传达任务，指导教导大队作战，并把女生和少年排撤到后方做战勤工作。

　　半塔镇上“青抗”最活跃，他们协助教导大队学员维持秩序，组织支前，工作卓有成效，虽在战时，街区始终不乱，也无人仓惶外逃。镇上“工抗”和贫民组建的模范队，更是直接进入街外战壕，与学兵们并肩战斗，表现很勇敢。

　　支队确定的五条措施，至24日晨才完全落实。在这三天里，教导大

　　队夜间以若干突击小组袭扰敌人，白天顽强地抗击敌人轮番进攻。待全线调整就绪，顽军攻击势头已经减弱，我已转入主动。

　　收缩后的防御正面不到20公里，一线防守兵力不足千人，在自卫队大力协同下，顶住了三四九旅、独立第六旅和盱眙常备旅共万余人的持续进攻，战线始终未被突破。一直打到27日下午，我东西两路援兵同时到来，韩军乃匆忙败退，守备战胜利结束。半塔守备战的胜利，保障路西对桂顽作战的胜利，也创造了对优势之敌固守成功的范例，后来陈毅同志对半塔之战给予很高的评价。

　　支援路东建政

　　皖东反顽自卫战胜利后，少奇同志领导建政，路东8县，路西5县，共建13个抗日民主县政府，两个专区级行政办事处。这片地区后来改称淮南解放区，是我党在华中第一块大面积根据地。

　　路东区建政由邓子恢同志主持，郭述申同志大力支援这一繁杂浩大的工程。在我们已收复的县城，如果不能迅速建立行政秩序，在日、伪势力觊觎下，很难巩固。少奇同志曾经说过，发展华中迫切需要一个大的“家”作进展依托，同时华中敌后又有许多地方特色，也需要通过建政积累经验，因而皖东建政具有战略意义。对此，郭政委有较透彻的理解，便以极大热情协助邓主任工作。

　　路东区建政是4月初开始的。当时省委干部很少，郭述申同志把教导大队培训过的那批知识青年交给省委，在各处做群众工作的民运干部也大多原地留任，再加上群众团体中的先进分子，全路东区、乡两级政权很快组建起来。4月上旬和中旬，我党留在大别山的几百干部分批撤到皖东，县级领导班子和路东行政办事处在4月20日前后配齐。五支队除了支援大批基层干部，又调江靖宇任来安县委书记，汪道涵任嘉山县长，余纪一任盱眙县长，他们为皖东地区的建政工作积累了经验。

　　邓子恢同志曾在苏区中央政府任部长，对地方工作有丰富经验，在他直接领导下，建政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郭政委虽未插手建政事务，除了人力支援外，曾向邓子恢同志提过些有益的工作建议。迫于当时形势，建政工作首先是加快速度，然后再整顿提高，不然，在大战之后无法保证社会稳定。

　　在建政工作中，仍保留了保甲长制度，因为新政仍通过他们与群众见面，只是对保甲长采取区别对待办法，群众反映坏的予以撤换，改由群众团体中积极分子接任，年轻进步的一般都保留未动。大约到5月初，路东各级党政机构已组建完毕，乡以上都有脱产武装，自卫队一律改称模范队，由乡指导员直接掌握。其后再开办训练班轮训干部，基层干部经过提高和整顿，素质有所改进，这时的路东根据地秩序井然，生机勃勃。后来少奇同志曾说过，皖东根据地建设得最正规。这同五支队领导和郭述申同志付出很大辛劳是分不开的。
　　光辉形象永留皖东

　　郭述申同志于1940年9月离开皖东去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工作后，我们分开了，直到全国解放后，我们才又先后见到他。

　　郭述申同志离开了五支队，但他的崇高品德和光辉形象，凡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前面讲了他政治上卓有远见，善于团结同志，处理果断，这些只是表象，而他的思想境界，他的品德，则更加纯美、高尚。我们和郭老相处时间不长，在这样几个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郭老胸怀宽阔，对同志满腔热情，善于团结各种不同性格的人一道工作。他对下级总是善意帮助，我们从未见他对谁恶语相加，更没有整过人。故而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有什么话都可以对他讲，上下级之间和同级之间肝胆相照，众人一心。这也是五支队飞快成长的一条重要原因。

　　第二，他崇尚实事求是，凡做事、说话，无不注重从实际出发。在我们和他相处的日子里，从未见他有过不切实际的言论。他多次给我们做过报告，除了传达和解释上级指示，讲情况和任务、办法，没有废话，他不是讲演家，但他的话总是很实在。

　　第三，不争功，不诿过，在荣誉面前后退一步，在困难面前挺胸而上。五支队在路东胜利接着胜利，但在公开场合他从不出头露面，都是由别的同志出头。半塔保卫战期间，中原局给的那个“死守待援”任务，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可谓极端困难，而郭政委没叫一句苦，多大的困难都由自己承担。他向我们传达六届六中全会文件后，曾和我们讲过他在湖北省委书记任期内贯彻不得力，还作了自我批评。至于他方干扰和诸多客观因素制约，他只字未提，只说自己的责任。他那样一位高级干部老同志，能如此不隐讳失误，这种坦诚精神，多么难能可贵！

　　第四，在使用干部上，他任人唯贤。我们在前面讲到五支队营以上干部大多从延安来，与郭述申同志都没有历史渊源，他则一视同仁，一律重用。原八团本身干部来源也不单一，有红军游击队成员，有河南省委陆续介绍来的地下党员和知识青年，郭政委从不重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只要是德才兼备就大胆提拔，也不论资排辈。在经营路东期间，本地又涌现出一批优秀青年，路东建政时，郭政委特地交代民运干部，都给他们分配了适当工作。

　　第五，一切从大局出发，不谋自己小单位的任何方便。这里仅举教导大队整编为例，足以说明郭政委的全局观念。教导大队三个军事队守半塔有奇功，五支队新干部多又有损失，本应留下这批学兵做骨干。然而路东联防司令杨梅生提出由于他们白手起家，要这批学兵做干部。江北指挥部也提出要调教导大队去军政干校作基础。郭政委没说二话，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

　　第六，平易近人，始终以普通人面貌出现于同志之中。他的资历那么老，对革命有过那么多贡献，但他从来不言己功，不计较名誉地位，待人以诚，待人以礼，在熟人行列里他就是个普普通通老战士。